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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昵称20315 2007-02-27

朱熹
 
自南宋以来七八百年间,中国教育可以说受朱子师道的影响最深最大。他继承了孔子之大道,处处以身作则,教人「格物致知,实践居敬」。他不仅是宋朝的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伟大教师,同时他一生在儒学上的贡献,真可说是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了。

  朱子名熹,字晦庵,一字仲晦;又先后自称晦翁、云谷老人、沧洲病叟、翁。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朱熹出生于尤溪,死于宁宗庆元六年(一二○○年),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谥为「文」,世称「朱文公」,并曾历受追封,从祀孔庙,为士人所景仰钦崇。
  朱熹出生于今福建尤溪县城关水南,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启蒙。相传其父亲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后随父迁往建阳,他的一生大都在福建度过,所以他后来开创的学派又称为闽学。
  祖父原籍今江西婺源(婺源原属于安徽,后民国时行政划拨到江西)。他的父亲名松,字乔年,号建斋,为人正直,对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哲学颇有研究;中进士后原在朝廷供职,因为不附和秦桧对金人屈辱的和议政策,被排挤外调到福建尤溪县,朱子就在尤溪出生。
  朱子幼时聪明。有一天,他的父亲指着天,对他说「天也」,他接着问说「天之上何物」?他父亲听了,觉得不凡;就教他读孝经。朱子读了以后,即在书上题写:「不若是,非人也。」
  他幼年在父亲指导下,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并且深受父亲那种憎恨投降苟安的思想所熏陶,立下爱国报国的志愿。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依照父亲的遗嘱,向父执辈籍溪的胡宪(原仲),白水的刘勉之(致中),屏山的刘子翚(彦冲)三人求学,遵守遗训,拜他们三人为老师。他们视朱熹为子侄;尤其是刘勉之,以女儿许配给他。他十八岁时中了乡贡,十九岁便考取进士。
  朱子考取进士之后,依然勤勉读书,他在中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学者都不肯自去读书,熹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熹只是不管,一面自读。」当时的儒生都以读书作为科举的手段,达到目的后,一般人便放下书不读,去钻营官职,但朱子不愿同流合污,不管别人的嘲笑,一直埋头研读「论语」、「孟子」等经书,力求融会贯通,为以后注释经书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以后所编着的「四书集注」,可以说是我国最有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其影响之大,实为中外教育史上所罕见的。
  他二十二岁参加铨选考试,考取后被派到泉州同安县当「主簿」,治绩卓著,并且办了一所规模颇大的县学,他自己经常去讲学。他求道心切,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从同安徒步数百里,到延平县拜李侗(愿中)为老师。李侗是程颐的四传弟子,也是朱子父亲的同学。那时李侗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是位淡于名利的思想家,他隐居苦学了四十年,每天静坐,以体验人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他把洛学加以精研贯通,从体验中实践出来。所以朱子见到李侗之后,便叹息说:「自我拜见李老师以来,做学问才脚踏实地,才知以前研究佛老的学说都是错误的。」李侗对朱子非常器重,把自已一生的研究心得传授于他。自此他不但承袭二程的洛学,并综合了北宋各家哲学的思想,奠定了他一生学说的基础。
  朱子三十三岁那一年,升为文学博士。宋高宗死,孝宗继位(一一六二),新皇帝下诏要士大夫对国家政治提出意见。朱子上书给孝宗,劝他重视儒家的「帝王之学」,摒弃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从「格物、致知」做起,「意诚、心正」来学习古代圣人之道,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同时极力反对同金人讲和。他说:「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敌于我不共戴天之仇,决不可和也。」他这种痛恶和议的见解,正和他父亲不满于秦桧的和议一样。但是,当时的权贵如汤思远等力主和议,排斥了朱熹的主张。结果孝宗未能重用他,只叫他担任一名武学博士,实际上并无实职。一年多以后,朱子便申请回家去从事研究和讲学。
  此后十几年的家居生活,他一方面著书立说,教授生徒;一方面结识许多学者,共同讨论学问,其间曾有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山原名荷湖山,在江西铅山县北,山上有一座鹅湖寺,(后人乃在鹅湖寺立四贤堂,理宗淳佑年间,(即公元一二四一││一二五一,朱子死后始称为文宗书院)「鹅湖之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其时朱子四十六岁(公元一二七五年),他的好友吕祖谦来探望他,讲学于寒舍,两个人合编近思录。吕祖谦要走的时候,朱子送他一程。途中他们俩谈到陆九渊的学术见解,朱子认为他的见解同「中庸」所讲的「思辨然后笃行」的宗旨相违背,表示不赞成。吕祖谦便提议邀请陆九龄、陆九渊两兄弟同到鹅湖寺来讨论。遂后在鹅湖寺上开会,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最主要的却是教育方法,朱子的见解,认为指导学生读书首先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意思是说,先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才能够进行专门的研究。陆九渊不同意,认为应该「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意思是说,人的心灵本来具有先天的智慧,所以首先应该启发他的灵感,等他的先天智慧充分展开了,才教他去广泛地阅读各方面的著作,加以分析研读。
  他们双方对于教学方法的主张不同,因此在讨论过程中彼此互相批评,朱子认为陆九渊把教学看得太简单,祇要发展灵感悟性而不学习基础知识,恐怕结果既感悟不出什么东西而又弄到知识空虚,误人子弟;而陆九渊却批评朱子的教学方法是支离破碎,东读一点西抄一点,杂凑起来的知识没有多大价值。他还提出一个理由反驳朱子说:「尧舜以前的人,并没有什么书可读,为什么能够明白许多事理?显然是依靠自己的心性智慧的能动作用。」鹅湖之会的论争谁也不能说服谁,结果虽不欢而散,但表现了朱子注重研究的精神,使朱子的学术声望远播。
  朱子五十岁的时候,第二次担任正式的地方官,朝廷派他到江西南康军(军,是宋代行政区域的名称,和清代的「府」规模差不多)做知事。他在任四年左右,在政治上曾推行减轻老百姓役税的政策,他一方面办理平粜救济,一方面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总算认真做了些事情。并重建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宋代四大书院,即白鹿、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注一),对教育上有很大的影响。
  朱子在南康的第三年,曾应诏上书│即有名的戊申封事,以忠实卫道者的立场对孝宗皇帝进言忠告。书文中有「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的句语,孝宗看了,认为这等于骂他心术不正和纪纲不立,勃然大怒。当时大臣赵雄对孝宗说:「这些书呆子无非沽名钓誉,如果皇上愈是责备他,他的名气反而愈大,同他计较,反而助长他的声势,不如把他收容加以任用,慢慢再来收拾他。」孝宗听了赵雄这番话,便派朱子到湘东主管茶盐的事务。
  朱子在孝宗传位与光宗之后,曾奉派担任福建漳州知府,在任约两年。到他六十四岁,又出任湖南潭州(今长沙)知州,在任也是两年左右。光宗死,宁宗继位,朱子以六十六岁高龄,奉召担任「焕章阁侍讲」。朱子只当四十六天的侍讲,对宁宗讲解了「大学」,并编写了讲义给宁宗阅览。当时韩侂胄把持政权,扩张私人势力;朱子忧其擅权害政,警告宁宗提防他,遂触侂胄之忌,任侍讲仅四十六日即被罢免。并反对朱子的学派,大肆攻击,妄指朱子的学术为「伪学」,称朱子为「逆党」;甚至诬陷朱子窥伺神器,主张刑斩以遏乱萌。这样,朱学及朱子的同道就受了莫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庆元党祸」。然而朱子却不屈不挠,仍在竹林精舍怡然讲学。一以阐扬大道为己任,其刚毅如此。庆元六年(公元一二○○年)三月,他于福建建阳考亭家,死在教学冈位上,享年七十有一。同年冬十一月葬于建阳县唐石里的大林谷。

  朱子的一生,从十九岁登进士,到七十一岁去世,这五十多年中,做官的时候共为十四年;惟因时逢衰乱,奸佞当道,或辞不就,或就亦无从遂其志。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真可说是不幸。然而他在教育上的成就,却是震烁千古,值得人们无限的景仰。
  朱子死后,韩侂胄还不甘心,叫人到处造谣,说朱子的门徒将要利用送葬的机会,图谋不轨;于是在出殡的时候到处戒严,如临大敌,吓唬他的学生。但是仍有毫不畏惧的朱子的追随者成千人参加送葬的行列,可见朱子在他的学生心目中,是多么受到崇拜敬仰啊!
  他有一位学生名叫黄干(字直卿,号勉斋),在所著朱子行状中(注二),对老师一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作了如下的纪述:
  「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殁,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机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资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
  由此可见,朱子之所以得到学生深深的爱戴,实在不是偶然的了。
  从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言行中,更可显示出他的伟大,兹分述如下:(注三)

  (一)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促使一般学者都能立志做圣贤。这种思想的背景,当然远承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的启示,近采濂溪「希圣、希贤」,伊川「圣人可学」,以及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语类)又说:「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学者要立志,纔学便要做圣人也。」「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语类)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而培养圣贤,必须使学者恢复本然之性与夫变化气质之性。朱子在心性论中,曾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者也。」(语类)又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气杂而言之。」(语类)又说:「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语类)「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他在续近思录中也说:「为学用力之初,正当学问思辨而利行之。乃可以变化气质而入于道。」
  「大凡人心若勤谨收拾,莫令放纵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若真个捉得紧,虽半月见验可也。」
  他解释大学所谓「明明德」,也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由此可见,朱子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圣贤,而以圣贤自任者,应以「复性」「复初」及「道心主宰人心」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要养成完善无缺的人格。

  (二)他教学的方法,认为教师应该诱导青年按下列五个步骤去努力,就是:「立志」,「坚毅」,「居敬」(用敬),「穷理」,(求知),和「实践」。
  朱子在语类中论及「立志」说:
  「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
  「世俗之学所以与圣贤不同者,亦不难见。圣贤是真个去做。说正心,真要心正。说诚意,真要意诚。修身、齐家,皆非空言。今之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饷;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饷;说修身,又将圣贤许多说修身讽动而已。或掇拾言语,掇辑时文。如此为学,却于自家身上有何交涉?这里须用着意理会。今之朋友,固有乐闻圣贤之学而终不能去世俗之陋者,无他,只是心不立尔。」
  「人之为学,至于有以自立其心,而不为物转,则其日用之间,所以贯夫事物之中者,岂富贵所能淫,贫贱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
  这些都是朱子论立志的重要,同时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
  朱子又论「坚毅」说:
  「为学要求把篙处着力。到工夫要断绝处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进处。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一篙,不可放松,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
  「且如项羽救赵,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顾后,便做不成。」
  「进取得失之念放轻,却将圣人格言处研穷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风捉影,有甚长进?今日是这个人,明日也是这个人。」
  他用各种譬喻,说明我们的立志工夫是需要坚决与持久,勇往直前,切忌松弛懈怠。
  再就「居敬」言之:「居敬」也就是「用敬」。朱子把「居敬」列入人生的重要修养方法,他曾说:
  「人能存得敬,则是心湛然,天理灿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朱子全书卷二)
  「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则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
  由此看来,朱子所谓敬,是指主一无适,而所谓主一无适,是对于义理(或道德的至善)加以牢固的执着。换句话说,此心须经常为主宰,不拘在动在静,不拘思虑云为,一切都须与义理相合,不容违背,这就是敬。
  同时他认为居敬的工夫,除了上述「知」「行」两方面的修养,还要不断做到「存养」及「省察」两大工夫。朱子说:「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醒。」
  「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
  「学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则群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广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则反不是。」(朱子全书卷二)
  「穷理」是朱子教导学生「求知」的方法,也就是格物、致知的实际法则。他认为:

  第一,穷理务须周到、彻底。朱子说:「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的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若见得一边,不见一边,便不该通。」又说:「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朱子语类)

  第二,穷理务须循序渐进,从切己处开始,逐渐推至疏远处。朱子认为:「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安迭,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遇事接物(按即日常行事)之间各须一一去理会始得。……但随事遇物,皆一一去穷极,自然分明。」

  第三,穷理应以读书为重要手段。朱子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我们讲到义理之精微,常一时不易彻底理解,我们自非加详尽精密的思辨不可。而书籍乃系古来圣贤用以讲学义理、启示后人的。所以我们果欲穷理,先穷书中之理,乃是最适当、最近便的道路。

  第四,穷理应继续用力,期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地。天下事物之理多至无穷,所以我们想以个人有限的时间与能力一一地来加以穷究,实为不可能的。因之,他认为格物或穷理,只要用力长久,今天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日累月积,久则久之,我们对于天下万理自会达到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他曾说:「天理在人,终有明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合下便有此明德,虽为物欲掩蔽,然这些明明底道理未尝泯绝。须从明处渐渐推将去,穷到是处,吾心亦自有满则。」(朱子全书卷七)他又在大学补述中说:「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他这种豁然贯通说,当然是以他所主张的「性具万理」以及「理一分殊」的理论做根据的。
  关于「实践」,朱子的学生黄干在所撰朱子行状里面说:「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朱子认为穷理之外,更主张践实(即躬行实践)及居敬为主要的修养工夫。他曾说:「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关于践履,而专践履者又遂以讲学为无益。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固,与彼区区口耳之间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知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朱子全书卷三与卷七)由此可见,朱子认为,知而不行,即证明所知还浅,所知不够透彻。他对于「践实」与「力行」非常重视,决不如一般人所评论以为朱子崇尚空谈,不重实行。朱子又说:「人之一身,应事接物,……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则自近及远,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见之功矣。」(朱子全书卷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也许朱子学派的末流犯有「空谈」这种错误,而朱子自已却是一个最重实践力行的思想家。

  其次,我们再从朱子创办白鹿洞书院的情形,来认识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他以这所书院作为他自已的教育理想的实验所,他自已亲自兼任「山长」(即书院院长),厘定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和修养守则等各种规程。这些规程就是我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兹将原文摘述于下:

(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使舜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五焉。其别如左:
(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五)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敬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故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全书卷七十四)由此可见朱子特别注重「力行践履」之教育。
  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内容,可说概括了我国正统教育的精神,成为以后历代教育的规范。正如明代顾宪成,在他的东林会约中曾说:「朱子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实在是至善、至美了,读书人要为圣为贤,岂能越得出这个范围,我们在东林书院所学的,也只是讲明它的道理,而加以实行罢了。」其对后代之影响如此深长,朱子之所以成为正统教育家的代表人物,与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办学理想和特别注重践履力行的教育方法,是大有关系的。
  朱子创办白鹿洞书院,开南宋书院之先声。他时常亲自给学生上课,课余还带学生到山中风景美丽的泉林散步,一边观赏,一边讨论学术问题。师生之间,其乐融融。
  同时,从朱子的「大学章句序」中更可看出他的教育主张:
  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下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我们试将前述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和「大学章句序」,加以分析,更可见当时朱子的教育主张:

  (一)为什么要有教育?因为人性本善,于气禀不齐,以致性不能全,所以需要有教育。

  (二)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说,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就是「复性」。复性就是要完成「仁德」。「仁」是代表「心性」的全德。朱子认为「性包含着万理」但其纲领只是仁、义、礼、智四德。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之理,智是分别是非之理。(朱子全书卷四十七)因此所谓教育的本质乃是指不受气质的拘束和人欲的蒙蔽,能够把心性的全德,加以完全实现。

  (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要人立志做圣贤。

  (四)应当由谁来担任教育?应当由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担任教育。

  (五)怎么样教?从制度方面讲,分为小学和大学。从方法方面讲,分为穷理和躬行。穷理的程序,分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躬行的要项,分为修身、处事和接物。

  (六)教什么?从次第方面看,小学教的是「事」如: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教的是「理」如: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从德目方面看计分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七)正当教育下的学生怎么样?接受正当教育的学生,都自觉的知道自已「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各自埋头苦干,努力学习。

  (八)那些是错误的教育?记诵词章的俗儒之教;虚无寂寞的异端之教,以及权谋术数的功利之教,都是走入歧途的错误教育。

  朱子的一生,一方面尽瘁于教育,另一方面不断进修研究,潜心著述,综合了各家学说,开创了新的思想方法,留给我们博大的文化遗产。朱子不仅著作极多,而且他的著述态度,亦非常严谨。他曾说:「以前我用心良苦,思考一个道理,往往像过独木桥一样,相去虽在毫厘之间,但一失足,便有粉身碎骨的危险。」由于他对每一个小小的问题,都郑重其事,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孜孜苦读,未尝一刻放松,因而得到的是既博大且精深的研究结晶。兹将其重要著作,列举于下:

書  名 卷  數 書  名 卷  數
大學章句 論語集註 一○
大學或問 論孟精義 論語二○、孟子一四
中庸章句 孟子集注
中庸或問 周易本義 一二
中庸輯略 易學啟蒙 四(一說朱子指畫、蔡元定撰
論語綱領 
書集傳 六(蔡沈補成) 程氏遺書(二程遺書) 二五
詩集傳 程氏遺書附錄
儀禮經傳通解 正三七黃揚補成、續二九 程氏外書(二程外書)延平答問 一二
古今家祭禮 二○ 近思錄 一四(呂東萊合撰)
家禮(疑) 玉山講義
孝經刊誤 白鹿祠書院招示
小學 六(朱子指畫、
劉子澄撰)
記疑
雜學辨

楚辭集注 周易參同奏考異
楚辭後語 陰符經注
楚辭辯證 韓文考異 一○
太極圖說解 感興詩
道書解 資治通鑑綱目 五九
正蒙解 八朝名臣言行錄 前編一○、後編一四
伊洛淵源錄 一六 論語要義(散佚) 未詳
論語訓蒙口義(散佚) 未詳 論語略解(未刊) 未詳
孟子要略(散佚) 論語或問(未刊) 二○
國學恐聞編(散佚) 未詳 孟子或問(未刊) 一○
此外後世學者所輯錄的關於朱子的著作如下:
書名 卷  數 書  名 卷  數
朱子大全集 一二一 朱子錄要 一五
朱子全集 六六 朱子大全私抄 一二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 七六 朱子心學錄
朱子學的 朱子語錄四纂
朱子文語纂編 一四 朱子語錄纂略
參訂朱子語類 二五 朱子晚年全論
晦庵文鈔 朱子文集纂 三二
朱子書節要 二○ 朱子五種語類 八○
朱子語錄類要 一八 朱子書抄略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 一六 朱子禮纂
朱子語略 一○ 朱子文集 一八
朱子學歸 二三 朱子語類纂 一三
朱子論定文抄 二一 朱子遺書 一○六

  总之,朱子每一方面的影响,在我国文化上都是非常重要而深远的。他的四书集注,成为中国思想上的圣经;他的穷理学说,成为宋明理学的灵魂;他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此后七八百年来教育思潮的滥觞。有人曾把他比之于西方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因为没有康德,西洋近代的哲学必然改观;没有朱子,东方的我国宋、元、明、清七、八百年的儒家思想亦将缺乏重心。的确,我国教育史上,能直追孔孟的,可说只有朱子一人而已。

附 注:

  一:白鹿祠在江西卢山五峰下,唐代李渤、李涉兄弟在山上读书,养了一只白鹿为伴,因此得名。宋初在这里办了一院书院,后来停办了,院舍都破残不堪。朱子在南康军任内,发起重建白鹿洞书院。他亲自兼任「山长」讲学。

  二:黄干(勉斋)所撰朱子的行状:
「其为写也,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生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其与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守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未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暝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悟,则摊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名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忧;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抡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颐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妥,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以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礼仪,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者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邵、张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灭。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夫其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栻),东莱吕公(祖濂),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托訾圣贤,捐弁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按指陆象山之心学,即所谓「江西顿悟之说」)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按指陈龙川之学说,即所谓「永康功利之说」)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翦陋,其害岂浅鲜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精研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疏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之去体。一旦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机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


    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投资、开发热的经久不衰,许多地区都以占有名胜古迹、名人、政要为荣。由此,引发了争夺名胜、名人大战。如江西与安徽争陶渊明作品中的“桃花源”;河南开封与安徽合肥争包公墓;山东则有两个县争武松的祖籍;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文化巨匠,也卷入了这一漩窝。

  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朱熹学派在成为官方儒学之后,影响长达七百年之久。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日本曾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统治了整整两百年;韩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退溪,乃是朱熹忠实的信徒。因此,朱熹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

  缘于此,福建、江西、安徽三省展开了对朱熹的争夺战。福建方面认为,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并度过了他的幼年,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武夷山区的建阳县此度过的,最后又逝世于斯,葬于斯。现在朱熹的陵墓整修的气势恢宏,成为武夷山的著名人文景观。同时,朱熹在福建还创建了“南溪书院”“紫阳书院”和“考庭书院”,他先后在两书院讲学十多年。福建方面据此说朱熹是一个典型的福建人,武夷山以朱熹为荣,建起了许多与朱熹有关的景观。

  江西方面认为,确定朱熹是江西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建国前,国民党政府已将朱熹的祖籍地安徽婺源划归江西,曾有一段安徽将婺源要了回去,但建国后,婺源又重归江西省所有,故必须以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判断朱熹的祖籍地;此外,另一条是朱熹在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讲学,孝宗皇帝赐书院额及御书,使其声名大振。一九八九年,重建于南昌的滕王阁大型壁画《人杰图》中,正式将朱熹列入为江西人。

  安徽方面则认为,首先,要看朱熹本人对祖籍地的态度。朱熹一再承认古代徽州的新安郡婺源县是他的祖籍,自称“新安朱熹”,他一生中回过故乡三次。建国前夕,国民党政府将婺源划归江西,婺源人感情接受不了,此时胡适也上下呼吁,终于婺源又划归安徽。虽然建国后婺源又划归江西,但朱熹是历史人物,安徽方面认为仍以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来判断其祖籍地为妥。再则,朱熹在故乡创造了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理学,在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朱熹还建了两处“紫阳书院”

  对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黄山书院院长钱耕森教授认为,“福建说”比较符合现代工业文明习惯,即以出生地为凭;“江西说”以现有的行政区划为凭,也不无道理;“安徽说”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习惯,即便是现在,中国人填表格也是以祖籍地为准。

  虽然朱熹的祖籍地之争仍在继续,但三省对整理、发掘朱熹理学都不甘落后。江西出版了《朱子学刊》,安徽正筹巨资准备出《朱熹全集》,福建在武夷山则经常召开国际性的朱熹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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