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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声势浩大，但那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一千多个实验点，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相对发达，信息相对通畅，地势相对平坦的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 然而谁能想到，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也正开展着一场别树一帜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它地处偏僻，相对闭塞，在当时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年代，影响力自然不如晏阳初、粱漱溟的乡村建设，但它却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而其主持者，竟是一位实业家、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 1927年春，民生公司创办还不到两年，卢作孚出任了北碚峡防团务局局长，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所谓的嘉陵江三峡，是指嘉陵江自北向南的三个峡谷，依次为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当时的峡区，跨嘉陵江两岸50余公里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共48个乡、镇。这里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加上地处四县结合部，属“四不管”之地。因此，这里社会混乱、盗匪横行、农业凋敝、民不聊生。作为峡防团务局，它本是一个维护峡区治安的联防机构，卢作孚却利用这一机构来组织实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这打破常规的组织形式，本身就体现了卢作孚卓越的创造才能。 卢作孚既是乡村建设的实干家，也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家。他撰写了《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两篇文章，对乡村的地位、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明确指出，他在峡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宗旨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要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四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也就是说，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中国西部嘉陵江三峡搞乡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想为整个中国搞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来，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 最引人注目的是，卢作孚还提出了以“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规划了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现代化”蓝图。在这个蓝图里，他不仅因地制宜，规划了峡区矿业、农业、工业、交通的发展计划，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详细规划。对峡区的教育发展，他要求达到“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对峡区的百姓，他要求“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对峡区环境，他要求达到“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总之，他要把嘉陵江三峡不但建成“一个生产的区域”，还要建成“一个文化的区域”和“一个游览的区域”，以实现他“乡村现代化”的主张。 为了实现这个蓝图，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他在峡区修筑铁路公路，治理河道河滩，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农场、电站，创办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医院，规划城区，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建立公园、运动场、俱乐部、报社，开办农村银行等等。尤为突出的是，他在峡区创建了以“中国西部”命名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兴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现代化纺织厂——大明纺织染厂；建设了川东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短短十几年间，就使峡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海内外知名，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的美丽城市，成为早期中国西部开发的典范。 卢作孚认为“中国的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而在中国西部，就更显得落后、保守和闭塞。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与当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主持的乡村建设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在关注和实施乡村教育的同时，更重视抓经济建设，抓现代文明建设。如他在峡区开展现代生活运动，要求“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和乡间”,凡是“今天世界的、中国的、四川的乃至三峡的消息，举凡大众应得知道的事件”，都要及时广播出去，让峡区人民知晓；他甚至在峡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手拿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飞机、轮船、火车等。他要峡区的工厂、学校、机关到节假日一律开放，欢迎老百姓参观。卢作孚的苦心，就是“一方面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一方面盼望乡村里的人们对这许多事业有一种认识，认识生产是应这样变成现代的”。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使嘉陵江三峡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1936年，即卢作孚乡村建设进行了10年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到了北碚。北碚的大变化，使他惊奇不已。他万万没想到“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的北碚，如今竟“变成了安居乐业的福地”。他欣喜地看到峡区里“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为此，他感慨万千，说：“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二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个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方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他钦佩“现今大名鼎鼎、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认为卢作孚的精神，“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家来主持一方的乡村建设，与作为学者主持一方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在思维、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他的建设模式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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