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劳力成本之外的优势

中国“民工荒”的问题，已经引起大洋彼岸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最近《商业周刊》对中国的“民工荒”问题刊载了长篇专题报导和评论。当然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中国工资的上涨对美国通货膨胀和联储的利率政策的影响。一篇评论说，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了10％，联储肯定不会坐视不顾；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工资增长10％，联储是否仍无动于衷？还好，答案似乎是现在还不会，暂且可以令美国人稍稍放心。 　　我觉得，不断见诸报端的“民工荒”，使我们听到了迟早会到来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脚步声，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可能会经历两个阶段：起飞阶段，即出口拉动的低劳动力成本阶段，和高空飞行阶段，即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规模效益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一个转变：从低劳动力成本型增长转变到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规模效益型增长。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不仅仅在于低劳动力成本，而且更在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和竞争的程度。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廉，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空间仍然存在。然而，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的逐步缩小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初衷。一半国民利用压低另一半人的工资而致富是不能长久的。 　　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增加了出口成本，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另一方面，它又增加了本国人民的收入，造就了一个不断增大的国内市场。在短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长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超级规模的国内市场。 　　现在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很有必要到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来可能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的规模效益。在这方面，21世纪中国市场在养活其他国家产业上的作用，可能类似20世纪美国市场的作用。从现在到这一转变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成本优势与规模效益的某种程度的混合。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实现这一转变上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在转变过程中，同一时点沿海和内陆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首先从沿海转移到内陆，沿海企业率先变成规模效益型。在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规模效益型和低劳动成本型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 　　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可能产生规模效益，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克鲁格曼等人的“本土市场效应”理论，就强调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会提高本国企业的效率，从而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可以捎带出口相对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这些产品是从竞争激烈的国内的市场规模锻炼出来的。一旦国内市场成熟，出口自然不在话下。 　　规模效益来自竞争。超大规模市场的效益来自超大规模竞争。为什么中国中小学生的自然科学成绩超过美国同龄学生2－3年，除了死记硬背的硬功夫外，激烈竞争的锤炼是一个原因。大规模市场是由大量企业和产品组成的。这些企业和产品进行着空前激烈的竞争。高水平的竞争将提供超规模的分工和专业化，极大地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超规模市场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同时也可能产生超规模的垄断、巨大的周期波动和危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超规模市场就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堆内的链式反应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如果没有坚固的外壳，完善的调节手段，也可能造成超规模的灾难。 　　由于超规模国内市场存在的高风险，从现在开始，就应当着眼长期，对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驾驭超规模市场进行充分的讨论。 　　我认为，政策应当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把建立一个高度竞争的、有序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政府不应当限制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规模效益应当来自高水平的竞争。规模表现在市场上竞争企业和产品种类的数量，表现在分工的规模。应当坚决反对对市场的垄断。市场的外部环境的高度稳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本身不应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