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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走了 我们要继续“真话”进程

 坞丝别垎 2005-10-19
巴金走了 我们要继续“真话”进程  
2005年10月18日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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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多少有些牵强的押韵短句,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巴金是这些人中最后离开我们的。巴金的长寿,使得这个“鲁郭茅,巴老曹”的时代跨越了世纪,而让这个说法得以形成的主要文学创造,其实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文学一个有公认领袖地位的人物时代随着巴金的去世到来。尽管巴金的文学生命其实早已基本终结,然而正如一切拥有巨大声望的人物,其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重要的,他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他的身体是一种语言,他活着就意味着一种秩序。

巴金直至去世,都没有能够卸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这是文学界的“社会需要”。对于巴金来说,因为长期病扰,他甚至对生命已无倦恋,因此担当作协主席很难说符合其本意,但文学界需要一个“主席”,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文学状元”,而多元的文学生态已经形成,更何况自古道“文无第一”,故而惟有让巴金担当此任,才显得众望所归。这固然是一种悲哀,但足以说明巴金的意义。

作为作家,巴金的文学贡献在人们眼中主要由长篇小说《家》和随感集《真话录》所构成。前者显示了青年对旧家庭及其后面的礼教秩序的厌恶与反抗,后者展示了一个作家经历过人生与时代大恸之后的心灵反思,这些作品使得巴金确立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在社会中,巴金之所以一直存在,更主要的在于他晚年的随感。

巴金晚年只写作了随感,而他的随感因为对于假话与假话时代怀疑、厌倦与否定而获得人心。虽然他的表达远远谈不上大胆,某种程度上也不可谓深刻,但他持续不断地表达所显示的坚定,以及质朴思想所显示的人性常识,使之无愧于“现代文学巨匠”这样一个称号,也使得现代文学对人的命运深切关注的传统得以延续。正是因为这一点,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2005年巴金逝世,现代文学巨匠这一长达70年的谢幕仪式,得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终结。

巴金将时代大恸的产生归结于讲假话,这是否把住了事物的本质,这或许是一个问题,然而巴金是一个作家,作家并非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并不承担提供“科学结论”的任务,他是充分感性的,但必须发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对一个作家而言,如果连真话都无法说出,会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所以哪怕巴金仅仅由于作家的立场,呼唤“讲真话”的环境,说出“讲真话”的信念,但他的表达同样是社会性的。

如果说,当巴金写作他的《家》时,整个时代早已存在着一个对礼教秩序的否定环境,青年巴金以其作品提供一个文学案卷,并不会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那么在晚年,巴金经历诸多政治运动和时代顿挫之后,高声提倡“讲真话”,不仅要克服人到晚年时更加可能呈现的因循习惯、已经获得的个人利益的绊锁,而且可能面对着对个人曾经追随的东西的扬弃,可能面临假话环境的压力。而巴金对“讲真话”的提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确实证明假话曾经何其深地锲入中国社会生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假话曾经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它是一切场合的必备润滑剂。直到今天假话仍然广泛存在于生活之中,提倡“讲真话”,哪怕并未触入真话何以讲不得、讲不出的问题,毕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表达了普通社会成员的感受。

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许多源自于他显非本愿地被迫挂名一些职务,随着他的逝世,使他从这些重负中彻底解脱。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还有部分是对他“讲真话”的彻底性的怀疑,但现在我们会说,无论如何,他是那一代作家中惟一鲜明地提出了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人。从“可以有说不出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到“绝对讲真话,回击假话”,这是巴金提倡的“讲真话”仍需继续的一个进程。

作者:刘洪波   来源:河北日报网-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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