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知五百年世界大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逢其大趋势进入时代转折的时期，都会出现若干战略性的机遇。如何应对这些历史机遇，常常成为某些民族和国家浮沉的决定性因素。从16世纪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西方的世界通史著作，大都以1500年为界，开始论述现代世界（Modern　World）的历史。这个历史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从欧洲（西欧）开始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扩张和演变。近500年来,所有世界性强国的崛起，都是同这个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的，而地域上则首先是在欧洲（后来才加上北美和日本）。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都在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应该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古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由著名史学家齐世荣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认真读一读。该书论述现代世界近500年来，先后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等9个世界性强国的历史。它不是一般的通史读物，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抓住这9个世界性强国的崛起和治乱兴衰，综合地探寻其历史轨迹，分析其深层的前因后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总结其经验教训。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继葡、西、荷之后崛起的是英国。英国可以说是第一个现代的世界性强国，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现代文明。我国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撰写英国部分，抓住“制度性创新”这个重心，对英国从崛起到主宰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作了很有说服力和启发意义的论析。钱乘旦教授说得好：“英国的兴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国的振兴和强大靠的是制度性创新……。这是英国强盛的秘诀。但它后来失去了这种不断创新的能力，它就一步步衰落下来”。 　　作为欧洲大陆一个大国的法国，其崛起的动力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正如撰写第四章法国的作者沈坚所言：“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推动了整个世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沈坚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它“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对于法国来说，这场大革命冲破君主专制的樊篱，为它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铺平了道路。这是法国能够崛起的基础。然而，事实上法国够资格称为世界性强国的时间，主要是在19世纪初叶的拿破仑时代。沈坚以“兴国之道：改革与革命”为题，阐述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兴衰的关系。在拿破仑帝国之后，法国又恢复了君主制。而随后的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法国重复着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立宪制到共和制再到帝国制度的历程，直至第三共和国才在自己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上画上句号。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比，英国与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不同的。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通过和平与渐进的社会变革，保障了国内的和平与安定，从而能够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上领跑近两个世纪。法国虽然有震惊世界的大革命，但此后反复的斗争和动荡，政治体制多变，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不仅落后于英国，也被后起的德、美所超。虽然第三共和国建立后，法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依靠其早期殖民扩张的势力，继续位列欧洲强国之林，但实际上已难称为一流的世界性强国。 　　德国和日本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相继崛起的世界性强国。相对于英、法来说，德、日是后起者。作为后起的国家，在崛起的发展进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历史条件，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但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时代转折时期，抓住历史的战略性机遇，全民族奋起，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得以赶超走在前面的世界强国的。对此，郑寅达和孙仁宗撰写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作了很好的阐述。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德、日两个国家崛起发展之路，“民族主义”和“战争”具有特别巨大的作用。 　　首先就民族主义来说，在前述的西欧强国崛起中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在16　17世纪，民族主义作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欧洲构建民族国家的一种历史进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这些西欧强国崛起后，它们的对外扩张和殖民侵略，民族主义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有人把这称作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使用“蜕变”这个词来评述。但我以为，民族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中特定人群共同体的利益体现，其本身的发展就包含有走向扩张的内在因素。这一点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十分突出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它们整合民众走向强国之路的主要政治支持力量，而且一开始就包含有走向扩张称霸的浓烈内涵。它们把民族主义内在的非理性因素推向极端。独立（统一）→强盛→扩张→称霸，几乎成为它们以民族主义为支撑的崛起发展之路。 　　至于战争，同上述民族主义因素有密切关系，同样是所有世界性强国崛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它们的崛起无一能够离开军事力量和战争。今天我们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没有历史先例的。但是，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军事和战争的因素不仅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它们选择的崛起之路的主导性因素，是它们赖以称霸的强国之本。历史证明，这样的强国之路，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迅速崛起，但也必然迅速走向覆亡，其结果不仅给其他国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 　　“苏联的建立、兴盛和解体”——是比较特殊的。正如该书主编（也是该章的撰写者）齐世荣所言：“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最难解释的几大问题中的一个”。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在20世纪的出现，同该书所述的其他世界八强是完全不同的。 　　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包括其历史功过和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站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立场上，对所谓“斯大林模式”作出严格的批评（常常还是否定式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陷入非历史主义。如果抽去在特定历史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一定成功的经验，而仅仅把其中的毛病归入“斯大林模式”，这就是非历史主义。对此，齐世荣作了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主要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但也打上斯大林个人的烙印。现在许多著作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作‘斯大林模式’，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反映了当时…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在我看来，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各国，虽然有很多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都是沿着同一道路（模式）发展。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出现的问题，并非是苏联一国或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 　　20世纪苏联（包括中国等一系列国家）进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本来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病的一种否定而出现的。它是几世纪以来，人们对建立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制度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是这种追求在思想理论上的伟大表现。而20世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性浪潮，则是这种追求的伟大社会实践。它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历史性运动；它是人类追求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的历史性尝试；它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条历史性途径；它是对资本主义的邪恶的一种历史性冲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正如齐世荣所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但它是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人类为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进行伟大尝试的世纪，但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世纪。 　　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人类追求建立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的伟大运动（包括思想理论、社会斗争和社会制度的实践），必将再度掀起高潮。我们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制度。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巨廉 　 编辑：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