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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张乐水 2007-04-12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我们先问一句,什么叫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所以讲到文化,我们总应该根据历史来讲。
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这好像说,一个人活了五十岁,他这五十年的生命意义何在?价值何在?要答复这问题,自该回看他过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曾有些什么贡献,他将来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同样用这种方法来看中国民族,这五千年来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它在向哪一条路跑。如我们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如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这样操作着,他定有一个计划。如果他的计划感到满足完成了,那他又将生出另外一个想像。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地过日子,那么这时候,它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这就说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中国人现在不自由,不平等,国势衰弱,遭人压迫,事事都跟着人家后面跑,那是暂时事,难道中国人五千年来都在跟着人家脚后跟的吗?就算是如此,难道它心中就真的没有一条路线一个向往吗?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第一点。第二点,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我现在就想用历史观点来讲明这一些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们现在只要看它在哪条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远,是继续在进步呢?还是停住不再向前了?还是转了方向,拐了弯?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演进,就该注重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我此刻所讲,虽是已往的历史,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它将来的前途。
再换一方面说,我们如果要写一本中国文化史,究竟应该分几期来写呢?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条水流不能切断,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们往往说,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像说某人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么时期等。我们若将他这样地分成几个时期了,我们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些什么。我也想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但分期实在很难,我们先得要看准它所走的路线,才能决定怎样去分程。我个人想,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现在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分法,我想诸位无论是学历史的,或不是的,都会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通一般的分法。我们普通谈中国史,大都说秦以前的学术思想最发达,最好,秦以后就衰落不兴了。又有些人说,汉、唐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都很富强隆盛,有成绩,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这里,可见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将中国史分成这几段。

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种文化来作比,尽不妨是很粗浅,很简单,但相互比较之后,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欧洲文化来作比。因为如巴比伦、埃及等,现在都己消失,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因此也没有绵延着很长的历史,只在某一时间之内曾飞煌腾达过,但不久即消失,犹如昙花一现,不能久远。若论能长时间奋斗前进的,从目前说,只有两个文化,一是中国,一是欧洲。我们若把此双方互作比较,便可见许多不同的地方。
欧洲历史,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接着北方蛮族入浸,辗转变更,直到今天。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戏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却不断在更换,不是从头到尾由一个戏班来扮演。而中国呢?直从远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秦、汉、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国人,宋、元、明、清各代,上台演唱的还是中国人,现在仍然是中国人。这一层便显然双方不同了。再说一个譬喻,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长跟离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那面旗,在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蛮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而有人却说,说不定那面旗又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们这面旗,也并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里接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周发散。后来希腊衰微,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在历史演进中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别一个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这种情形,连带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中国文化则很难说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我们很难说中国文化是由山东传到河南,再由河南传到陕西,由陕西传到江西,由江西传到江苏,如是这般地传递。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即是所谓中国的体了。关于这一点,在古代历史上,似乎已难加详说。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很明显地平摆在中国的大地面上了。有体便有用。试看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准都很高,而且可说是大体上一色的。这就可见中国文化水准在那时早已在一个大地面上平铺放着了。我们不能说汉都长安,汉代文化就以长安为中心,再向四面发散。当时的长安,不过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较集中,却不是说文化就以那里为中心,而再向四周发散。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而欧洲文化则系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极难说它有一个中心,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许多地方,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做过政治中心,但始终在文化大体之内,有其相等极高的地位。这种比较,是从双方外面看,很简单很粗浅地相比较,而约略作为如此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如此相比呢?因为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现在想由外面形态转进一步,来讲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上面说过,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而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这里便已包蕴中国文化一种至高至深的大意义。中国一部古经典《易经》说:“可大可久”,这是中国人脑子里对于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国文化价值之特征。以现在眼光看,中国是世界之一国,中国人是世界人种中一种。我们用现代眼光去看秦以前中国古人的生活,有些人喜欢说中国古人闭关自守,和外国人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论调,我们若真用历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对于几千年后中国近人这样的责备,他们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国人,一般感觉上,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块大地,并不认为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已可称为天下,就已是整个世界了。中国人所谓天下,乃一大同的。封建诸侯,以及下面的郡县,乃属分别的。
我们不要轻看当时那些封建的国,在它们都曾有很长的历史。像卫国,国上虽小,却是最后才亡于秦国的,它已有九百年历史。现在世界各国,除中国外,哪一个国家传有九百年历史呢?其余像齐、楚诸国,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在现在人脑子里,一个国有八百年历史,实已够长了。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农业文化所能到达。《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像是秦代统一前后人的话,在当时,实在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当时人认为整个中国版图以内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个世界之内了。在这整个世界之内,文化已臻于大同。至于在中国版图以外的地方,因为那时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一时难及,只好暂摆一旁,慢慢再说。好像近代欧洲人,对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等有些地方,岂不也因为他们一时力量有限,还未能充分到达,便也暂搁一旁,慢慢再说吗?可见古代中国人心理,和近代西洋人心理,何尝不相似,只是当时交通情形比现在差得稍远而已。
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单位,那时只有中国人和中国。所谓中国,就是包括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区域。他们以为这就已经达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它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
以上只就中国文化观点笼统地来说,若要具体一点讲,可以举几个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他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他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得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像墨子,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国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样是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至于庄子、老子,那就更没有所谓国家观、阶级观了。
我常说,在战国时,学者抱有狭义国家观念的,总共只有一个半,一个是楚国的贵族屈原,当时很多人劝他,楚王既然不听你的话,你大可离楚他去。但他是一个楚国的贵族,无论如何不肯离开楚国。楚王不能用他,他便投江自尽,这可以说是一个抱有强烈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人。另外半个是韩非,他是韩国贵族,他在先也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到秦国以后,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但我现在仔细想来,屈原是一个文学家,富于情感,他想尽忠楚王,被谗受屈,再往别处去,也未必不再受谗受屈,因此他愤懑自杀了。我们该从他文学家的性格情感上来看,他也未见定是一位狭义的国家主义者。
如此说来,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着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代,居然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
这种世界观,又和西方耶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的有不同。中国孔孟诸子,深细说来,他们并非没有宗教信仰。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而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时,己经算到达了。至于当时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时不能接受我们文化熏陶,我们暂时不理会,待他们能和我们处得来的时候,我们再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疆界里面来,和我们一起过生活。因此那时虽还有化外蛮夷,但因中国那时的农业文化,还没有方法推进到沙膜、草原、高山等地带去,因于和他们生活不同,而于是文化不能勉强相同,没有方法来教他们也接受中国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则暂且求能和平相处便算了。
以上所说,只在说明中国在秦以前,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确实实现了他们很崇高的理想。已经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观念,而且也已相当地有成绩。

到了第二期,秦、汉、隋、唐时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换言之,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之达成,这便是汉、唐时期的成绩。我们总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学术思想方面还超不出先秦,政治社会方面还超不出汉、唐。汉、唐这一段历史,很难简单讲,如今不得已,姑且简说一些。
一般人往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我认为称它是君主则诚然的,称它为专制,那就未免有一点冤枉。中国社会,自秦以下,便没有所谓特权阶级之存在。政府里面的做官人,并不是社会上享有特权的贵族。那么秦汉以下,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现在时行的话来说,什么人才可以参预政治呢?中国从汉以下,国民参政,均有一种特定的制度,汉制先入学校受教育,毕业后,进入政府历练办事,做事务官,当时称做“吏”。待他练习实际行政有经验,有相当成绩,便得推举到朝廷,再经一度考试,才正式做政务官。至于官阶高低,则由其服官后成绩来升降。魏、晋、南北朝以下,此制有变动,但大体总有一制度。唐以后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举制。所以中国自汉以后,固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封建贵族。又并没有由资本家变相而来的财阀贵族。做官人都由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并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东汉时,大概二十万户口中,可以有一人参政。直到清代,各省应科举的人,都规定录取名额,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单由这一点看,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考试时日,两百几十年来也未曾更改过。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
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形下,便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况。春秋战国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阶级,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后,封建社会早没有了,那时本可有渐渐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求贵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着求富的路走,这本是极自然的。中国地大物博,也很适宜于经商发财。但一到汉武帝时,定出新法规,规定读书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经商做生意。而且规定有专利的大商业都由政府经管,人民经商,所得税又抽得很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谓的统制经济那一条路。这时候,封建制度推翻,私人经济又不能无限发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试制度来,规定国民有受教育经选拔得参政做官的权益。这种情形,在当时中国人心下,大家觉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会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来,大家在教育文化上着意努力,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种出世的宗教,来求安慰,换言之,他们就可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这样说来,诸位定会问,汉代制度既然如此好,当时生活又是这样合理,为什么汉代又会衰亡的呢?这问题急切不能详细答,这等于问,你今天身体健康,很强壮,为什么后来又会生病的呢?又好像问你现在已经吃得很饱,为什么等一下还要饿,还要再吃的呢?这些问题,本可以不问,问了便牵涉得太远。但是我们总不免要问,汉、唐时代的政治社会,既然这么合理,为什么如今却弄得这样糟?这问题,我再往下是要说明的。我们都知道,自汉末大乱以后,那时的中国人,便觉得这世界现实没有意义,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极、悲观,便转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来生,那便是当时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环境生活如此坏,但又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消极呢?这因现在人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从前希望在来世,现今希望在国外。因此现在中国人崇拜了洋人,却不易信宗教。如果我们有一时真觉毫无办法,那就只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晋、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别多,直到唐代统一盛运再临,才又恢复过来,再走上现实人生的大道。
汉、唐两代的情形,现在不能详说,大概宋代以下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都逃不出汉、唐成规。因此我们普通多说,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汉、唐的学术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说汉、唐没有长进。因为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己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般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中国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它们,这不能因此便说中国不长进。我们现在所谓汉、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学术思想方面言,说汉、唐时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学术思想的范畴。但我们要是进一步来说,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实现。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这便不好不说是汉、唐时代的进步了。在这里,我敢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如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便是汉、唐的大规模。

现在我们再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和统一政治的大规模,那时候的社会政治,比较先秦是很有进步了。政治清明,社会公道,国家富强,人生康乐。在这种环境下,一般人又将想些什么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进他们的心坎。这时候,中国人对人生最高理想,便把来放在如何发展各自的个性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自始便懂得顾全大体,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顾全大体,侧重大群生活,并不一定要牺牲个人的。而所谓个人幸福,在中国人心中,主要是在各个人个性的发展上。上面说过,中国文化,自始就在一个大范围之下平铺着,待这一个大范围安排妥帖了,便想进一步,在此大范围之内,来要求各个人的个性之如何而可以尽量发展,中国人并不嗜好武力,也不贪求财富。因中国人也懂得,武力与财富,尽是外皮的,并不即是人生的真内容真幸福。因此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其实文学亦即是艺术之一端。那时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上。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了。
两汉时代,中国经过了四百年长治久安的时期,那时已渐渐开始讲究到文学和艺术。但后来国运中衰,遇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混乱,局面未能安定,于是把当时人要走的路,临时又中断了。一到唐朝,社会又渐渐安定,于是文学艺术再度发展。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这是中国文化史演进三大历程,值得我们郑重提出,来加以证明与阐述。
唐以前的文学,大体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可说是贵族的,另一类则可说是宗教的。艺术也是一样,那时也只有贵族艺术和宗教艺术之两大类。姑举实例言之,如图画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宫或庙宇。建筑亦然,大建筑也只是王宫或庙宇了。这都只可算是贵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汉代文学,像司马相如《上林赋》《子虚赋》之类,那便是我所谓贵族文学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类,则是宗教文学之好例。到唐代开国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逐渐由贵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转化为日常平民的。我们以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说,唐兴以来才是平民文学的时代。以整个中国艺术史来说,唐初才有平民艺术之生长。我觉得唐代文学艺术境界,像杜工部的诗,韩昌黎的散文,颜真卿的字,吴道子的画,这都是和先秦、孔、孟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同是达到了一种超前绝后至高无上的境界。若说秦、汉以下,中国不再出孔、孟、老、庄,便认为是中国历史不进步,则试问如杜、韩、颜、吴,他们的诗文字画,以前何曾有过?这不该说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吗?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
现在要问,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要到唐以后才普遍发展呢?这因汉、唐时代,政治社会虽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时,还是有变相的贵族之存在,须到宋以后,连变相的贵族也根本没有了。说到大门第,宋代只有韩、吕两大姓,但也不好说他们是贵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从平民社会出身。宋、明两代,中国社会上,始终不再有贵族,不再有特殊阶级。只有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我们不妨说那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是中国社会里的特殊阶级。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向前演进所希望到达应该到达的。换言之,那是一种外力压迫而强之使然的。
若论社会经济,宋以后,却一天天地继续发展。唐朝还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则己经用钞票。可见唐以前社会经济,还不很活泼,宋以后就更见活泼了。但这里有一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唐以前,中国社会还不免有贫富悬殊,而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却反而更趋向于平等了。经济更活泼,而财富更平等,这不是一件极可注意研讨的事吗?这里便可见中国文化演进之大趋向及其大意义所在。可惜我们此刻,对此问题,不能细论。姑从浅处说,中国社会本来从事农业的家庭多,但他们对于子弟,总希望能读书,求仕进。无论哪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他自然要操作生产,没话说。但如果有两个儿子,便可想办法,哥哥多做些事,让弟弟空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有三个儿子,他们更可设法让小弟弟空出整个时间来读书。因为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参加政府考试,希望进入政府做大官,于是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多生儿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里有受教育的读书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后,便中落。这因做了大官,获得高俸厚禄,就可以不虑衣食,子弟们都可读书,不必再从事生产劳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国的考试制度,是永远开放,永远允许着尽量竞争意味的。于是那家庭,经历几代后,如果考试不如人,不能进取,也就无路可退,只有重转入贫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这一现象,永远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国藩家书中,还是常常劝子弟一面读书,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为惟有如此,才是可进可退的良策。于是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始终维持着一种务农为主的经济,常使社会平等,不再有阶级悬殊。而读书人,则愈推愈广,数量也愈增愈多,学术风气也益形发展。试问那样的一个社会,不在武力上财富上无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学艺术上不断进步,是不是可说为一种比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个社会呢?
此外还有一情形,这就是宋以后,宗教信仰渐次淡薄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宋以后的中国,己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教育限于门第,未能普遍到民间。因此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去到寺院或庙宇里。待他们走进寺院庙宇,自然易于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极普遍,读书再不必跑进寺院庙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第二,中国的艺术文学,在其本质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这一层说来极微妙,很难说,但仍不妨姑且浅略地说。上面说过,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这时候,一切富贵功名,都像化为乌有,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你沉默体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说到房屋建筑,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这种设置,看来极平常,但使你身处其间,可以自遣自适。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面所说,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这不能不说是宋以后,中国社会宗教要求冲淡之另一个原因。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责任,又不许你兼做生意,谋发财。做官生活,照理论,也全是道德的、责任的。正因中国社会偏重这一面,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面来期求其平衡。中国人的诗文字画,一般文学艺术,则正尽了此职能,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幽闲的心情,自然的欣赏上。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倘使你真能领略欣赏的话,似乎在那时,你一切责任都放下,安安闲闲地在那里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我们把此看法来看西方文学和艺术,便觉得不然了。你若感觉到生活烦闷不舒服,试去看一场外国电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闷,可是结果反而会更增加了你的烦闷和不舒服。因为西方的文学与艺术,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个该向前争取的目标,在批评你的当下生活,批驳得你体无完肤。西方的文学艺术因比较富刺激性、鼓励性、鞭策性,它要你拼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闯到了一鼻子灰,那你只有进教堂,哀告上帝,上帝会安慰你。这是中西双方文学艺术内在性格与其社会使命之不同,可惜此处不能再详说。
总之,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时代,则尽了它的大责任大贡献。因此在唐以前,文学艺术尚是贵族的宗教的,而唐兴以来则逐渐流向大众民间,成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这就是文学和艺术到那时才特别发达的缘故。

如果没有外来侵略,我们如上述的这一种富于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体味,当然是很舒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的脱节,不接头。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倘若外面没有蒙古人,没有满洲人,那么宋以下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说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梦,给蒙古满洲阵阵暴风烈雨打破了,惊醒了。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代,外人入侵,我们可以抵抗,而宋明两代外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办法呢?这因为魏、晋时代,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变相贵族之存在,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产业,属下有大群民众,他们一号召,总可有几千几万人跟从附和,这样就可独自成为一个力量了。我们现在则称他们是封建势力,似乎封建势力总是要不得。但社会上有一个一个的封建势力摆布着,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两代的社会,则没有这种特殊势力了,那么外族一来,只击败了你的上层中央政府,下面地方就没有办法可以再抗拒。正因这时候,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势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新兴势力,并未在中国社会上兴起。那么那时的中国民众,就没有方法组织成力量。人民既然毫无力量,那只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没有办法了。
顾亭林先生在明亡后,想从事革命,走遍全国。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闻喜县,看见一个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里面几千人家都姓裴。他们直从唐代遗传下来,还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时的宗法社会还是有力量,此下这力量便逐渐没有了。那时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也只是平民的,只是日常人生的,只是人生的享受和体味。从另一意味讲,那都走上了消极的路,只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国社会,一般说来,又是一个真实平等的社会,便不易发挥出力量来。宋以后,中国国势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
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样鞭策呢?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如今既不能回头再恢复封建制度,又不能迈进入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团结来发挥出力量呢?我们若没有力量,便不能对付当前世界的其他民族。第三,中国自古即以农工并重,商业亦随而鼎足称盛,只不许有如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之产生。像蒙古、西藏、南洋这一些地方,只要他们不是农工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可谓在工业上比中国更走进了一步,主要则在其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就得学西洋,在他们的科学上努力。但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径。则试问如何能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像我上面所说,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来解答。而真问题则便在这上面。
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中国固有的传统。有人说,若中国人不推翻以往旧社会旧传统,便加不进西方新科学,这话是真的吗?中国人想学西方人新科学,历时已将超百年外,为什么总是学不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中国文化已经老了,不再有上进的希望?还是中国文化不宜于加进西方的新科学?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旧传统不可吗?其实问题都不在这上面,只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讲中国史的人,往往说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势力东渐,中国的国势便每况愈下了。其实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要是英国人不来中国贩鸦片,不引起鸦片战争,没有五口通商,难道清代政权,还可以永远维持下去,中国还会永远太平吗?实际上中国社会,自乾隆末年以后,状况己极坏,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化,也逐渐会曝露。自从乾隆末年到嘉庆一朝,已经不断有内乱,从此爆发出太平天国。其主要原因,实在内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这已告诉我们,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根本已经彻底败坏,非经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国社会既已在极度动荡之下,外力入侵,我们自然不能对付。若我们在最近这一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能获得一和平休养的机会,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也许可以有办法。我们并不能因为中国接受西洋科学文明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至今无所成就,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笼统的悲观。
吾尝谓中国文化乃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亦非无科学。即如数学与医学,中国皆远古即有传统。惟中国医学亦偏艺术性,乃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学。又如枪炮火药,亦最先发明于中国。但中国人不愿在此上继续有发展,乃改为爆竹与烟火,而枪炮则由西方人传去,不断继续发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亦得深具中国自已传统之艺术化。把中国传统文化来参加在学习中,为人生艺术增添进新的一番现代中国化才是。换言之,并不能说中国添进了西方科学化,只应说中国复兴了原有科学化。如此则更不易有病。
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一九四一年冬重庆中央训练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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