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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现状与展望

 育则维善余言 2007-02-07
“红学”现状与展望

                                             文/蔡义江

  近年来,听到和读到许多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议论,几乎什么意思都有,褒贬之分歧大得惊人。说好的,似乎是红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红学的春天已经来临;说坏的,又以为红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离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巨著越来越远,仿佛红学的末日已经到了。我以为过分的乐观或悲观的估计都太极端了,是没有理由的,也不符合实际。我们还得全面地、理性地、有分析地来看待红学研究的现状。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广大群众中,长期以来最普及的当数《三国演义》和《水浒》,或者还可算上《西游记》。《红楼梦》的爱好者,则多限于有点文化的知识阶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红楼梦》凭着电视、电影、戏剧、音乐,甚至舞蹈而逐渐推广开来,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就说20世纪80年代制作的、由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吧,至今还时时在电视台播放,一支王立平创作的《枉凝眉》经典曲子,听得多少人如痴似醉!有些要求较高的观众、评论文章指出,电视连续剧在编剧上还有些不足之处,如把已被作者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情节,按红学家研究结果加以恢复;最后6集舍弃今存后四十回情节,也按个别红学家的探佚说法加以重新编写,未必符合作者原意。这些批评都有道理。但我以为即便如此,它也还有些正面作用。至少它让对红学知之甚少的观众,开始知道秦可卿之死原来另有原因,后四十回原来并非原作,与曹雪芹写的还不一样。这就是红学常识的普及。

  从出版和媒体的推出情况看,成果也是很大的。从前,《红楼梦》排印本,都用经后人作了较大删改的“程本”,用接近原著的“脂本”文字的只有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且流传不广。现在有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刘世德校注本、蔡义江校注本等一大批以“脂本”为底本的本子出来,反映好,销售快,给研究者提供了较可信的文字依据。研究专著、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数量之多,更是惊人。仅工具书一项,就有多种,其中搜罗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红楼梦大辞典》可作代表。《红楼梦学刊》自1979年创刊,到明年第1期,已满100期。中央电视台10频道开展“百家讲坛”论红;4频道正在推出10集“红楼情”,都有很高的收视率;互联网上谈红,更是热火朝天,群众基础日益坚实。

  《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也是十分明显的。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建筑学、园林学、医药学、管理学、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方面,都有文章。讨论作者祖籍、家世生平、成书过程和脂评整理的著述,也多不胜举。版本研究的深入,尤为可喜,因为它是文本研究的基础。10余种脂本文字异同的沿袭、篡改和讹误,被逐渐理出头绪来,使各种本子的先后传承关系,有大量的实证依据。这就使得那些哗众取宠地提出“先程后脂”、“脂本作伪”者,显得十分浅薄无知。

  红学从“左”的影响中逐渐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开始确立。以往,评论《红楼梦》人物形象,总从维护封建制度还是反对封建制度这一标准来划线,以此分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这既不符合鲁迅所说的此书中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的突破传统的写法,也与历史的真实性相左。现在,就有多篇为过去遭骂的薛宝钗说公道话的翻案文章,分析就相当深刻;也有读到王熙凤形象的复杂性的,不再是单纯地把她当成作者的揭露批判对象,简单化地说她是封建地主阶级贪婪、残暴性的代表了。

  此外,一批历史档案材料的陆续发现,为研究曹頫获罪,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依据,比如被抄家“枷号”的原因是其属下“骚扰驿站”,勒索银两,而非政治斗争;曹氏家属回北京,得雍正舍施,发还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平房和三对奴仆,“两世孀妇”(曹寅、曹顒之妻)这才得以度日等。

  目前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多与商品经济大潮中文章著作商品化及借此谋取名利有关。比如以学术为幌子,标榜创新,猎奇立异,哗众取宠,追求哄动效应。他们往往还有同伙吹嘘,大做虚假广告。比如,以解梦为名,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与他的旧情人阴谋毒死的;又比如说,说在曹雪芹死后近30年才经程伟元、高鹗整理刊刻出来的120回本最早,而在此之前(有的底本早在雪芹尚活着时抄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发现的、彼此有传承关系的十一二种脂评本反在其后,甚至说这些抄本及其评书人脂砚斋是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之后才伪造出来的(文物鉴定家难道连乾隆抄本与民国时期伪造的东西都分不清?),不顾事实地要把脂砚斋“还原”成一个现代骗子。还著文宣扬,曹雪芹有三个,一个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还有一个是道光年间的;说《红楼梦》其实是《青楼梦》,“金陵十二钗”是秦淮河畔的十二个妓女。如此糟踏曹雪芹和《红楼梦》,还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吗?

  可就是这些荒诞的说法也有市场。一些报刊、出版社一方面看重畅销赚钱,一方面又对红学十分无知,所以这些东西总能源源不断地推出。致使一些不搞研究的人也掺和进来,推波助澜,把脂砚斋描绘成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混混,还骂红学研究者都是“寄生虫”。

  此外,当然也有不少读者不满一些红学家们起劲地争论曹雪芹的祖籍在何处的问题,以为外围战打得太多,而少有攻坚的,喧宾夺主,意义不大。这虽与上述种种非同类性质问题,但也值得红学界反思。

  总的来看,我以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还是好的。种种奇谈怪论看上去虽五颜六色,但它决不是“百花”,而只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泛起的垃圾。别看一时闹得欢,以后人们一定会忘掉它,红学发展史上也不会有它的地位。

  红学研究要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形成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对每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可以有分歧,甚至对立,观点可以五花八门,但寻求真理的态度和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我已见到许许多多红学研究者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我对红学研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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