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艺术的脚注
在英国拍卖的第一幅梵高作品是一幅未署名的布面油画，题为《静物：雏菊和罂粟》(Still Life With Daisies and Poppies)，由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于1927年拍卖。劳伦斯•菲力浦斯爵士(Sir Laurence Philipps)（即后来的米尔福德勋爵[Lord Milford]）为这幅画付了1200几尼，此画在1923年曾被阿伯丁皮革和油脂业主詹姆士•默里爵士(Sir James Murray)购得。1928年，此画被断定是经柏林经纪人奥托•瓦克(Otto Wacker)转手的33件赝品中的一件。这幅画究竟是故意伪造还是被张冠李戴，世人尚不清楚，但它从此被人淡忘。但是今年夏天，它将与其它30件梵高真品一起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简称NGS）展出。 在真相面世近80年后，艺术爱好者是否该关注这件声名狼藉的赝品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和真品一样，是展会主题“梵高在英国”的一部分。NGS馆长弗朗西斯•富勒(Frances Fowle)称，这幅画“证明梵高作品的市场在1923年就足够活跃，因此才出现此类伪作”。它也在部分程度上描述了一位一生受贬低或忽视的画家如何在20世纪初声名鹊起。这幅赝品的无名作者最终将在艺术编年史上找到一席之地：对梵高声誉的一个不经眼的脚注。
“真正的赝品” 艺术品仿造者在后世眼中无外乎于此：要么默默无闻、要么跻身仿造“大师”名人堂。这个传奇取决于仿造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公众自愿受伪造者的大胆和狡诈所蛊惑而追忆过去。 最近在伯明翰圣保罗画廊(St Paul’s Gallery)举办的画展便是一例证，画展展出了多产的仿造者约翰•迈亚特(John Myatt)的“真正的赝品”。从1986到1994年间，迈亚特以毕加索、夏加尔(Chagall)、贾克梅第(Giacometti)和梵高等艺术家的作品为蓝本，创作了200幅油画。很多作品是用多乐士乳胶漆和润滑乳胶画的，迈亚特后来说：“在技术上我没费劲……我的每件作品都有疏漏。”但他的经纪人约翰•德鲁(John Drewe)却利用假冒的出处证明成功地说服几家主要拍卖行相信这些作品是真品。（但索斯比[Sotheby’s]拍卖行对一件贾克梅第作品犹豫不决，该作品后来以17.5万美元卖给了一个纽约经纪人。）据信，70件迈亚特作品至今仍在流通。1995年，迈亚特被捕并同意协助警方指证德鲁。这位画家被判一年监禁，最终坐牢4个月。 为何如今还有人愿意购买迈亚特的“真正的赝品”？这些画开价1000到1万英镑，他的故事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兴趣：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有意执导一部有关他的电影，讲述一位天才艺术家被一个道德败坏的经纪人欺骗，卷入一桩有史以来最精心策划和最成功的艺术品诈骗案。迈亚特只是一系列赫赫有名的艺术品仿造者中最新的一位：这些仿造者背后的传奇经历可以证明人们为什么会购买他们的作品。 骗子—救星？非法—合法？ 有关艺术品仿造者的故事大多把他们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子：最有效、最莽撞或最经常逃脱惩罚的人。仿造者本身似乎也有一种致命的妄自尊大。有些人宣称自己与其模仿的艺术家有着近乎超自然的联系。伦敦仿造者汤姆•基廷(Tom Keating)在50年代末和认罪的1976年间创作了作品全集 “Sexton Blakes”，其中包括伦勃朗(Rembrandt)、德加(Degas)和塞缪尔•帕默(Samuel Palmer)等人的作品。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似乎能“与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大师们沟通”。匈牙利人艾米尔•德霍瑞(Elmyr de Hory)不屑地称这种说法“极其庸俗和浪漫”，他称自己努力取得的成功“对我来说已经证明，尽管自己没有得到认可，但很明显，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艺术家”。这位多产的仿造者宣称，他制作了1000幅赝品，其中包括毕加索、马蒂斯(Matisse)和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的作品。 荷兰人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伪造了无数幅据称是伦勃朗、哈尔斯(Hals)和维梅尔(Vermeer)的作品。上世纪20年代，这个正统画家的保守派画风与当时流行的现代派画风相冲突。他将自己不幸的命运归咎于批评家和经纪人，因此他通过一个野心勃勃的欺骗计划报复了艺术界权威人士。他最著名的仿制品是维梅尔的《基督及其艾茂斯之门徒》(Christ and His Disciples at Emmaeus)，这幅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中一个人是以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为原型。二战期间，凡米格伦用一张伪造的维梅尔作品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交换，获得了100张荷兰大师的原作。二战结束时，他被控通敌，锒铛入狱。他把自己描绘成荷兰艺术品的救星，而不是靠此牟利的罪犯。 显而易见，艺术品伪造者的工作依靠的是保密，而他们似乎都禁不住要编造类似谎言，所有这些谎言肯定会尽其所能地描绘伪造者：把他们说成是喜欢恶作剧的投机取巧者，而不是冷淡无情的罪犯。实际上，讲述他们生涯的老套手法（造假者似乎喜欢写自传)毫无新意可言：里面都会有一个技艺高超、不谙世故的艺术家，他和市场之间的险恶中间人、容易上当受骗的专家以及链条末端的贪婪的收藏家。在艺术品伪造的典型神话中，这些要素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找到：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他的《艺苑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Artists)里叙述了一个轶事，说的是米开朗基罗创作的一尊熟睡丘比特雕像被一名寡廉鲜耻的中间人作为一件长期埋没的真正古典雕像售出。 当然，米开朗基罗的确是模仿了古典派前人的作品，数百年间，对过去伟大艺术品进行模仿一直是艺术家训练的重要内容。复制品与赝品之间的区别直到18世纪末才真正出现，当时，印刷及雕版已开始取代绘制复制品的位置，同时独创性和真实性的观念削弱了仿造者的作品。
迈亚特等当代仿造艺术品大师承认出售的完全是赝品，但却喜欢引用上面瓦萨里的故事来支持其可疑行当。如果米开朗基罗造假全无问题，那么比他名气小的艺术家造假也就无可厚非了。
法国艺术家兼企业家克里斯托夫•D•佩蒂(Christophe D. Petyt)或许可以被冠以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品造假者的称号。他的公司L’Art du Faux雇佣了82名画家，这些人都由于擅长模仿某位早期绘画大师而被选中，他们对伟大作品进行仿制。佩蒂的定价反映了原作的名气和价值，但也受尺寸的影响：梵高的小幅《嘉乐特磨坊》(La Moulin de la Galette, 38cm x 46cm)售价2.13万，而卡尔•赫普弗尔(Carl Herpfer)的《新娘》(The Bride, 95cm x 122cm)售价2.92万。 严格来说，佩蒂是一名仿制者而不是造假者：他出售的油画是现存作品的仿制品，而并非假冒尚未现世的杰作。他说，买主出于各种原因购买这些作品。有些人只是喜爱某幅油画，但买不起原作，因此有一幅复制品就满足了。有些客户过去曾拥有一件作品，后来将其卖掉但又想留个纪念。还有些人试图把这些画冒充成真品送给客人。最后这种人身上有一种冒险秉性，而正是这种品质让造假者蠢蠢欲动。
但是，在购买自我宣称的赝品时，那些有关真实性的严格技术性问题就不甚相关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本的本体论方面的问题。即使你无法区分特纳(Turner)的《国会大厦的大火》(Burning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真品与Art du Faux网站上出现的过于艳俗的仿制品，你会想拥有后者，还是原作的印刷品呢？你会说它是人手绘制而成，但并非出自特纳本人之手吗？合法的赝品伪造者可能会拿出各种审美需求来解释人们购买他们画作的原因：有人会感觉仿制品是“真正的”副本，有人会感觉它更接近原作，不管是何种解释，它们似乎都拙劣得不可救药，甚至比更为可能的解释还拙劣：即有人看上的是仿造之魅力。 然而，只有在很难得的情况下，赝品才会获得一种超越其贪婪或冒险本性的重要性。对于假定创作者而言，《静物：雏菊和罂粟》是检验其不断上升的名气的历史试金石。此后几十年里，出现过许多伪造的梵高作品，但这幅将于7月份在爱丁堡展出的油画的不知名作者，至少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载入史册。 布莱恩•狄龙著有回忆录《In the Dark Room》(企鹅出版社)。 译者/诸彦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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