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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转向 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学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年会上作了题为《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言（因为学校的期刊网上不去，所以没能找到原文，但网上有主要观点的总结），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议。东北师大的朱成科在《教育理论与实践》06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论作为教育本体论的教育哲学——兼论“反本质主义”教育观点的时代困境”，提出不同看法。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因而论述比当时在年会上的意见更全面深刻。 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理论界基本哲学观点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是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变化影响的结果。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年，西方哲学思潮也或多或少冲击着中国的教育理论界，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这一点从关于教育本质讨论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可见一斑。《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这本书中总结的1978~1995年的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上层建筑说”还是“生产力说”、无论是“社会活动实践说”还是“特殊范畴说”、无论是“生产实践说”还是“精神实践说”、无论是“社会化说”还是“个性化说”、无论是“培养人说”还是“传递说”无一不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影。而1996年以后的文章，也未能有超出前述论点的新思维，特别是在哲学出基础上尤其明显。 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我想，或许与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有一定关系。尽管当前不再提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这一思想却依然对教育实践存留着重要的影响，我们总是认为教育是一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领域，因此，对其理论根源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探讨并不具有充分的自由度。这恐怕是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本质的探讨始终未能突破以往窠臼的原因之一吧。 而石中英教授作为教育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开始尝试摆脱这样的束缚，其努力及影响必然会在中国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史上留下印迹。然而，也正因为是一种新的尝试，其理论的成熟度还远不够，看法也不无偏颇。 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在我看来，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是一致的）。理性主义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巅峰，其哲学根基受到笛卡尔“主客对立”二元哲学的影响，把世界看作是独立于主体存在的“自在之物”，因此，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是与主体的意志、情感无关的“铁律”。主体要把握世界，就必须找到世界的客观规律，建构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而培根则为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科学研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事物都是具有本质的，而达到本质的方法就是不断对事物进行细分和分析。理性主义伴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步深入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核心，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大多数人所推崇。 然而，理性主义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科学的昌明、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救世俗生灵的痛苦，精神的愉悦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富而提升，所以，人们开始反思甚至怀疑自己坚信不疑的信条是否真的那么可靠，非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逐步成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环境与人是密切相关的，人是生活在环境之中的，考察环境必须考虑人的生存和发展，否则，物质世界就没有任何意义。再加上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系统科学，也动摇了经典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所以，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开始蔓延、泛滥。非理性主义者不关注“本质”的问题，甚至认为那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也不追求统一的客观规律，而强调不同情境下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对话。所谓后现代等等观点，也大体如此。 而发生在中国教育理论界的这一次讨论，就体现出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包括西方哲学思潮变化带来的影响。教育哲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哲学，基础发生变化，教育哲学自身发生变化自然也不难理解。 关键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我的看法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应该对二者都保持适度的接受，但采纳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更多地依靠理性主义，同时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要容忍和允许非理性主义的存在。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理性主义适合解决现实问题、短期利益问题，非理性主义可能对未来的问题、长远利益更有价值。 相比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更多地还是一种思潮，是一种“理想主义”，它更多地在于“解构”而非“建构”。它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的确深刻，然而，非理性主义在建构一个理想世界方面却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在批判“理性危机”的同时又容易导致“非理性危机”，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又不得不通过“形而上学”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毛主席说过，“我们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不可“非理性”过了头，否则，容易落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也容易造成一个彻底“混沌”的世界。 特别是在中国，尤其要小心。西方发达国家，科学的理性精神已经深入文化的核心，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精确，习惯了机械的生活方式。而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朴素的混沌思想仍然还占据着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的核心，我们仍然喜欢模糊和“中庸”，理性主义并没有成为我们思维的习惯。因此，对于经历过理性主义洗礼的西方哲学，是到了该反思理性主义的时候了，而对于尚未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古老东方文化，是否需要如此急迫和如此彻底地反对理性主义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根本还不具备反对理性主义的条件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这一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中国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每一次农民运动都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始终都实现不了那样的理想，原因何在？就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种理想实现所需要的程度。如今我们对待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否也可从中学到一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理性主义的缺点，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重走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历史的进程虽可以缩短，却也可以跨越吗？ 由此来反思中国的教育哲学，究竟应该如何转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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