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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唱道：「快乐是我们的老家。」现在的人们，追寻快乐，追寻健康，快乐和健康是孪生的。在生活步伐过于急促、紧张的现代生活中，保持快乐、纾缓、轻松的心境是非常必要的。 人们因此喜欢幽默和诙谐，喜欢朗笑和哈哈。我发觉，更多的人喜欢笑的艺术，相声、小品、轻喜剧、喜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笑的需要，因为快乐的需要。某个人性格幽默、语言诙谐，总会使人感到比正襟危坐者更亲切、更亲近。林语堂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能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 中国人幽默吗？ 因为环境的宽松、生活的改善，我们发觉周围的人群普遍地开朗了、人性化了，同时也风趣了、幽默了。西方人幽默，中国人不是一样吗？ 有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宿舍在北河沿三院，我的一位后来成了教授的同学，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附近找不到厕所，急忙赶回三院，憋得满脸通红。他从厕所出来后轻松地说：「如厕，人生一大幸福也！」为此，全班批判他的人生观，使他整整一个学期付出代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阳江搞「四清」运动，一日两餐「浪打浪」的粥水，饥饿难忍，一位今已八旬高龄的作家，当时说：「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我们能够炒把米就好了。」大会小会批了他近一年，说他违反了纪律，他嘟哝说：「我吃到炒米了吗？没有啊！说句笑话不行吗？」 其实，历史上也如此，《醒世恒言》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以及后来的同题材戏曲，告诫人们不要「戏言」。中国是不可能产生西方那样的「愚人节」的。 从久远的历史上说，幽默、风趣、诙谐、逗笑都与正统的儒家文化、儒家道德相悖，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戏谑」、是「小丑」、是「狂悖」、是「不正经」，而受到排斥。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正襟危坐、恪守礼教等等，才是理想的做人风度。长此以来，压抑了人性发展。 历史上，以表演提供人们欢乐、欢笑、欢快的人，被斥之为「戏子」，「戏子」是被人看不起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 古代有「俳优」和「倡优」。《说文解字》说，「俳」者「戏也」。「俳优」也就是演滑稽戏的演员，他们常常为帝王说唱戏谑、滑稽可笑，以娱乐君主。帝王需要他们，他们有时也能起到讽谏作用。要在不久之前，这些借古讽今、心怀叵测者，准是右派分子。他们冒生命危险，但社会地位很低，宋代的洪迈说：「俳优侏儒，固使之最下且贱者。」全社会对他们是歧视的，虽然他们具有卓越的笑的才能。司马迁没有低视他们，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提到了「优孟」这个笑星，还提到了东方朔等人。 用今天的话说，「俳优」就是戏人，「倡优」就是音乐人。「俳优」更多的不是演正剧，而是演笑剧。远古以来，中国人喜欢幽默，也善于幽默，只是被儒教的传统文化规范得没有了幽默感，以致被误解为中国人不懂幽默。 音乐人寄情于声音，戏人寄意于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是以小见大的、借古喻今的、微言大义的，有时是以讽寓笑、以谐说正，用巧言令色达到说理娱人的目的。笑的艺术都是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笑、幽默、诙谐、风趣，并没有目的，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轻松品格。这种品格，长久以来，因为儒家的正人君子观念而受到贬低，因为政治原因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而被视为禁区。 然而，人们的生活能缺少笑吗？能缺乏幽默吗？不能！有些时候，笑和快乐是人们生活中的氧气。死气沉沉，冷面如铁，从来也不为人们欢迎。 李敖在北大、清华、复旦做了几场演讲，引起不同看法，有的人说他是「丑角」。李敖自己说：「我的方式有点玩世不正经。大家习惯了道貌岸然，我用的方式是『逗』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戏谑，说学逗唱，我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对他的争论，我看就是道学先生与人性化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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