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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7 22:05:19 来自: 剑气箫心
程志敏/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与理解
[内容提要]学术翻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尤其嘉惠学界。但柏拉图写的几乎都是哲学戏剧，因此翻译中的"信"首先要求在文风、文体等方面忠实于原著，并需要从文学和古典学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哲学的角度进入柏拉图思想，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或许才是真正的"回到柏拉图"。
Abstract：Academic translation is an enterprise of boundless beneficence, while the translation of Plato's works could be the most beneficial one to our academia. Whereas most of Plato's oeuvre is philosophical drama, the first demand of "literalness" in translation thus would rest on faithfulness in composition style, and we must enter Plato's thought not only through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ut also through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suc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n only be an austere "back to Plato".
近一两年来，我国的柏拉图著作翻译有了长足的进展，刘小枫译的《会饮》（2003）、谢文郁译的《蒂迈欧》（2004）、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2004）接踵面世，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3年）的问世，这是汉语思想界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件不算小的事情；译本并非没有瑕疵，但对于柏拉图著作的汉译事业来说，也算功德圆满了——当然，我们尚需等到柏拉图各篇著作的译注本出版，柏拉图研究的平台才算大致搭成。如果以此为契机，回顾汉译柏拉图的历程，也许会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一来可以更集中、更深入地反思前辈们所指明的门径，二来也可以在对前几次“战役”的总结中，为以后制订柏拉图研究（包括翻译）的“战略方针”找到一些经验教训。以往可鉴，来者可追。
一
柏拉图作品的汉译起自上世纪20年代——从吴献书、张师竹、郭斌和、景昌极诸先生的文言翻译到40年代陈康先生的《巴门尼德》译注达致顶峰，随后有严群、朱光潜、郭斌和、张竹明等大译师在50－60年代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尽管有的译作直到80年代才得以面世，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甚至到90年代才得出版：辽宁教育版1997）。到了新时期的90年代，其他各界人士亦加入柏拉图作品的汉译：黄克剑译《政治家》、杨绛译《斐多》、张智仁等译《法律篇》；尤其古希腊文学专家水建馥先生译的柏拉图对话四篇，译文精审、译笔练达，值得揣摩{1}——我们也不要忘记香港学者和台湾学者80年代到90年代的翻译（详后）。其实，柏拉图著作究竟该由谁来译，在西方也争论不休。{2}由于我们目前还暂时缺乏西方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人才（我们没有培养古典语文学家的文化土壤和“文科中学”的制度措施），柏拉图著作由哲学家还是由文学家来翻译，绝非什么无聊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大力加强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外，还需译者集哲学家和文学家之所长，尤其在翻译柏拉图作品时，因为，柏拉图兼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翻译本是不得已而为的事情。对不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是一座桥梁，架起两种文化间的通道。对懂外语的人来说，译者所持的翻译理念、选取的视角和采用的名称，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可以为所有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因为，翻译绝不（能）是单纯的照抄照搬，何况还有着一种称为“竖译”的翻译方法。正如翻译大家王太庆先生所说：“翻译不止是为了不识外国字的人，也同样是为了识外国字的人，因为优秀的翻译可以纠正误解、加深理解，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舌人，负有更多的责任”。{3}语言间的翻译或“转渡”（über-setzen，如海德格尔所称），本身就包含了义理的移植和再生，因此，即便对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也是一道了解异质文化的门径，这就是为什么翻译虽总也免不了受人垢病，却依然有如此多的学者前赴后继地“费力不讨好”的原因。正是译事之艰难与其引领之大德，体现着翻译的自身价值，这是我们看待学术翻译的出发点。
从积极方面看，翻译又并非不得已的事情，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的方式，是借鉴他人成果、丰富本国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什么、怎么翻译，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着母语文化发展的态势。拉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翻译，根本性地决定了罗马文化的样式，而佛经的翻译对宋明理学的深远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至太过。至于20世纪80年代急切而粗泛的“翻译运动”，对“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的推波助澜，应是记忆犹新的活证。相信《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定会大大提升我们对柏拉图的热情，对我国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通识教育”也必会产生不小的作用。尤为可待者，兴许会在古典学的滋养中，通过柏拉图而把人们的视线从甚嚣尘上的“后”学那里拉回到自我反思的内心深处，一如当年苏格拉底之所为。
具体到个体的学术人，翻译和研究本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对相关学问作一番深入研究，那样的翻译是盲人骑瞎马。如果缺少了翻译这个环节，研究即便可能，也总容易孤陋寡闻。因此，翻译者承担着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研究方面的责任，在我国翻译柏拉图的前辈陈康先生看来，这种责任就是“校勘”，陈康先生当然是在极宽泛的意义上提到校勘以及校勘以外的功夫，翻译者不仅要对不懂外语的人、而且还要对懂外语的人，提供字词的训诂和诠释，提供义理的分梳和条陈，这样的翻译才是有价值的，他的理想是“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4}这个目标对于“现代”学者虽然过高了一点，但足可充分说明翻译学术著作乃“大事因缘”，既需“至少用汉译大藏的魄力去干才行”（王太庆语），还需以敬畏之心、虔诚之意去干，否则就不仅仅是“嚼饭喂人”那样让人恶心，更“败坏青年”，遗患无穷。
二
稍微懂行一点的人都深知希腊语之难，希腊文对操现代西文（甚至与之同源的印欧语系）的人来说，即已古奥难解，何况对于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完全相异的汉语文化！因此，王晓朝教授独以一人之力，译出柏拉图“全集”（柏拉图作品的真伪大概会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就凭这一份干劲，已可在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史上占一席之地。
笔者早在90年代初就听说北大的王太庆先生拟独自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也只有靠宏大愿力才能做到的事情。结果，王太庆先生没有能够完成夙愿，个中缘由想来十分复杂，我猜测一是因为先生年事已高，二是他一贯的严谨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本分，让他既不愿意以杂凑的劣质译文搪塞读者（我怀疑那一代学人脑子里可能从来就没想过“短平快”之类的取巧法门），更怕对不起柏拉图（我同样怀疑译品低下的当今译界还有多少这样的敬畏之情）。王太庆先生说“翻译不是欺世盗名”，{5}他的意思是说，欺世盗名的翻译是要烂舌头的。其实，翻译是一件既艰苦而又不算“科研成果”的事情（翻译是彻头彻尾的“遭洋罪”），而且最近名声还不太好，谁还会蠢得靠翻译来沽名钓誉？果真如此，“盗”或“钓”来的多半是“骂名”。其实正是在“译无达辞”而旬日踌躇的骚首煎熬中，在翻译之为“失”的无奈境地中，在翻译之为别一种“精神接生术”的本然状况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翻译的伟大之处来。贺麟、王太庆这一代学者大多“译而不作”，除了特定的时代氛围而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悟出了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王晓朝教授的师尊严群先生，平生亦素抱尽译柏拉图著作之志，惜乎壮志未酬。幸先生传下薪火，后继有人。今王晓朝教授踵事其华，以尽早完成先师未竟心愿之热切希望，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这套里程碑式的《柏拉图全集》。据王晓朝的“导言”所述，它不是老译文的汇编，也不是老译文加新译文的杂编，而是由他全部重译并编辑而成的一个全集本。他这样做，首先是补上了尚未译成汉语的柏拉图真作，其次是取代了以前那些用文言文翻译的柏拉图作品（王太庆亦反对用文言文或语体文译柏拉图），还至少初步解决了译本出于多人之手而产生的译名混杂的现状，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译者不得不放弃捷径，将柏拉图著作全部重译，这样做决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不敬”。{6}在我看来，除了上述的成功之处而外，“重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爱吾师”与“爱真理”和“爱柏拉图”的和谐统一，也点明了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过程。王晓朝的译本，不仅在形式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首尾一贯的柏拉图全集，而且这种“重译”精神也正是学界之所需，因为像柏拉图那样的大思想家的作品，再多十个八个译本也不为过，反而才能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才能更深入地研究西方思想的根基——欧美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已蔚然成风，这也许就是重新滋润已被解构之火、疑古之风弄得干涸枯萎之心灵的灵丹妙药。亦愿我国蒸蒸日上的西学研究，能顺此广开“译”路，于细读经典之中再拾坠绪，如是，则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就不仅仅只是柏拉图思想的门径了。
三
思想或许无高低之分，但翻译（即思想的转渡性表达方式）却有优劣之别。思想依于表达，表达方式又几乎可以决定思想的样式。因此，用以判定译品档次的那个标准，既是翻译的行业规范，也是一种理想境界，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大多出自研究者之手，因此，相比较而言，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翻译中，大多数柏拉图著作的汉译都还算上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自身特定的和一般普遍的翻译问题。
自严复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来，后来所有的翻译理论几乎都围绕这三个字而展开。本来，“信”，即忠实于原文，应当是天经地义的标准，或者可以说它不成其为一条翻译的标准，因为它是翻译得以可能的前提，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要求而提出来。如果“信”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只能说明翻译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时代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规范，出了大问题。陈康先生虽有简要的定论：“'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7}施特劳斯学派在翻译古典名著时，也特别强调“信”，以至于为了“信”而不惜牺牲“达”和“雅”，就是要忠实地传达出原作者的“原意”。{8}但我们还是要问：什么是“信”，或者说“忠实”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王太庆主张“翻译必须以原文的内容为内容，不增不减不走样”，{9}这就是“信”。但同时王太庆又说，翻译不是誊写和译电报，不是“传声筒”，也不是“机械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翻译当然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和“信”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紧张，怎样在创造和“信”之间保持最佳的张力，这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实践问题。香港学者邝健行在为柏拉图《波罗塔哥拉》（通译《普罗泰戈拉》）译本写的短序中，一方面表示了要忠于原著，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直译”，{10}这和陈康“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近乎“硬译”的主张相对立，而这种对立正好反映了“信”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不仅在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时才会变得尖锐，一般情况下的守“信”仍然是有难度的。像杨绛先生那样“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11}这当然是“信”，但遇到具体情景时，死盯原译文的理论就显得不顶用了。比如“xenos”一词，原文就有“异乡人”、“外邦人”、“陌生人”、“客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朋友”等多重微妙的含意，单纯译成其中任何一个名称，都若有所失。把它译成“朋友”本已不到位，译成“先生”（gentleman，sir）则更索然无味。Hugh Tredennick把《申辩》开头的“雅典人啊”翻译成“先生们”，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原文明明是“Andres Athenioi”。这虽还很难说是误译，但这种尚能以“意译”开解的处理方式，由于人为不恰当地抽去了这个词组巨大的解释空间，就离“不信”不远矣。
由于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的巨大差异，翻译中必然出现这种两难的困境：要忠实于原文，就顾不了母语，而当母语通顺了，译文的意思离“原意”已相去甚远，这就是“信”和“达”之间的冲突，在佛经翻译时代，也就是“质”和“文”之间的矛盾。陈康先生认为，“译文的'达’与'不达’，不能普遍地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只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12}“达”只相对于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对于相关知识又有相当了解的人。因为翻译也是给会家子看的，对于门外汉，无所谓“达”、“不达”的问题。在这种以译者为主导的强硬翻译理念中，“信”高于“达”。后来，陈康高足王太庆和苗力田承接了这种精英式或专家式的翻译理念，但做了一些修正，比如苗力田先生提出了“确切、简洁、清通可读”的翻译原则，{13}就更为注重读者的接受。王太庆先生批评“拙劣的译文最常见的问题是两种语言在打架，既像这一种，又像那一种，两种都不像，于是非驴非马，稀里糊涂”，{14}则更注重“达”。
“雅”在学术翻译中，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标准，但在翻译才华横溢的柏拉图作品时，却是需要尤其用心的地方。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否则，如韦卓民先生所要求的那样，在翻译时，如原作者的写作水平远远超过译者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那样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15}那么，无人能够写得如此古旧的文字，也绝少有人同时还胸怀柏拉图那般的才华，那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就不能做了。韦卓民先生的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可能受到了康德如下观念的影响，即“在我们把一个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者在著作中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我们理解他甚于他理解他自己，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由于他没有充分确定他的概念，他有时所说的乃至所想的就会和他自己的本意相违”（《纯粹理性批判》B370，韦卓民译）。施特劳斯说，这是一种要不得的现代性观念。{16}这种观念对翻译也有灾难性影响。
此外，如一般所见，“文”多用于文学作品，“质”多见于科学著作，哲学翻译则要兼综两者，这就牵涉到对柏拉图作品形式进行定位的问题了，容下文另述。总之，“文”和“质”以及“信”和“达”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艰苦的锻炼。在我看来，“文”、“质”本来相生，因此“信达雅”的问题不是翻译的“本体论”，而是翻译的“功夫论”。
四
在翻译中，选用哪个或哪些母本和参考译本，也非常关键，这甚至直接决定着翻译是否可信以及是否成功。翻译中的选本，实际上考校译者的“小学”功夫，译者除了需要具备陈康所说的“校勘”能力以外以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方面的文献学功夫。当然，对于洋人祖传的东西来说，我们很难在文献学方面有什么实质性的一己之见，但如果不尽可能在形式上尊奉这一基本的学术规范，搞出来的东西，那才真是一孔之见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者不管懂不懂一点希腊文，在选本问题上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是在形式上选择通向柏拉图殿堂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失足就可能走弯路，甚至南辕北辙。大要言之，文献（学）乃是门径。
首先，译者如果不懂希腊文，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的西文译本（同一个国家就有同一语种的多个译本）。要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尽量准确地把握原文的意思，在翻译的时候，就得参照尽可能多的译本（当然首先应以权威译本为主）。在绝大多数译者的希腊文都还不过关的时候，不懂希腊文的译者这样尽可能博采众长，未始不能弄出好的译本来（相对而言）。如果真是兼善多种西文译本，就比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冒称从希腊原文译出、实则仅仅从一种现代西语的一种译本（比如单纯的希－英对照中的英文，或希－德对照中的德文，或希－法对照中的法文，或者自称参考了希腊文）转译过来的汉译本，肯定要好的多。不同的是，那些不懂希腊文的译者“知耻近乎勇”（虽然可以不耻），故在小心翼翼中还有可能搞出佳构来。侯健在译《理想国》时，坦承“译者自感惭愧的是，不通希腊文，只能依靠英译本。但在他能力范围内，却也未敢掉以轻心”，所以搜集了包括布鲁姆（Allan Bloom）译本在内的多个本子，译出了一本“供攻错、观摩、参考”的书。{17}学术大师朱光潜先生在翻译的时候亦提出：“译者不懂希腊原文，这是本集的基本缺陷。弥补这个缺陷的办法是多搜比较可靠的英法文译本，仔细对照着看，来窥探原文的意思”。{18}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在少数，杨绛先生译的《斐多》，在汉语思想界即多被征引。总之，这不是个能力问题，而是关乎态度的问题。
其次，由于选本问题主要还是个态度问题，懂希腊文的译者也同样应该广收博揽，因为，古希腊作品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如果不借助西人的注疏和译本，那简直就是天书，几乎不可能“直接译自古希腊文”。王晓朝教授师从严群先生时，学习了希腊文，后留学英伦时又得洋人单独传授，希腊文不可谓不好，但仍然“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而只能从英文本来译，可见翻译古典文本的艰难。刘小枫先生学了几年希腊文后，猜想“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如果不是用横译冒充竖译，恐怕就是说起来骇人的”。{19}的确，“译自希腊本文”，对包括西洋古典语文学家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来说，恐怕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兼听而明呢？
再次，柏拉图著作的希腊本文，公推牛津版的柏奈特（Ioannes Burnet）和法国布德学会的校勘本为权威，但不少译者都以洛布（Leob）丛书的希腊文为参照，包括对柏拉图著作版本十分熟稔的王晓朝教授也“明知故犯”，大概是由于苗力田先生所说的“这部丛书是在现时流行较广，而在我们目前条件下最容易到手的一个版本”，{20}其原因有二，一是条件所限，二是洛布丛书本为希－英对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王晓朝教授选用汉密尔顿（E. Hamilton）编的英语译本亦是出于“方便”的考虑。笔者没有能力比较柏奈特本和洛布本的优劣，但既然已经有公认的优劣标准，似乎就不该只图方便，尤其在学术条件已大为改善的今天。这不能不说王晓朝教授这套雄文四卷的白璧微瑕。
最后，学界对现代西语中“权威”译本的标准也不尽一致。比如久负盛名的乔伊特（B. Jowett）译本，影响最为广泛，甚至因特网上遍地都是，但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乔伊特的译本“长处在文字流畅易读，引论及本文的分析也很详细；短处在书成于19世纪80年代，比较旧了，对原文常有节略处，许多哲学的名词译的也很不精确”。{21}王晓朝教授所据的汉密尔顿编本，是“将现有较好的各家不同的译文汇编在一起”，那些译者大都是英语世界柏拉图研究中响当当的角色。应该说这个版本比乔伊特本要好，但仍然存在版本陈旧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旧本就一定不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篇的新译本就一定好，但这中间牵涉到翻译的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对柏拉图思想的重新理解等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新译本吸收了新近的校勘、注释、评论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比乔伊特本和汉密尔顿本已经“专业”得多了。对于后面两种版本，我常常觉得其功主要还在于普及（比如至少没有研究性的注释和评论）。对于各个译本之间的优劣，如果不好评价或意见不一，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多参照几个译本，择善而从，既简单，又不简单。
五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中，最不受注意的是翻译的文体和方法（包括编排的体例），但这在柏拉图著作的研究中却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文体问题直接牵涉到对柏拉图思想方式的理解，进而决定我们对柏拉图思想的定位，这是实质性地进入柏拉图殿堂的门径。翻译方法，主要还不是体例编排和版式设计——尽管恰当的分段和点睛式的小标题对阅读理解大有好处，其实已经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即在翻译中采取“横译”（文字转渡），还是“竖译”（义理分梳），还是兼而有之，这对实现翻译的目的（理解中的传达和传达中的理解）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译文的文体（或文风），应该直接对应于原文的文体，这是“信”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理解柏拉图“怎样表述”（how）以及“表述什么”（what）等更根本问题的入口，更是认识柏拉图身份的关节点。长期以来，受启蒙运动所开创的学科分类方法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把柏拉图看成满口概念、满脑理念的“哲学家”（理学家），把他的作品看成哲学论文，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以逻辑论证和概念推理的“哲学”文体来翻译他的大多数作品。殊不知，哲学的言述方式并不是仅有大家所熟悉的那一种。即便是哲学思想，也可有三种表达的方式或途径：修辞的（rhetoric）方式、辩证的（dialectic）方式和证明的（demonstrative）方式。修辞的方式采用比喻、情节、场景等文学要素来表达思想（如《庄子》、《百喻经》），{22}辩证的方式则采用矛盾冲突、同真同假、交替话轮（turn）和诘难辩驳等方式来表达非线性的思想（像柏拉图这样的大思想家，当然不会简单地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生活和思想绝不会很简单）。柏拉图主要采用了前两种方法，而非后世习以为常的证明方法，柏拉图绝非“哲学教授”。要知道，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论”的张扬和突显，导致了后世在对待柏拉图思想特质上的“哲学化”倾向。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仅通过理念论和证明性的文风这扇门进入柏拉图的殿堂，那么，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是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眼中的柏拉图！如果不首先死死抓住这一点，那样的翻译不仅谈不上“信”，还会与柏拉图所要表达的思想失之交臂。只有以柏拉图的方式来理解柏拉图，才是真正“面向柏拉图本身”。我们即便在翻译中，也会碰到“诗与哲学”这个永恒的“古今之争”，在研究中又怎敢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因为翻译同时（必须）就是一种研究。
古希腊文与现代语文大不相同，而且柏拉图的思想与现代思想也大异其趣，因此，柏拉图的著作对我们便如陈康先生之所见，几乎每篇都是一个谜。因此，他在翻译《巴门尼得斯》时认为，“如若仅仅将柏拉图的这篇'谈话’迻译为中文，不加解释，最好的结果是介绍一个希腊的谜，甚至为这篇'谈话’增添些不能卒读它的人。这样，我们的翻译只是徒劳；我们所以翻译的目的完全不能达到。所以翻译以外必加注释”。{23}陈康的意思很明确，仅仅有语言间的转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上研究性的注释，以帮助理解。当然，这虽然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译本的可信度和价值，因为注疏乃是一种硬功夫，假冒伪劣的翻译在译注本面前就无所遁迹了。这也是陈康先生的文章译笔颇受国内外学者好评的原因。当然，陈康先生的译注，如其高弟所言，基本上超出了翻译的范畴，已经是“研究性专著”了（汪子嵩语）。这恰好说明，陈康译本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这“专”字，它更多的是一己的研究和体会：陈康在其深刻的“哲学的解释”或“玄学的解释”中，表达（或翻译）的是陈康自己的思想，而非柏拉图的思想。这种方式可称为以“我注六经”为表、而以“六经注我”为里，不能说它狭窄，只能说它专门——这专门，就体现在陈康先生求学时所受到的“新康德主义”的训练，这当然是哲学研究的极好准备，但从总体上说，也只能是必要的“准备”而已，新康德主义怎么都只能算“一家之言”。这一家的言说诚为深不可测，但根底上却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观念。在“古今之争”的问题上，陈康先生的理解显然站在“今”的一边——其实随便（仅仅）站在哪一边，都是“半”和“偏”（要超越“古今之争”，却又太难：必须首先要穿越“古”和“今”）。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要否认陈康先生开拓之功和精深的成就，恰恰是希望我们能够沿着他开创的路子前进：拿他的翻译来作靶子，其实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只是一般人不能体会得到而已。我辈本来生不逢时，既未沾得陈康先生真传之幸，也没有能力评述其学问的高低，仅仅从翻译这个角度来看，只是听信了其高弟之所说（我当然不知道这种翻译究竟算不算翻译），在考虑这种究竟算不算翻译的翻译是不是好的翻译。{24}
可喜的是，近年有三位学者接续了陈康“翻译必加注释”的理念（本来，非注疏无以研经），以自己多年以来积累的研究心得，对柏拉图的作品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一是台湾学者彭文林，译注过柏拉图的《欧伊梯孚容篇》（严群译为“游叙弗伦”，台中：广阳译学出版社1997年）和《克拉梯楼斯篇》（通译“克拉底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二是谢文郁译注的《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三是刘小枫译注的《柏拉图的〈会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这三人对柏拉图都经营有年，尤其前面两人，比如谢文郁先生，二十年前的学士论文即以柏拉图为题，后来的硕士、博士论文仍然浸淫在柏拉图思想的海洋里。彭文林译注的《克拉梯楼斯篇》原本就是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为此他“在撰写论文的那四五、年之间，陆续地研究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柏拉图《克拉梯楼斯篇》的文献资料”（〈译序〉），在其能力范围内，几乎是“通吃”了欧美学者的成果（学问也好，翻译也好，特别需要穷尽性地“通吃”洋人的文献，才能高屋建瓴，有所发明）。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译本有一个共同点：在翻译理念或对柏拉图思想实质的理解上与陈康先生大同小异（谢文郁本就是陈康的再传弟子），都把柏拉图看成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逻辑谨透、满脑子“理念”的人（比如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甚有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家的遗风。
第三位译注者刘小枫先生，素以为学善变著称，一会儿美学，一会儿神学，一会儿政治哲学，最近又流窜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晓得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从其译注的柏拉图的《会饮》来看，文风诡异、文辞俚俗，大不如此前几十年众多柏拉图译作的那种“宝相庄严”，居然还说柏拉图满篇谈情说爱的《会饮》是政治哲学名著，的确怪哉。据他说，他要践行化用中国的经学方式来译柏拉图，即所谓“注经式译法”——这与陈康提倡的注译法看似相同，实则相去倍徙：依据当今古典语文学家的笺注本，参考多种西文译注本并对照希腊原文来翻译，也就是横译加竖译（〈译者弁言〉）。该译本好像也正儿八经参考了数十种译本和研究性著作（从注释中数得出来），为译本增添了详略得当的脚注，为各段落群加上了提示性小标题，在译注中全面介绍了各家各派的研究成果，间或附以自己的心得，让有心的读者自己去选择和思考。据我看，刘译的译注方式与陈康－彭文林－谢文郁的译注方式的根本差别是：从文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来铺展注释，而非从形而上学观念的角度来铺展注释，从而根本改变了进入文本的方式——据刘小枫说：老盯住柏拉图作品中的形而上学的“相”看，会把眼睛看瞎。如此危言耸听，信不信当然由人，何况刘先生并非像陈康、彭文林、谢文郁诸先生那样是个柏拉图哲学研究的专门家。
其实，刘小枫已经充分意识到，横译加竖译的方法难度相当大，首先要对柏拉图作品的西人注疏有一番了解；在我看来，即便有相当了解，取舍也很头痛，非得有深厚功底不行。从刘译所加的那些精审而克制的注释来看，他肯定在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时差不多处处感到为难。这恐怕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难题，唯有当整体的研究力量大幅度提高了，文献的爬梳已小有成绩时，这种“注经式译法”才会稍微容易一点——这的确是个巨大的“综合治理工程”，刘先生本人恐怕也难一手遮天（套用他自己的语气）。就目前来看，这种翻译方法虽还在尝试，确乎有那么一点既严肃又灵活、既踏实又高妙、既细微又综括的味道，值得关注和批评——我们其实还处在柏拉图研究的初级阶段，对愣头愣脑闯进柏拉图哲学领域这个无底洞的外行来说，当然不能用形而上学来要求他。
翻译是一件特别讲良心的事情，因为，它是通向异质思想的一道门径。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唐代翻译佛经时就已经设计了“质检”的措施：为了保证翻译的谨严，译场设有专职的“正义”（证义），以审查译出的佛典，是否表达清楚，在道理上是否通得过。{25}其实，我们不仅要在制度上真正做到“译审”，还要在译者自己心里设置一名“正义”。如果照（现代汉语的）字面来理解，那种“正义”不正是柏拉图一生所教导的“理想国”公民身上的基本素质么？可见，翻译以及翻译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正义”，本身就是一张进入柏拉图思想世界的门票。
注释：
{1}柏拉图等著：《古希腊散文选》，水建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水建馥先生以“散文”来定位柏拉图的对话，就抓住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特性，仅此一点已足称到位。但该译本和杨绛先生译的《斐多》都没有编码，使用起来不方便。
{2}这个问题近似国学中的今古文之争。比如，剑桥的古典语文学家和美国的施特劳斯学派成员在翻译柏拉图著作时，就互相不大买账。在学理上，剑桥的古典主义和施特劳斯学派的古典学之内涵，大有区别。具体到柏拉图《法义》的八种英译本来说，施特劳斯学派的潘高（Thomas L. Pangle）译本，就与古典语文学家（以及其他哲学家）的翻译，有些针尖对麦芒（R. F. Stalley.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Law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3， PP.10-12）。
{3}王太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刊于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723。
{4}陈康译：《巴曼尼得斯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序，第10页。
{5}王太庆：〈论翻译之为再创造〉，刊于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同前，第745页。
{6}王晓朝：〈中译者导言〉，见《柏拉图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36页。
{7}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序〉，同前，第8页。
{8}比如翻译柏拉图《理想国》的Allan Bloom和翻译柏拉图《法义》的Thomas L. Pangle就持这种观点，可分别见于他们为这两部书所写的译者导言。The Republic of Plato，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The Laws of Plato.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0。
{9}王太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同前，第725页。
{10}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译序。
{11}杨绛译：《斐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译后记，第102页。
{12}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序〉，同前，第9页。
{13}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序，第13页。
{14}王太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同前，第727页。
{15}见《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者前言，第2页。
{16}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周围译，刊于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300页以下。。
{17}侯健译：《柏拉图理想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译者序，第11页。
{18}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译后记，第364页。
{19}刘小枫译：《柏拉图的〈会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译者弁言，第3-4页。
{20}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同前，第一卷，后记，第624页。
{21}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同前，译后记，第365页。
{22}近年来，差不多只有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意识到了以情节来论证的方式，以及这种视角所看到的古典学图景。施特劳斯一生不懈解读柏拉图，最后一部作品解读柏拉图的《法义》（Nomoi），书名就叫“论证与情节”（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s Law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23}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序〉，同前，第7页。
{24}也许柏拉图每一篇作品的内涵都大不相同（尽管都是戏剧），因此说不定需要用不同的笔调来翻译。
{25}参吕瀓：《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收入《吕瀓佛学论著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五卷，第2458页。
程志敏：中山大学哲学系，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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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7 22:21:04: 剑气箫心
关于柏拉图对话的中文和英文译本- -
中译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 译，商务印书馆《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 译，商务印书馆《斐多》杨绛 译，辽宁人民出版社《柏拉图对话七篇》戴子钦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申辩·游叙弗伦·克力同》严群 译，商务印书馆《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严群 译，商务印书馆《泰阿泰德·智者》严群 译，商务印书馆《巴门尼德》陈康 译，商务印书馆《会饮》刘小枫 译，华夏出版社《古希腊散文选》水建馥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蒂迈欧》谢文郁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治家》黄克剑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政治家》原江 译，云南人民出版社《法律篇》张智仁 何勤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柏拉图全集》（四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英译本：柏拉图全集本最常见的英文本有三种：1.Plato,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2 volumes.(《洛布古典丛书》中的柏拉图对话集)，此书流行很多年，最大的好处是希英文对照，使用极为方便。但由于是多人执笔翻译，译文质量良莠不齐。2.B.Jowett 译《柏拉图对话集》，Jowett为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他所译《柏拉图对话集》以文笔精美著称。但少数地方与希腊原文相差甚远。3.H.Hamilton和H.Cairns曾把学界公认的优秀英译本汇编在一起，集成《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这是质量最高的全集本，成为现代西方语文学的通行读本。此外，如要细读柏拉图，选取带有注疏性质的单行本才是最好的，其实，西学也有类似于国学中的注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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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7 23:20:42: 剑气箫心
一些关于柏拉图及古希腊的书- -
《柏拉图》[美]约翰?彼德曼著， 胡自信译，商务印书馆
《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英]A.E.泰勒著，谢随之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法]莱昂?罗斑著，陈修斋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希腊哲学史》（5卷）（英文），W.K.C.格思里著
《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3卷）[德]（德文，有英译），W.耶格尔著
《希腊哲学（1）：从泰勒斯到柏拉图》（英文），[英]J.伯奈特著
《哲学的开端》（德文，有英译），[德]伽达默尔著
《对话和辩证法：关于柏拉图的八篇释义学研究论文》伽达默尔著，余纪元译
《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斐莱布》的现象学解释》（德文，有英译）伽达默尔著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德文，有英译）伽达默尔著
《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幸运和伦理》（英文），[美]Martha Nussbaum著
《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法文，有英译），[法]Pierre Hadot著
《古希腊哲学史纲》[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古希腊文学史》吉尔伯特?莫雷著，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希腊精神》[美]H.汉密尔顿 著，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法]让?韦尔南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
《主体解释学》米歇尔?福柯著，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自http://usuos.blogdriver.com/usuo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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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17 23:59:17: 剑气箫心
原著类：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塔西佗,(Tacitus)著 马雍，傅正元译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罗念生译
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 罗念生译
爱经（附杨周瀚译《变形记》） 奥维德著 戴望舒译
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奥狄浦斯王 罗念生译
奥古斯丁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向云常译
巴曼尼得斯篇 柏拉图著 陈康译注
柏拉图全集 （第1卷） 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 （第2卷） 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 （第3卷） 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 （第4卷） 王晓朝译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兵法简述 [古罗马]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著 袁坚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册） 修昔底德著 谢德风译
长征记 ［古希腊］色诺芬著 崔金戎（英转）译
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著 朱汝庆译
达夫尼斯和赫洛亚 真实的故事 [古希腊]朗戈斯 [古希腊]卢奇安 水建馥译
法学总论--法学阶梯 [罗马]查士丁尼著 张企泰译
范畴篇 解释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方书春译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杨绛译
高卢战记 凯撒著 任炳湘译
工作与时日 神谱［古希腊］赫西俄德著 张竹明 蒋平译
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巫宝三主编 厉以平,郭小凌编译
古罗马喜剧三种 [古罗马]谱劳图斯 泰伦提乌斯
古罗马戏剧选 [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 杨宪益等译
古希腊悲剧故事全集 薛远村主编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 罗念生编
古希腊诗歌经典 冯国超主编（内蒙古少儿，滑稽）
古希腊抒情诗选 水建馥译
古希腊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
国家篇 法律篇 ［古罗马］西塞罗著 沈叔平 苏力译
荷马史诗•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著 王焕生译
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著 吴永泉译
金驴记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著 刘黎亭译
经典对话录 被盘问的宙斯 罗念生等译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 王以铸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劝勉希腊人 [古希腊]克莱门(Titus Flavius Clemens)著 王来法译
历史 上下［古罗马］希罗多德著 王以铸译
灵魂论及其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
论灵魂 [古罗马]西塞罗 王焕生译
论农业 [古罗马]M.T.瓦罗著 王家绶译
论义务 [古罗马]西塞罗著 王焕生译
罗马十二帝王传 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著 张竹明等译
罗马史 上卷 阿庇安著 谢德风译
罗马史 下卷 阿庇安著 谢德风译
买卖契约 [古罗马]优土丁尼著 刘家安译
面包里的幸福人生 [古罗马]塞涅卡著 赵又春 张建军译
内战记［古罗马］凯撒著 任炳湘 王士俊译
农业志［古罗马］M.P.加图著 马香雪 王阁森译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古希腊]欧几里得著 兰纪正 朱恩宽译
欧里庇得斯 悲剧二种 罗念生
诗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陈中梅译注
诗学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著 罗念生译
诗学•诗艺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著 罗念生，杨周翰译
十二铜表法／江平主编；《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编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古希腊散文选 柏拉图等著 水建馥译
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 罗念生译
塔西佗《编年史》 上、下
塔西佗《历史》
天象论 宇宙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
物性论 [古罗马]卢克莱修著 方书春译(不清晰)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古希腊罗马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塞罗散文 [古罗马]西塞罗著 郭国良译
希腊悲剧：英文 [英]伊斯特林编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克代斯(Coedès,G.)编 耿升译
希腊罗马名人传 普鲁塔克著 黄宏煦主编 陆永庭等译(上)
希腊罗马散文选 罗念生编译
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 杨适 张妮妮 卢海燕译
寻妻记 [希腊]卡里同著 朱志顺译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八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二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九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六卷（需要重新下载）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七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三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四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十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五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一卷
亚历山大远征记 [古希腊]阿里安著 李活译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伊利亚特 傅东华译
周作人文类编 8 希腊之余光 希腊 西洋 翻译
伊索寓言 陈洪文 罗念生 王焕生等译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著 罗念生 王焕生译
研究及其他http://daoli.getbbs.com/Post/Topic.aspx?BID=692856&TID=224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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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0 19:21:13: 大卫同盟
适合阅读和参考的《论语》文本和工具书简介
梁中和 撰文
1，历代注疏的书：
魏，何晏《论语集解》、梁，皇侃《论语义疏》、唐，陆德明《论语音义》（四库本）。唐以前的关于《论语》著述的状况可以参考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
宋，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本）、《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安徽教育本）、《论孟精义》（《朱子全书》本）、《朱子语类》十九到五十卷（中华书局本）。宋代其他著作还有陈祥道《论语全解》、郑汝谐《论语意原》、张栻《癸巳论语解》（皆四库本）邢昺疏《论语正义》（即通行清十三经注疏本）等。
明，刘宗周《论语学案》（四库本）、胡广等《四书大全》（山东友谊书社本）。
清，王夫之《四书笺解》（续修四库本）、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四库本）、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本）、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据徐复观说比《论语正义》好得多，《贩书偶记》卷三载《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 首一卷 附读书堂答问一卷 顺德简朝亮撰。无刻书年月，约宣统间读书堂刊。他和康有为都是朱九江的学生）、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古籍影印）、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本）。
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本）、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台湾商务本）、杨树达《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本）、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本）《四书释义》（台湾学生书局）、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本）、林安梧《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台湾明文书局本）、丁纪《论语读诠》（巴蜀书社2005年11月）。
2，从古代经学和现代国学角度入门的书、文：
刘逢禄《论语述何》（文章，校点本载《思想史研究》第一辑）、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马一浮《论语大义》（《复性书院讲录》江苏教育本）
3，初级工具书：
程石泉《论语读训》（上海古籍本）、王书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台湾商务本）；洪业等编《论语 孟子引得》（上海古籍本）。
4，进一步参照书：
王肃《孔子家语》（四库本）、孙星衍《孔子集语》（三十六子全书本）。陈序经说我们不光要知道真孔子（主本《论语》）还要学会辨别假孔子，所以要参照后人伪造的孔子的话。
5，辅助阅读：《孔子传》
周予同《孔子传》（收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本）、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本）
6，建议阅读文本：主要阅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和丁纪《论语读诠》，用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做基本参考和入门书，文字上有疑惑时参考程石泉《论语读训》和王书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有一定基础后可以广泛阅读上面所列书目和未列古代注疏性书和各种有关于论语解释的文字，但不看今人所谓入门、批判之类的书。阅读以上这么多书不是要搞研究而是要更好的体贴圣人的用心。除简朝亮之书外以上大多数在川大图书馆或书店都能轻松找到。
附录：部分书籍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介绍
论语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有《礼书》，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子雱《口义》，其徒陈用之《解》。绍圣後皆行於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庆陈用之真本入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祥道长於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於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於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於“《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汙谓之汙，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问徵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後《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於《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於诸公之书则不可。予於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已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於当而已。”又称：“初鋟板於赣、於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於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適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於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讬而行；以子贱为人沉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太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於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巳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於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辨论，至於二百馀言。而後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於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论语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宗周乎？
论语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中擢九经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而传刻颇讹。《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题曰“某氏”，皇侃《义疏》则均题其名。案《奏进序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与《序》文合。知今本为後来刊版之省文，然周氏与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别。考邢昺《疏》中亦载皇侃何氏讳咸之语，其疏“记其姓名”句则云：“《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见之本已惟题姓，故有是曲说。《七经孟子考文》称其国皇侃《义疏》本为唐代所传，是亦一证矣。其文与皇疏所载亦异同不一，大抵互有长短。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条，今本皆无。观顾炎武之《石经考》，以石经《仪礼》校监版，或并经文全节漏落，则今本《集解》传刻佚脱，盖所不免。然蔡邕石经《论语》於“而在萧墙之内”句，两本并存，见於《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於诸本同异，亦皆并存。盖唐以前经师授受，各守专门。虽经文亦不能画一，无论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从今本录之，所以各存其旧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後人依《论语》篇第析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於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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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8 12:19:33: 大卫同盟
读《老子》、《庄子》法之片言只语（转贴） 作者：力公
1）先读《老》，再读《庄》
（2）注意选择好的注本。一个原则应牢记；由浅而深。
1。读《老子》可以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为最初读本；另外黄瑞云《老子本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相当好，对陈本有所驳议，而人多未注意。这两种本子最适合初学入门，同时又可借以深入堂奥，可并读互参。陈本后所附历代老学书目并要籍评价极有价值，山西古籍出版社近出之《道德经》（译注本）末附老学书目对陈本书目有所补充，可参看。此外应备一本帛书《老子》，可用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然后可以选择历代重要的老子注释本作深入研究了，这很多，不繁举了，但要记住两个“源头”：王弼的《老子注》和河上公的《道德经章句》，纲举则目张，前者可用《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本------《帛书老子校注》里已录有王弼注，故用是书也可；后者可用点校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
2。读《庄子》可以先读一本陈鼓应先生的小册子《庄子浅说》（三联书店），是书文笔优美练达，可以引起读《庄子》原典的兴趣。然后读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十分简明，最合初学之用。再读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此书最适于登堂入室，后附历代庄学书目，极有用；也可选用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古籍出版社），不如陈书好。然后可读庄子注释书，亦不繁举，一般研究则必备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郭象注已在其中，二书都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3）注意与周秦史籍、诸子书相参证，并读《史记》有关内容（如《老庄申韩列传》等）；可以选读一些专门研究老庄的古今专著或篇章，并参考一些有名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或教材的相关章节，俱不繁举，注意以原典研究为主，以免为他人之见所拘囿。
说明：在下前日游北大中文系学术论坛之古典文献学栏目，见有人问读《老》、《庄》之法，遂不揣浅陋而作是帖以为答，原名《读〈老子〉、〈庄子〉法之浅见》，因所言甚是不系统、不全面，属“随便说说”性质，故今更名为《读〈老子〉、〈庄子〉之片言只语》转贴于此，非敢以教众贤士，而或有裨于蒙童初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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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8 12:20:55: 大卫同盟
庄学研究知见书目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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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以下部分书目我曾在北图查过，挑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列出，但于各史书《艺文志》和《道臧》里的有关庄子书目则未可知也。时过一年多，现再精选一些，再加一些感兴趣的新出的书、论文和近代书。另当时曾有几个网友也补充了几本，一并致谢。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严灵峰，中华书局, 1993.4. -- 6册
庄子补正/(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 刘文典补正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1023页
日藏宋本庄子音义/(唐)陆德明撰；黄华珍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39,15页
庄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中华书局，1997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宋) 褚伯秀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12-15年
庄子内篇订正:二卷/(元)吴澄撰
庄子阙误:一卷/(明)杨慎撰
庄子翼:八卷，附录一卷/(明)焦竑撰
庄子解:三十三卷/(清)王夫之撰
庄子平议:三卷/(清)俞樾撰
读庄子法:一卷/(清)林云铭撰
庄子章义: 五卷附录一卷 /(清)姚鼐撰
双剑誃庄子新证: 二卷 / 于省吾撰
庄子内篇注七篇，杂篇注二篇/王闿运注
庄子斠补/刘师培撰
庄子校释五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王叔岷撰
庄子解故: 一卷 / 章炳麟撰
章氏庄子解故驳义 / 刘武撰
周易与庄子研究/闻一多著
庄子内篇补正 / 朱桂曜著
庄子集解补正 : 一卷 / 胡怀琛撰
庄子章义: 三篇 / 胡朴安撰
庄子义证/马叙伦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19年（1930）
庄子评点 / 严复撰 ; 曾克端校录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 中华书局，1961. 4册
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王孝鱼解 岳麓书社，1983. 230页
庄子集解/(清)王先谦集解. 上海书店，1986.7. 224页
定本庄子故/(清)马其昶撰；马茂元编次. 黄山书社，1989.11. 250页
庄子诠诂/胡远燺著 中国书店，1988.9. 285页
庄子发微/钟泰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806页
庄子校释/支伟成编. 中国书店，1988.10. 274页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刘武撰；沈啸寰点校. 中华书局，1987. 198页
庄子今笺/ 高亨撰，民国24年（1935）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1983. 910页
国际庄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中国蒙城庄子学会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381页
庄子诠评：全本庄子汇注汇评/方勇，陆永品著. 巴蜀书社，1998. 25,934页
樗下读庄：关于庄子哲学体系的文本研究/止庵著 东方出版社，1999. 358页
庄子引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40页
庄子学案/郎擎霄著. 上海书店，1992.10. 396页
庄子研究/《复旦学报》编辑部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20页
庄子补正/刘文典撰；赵锋，诸伟奇点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906页
庄子故里在东明/王守义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96页
庄子序跋论评辑要/谢祥皓，李思乐辑校.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85页
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著. 成都出版社，1992.2. 470页
庄子现代版：增订本/流沙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45页
庄子：汉英对照/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99. 2册(630页)
《庄子》神话的破译与解析.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0,251页
庄子与现代管理/熊礼汇，夏忠编著. 学林出版社，1999. 11,240页
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叶舒宪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庄子考辨/张松辉著. 岳麓书社，1997. 288页
庄子与中国文学/宋效永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422页
庄子译诂/杨柳桥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 726页
道家文化研究/陈鼓应主编 三联书店
崔大华《庄学研究》台北 : 文史哲出版社, 1999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庄子故言 朱季海 中华书局1987.4
庄子音义研究 黄华珍 中华书局1999.4
庄子释译（上下） 欧阳景贤、欧阳超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8
庄子心通[专著]/扬帆著 , 2003
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 [专著] / 束景南著，2003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硕士论文] / 潘大为著，2003
论《庄子》美学范畴“游” [硕士论文] / 杜绣琳著， 2003
《庄子》与《易传》天人观比较研究 [硕士论文] / 朱瑀著，2003
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 [博士论文] / 时晓丽著,2003
庄子学史 [博士后论文] / 方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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