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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狭窄化、平庸化的工具性的高度算计是上海两性关系冷漠的原因。在两性战争中，城市前中产阶级以及整合进去的晚近阶层，同样领导着市民潮流，在两性战争中既是导演，又是主角。大幅度上升的离婚率并不能说明城市在走向新的性文明，相反标示着越来越多的人更为迫不及待的见利忘义。“嗲”的国际流通掀起“外嫁热”，导致“白脸”的尴尬。这尴尬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两性共同认定商业性和契约性。男人情面、场面、脸面“三碗面”，“一碗”也吃不了，骗子越来越多。女人性武器化，性便逃跑了。两性撕搏于恶性循环中。
女人要“身价”，男人“白脸”化，当高度的算计内化为一种人格，你说这个城市的两性关系好得到那里去？！
大概是1991年初夏，上海的一家报纸曾详细披露了一位沪籍著名女歌星巨款被男友席卷的内幕。一时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给了我一个趁机具体了解上海主流文化价值判断的机会。我问过许多人的看法，结论大同小异：谴责逃之夭夭的北方（外地）男人，而更主要是怪她自己不好。一位身处文化界的中年男人告诉我：用上海话说，她是上海小姑娘中“痴头呆脑”的典型，为啥不晓得“防一脚”，活该被“斩”进。从中我发现在上海的文化氛围内，这种事是罕见的。绝大多数人在两性关系中绝不会冒险，从没想过无条件的全部身心投入是获得幸福的基础。类似的社会新闻提醒的是经验主义的上海人“预防小心”“小心火烛”。“笑贫不笑娼”。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住的楼里有一位作肉体生意的姑娘。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全楼皆知。一天邻居的一位中学教师来串门，谈起她，讲得心平气和，和谈论一个正当职业没有两样。朋友要我别吃惊：作为教师， 他的道德标准应该很高，但这是上海，没什么激愤之言也很正常。他又补充说，如果这个女孩不是去“卖”，而是天天出去与一个男友幽会，完全可能被这位教师看不惯，被鄙称为“倒贴户头”、“十三点”。
看来，把宏观意义上的两性关系的人判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两大世界，从单一的对立的角度出发去考察两性关系是一种肤浅。没有单由性别决定的立场和态度，以上的两个例子便是说明。是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共同认同了两性关系的商业性和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契约性。从女人的角度也不难发现内容同一的事例。一位成功的朋友略带苦恼地告诉我，单位里，妇女和姑娘都认为他“花”，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对他说：你要得病就只会得艾滋病。一致认为他女朋友多得很。他指天发誓说自己是传统派，每天晚上不是去卡拉ok、跳舞、幽会，而是孤灯夜读，但没人相信，而且连这种说法都是“花”的表现。开始他有点紧张，觉得人言可畏，后来发现她们没有一点恶意，而是认为他其实子虚乌有的“花”是应该的。既然有地位、有名气、不难看、口才好，“花”一点也没什么不可以。
上海人的男女关系是一场高度默契的两性战争。
虽然统计数字表明上海的离婚率在大幅度上升，但一位来自京城的著名影视明星对比之下，还是赞叹上海婚姻的稳定。我说这其实并没脱离平庸和功利的境地，在高度算计的谨慎的考虑基础上产生的婚姻当然在统计的意义上相对稳定。耿文秀女士发现家庭中夫妻间的冷漠程度，以上海比较突出，她说：两性结合意味着与社会的适度疏离。现代婚姻中，男人与女人应是灵与肉的高度统一。
上海的不少夫妻间缺乏安全感，没法放松，因而少真正的感情。对上海男人从工人到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存私房钱，她评论说：有人报以幽默的态度，其实只说明夫妻间信任度差。上海还有家庭开支记帐，双方按比例承担，没法想象这种家庭感情会好。在两性关系中，不该留一手的地方留一手，成为人的习惯，是高度的理智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的必然结果。
讲利害和算计无疑会使人跟着社会公共价值走，它充分地表达出了狭窄的实用工具理性的悲剧性。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中尤其会自食其果。小开、伪官僚、南下干部、劳模、出身好的人、解放军将士、高干子弟、知识分子等等都在上海滩吃香过并进入轮回，有多少“出身婚姻”、“劳模婚姻”、“文凭婚姻”、“落实政策婚姻”步入冷战和搁浅。有多少夫妻几十年，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和互相看不起，和儿子睡一张床，和女儿睡一张床，就是不和夫与妻睡一床，撒、拉、洗、换在一个房间里，但消解了性的全部含义，中性化、生理化、医学化，那么残酷！
同样紧跟公共价值，在两性关系中，照样人也是要“做”的。于是又得充当“面子”的“管制分子”。离婚难看吗？！许多家庭为此宁愿是“互助组”、“维持会”。更复杂还有要讲“良心”之类的道德约束（在中下层中至今仍还比较有力）。其实，它也是商业化的一个必要构成，反映出的是保证必要秩序的中庸性。没它，大家迅雷不及掩耳地“见利忘义”，无起码的契约意识，一片混乱，谁也没好处，上海话中“良心”之类的道德词也不道德。正因为此，对外恋，上海人不说有情人，说“轧姘头”。我认为词用得漂亮。在现代的标准里，由于行为人的胆怯、心虚和鬼鬼祟祟，它毫无美感可言；而在市民约定俗成中，确实如贪污如偷盗，起码形同捡皮夹子。
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不久前在“热门话题”专栏呼吁严肃地研究上海的婚前同居、婚外恋、离异、独居问题。他提到，据统计，上海的离婚率是徐汇、卢湾等高知、高干家庭集中的区高于普陀、闸北等体力劳者多的区。这个事实，仅从表层看，我们可能得到积极的结论，认为它隐含着某种进步，是觉醒者们大胆迈向新文明的开始。但进入具体的考察，我们将发现这种乐观是盲目和想当然的。能看到的是大多数悲喜剧骨子里不过是原来范畴内的新变异，原地打圈之中唯一的变化倒是更大胆地摆脱了在低下阶层仍有力量的“良心”约束，迫不及待地追求有形和无形的实利，没有一丝高扬现代人文明精神的迹象。
上海人背负着许多的历史包袱。集中居住在城市所谓的“上只角”的前中产阶级要负很大的责任。前中产阶级以其不可思议的力量（部分是近几年社会状况赋予的）在价值态度上整合了从进大上海的干部开始的各种外来成功者，他们也属这个不太准确的范畴。“蓝屋”和关于“蓝屋”的遐想已经破败或褪色，但价值观念和尺度以及行为却固定并传递了下来。
在读研究生时，我所认识的一对男女公开恋爱关系并准备结婚，引起哗然，因为男人比女人大十好几岁，一些外地人一致认为姻缘不配，女的吃亏了，有好事者甚至仗着友情登门苦劝。但从本地人（主要是女性）中却传出迥然不同的意见，女的不仅不亏而且有赚，因为男出身徐汇区，女出身杨浦区，女一下子嫁过去是一步登天。正确的步骤是先嫁到中等的虹口区，生个女儿，再把女儿从虹口嫁到徐汇，二代接力完成任务。不过，大象闯进瓷器铺，她有苦头吃的。一位小姐评说。
我调查发现，在相对宽敞的住房里，她们中相当数量的女人性冷淡，我和一些属于她们的女士交谈，问她们好友圈子中这方面的情况，她们回忆一番，大都说：好像都可有可无。我没有做深入统计调查，但知道有一句暗语是从这个阶层传出的，叫“为人民服务”。有人说“昨天为人民服务了”，大家都知道：哦，她昨天与丈夫同房了。在为数不少的女人那，性是表彰、性是奖励、性是对生日晚会和鲜花的报答、性是彻头彻尾的义务。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祖宗――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性本能也没有像这样自觉自愿地不知不觉地逃跑过。看起来很难，
只要能做到根深蒂固地把性武器化，慢慢就会有这个效果。不少人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便与人调情，但不能轻易与人睡觉，那是吃亏，除非仔细想过，值得。这好像与“房中术”相似，“房中术”为养身而不为性本身，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为的是一个性以外的东西。前中产阶级的示范，其它人学习和掌握。有人刻毒地说：上海女人裤带上打个死结，然后什么都肯干。
在两性操作中，“嗲”是个分寸感强烈的词，一旦过分，在“发嗲”和“嗲溜溜”等评价词中，“嗲”是贬义的。示范的“上只角”常嘲笑学习的下只角“嗲”得不到位，有一种坏了帮规的恨意。男女关系一般情况下是“耐力比赛”，比谁沉得住气，便宜没好货，太巴结是要跌价的，这也是“上只角”颁布的手则内容。
在我看来，由前中产阶级代表人物出来展览颇有象征性的男人形象实在惨不忍睹。本市晚报上曾有人以羡慕的口吻撰文说，某女士福气真好，她的丈夫是“gentleman ”代她到单位领工资办杂事，她开晚会为她买花布置一手操持，她外出送她上车，告诉她什么地方放的是药，千叮万嘱只能喝水壶里的水不能乱喝。如此等等，乐此不倦。《海派大夫面面观》的“男主妇”偶尔还发发低度酒疯，和这个标兵比，简直连基层突击手都不够格，有人还对“海派丈夫”的真实性大为怀疑，这可是> 黑纸白字的真人。当然，典型性是另外一回事。说不典型，近年来流行的“全福”式散文写作“竞赛”中展出的“好丈夫”不只这一个。上海掀起“外嫁热”，“嗲”已在国际间流通。有人看到，某高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几个白皮肤青年教师，在一年之内被一网打尽。破网进网，最后无一漏网。陶俊先生介绍说：西方一位摇滚巨星曾演唱过一首迅速大红的歌――《China Girl》，唱的就是“嗲”及其如何让男人赏心悦目。领风气之先的还是前中产阶级的女孩子。最早登机的一批来自她们。这些平时胆小，娇生惯养，总有几样食品不吃，天真的小姐们原来颇有冒险精神，连只能与夫婿连比带划搭的也敢冒着胆子闯出去。成功的信息不断反馈后，激励后进。母校的一位女生曾对我说，她最佩服 的人就是一位成了美国某影视公司股东的女士。越来越多听见女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我不甘心。先行者和“储备库”建立了密切的信息联系，原本就是小姐妹，该互相帮忙，有一段时间徐汇区竟组成了庞大的民间网络。外国友人在国外类似输指令入电脑提要求，国内就能高效处理信息，找出人选，相亲成功率高得惊人 ，“上只角”一度垄断市场。等大家都被带动，就有点乱套了。就像现在一窝蜂上苗条霜，必然造成积压和跌价，上海女孩太主动，太积极，外国人也是人，也会平地起价，奇货可居。一些留学生们在上海变坏。后来者被先来的教坏，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宿舍用不尊重的语言谈来访的中国女生，细腻至极，中国女生明明听得懂，却坐式优美地装糊涂。于是从不尊重到下流。即使如此，以多数对少数围攻，还是有一部分人成了中国女婿，外嫁的绝对数每年上涨。事实证明，光有年青美貌和主动进取的积极性，外嫁的理想并不一定能实现。在女孩子们频频碰壁的同时，一些30岁出头，已“嗲”得真正炉火纯青的女人正以风度、技艺、进退自如和沉着镇定轻松地摆平台湾、日本和白种中小资产者。他们从蓝领阶层爬上来，自卑是他们可以被抓获的弱点。名牌就是名牌，仿名牌就是仿名牌，不可同日而言。
国际化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男人的困惑。上海有句老话叫“三碗面”难吃，情面、场面、体面，都需要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现在普通的上海男人可以说是“一碗”也吃不了。我们知道，在动物界，狼群中，只有经过血淋淋竞争产生的头狼才有交配权，其它公狼性能力自动丧失，成为不需生理阉割的狼太监。在男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看似对男人有利，其实只对成功的男人有利，他们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抱一个，而对普遍的男人有的仅是重重困难。用上海话说，你没有“额子”，你的“额子”被人占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走出了狼群。当然，不少可有所作为的上海男人难以成就一番事业更多地是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尴尬。
值得同情的事实逼得上海的不少小青年越来越会面不变色地“开大兴”（撒谎）。十几岁的勤杂工人敢在小女孩面前冒充报社的总编。大胆！每次听到这样的笑话，我都思考原因，我发现不少时候，他们这样干时，在那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真的认为自己真是那假冒的角色（轻度强迫症的表现）。对此，倒不必担心有大混乱，一旦发现女儿不处常状，便追问、密探、推理直至光明正大的向对方的组织部门了解是上海家长的例行事务。每天，城市的反骗局系统都在运转并大有所获。在城市中，“拆白党”和吃“软饭”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人谈不上大奸大恶地进行感情诈骗。虽然电波中情意绵绵的点歌雨后春笋般涌现，年轻的正在生长的一代两性的沟通困难正向纵深和复杂发展。
在一定的时间内，上海男人的尴尬是命中注定的。耿文秀博士从发展的角度说：现在女性有挑战也不过是原来体系内的挑战。男人还没受到真正觉醒的女性的普遍的挑战。那时女人在人格和精神上提出明确的要求，男人会更尴尬。我看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上海女人们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大规模觉醒。
真到那天，那是多令人鼓舞！
我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描述行为和分析原因，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说，这个城市的男女关系要走出怪圈道理上讲其实很简单。男人们不要再那么人格“白脸”化，女人们恢复一点生命的本真需求，就足以构成新关系的起点了。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摘自新月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