思想穿上制服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的权威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同时，在权威的压迫下，将人的地位渺小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其实，人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地位与财富，而在于他的思想。因此，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强世功：自由主义与苏格拉底哲学。最近有一种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性威胁的理论，这就是复苏苏格拉底哲学，这个理论起于美国现在很有名的一位哲学家——Leo Strauss，其理论的影响力就始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哲学家作王带来的灾难，包括俄狄浦斯开头的城邦的灾难，但更重要的是哲学的灾难，"过度"的灾难，即哲学的僭妄。哲学如何面对城邦如何面对法律，在我们今天就成了哲学如何面对构成城邦基础的现代性问题。

静静聆听欧美105首浪漫金曲音乐合辑（MP3 320K）

1941年，65%的德国人家庭中拥有了收音机 —— 不能收听境外电台。因为自1939年起，收听境外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就是犯法。老百姓都明白，戈培尔企图用收音机干什么。他们已经开始厌恶，把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叫做“戈培尔的嘴巴子”。但，此时的德国人民，充其量也只剩下对这个“嘴巴子”开与关的权力，已经无法阻止戈培尔运用国家暴力不断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这意味深长的告诫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地深思。

哈耶克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曾断言：不少权威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它们的成就并不逊色于当世；但当他们回望自己为人民建设的设定目标时，看到的将是一些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陷入了贫困。因此，盲目追求GDP的增加，表面上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增加，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GDP数字意义上的增加，让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使我们误以为全体人民能从GDP的增加中获益，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极权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希特勒清楚，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最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这个制度下的每个人都甘心情愿地为这个体制服务，同时使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无比壮丽的崇高的事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只用外在的强迫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要教会人们把这项事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就需要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一种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必须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实施极权专制统治时，使人民由于麻木与愚昧感到不到压迫的痛苦，甚至欢迎这样的压迫，一般说来，极权主义的统治就已经获得了驱使人民遵照独裁者的意愿行动的成功。

你的笑颜（Your Smile）,这首曲子出自班德瑞的《仙境》这张专辑，似乎常被用电台作为午夜节目的背景音乐。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展现了兼融东方的抒情与西方的典雅细致的音乐风格。

为什么希特勒要和柠檬过意不去？为什么纳粹当局要德国民众用大黄叶梗来代替柠檬？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很有几年时间了，按照最近数据统计，07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一，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自己在07年宣布的升值不超过百分之七的诺言。很多人为此说政府言而无信。但人民币升值，顶点在哪?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乖乖，谢绳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呀。算了，我直接来查交大的主要领导吧： 　　上海交通大学 校 长：谢绳武 　　副校长：盛焕烨 沈为平 叶取源 张圣坤 许晓鸣 张世民 　　C.P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书 记：王宗光 　　副书记：陶爱珠 潘永华 陈 龙 　　常 委：王宗光 谢绳武 蒋秀明 陶爱珠 潘永华 　　陈 龙 盛焕烨 沈为平 王永华 田信灿 　　C.P上海交通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王永华 　　校长们除了"许晓鸣"，都写了条子；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20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最近，中共中央召开了经济会议，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决策，而这个决策时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就是要在2008年进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个经济决策有甚麽意义，对未来有甚麽影响？中央经济会议作出的这个决策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自经济改革之后的一个最重大的经济转折性决策。它的出台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向了严峻时刻。这个决策时非常艰难，用中共总理温家宝对中央内部的高层话讲：「情况危急，在这种时刻， 除了壮士断腕， 别无选择。」

古代的所谓“先知”，有点神秘的色彩，如搞什么占卜。二十多年前，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对他的“未来学”觉得有科学的历史观的意思，有点“先知”味儿。世事的发展，按照规律推论，的确是可以预知的。不一定能看得很远，但近期可以明确指出，如同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科学实验”。自己投身其中。及至晚年，难免要反思，这一场实验怎么说呢？付出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艰苦备尝，这还是小事，因为毕竟幸存至今。多少人在对敌斗争中，倒下去了，又有多少人在内部斗争中，（恩格斯说其中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倒下去了。生命付出了太多。对这一场运动，我看到了“两个先知”，那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启蒙大师普列汉诺夫，和中国“五四运动”的主帅，党的创始人，中国的智慧之星陈独秀。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

在全球几乎所有角落，通胀率都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对于那些正应对全球信贷市场动荡带来的增长威胁的决策者们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
如果正如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的那样，若美国经济深陷衰退，人们对于通胀的担心将迅速消失。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所处的两难困境实在是太真实了。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3.5%，英国和欧元区分别增长2.1%和2.6%，欧元区11月数据跃升至3%，其中德国通胀率正处于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价格水平也较去年同期上涨6.5%，其它新兴市场的物价也在迅速上涨。其根源都是：在这些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日益飙升的需求支撑下，食品及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苏联解体已经十多年。苏联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教训。苏联历史是当代知识分子不能不读的必修课。我阅读苏联历史十多种，包括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2002)、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2002)、曾严修《半杯水集》（2001）、约翰根瑟《今日俄罗斯内幕》（1958，英文）、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译本，1996）、纽约时报通信集《苏联帝国的衰亡》（1992，英文）等。下面的读书札记是苏联的一幅素描。

《中国人的智慧》是日本出版的关于各国人民之智慧的系列丛书的一部，还 有《日本人的智慧》，《美国人的智慧》等。本人读了《中国人的智慧》之后， 感到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人，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所以 摘译出该书的一些片断，请大家看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