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王国的辉煌，正是它的桑蚕文化向外传播时期，身在岷山（巴山）脚下——都广之野，敞开博大的胸怀，面对着尚不能科学解释的世界，由此，而孕育出了远古历史神话《山海经》，历经漫长的口头流传，直到巴蜀文字产生，才被记录下来。战国中年，巴蜀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人后裔用汉语的前身——“雅言”文字翻译、编写成为中国唯一的一部神话了的历史地理书。
《山海经》分《山经》与《海经》共十八卷，三万一千多字。这部书古代曾被说成是地理书、刑法书或小说。旧传为夏禹、伯益所作，有一定依据，但此书又并非一人一时一地所写。所以，司马迁在汉初，即言“《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可见汉时人即不信为禹、益所作。书中有“长沙”、“零陵”、“桂阳”、 “诸暨”秦汉以后郡邑之名，颜之推即曾以为疑。朱熹谓此书与《淮南子》乃附会屈原《天问》而作（见《楚辞辨证》）。胡应麟则谓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断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又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见《四部正讹》）。朱、胡固善读书，特亦一孔之见。惟《四库提要》议论为持平。其言曰“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诸暨下隽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事者又附益之欤？观楚辞《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辞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又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证，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小说之最古者尔。”近人蒙文通先生大致认为《山经》为古巴人所编，《海经》为古蜀人所辑，而袁珂先生却断定《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初年或中年的楚国或楚地人。
按说，《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及作者，是很清楚的。因为西汉刘歆曾经明白地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这是刘歆给皇帝上表，绝不能信口雌黄的。上古传说黄帝时代的仓颉已经创造了文字，新近在山西帝尧故城遗址发掘出的青铜器上已经有文字的迹象，但我们现在仍然不能断定夏禹时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没有文字，却一定有口头文学。伯益不过是把蜀地的口头文学，经过自己的编排再口叙给大禹罢了。夏禹出生于蜀地，应是没有争议的，他治水从西到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伯益该是他的随从罢。所以，在《山经》之后有大禹的结语，这应该是伯益讲完之后，大禹作的总结。不过伯益的《山海经》仍然是口头文学。因为是口头文学，所以随意性极强，后世一代一代的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为《山海经》的作者及时地设置了一个难解之迷。
首先，我们来看看古蜀国杜宇都城遗址广汉三星堆（包括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兽和通天树，与《山海经》里描绘的各种山神——鱼凫、开明神兽及各种神树进行对照，找到它的契合点。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了鸟首（其一高40。3cm ）、兽首（其一高20。5cm 宽26。6cm）等数十种青铜、玉石像。青铜鸟首正是鱼凫蜀王的图腾像，它印合了《山海经》中约23种动物的一种。《海内西经》多次描绘到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神兽被开明蜀王作为图腾，但人首兽身青铜开明兽像落入民间（见《三星堆文化探秘》第172页插图）。上引青铜兽首像，其实也是开明兽的变种，因为《山海经》在前，青铜兽在后。蚕丛、鱼凫、开明这几代蜀王都是以《山海经》中的神兽为其部落图腾的，并以此作为部落名称。《山海经》在杜宇氏之前已经由口头文学成为书面图语文学了，自然，前代神圣的书是绝不可能记载后世的东西的，否则就是后来的编纂者随意添进去的。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得知古蜀国已经有了图语文字，足以证明在杜宇氏之前巴蜀图语文字已经形成，因为文字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后世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对蚕丛、鱼凫、杜宇、开明蜀王都有简略的记载，据此与之三星堆出土的鱼凫、开明等青铜、玉石神兽像完全可以与其图腾相佐证。
三星堆古蜀国遗址还出土了三株青铜树（其一高395cm），我们可以肯定这种青铜树，就是蜀王朝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而仿制的通天神树。后世文献中有关神树的记载，都是源自于《山海经》：如建木、若木、扶桑、穷桑、寻木、马桑……。青铜树到底是什么树的象征？屈原在《天问》中有“神树为何闪耀光华”一句，这“光华”
就是青铜树的象征——成为《山海经》源自于巴蜀的绝证！把《山海经》中有关神树的描写与青铜树实物作一比较，与青铜树相近的，便有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这样描写道：“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水，九日居下技，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写道：“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把这里的叙述与青铜树实物相对照：树座以山形，似汤谷。谷中有水以供日沐浴，所以有龙焉。“上与扶桑”，即青铜树。枝上栖有十乌，即为载太阳之金乌。树干又有节，或为阶梯，或因需镶嵌树枝之铸造方面的原因使然。无论乌、鸡（凤）皆与太阳有关，金乌为太阳，古书有载；丹凤朝阳，流传至今。铸此青铜树，上敬天神，祈求吉祥——成为巫师祭示时，与神交流的通天神树。
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山海经》与古蜀国的关系，由此可以确证《山海经》源自于古蜀国，成书于杜宇氏（西周）之前。下面再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补证：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夏小正》、《帝系》等，完全可以与《山海经》相互印证。《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几个表示天文岁差的上古才有的词，而这几个古词恰恰在《山海经》中出现了，而战国其他文献中却找不到。《大荒东经》有“东方曰折（析）”；《大荒南经》“有神名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两文献的对比中，我们得知：当时伯益在口述《山海经》时，已经把中原语言加入进了巴蜀语言的《山海经》之中了，由此对后世《山海经》的口头流传便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就影响了巴蜀语言。
再从《山海经》的用语来看：它出自于巴蜀人之手，用巴蜀古文字写成，《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他并没有说明是何地方言。清初毕沅经过考证：楚人称“播种”为“播琴”。《西次二经》曰：“女床之山，其阴多石涅”。郭璞认为“即矾石也；楚人名为涅石。”清人吴任臣、郝懿行指出郭把石涅与涅石混而为一的错误，郝懿行说：郭注当移于《北次三经》“贲闻之山，其下多涅石”，郭注此亦相合，总之 “涅石”乃是“矾石”的楚名。上述两例，就是移居巴蜀楚人后裔在战国中期用中夏语言翻译、编写《山海经》留下的楚语印记。因为，当时的蜀中楚人，早已被蜀人同化了，所以，从《山海经》中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楚语例证，来证明《山海经》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所写，但可以反证《山海经》的作者肯定与楚人相关。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样，随着地区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自己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夏化的语言”。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楚国文字当在建国前就应已出现，但迄今为止，见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钟、楚公逆的铭文。春秋时期，楚国铜器增多，铭文也大量增加。从这些铭文看，如与华夏文字相比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个性。人类的语言是千差万别的，但也其共通性，那就是语言中的语气词语，只能音译，而不能意译，同时也是语言中最稳定的一部分。
《山海经》中有 “胥”、“牺”、“娲”、“羲”等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完全与巴蜀方言语气词相吻合。《路史》记载：“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对于这个记载，《路史》作注说：“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得名，乃阆中渝水也。”此记载说明华胥氏发祥于四川的阆中。“华胥氏”的“胥”字，用汉语解读不出意思（还包括上述词语），应该是巴蜀方言，杨雄《方言》说；楚人称女人为“婴”。按古语同音相通的规律，“华胥氏”的“胥”、与伏羲氏的“羲”、包牺氏的“牺”、宓戏氏的“戏”、屈原《离骚》中“女婴”的 “婴”应可通假。
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多称“花林女神”为“婴华”，读作“XiāF ǎ”（胥华），译成汉语，就是“华胥”。“华胥”在楚越方言中就是“华女”或“华巫”，“巫”与“觋”大体同意，而且皆可读如“Xí”。
楚越语中与上述巴蜀方言音相同的是“兮”字，从老子到庄子的哲学著作，从屈原到宋玉的《楚辞》，“兮”字比比皆是，而在《山海经》中却从未出现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楚地楚国人的手笔！所以，《山海经》中的上述语气词，证明了《山海经》在译成“雅言”时，保留了巴蜀图语文字中的语气词语。
蜀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从广汉三星堆蜀遗址发掘出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与文献可以互证。再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中得知：“酒”曰 “醴”，《蜀王本纪》又说蜀左言，以此推断“醴”原非蜀语，而是中夏语义，可能是受了荆楚华夏语言的影响。蜀语早在秦灭蜀后不久即消亡，从“蜀左言”变成了 “言语颇与华同”。蜀文字直到汉初，仍屡有所见，以后才逐渐消失。《山海经》中有关盛酒或食物的器具曰“柸”，如《海内北经•蛇巫山上操柸人》；《海内北经• 犬封国》中“方跪进柸食”。据袁珂先生考辩：“柸”即杯之伪，郭璞在《犬封国》下注云“与酒食也”。郝懿行曰：“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显然，“柸”是蜀人“酒（狗）”的古音，保存在《山海经》中，所以，《山海经》的成书楚国人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
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安康市汉滨区与平利、旬阳两县交界的坝河乡古巴国2000多年前的祭示坑发现的画像砖中，有两块砖上分别刻有目前尚不能释读的方块文字：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榜书于熊、骆、虎、蛇4种动物身上。共6个字；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铭文竟达12字之多，分两段书写，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最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3个类似结绳符号，造型很奇特。还有一件为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状，“日”以阴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5种符号；器脊刻星座和文字符号。这些符号和文字的含义目前尚不清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韩服为巴行人，韩为中原诸夏的姓氏之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显然操中夏语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语言文字系统。故巴、楚在《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无语言障碍。这表明巴、楚王族语言相近，同属中夏语言系统。巴国文字形成，同时受到了蜀文字的影响，但西周开始，巴国官方语言文字已经使用中夏语言文字了，但巴古语言文字并没有终结，因此，巴国就成为楚国与蜀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移居巴蜀的楚人翻译、编写的《山海经》才成为现实。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西周初年，巴人尚在巴山与汉水间时，巴王族中人，他们自己就有能力把古巴文的文献改写成中夏文字的新文献，这样也就为后来蜀国的楚人编写《山海经》提供了方便。
袁珂先生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说：“关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有过一篇论文，曾经论到。大意说：《大荒经》以下五篇的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较迟，但也在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最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至于产生地域，则《海内经》四篇可能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的作品。”他认为《山海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二、《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三、《海内经》四篇。三个部分以《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我想蒙先生与袁先生说的都有道理，《山海经》最早的文本应该是巴蜀文人用巴蜀古文字写成的，成书时代在西周以前。我们今天读到的《山海经》却是春秋战国时代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后裔用中夏文字翻译巴蜀文字在战国中年编写而成的，秦汉文人又进行了穿凿附会。
袁与蒙两位先生都认为《大荒经》成书最早（4次提到巫山），究其原因，它是巴人自己用中夏文字编写的；《五藏山经》、《海内经》最迟，因为，《海内经》是由蜀地楚人后裔翻译、编写的，而《五藏山经》却是由秦汉时代的人穿凿附会的。至于，《山海经》中关于楚地神话，有《中次十二经》的“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海内北经》中的冰夷（河伯）等。前一条直接涉及楚地，后一条间接与楚地有关，这是因为移居蜀地的楚国贵族，他们应该知道楚国的神话传说，而传之后人，所以其后裔在翻译、编写《山海经》时，就把它们羼和进去了。楚国立国在当时已有数百年了，而《山海经》没有一处直接写到楚国历史神话的，这与屈原的《楚辞》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屈原是楚国人，他爱他的祖国历史文化而受其
影响，而《山海经》的作者其先祖因种种原因流落异乡他国，楚国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而蜀国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家园。
从屈原的《楚辞》（《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招魂》）中考察，可以知道屈赋中所写的神话故事与《山海经》里所写的相同者又极多，屈原作品里所写的种种神兽及神树，和《山海经》里所描绘的有这么多融合之处，应当说是决非偶然，足以说明：在屈原之时巴人用中夏文字改写的《山经》与蜀地楚人后裔翻译、编写的《山海经》先后流传于楚地。这样也就为屈原写作楚辞提供了参照系。晚于屈原的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即源于蜀地楚人后裔翻译、改写的《山海经．中次七经》中有著名的瑶姬传说：“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考古资料证明：楚与蜀的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漆器和织绵等工艺品上的图案往往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神话母题，而这些神话题材又共同取自于《山海经》，亦可作为《山海经》是巴蜀之地楚人用中夏文字编写且大体上是完成于战国中年的旁证。还有长沙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出土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楚帛书为四方形，中间有两组文字，一组八行，一组十三行，两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阴阳鱼，四边还有文字，并配有彩色绘图。中间八行者称甲篇，中间十三行者称乙篇，四边的文字与绘画称丙篇。甲篇的大意是：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下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楚人实际上是把《山海经》中的有关伏羲（太皞）、女娲、共工等（疑中原有类似的传说）神话进行了衍化，并加入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这样就成了一篇楚人创世神话。篇中对南方大神炎帝、祝融、共工作了正面歌颂，这就是楚人的作品与巴蜀人的《山海经》写作目的的根本区别。《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人的先祖，相传是黄帝和颛顼，而《山海经》中记叙黄帝和颛顼的事也特多。据袁珂先生统计，其中记叙颛顼的事凡17处；记叙黄帝的事凡9处；经中单言“帝”，而此 “帝”实该是黄帝的凡9处，这样总共记叙黄帝的事是23处，连颛顼事17处合计40处。
因此，黄帝和颛顼实在该算是《山海经》的主神。自然，黄帝和颛顼是古代民间相传的有名的神兼人帝的神话人物，一直为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共祖。但在战国时代，实际上只有蜀、秦、楚三国相传是颛顼之裔（《史记•秦本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而秦却不具有除此证以外能够编写《山海经》其他条件。对黄帝与颛顼的颂扬，这应该是楚人与蜀人的共同社会心理。但长沙楚帛书并没有提到黄帝与颛顼，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因此，《山海经》中关于黄帝与颛顼的事迹大部来源于蜀古文献，而有小部分应是编者根据其祖辈的口传与其他文献羼和进去的。
最后，再从《山海经》内容上来确证其作者。《大荒西经》对西周王朝有叙：“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由此断定《山海经》绝不是周王朝写的。《山海经》这部神话了的历史地理书，是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中心的，对于这一点来说，《淮南•地形训》竟作了肯定：“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虽然，那些历代“中原中心论者”，并没有直接否定过，但这不是说他们就不企图否定，所以才有什么《山海经》中的山“就是太行山，海就是东海”，然而又找不到有力证据。先秦一些著述对《山海经》引而不注明，即使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此也避（引）而不谈，在当时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中心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山海经》凡涉及蜀国祖先有关的历史神话，几乎编在《海内经》里，无关的就排入《海外经》中。这是古蜀人身在岷山（巴山）之谷为“虫”时，站在内陆海（湖）的西岸 ——都广之野观察宇宙人事的，因此造成了对华夏民族的始祖神炎帝不是正面歌颂，而仅是侧面叙说。除了蜀人自认为都广“盖天地之中”外，其他任何部落绝不会这样说的。大禹、伯益虽然把《山海经》从都广之野带到了中原，已由“虫”变为“龙” 了，但却受到了华夏民族的抵制，黄帝虽然是共祖，而大禹之父——颛顼却不是中原华夏民族的祖宗。直到春秋时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还有所谓的“子不语神怪乱力” 说，其实质是对产生于都广之野的神话的漠视与曲解。《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称：“子贡曰：'古昔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大戴礼记•五帝德篇》、《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等书皆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造成华夏民族就没有神话总集。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在孔子的春秋时代，大禹、伯益的口头《山海经》在中原已经传布了一千多年了。
古巴人居住在巴山与汉水间，有关其祖先的神话几乎收在《大荒经》中，无直接关系者收入其它经中，《山经》开篇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这是巴人用巴文叙述其西南的山与海的，并4次写到巫山。
春秋时代，巴人当时具有编写《山海经》的人才，但忙于军事扩张，后来又一直面对强大的秦、楚、蜀，战国初年，不得不转辗从汉水上、中游向南迁徙鄂西，再进入川东，长年处于战争状态，加之立足未稳，却没有完成这样巨大工程的环境和条件。而楚人一直在寻求地区霸权，并企图灭亡巴蜀，在这种情况下，楚人绝不可能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颂扬巴蜀的历史神话，去造对自己进行军事扩张不利的舆论。所以，楚国人绝不会翻译、编写《山海经》的。但楚国的斗氏、杨氏、樊氏、昭氏等，皆在蜀国活动，其中一些部族，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巴蜀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斗氏在楚国为执政大臣。樊氏、杨氏都是晋国贵族，因内部权力之争，不得不投奔楚国，再转辗迁入蜀地定居。昭氏为楚昭王后裔，成为楚国三大贵族之一。昭氏世为楚大臣，其亲族完全可能成为岷山庄王（先设云南楚雄，后迁四川荥经）的人选，驻守蜀地。1980年新都战国墓出土一件铜鼎盖内的铭文有“邵”（昭）字；荥经墓葬、成都羊子山172号墓、青川墓群，均有相当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蜀国在春秋战国之际，正处于最强盛时期，“盛世编史”，也就提供了一种文化氛围和丰厚的物资基础，然而，蜀人语言文字的自我封闭性，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一重任的。蜀王朝正是适当地利用了这些懂“雅言”的楚国贵族为自己服务，完成了颂扬祖先、荫庇后世的旷世杰作。
据上述：《山海经》一书是由口头流传了漫长的时间，大禹时代又经过伯益的口头整理和加工，在巴蜀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当巴蜀文字产生后，便由几个部分荟萃，用巴蜀文字写成简书，秦灭巴蜀，《山海经》文本落入秦人之手，吕布韦及门徒在《吕氏春秋》中藉此大肆引用，到西汉中叶《淮南子》又咨意发挥。所以，根据口头文学用巴蜀古图语文字写成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应是蒙文通先生断定的在西周前期，即《山经》由巴人在汉水上游完成；《海经》大约在杜宇氏以前，完成于岷江流域的都广之野，用中夏文字（汉语前身——雅言）编写成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应是袁珂先生推测的在战国中年。其作者断定是既识中夏文字又懂巴蜀古图语文字的移居巴蜀的楚人——楚国贵族斗氏、杨氏、樊氏、昭氏等家族在蜀国的后裔，非他莫属。
※※※
主要参考书目
[1]（汉）司马迁《史记》图书馆目录[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2]（晋）常璩《华阳国志》图书馆目录[M]。四川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3]袁珂《山海经校注》图书馆目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
[4]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6]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7]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图书馆目录[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0]段渝谭洛非《巴蜀文化的历程》图书馆目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11]喻权中《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图书馆目录[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12]袁珂《神话论文集》图书馆目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13]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图书馆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月第1版。
[14]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图书馆目录[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5]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图书馆目录[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2月版。
该文将发表于四川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