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夏业良：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了！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很多人那里看到：当时像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说西方就像三代，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越来越野蛮了，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我们现在这套司法体制，它的历史，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在我们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或者两千年的历史中间，今天这样大家熟悉的，各个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司法和制度，仅仅不过百年的历史。在所有的更强的小共同体中间，在西方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古罗马时代法律职业要通过专业训练，跟法律职业相适应的专门的法律写作，法律一整套的概念体系，还有法律的学校，就可以渐次出现。

刘军宁：先知关天意 帝师妒道真——比较犹太教的先知与儒教的帝师 当时主持人逼我报一个题目，我就报了一个最宽泛的题目，把调整空间留给了自己。先知的天职与使命是传达天意，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比如说帝王的师父，或者小时候教识字、写作的，严格意义上是帝王的老师，这些人没有辅助帝王治国的能力，后来不是帝王老师的人也被称为帝师，宰相，帝王的秘书，很多人认为当了帝王的秘书就成了帝师了。

资中筠：制度与文化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

一旦传统毁灭了之后，道德就失去依托，我想讲的一个观点是道德只有依托传统，才能够生存，凡是离开传统的道德都是伪道德。恐怕还是需要从道德秩序的、伦理秩序的重建，从社会秩序的重建开始。提问：秋风老师强调道德，如果只见道德，共产党也是非常强调以德治国，每个历史的转折，如果总是选择最道德的那一个，导致的还是真正道德的破坏，伦理秩序的破坏，很多自由主义者研究神学传统，你是怎么看的？

我的题目是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发展模式的演化，先把文化的概念澄清一下，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地方问题的特点，中国地方文化跟地方的关系。现在看到地方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温州，有人把温州叫海洋文化，苏南叫水文化，还有其他地方，高山文化，盆地文化。苏南的文化，慢慢涉及到地方发展模式，先讲一下珠江的，里面有很多文化来源，珠江那边最复杂，还有岭南文化，中原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很多文化交涉的地方。

伊恩·克拉斯蒂夫：民粹主义时代伊恩.克拉斯蒂夫：民粹主义时代 （吴万伟 译） 当今世界范围的新民粹主义运动和三十年代的极端主义政党不同，他们并不企图废除民主，相反竭力支持民主。民粹主义条件 把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作为反民主态度的胜利是巨大的错误。恰恰是因为现在的民粹主义者不能被描述为反民主的这个事实让自由派困惑不已，这让他们在面对民粹主义挑战时候无能为力。这是民粹主义时代的真正危险。

周舵：自由宪政及其民主悖论 为什么自由宪政是比较而言最有效的政治制度。而"民主"，"不带修饰词"的纯民主、"民主本身"，从权利角度说，是全体成年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平等的自由权利"之一种；所谓主流，是指自由主义的民主——受自由约束的民主，兼顾自由与平等，以自由为目的、视民主为手段的宪政民主，以法治保障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民主，多数人与少数人、穷人与富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民主。

朱大可：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三种空间的历时性结构 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例证。这无疑是深刻的逻辑反论——只有从拒绝公共性的立场出发，坚守文学的孤寂性，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 为超越话语狂欢的意见空间，进而迈向更高形态的对话空间，营造一座平坦坚实的阶梯。

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

刘军宁：保守的柏克 自由的柏克 同情社会主义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哈罗德 拉斯基(HaroldLasky)曾这样评价过埃德蒙 柏克(Edmund Burke，一七二九——九七)，说他的思想是永恒的政治智慧宝鉴，没有这一宝鉴，政治家们不过是在未经测绘的海面上航行的水手。辉格党的柏克也就是自由的柏克。柏克对美国革命的支持与柏克对税收问题的看法有关。柏克关心传统，却落实在自由上。保守的柏克比自由的柏克显眼，但自由的柏克比保守的柏克重要。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述论。民国时期曾发生了两起鲜为人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分别是顾颉刚编写的《本国史》教科书风波和吕思勉编写的《白话本国史》教科书风波。从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程序来看，《本国史》教科书编写于1922年，在1929年已有新《历史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本国史》教科书必须依据新《历史课程标准》做大的修改才行。南京国民政府担心在国运衰微的特殊时期，历史教科书如此论述会不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宪法文本的批判性解读。[13]既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那么"健全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中最好莫过于设立宪法解释和诉讼的机构，从而在制度上才能做到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的宪政道德的承诺，对违宪这种"最严重的违法"得以责任追究，否则，就可能会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沦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

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则帮他监察。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皇帝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

焦国标：陈水扁两大错与两大功 陈水扁先生被扣上铐子塞进「警备车」拉走，他在拘留所绝食。台湾媒体用的是「囚车」这个词，马英九先生特别更正，说应是「警备车」，因为阿扁前总统还不算囚犯。今从马总统，用「警备车」一词。孩子爱玩具，太太爱数钱，那就由他人后门儿送钱给太太数好了，一博太太开心，二抒悔愧之意。北京贪官物伤其类谈了阿扁两大错，顺便再说说阿扁两大功。阿扁入狱，台湾的民主吓北京，给阿扁记三等功一次。

傅国涌：胡乔木表扬钱锺书 很多人都知道钱锺书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翻译的事，但他曾参与翻译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是读了谢泳先生去年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才得知的。围绕着钱锺书一定还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前两年，许多报刊都转载过一篇文章《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原来根据杨绛在《我们仨》披露，1977年，钱锺书之所以能住进"部长楼"，是因为有胡乔木在背后帮忙。

高尔基二篇。高尔基论列宁。1917年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后的星期二，高尔基在他办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写道："工人阶级不能不认清，列宁是在用他们的血来做试验，他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观其后果。高尔基指出列宁所引发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兽性发泄。电影《列宁在1918》上有高尔基劝列宁不要滥杀知识分子的情节。列宁在1920年12月10日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