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提出的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得到了全国各高校图书馆的广泛认同，但同时也有不少图书馆界人士对此质疑，那么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具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意义？
张晓林：三代数字图书馆理念是在总结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数字图书馆发展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90年代的数字图书馆，主要是以某个图书馆自己建立或购买的数据库为主，往往依附于某一个图书馆而存在的。第二个阶段则是集成，比如美国的NSDL、英国的DNER、中国的CSDL和CALIS等，数字图书馆系统将分布的数字化资源集成在一起，读者分不清也无所谓这些资源是谁提供或谁建设的，数字图书馆将它们集中到一起作为一种集成服务提供给用户群。这实际上是供应链的建设，用户在最少的时间里通过最小的成本使用到需要的资源。也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满足最大的需求。图书馆通过集成系统集成各个数据库，尽管它们属于不同地方，但对用户来说，这没有本质的区别，图书馆在一个集成的平台上提供服务。这基本上就是第二代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在当时，这更多是从实际需求和实际的分布环境出发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而且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现在，我们需要更新一种观念，那就是“图书馆只是读者在使用信息过程中一个环节”。作为读者，信息空间在哪儿？是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多种信息网络和交流渠道所构成的整体空间，包括所在机构的内部网，也包括GOOGLE，但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图书馆。所以，不管图书馆认为自己多么重要，它的职能始终都是为读者服务的。要保证支持用户获取和利用信息，就需要将用户的整个信息空间连贯为一个体系，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很早就把“MY LIBRARY”汉化并放在自己的系统上供用户使用，但严格说这“MY LIBRARY”只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MY LIBRARY”，而不是用户自己的“MY LIBRARY”。真正的用户“MY LIBRARY”应该是从用户自己的计算机出发，把所有的信息动态地集成到一起，并与E-Learning、E-Science环境结合在一起。它是以用户信息活动为基础的数字信息环境，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数字“图书馆”了。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观念，也就是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信息服务体系，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图书馆。在这个体系中，服务是跟着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和信息行为走的。
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一直提到“移动目标”，如何理解“移动目标”的含义？这是否就是第三代数字图书馆的一个核心意义？
张晓林：我们提倡数字信息服务机制，建立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信息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是什么样的？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一是需求变化，一是技术变化，一是资源变化，包括音频视频、课件、虚拟数据库、虚拟实验室、虚拟项目组、虚拟教学环境等等，都是数字化的资源。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断发展，也必须适应这个环境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提出“移动目标”。
我们不认为到什么时候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数字信息服务机制的建设背后有太多不可知的因素，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设想。“移动目标”首先是个思想方法，在设计目前的系统时，要争取看到它今后将走到哪一步，因此，如何努力地使得这个系统是可伸缩的、可扩展的、可移植的，这是一个思想方法论的问题。不能说今天做了一套系统，以后的就不管了，今后的系统今后再设计。系统设计思想上需要向前看。其次，在系统的技术设计上，一定要遵循标准规范，技术上必须要能支持今后的互操作。互操作不仅是对别的系统的互操作，也包括对未来系统的互操作。对未来系统的互操作，就意味着系统的可扩展可移植。
同时，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系统要做到开放性，我们称开放描述。任何一个数据格式、系统功能、管理机制、操作方法，都可以用计算机可理解可解析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下一代的系统，别的系统，随时都能知道你是谁、你在哪、怎么解析你，如何与别的系统无缝链接，从而使得任何一个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模块被集成到其他系统（包括未来的其他系统）之中。
我们现在建立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是大系统和未来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在做这个模块的时候，都要想到，怎么样使得这个模块能和别的模块相互交融，也就是互操作。这方面从技术上是能够实现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只要做到这一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的数字图书馆在整个系统一开始设计时就应考虑到整个发展框架。比如现在设计的检索系统，要考虑到它今后有可能应用到一个课程讨论的系统中，或者要嵌入协同合作的系统中去，那么，需要做一个接口，任何第三方的系统都能把这个接口做为它内部的接口，任何第三方的系统都能把该系统的数据当成它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是做了系统性的思考。
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标准化问题上牵头做科技部的一个标准规范化工程，中国国情向来对标准的推行困难重重，您认为目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已经走到需要标准的阶段了吗？这个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张晓林： 2002年我们就开始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这个项目。这是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重点项目，由我们牵头，CALIS、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信所、中央党校……共有二十多家单位参加了这个项目。
当时我们有几个意识，第一，要做一整套的关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资源描述和资源检索利用的核心标准规范，保证数字资源的可广泛使用性、可互操作性和可持久使用性，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我们建了一个网站，http://www.，将所有研究成果公布于众，尽快尽量广泛地宣传标准规范研究成果，促进推广应用。整个项目由22家单位共同组成项目组，并分别组成若干个子项目组，每一个子项目组又是几个单位交叉参加，最小的一组有五个单位，最大的有十一个单位。
事实上，另一个目标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大家形成了共同做大事的氛围。除了那些具体的标准以外，这才是这个项目最为成功之处。全国这么多的单位共同来做这样一个项目，这个规模也是盛况空前的。可以想象，这种机制，很累很慢，但是形成了一种习惯，造就了一种氛围，这是超出这个工程之外的意义。
标准的推广应用的确有它的瓶颈所在，国内重建设不重规划的现象比比皆是。国家投入的标准又不能经营收费的，因而更不愿意花钱花精力推广标准。但我们这个工程一开始就做了推广应用的预算的。目前我们计划在全国各地开展培训，对企业、对厂商进行培训。同时，建立标准规范的、公正的测试环境。我们参加单位代表了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市场，我们也希望用市场交换标准，集体推荐这些标准规范。推荐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对各类图书馆来说，这是一个可供决策参考的有力佐证。
在标准规范中，很重要的是开放标准规范的概念。如何描述一个资源，首先必须开放元数据。这是一个多重博弈的结果。复杂的反而没人用，简单的但什么都能满足也很难。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来满足丰富多彩的需求。因此，我们的标准就着眼在简单的核心、标准的扩展机制上。在这个机制上逐层地扩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元数据标准。我们希望开放元数据能帮助我们把多种多样的需求结合起来。当然，标准规范的互操作问题，也是一个课题。
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是如何进行资源建设的？重点是什么？下一步对资源建设将有些什么举措？
张晓林：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要是采购和建设科技方面的资源。对科学院来说，更多使用的是国外的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等。在内容方面我们主要关注最新科研的信息资源，尤其是以全文期刊和检索数据库为主。
我们坚持资源到所，服务到人。这个含义可能在大学里并不存在，因为高校里一开通就在校园网内；在公共图书馆可能也不存在，因为公共图书馆不可能开通到整个城市，只能局限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中科院是很复杂的，全院有89个研究所分布在全国的24个城市，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不可能只开放在自己图书馆内部，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读者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开放到科研人员的实验室、办公室、甚至做实验、做考察的野外现场。对我们来说，实现的难度就很大。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重视门户，利用门户网站将不同数据库不同系统集成在一起，并实现跨库检索。国内外数据库繁多，数据库的内容交叉的现象也很多，因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叫CROSS SEARCH 的跨库检索。另外我们还做了集成期刊目录，不管在哪个数据库，都能串起来。还有联合目录、参考咨询、随易通等。随意通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移动”认证上网，这样在野外工作的科研人员也能得到信息服务。
第三就是培训。图书馆里有这么多的资源，科研人员很难弄得很清楚。目前我们购买的较大的数据库就有三十多个。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培训工作。我们每年开展“服务百所行”工作，对全国的89个研究所一个所一个所地进行培训，还现场办理馆际互借和移动认证的注册。这样，读者在家里就可以很方便地获取信息服务。研究人员可以在家上网并得到目录或全文。无论是北京的计算所、西双版纳植物园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样能了解并参与到资源和服务中去。
目前接下去的工作是要为每个所建立本所的专门资源门户。有些数字资源是在不同范围开通的，而且不同的研究所自己还建设或采购了一些资源，因此各个所的资源与集合可能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帮助研究所把这些资源组织起来，贯通起来，采用一站式服务解决资源查找的问题。这也是以用户的信息活动为基础的观念。有些问题常常理论上说很简单，实际操作的时候有太多根深蒂固的阻碍，而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们不是为图书馆服务的，而是为读者服务的。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资源建设，把供应链打通。比如我是一个读者，如果是图书馆里已经购买的电子资源，就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是其他研究所的资源，我可以提出原文传递请求；如果不是在本院，我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直接向CALIS、NSTL等提出获取请求，建立一个流通的、可靠的、可咨询的机制。
我们以后还要争取把所有资源无缝连接起来，把文献资源与数字化信息化的科研教学资源结合在一起。读者使用到的一篇文章和那篇文章提到的物种，这个物种详细的信息在科学数据库里，数字化信息化的表示都在网络上，能否将这些信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把服务做得更好。今后的工作重点已经从资源建设转移到服务建设了。所有的资源必须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方面没有不可逾越的关键技术难点，主要还是观念问题。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要舍得把重心投放在读者身上。
我并不希望读者仅仅是为了使用能够提供到桌面的服务而非要到图书馆内，我希望他在他的桌面就能使用到我们的服务。任何一个读者来图书馆来都是有成本的，在科学院环境下的成本尤其高。片面追求门庭若市的局面的代价是把他的教学科研活动打断了，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为读者服务而是为图书馆服务了。
我们也不单纯地追求图书馆网站本身的网络流量。由于资源是分布的，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读者必须到我们馆的网站上才能链接过去。我们做的事是直接帮助读者集成自己的虚拟图书馆，让他们直接访问需要的资源，并不一定要经过图书馆的门户，或经过图书馆的服务器。这些都是增加用户成本，为了流量而牺牲用户利益的观念。真正用户的“MY LIBRARY”是在用户端，而不是在服务器端。情报学早就告诉我们：用户的信息圈始终是从个人开始，到书房，到同事和朋友的小圈子，然后才找最近的图书馆。假如可以直接在一个数据库上找到需要的信息，就没有必要增加无谓的成本。原来我们是从“中心门户”-“专业门户”-“研究所门户”，现在倒过来了，先从“读者门户”-“研究所门户”-“专业领域门户”-“中心门户”，只有到了读者没有自己的通道的时候，才引导到图书馆的门户。因此图书馆门户的命运最终将变成了一个备份。
记者：国内对数字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争议颇多，不知道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张晓林：图书馆是整个知识传播链的一个环节，必须遵循知识传播的规则，不能任意地破坏它。我们希望文献资源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我们认为知识的创造积极性也是要保护的，投入资源和力量的各方的合法利益也要得到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中间争取更好的保护。保护不仅是时间成本，也有很多经济成本。我们只能在知识产权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向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任何事情都是在多重博弈的环境下完成的。现在知识产权主要是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平衡知识产权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平衡国家科研投入应该为公众带来的普遍利益和知识创造者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系。对此，我们比较谨慎处理。但有一点是广泛认同的，市场规则下要按照市场的规则行事
2005-07-12
作者：傅宇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