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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西汉时期的民族情况”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育种很别扭的感觉，因为，“民族”这个概念是仅仅产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而且还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分原则。清朝之前，中国人没有什么“民族”概念的，只有你是什么地方的人的说法。当然，中国历史上历来在部分文人中也存在着区分不同族群的所谓的“华夷之辨”，但是，这种所谓的“华夷之辨”不过是部分的汉文人自我文化优越感的说法，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广大人民群众和历朝历代国家官方的认可，因为，“华夷之辨”是不利于国家团结的。当然，从地理的角度上说，“夷”一般是中国古人对相对于居住于中央地理位置之外的边疆国民和族群的称呼，所以，“夷”这个概念，一般仅仅是中原居民对远地居民的单向说法，也还不是什么民族的区分。民族的概念，一定是部族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说法。 中国古代为什么少有民族区分概念，这，的确是值得今人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大概与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进入一个不分种族和部族而联合执政的联合国家政权形态，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古人对政治地域赋予了“天下”的理念习惯有很大关系。这就是说，中国古人，主要是以地方去区别族群的，而不是从文化习惯和种族上去区分族群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因为，这样的族群观念，具备了很大的兼容并包的文明文化秉性，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膨胀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时期，西汉中央政府就已经专门设立了“典属国”等职官以去管理边疆地区和边疆边民的各式各样问题，同时，边疆地区和边疆部族中的一些人才一样可以成为西汉中央政府中的高官，而中原人民和中原官员也可以去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族群人员可自由在对方族群地区中流动的情况，在西方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民族问题与西方的民族问题，可能在起点和过程中，差异都甚大。这点，应该被今人高度注意 一，关于“中国”和“汉人”的概念 1，关于“中国”的概念 西汉之前的商周时代，“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大量使用了，目前，我们可以从三部《春秋》和《尚书》及其《诗经》中都可以查阅到“中国”这个概念。不同的经典，对“中国”的理解不尽相同。比如，在《公羊春秋》和《尚书》中，“中国”概念主要指意地理位置的意思，也就是是中原之人从自己居住的地理位置角度去相对远地部族、国家或者人民所说的地理区别概念；其次就是从国家政治地缘的参考系上去加以区别的不同国家部族的概念。比如，史书记载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公羊春秋·昭公二十三年》）。 通过《公羊春秋》对“中国”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虽然在春秋时期的中原之人就已经有了“中国”与“夷狄”的概念的区分，但是，《公羊春秋》中的“中国”，是指意的君主统治地区的意思，“夷狄”则泛指为一切被统治地区。这里，没有明确的“中国人”与“夷狄人”的贵贱族群分别。 即使是中国另外一部典籍《管子》中也说：“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管子·匡君小匡》），这是一段作者纪录管子与他的君主齐桓公关于如何统一天下的对话，从管子的这段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排列在一起的情况看，当时的管子，也是没有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当成是外国，他而是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国”排列在一起的。管子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个纯粹的地理概念，主要就是指意中原之诸国的意思。 但是，在儒家尊崇的《左氏春秋》和《诗经》中的“中国；夷狄”两个概念，则被赋予了“仁德；礼政；”的划分标准了。比如，《诗经·民劳》就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左氏春秋·僖公二十五年》也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 ：“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从以上的两种中国古典对“中国；夷狄”的不同诠释和理解，我们今人可以明确感觉到中国古代在判别中国国土上的族群上，是存在过明显不同区分标准的。这就是，大部分人仅仅从单纯的地理和地理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不同族群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标准下，中国国土上的族群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只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分别。但是，与此同时，儒者们所理解的这种“中国；夷狄”的标准又有不同，他们是以儒家尊崇的仁德礼政的划分标准去判断“中国”和“夷狄”的。 应该说，以上两种不同的“中国；夷狄”判别标准和情况，一直都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不同划分标准和争论，都还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在战国时代，中原六国之人，就有自称自己是“中国”或者“中国人”的习惯，他们甚至把秦国都排除在“中国”之外。史书记载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司马迁又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史记·孝武本纪》）。 这些史料中所说的“中国”，是相对于地处中原西边的秦国或者中原之外的地区所说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中国”，是“中原之国”的单纯地理概念。当时，中原居民甚至把秦国都划分出了“中国”。这种划分，就是从单纯的地理位置标准去区分“中国”。 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相对于“中原之国”西边的秦王朝就成为了天下的政治主宰了，所以，这时候的“中国”概念，就开始超越“中原之国”单纯地理概念，有了统一政治的国家地理的概念了。比如：史书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诸侯更强，时菑异记，无可录者。”（《史记·天官书》） 这里所说的“中国”，已经有“政治的天下”的意思了，司马迁是从天文、地理和政治行政区域划分的三个参考系去复合定义“中国”概念的。按照这样的“中国”的定义，那么，距离中原很远的但是宾服于中原统治者的“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都属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范畴，甚至那些远在现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国土和各部族人民，也都是“中国”和“”中国人。而且，司马迁把现今西北诸地区数度变更不同部族统治的现象，称之为是“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意思是说，这些胡人和夷狄侵占和主宰中国某地，不过就是客人和主人的地位的倒换现象而已。司马迁的将这种不同部族在中国大地上主政的情况，说成为是主客的更换现象，的确是当时的行政区划现实情况，因为，当时，许多部族根本就没有“国家”概念，他们更换主政者，不过是“中国”的内务情况而已，最终，他们还是属于“中国”和“中国人”。从司马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感觉到，司马迁的“中国”概念的划分标准，肯定是来自于《公羊春秋》，而不是来自于儒者尊崇的《诗经》及其当时并不通行的《左氏春秋》。 司马迁以上的这种对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地理诠释，是非常值得今人重视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司马迁说的这种“中国”的政治国家地理情况，的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化的真实情况，当时相对中原之外的西北的许多胡人和其国家，后来的确就是逐步被融入中原和汉人之中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坚持“华夷之辨”的文人坚持说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儒家文化习性去区分中国和蛮夷的原则。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可靠的，笔者查阅了史记和汉书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没有发现这种区分原则。比如，司马迁说：“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又说：“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史记·赵世家》）。 从司马迁上述对“中国”的论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并没有使用儒家礼仪原则去定义“中国”和“华夷之别”，他而是把孔子儒家礼仪文化归纳成为“中国言六艺者”，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划分原则中，儒家礼仪文化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说儒家礼仪文化就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同时，司马迁还为那些归附于西汉王朝的“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等边疆部族国和人民的文化习惯做了辩护，他认为，这些人也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这意思是说，中国是个兼容并包的国度，是不能够使用统一的风俗和礼仪去界定什么部族国是中国和什么人不是中国人的！司马迁甚至拿“儒者一师而俗异”去为“中国同礼而教离”做了更有力的辩护论据，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儒家也是个尊崇一个孔子师傅却又是诸多门派的情况，中国也是多风俗习惯的，智慧的人，是不能够要求天下一统礼仪文化的。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代，西汉主流政治文化领域里是坚持“兼容并包”的文明文化原则的。今人理解到这点，非常重要！ 司马迁为了证明中国是个多元文化习俗兼容并包的统一国家，他甚至举例了秦国时代的一个故事去加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缪公怪之，问曰 ：“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弒，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 ：“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闲；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史记·秦本纪》） 以上这段故事，是说的秦国时期，中原西部的戎王的使者由余出使秦国与秦国君主秦谬公高谈阔论天下政治本质的一段故事，秦谬公诘难戎王使者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意思是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尚且难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你们这西戎蛮夷之国以什么去治理国家呢？由雨则回答说：黄帝治理天下没有多少礼仪法度，主要是以身作则教化天下。中国之所以经常动乱，就是因为法度太多太滥，各人各国都有自己的准则标准，所以，大家难以团结和睦相处，所以，天下就经常动乱，“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这意思是说，治国就如同治身，道理法度简单点，人民更容易掌握基本原则去执行。秦谬公听到西戎使者这番话以后，居然被吓住了，认为此西戎使者是真人，他讲的道理也是真理，所以，秦谬公处于交战需要，他不得不与他的部属一起商量去加害这个由余。 以上《史记》中的这段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记载，明确告诉我们今人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西戎夷狄之国民，同样是尊崇黄帝的，他们同当时的中原人一样视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尊崇的基本政治社会伦理，也是与中原人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当时的司马迁之所以讲述这个历史故事，显然是在弘扬他自己所推崇的道家思想文化，甚至还有讥讽贬斥当时部分教条的儒生所坚持的僵化死板的国家理论的意思在其中。由此可见，希罕时期的中国官方和主流政治是一直把所谓的夷狄戎蛮等边疆居民当成为自己竞争天下君主的对手的。这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的官方和主流政治并无以儒家礼仪文化去区分中国人和蛮夷的所谓的“华夷之辨”政治文化现象。 那么，究竟这个“华夷之辨”是谁搞出来的呢？恐怕这是今人无法论证清楚的问题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东汉以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持儒家文化优越感的儒生们，恐怕就是这种“华夷之辨”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但是，这种“华夷之辨”显然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不是中国智慧君主们的正确选择！南北朝之后，“华夷之辨”的声音就比南北朝以前要大了，所以，这种以儒家文化礼仪仁德标准去划分华夏民族和夷狄民族的声音，也就比以前要多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典籍，可以发现，这种“华夷之辨”从来就 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声音和官方认可，这也不可能得到官方认可，因为，一旦中国官方认可了这种“华夷之辨”，这不是在给统一国家自找麻烦么 那么，中国古代相对比较正确的“中国”诠释是什么呢？西汉末期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扬雄对什么是“中国”曾经有一个非常中肯的诠释，他说““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过此而往者，人也哉？”（《法言·问道》）。 由此可见，在扬雄看来，当时的“中国”概念，主要是指意那种具备有利于天下老百姓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制度及其相对公正合理的税赋经济制度的国家，就叫做“中国”，凡是归属于这种国家制度的人，都叫做“中国人”。应该说，这个关于“中国”的诠释，即使是今天，也是难以超越的。 而什么是中国中的“五政，七赋”， 读者可参见本系列文章中的“究竟什么是汉德”一文。 关于“汉人”的概念 前面说了，中国古人有以政治地缘去区分你是什么人的习惯，而从来没有以你所归属的部族和种族去划分所谓的民族的习惯。所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除了在南北朝时期的个别军事将领中曾经发生过以人种模样去区分敌我的情况外，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长期和大规模的种族贵贱歧视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周朝君王权力的下降和各诸侯国王们的权力上升，各诸侯国家的人民，就有了什么“齐人，鲁人、燕人、韩人、秦人，楚人、越人、吴人、魏人”这样的称呼了。当然，与此同时，那些相对“中国”较远的边疆部族国和人民，也有了“夷人；氐羌人，西戎人，东夷人，胡人，西域人”这样的称呼了。不管是什么人，当时，只有“中国”这个地缘政治理念，所以，以上这些人，也都可以叫做“中国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13年之后，秦国灭亡，在争夺中国王权的战争中，项羽领导的楚军和刘邦领导的汉军最后成为了两家决战的主力军队。“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汉书·高帝纪》）。从这段历史记载看，西元前206年，当时反秦大军的盟主项羽自立西楚霸王，统治淮河流域地区，首都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地区；他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和汉中地区，首都南郑，即现在陕西汉中的南郑县地区 为什么当时项羽要封建刘邦为“汉王”，现在已经无可考证了。估计这是因为当时的刘邦封地的首都南郑紧邻汉水有关系。而刘邦的封地，几乎就是当年古蜀国的故土。所以，说汉王朝发源于古蜀国故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说到这里，需要廓清下古蜀国、秦国、汉王朝这三个古代国家的内在关系问题。 西元前316年，现在的四川和汉中地区属于“蜀国”，蜀国是与当时中原各诸侯国同时并立的中国古国之一，秦国为了统一天下，他必须先统一蜀国，所以。西元前316年，秦惠王派遣张仪和司马错率领大军入蜀开战，灭亡了古蜀国，从此，古蜀国不再存在，古蜀国的版土和人民就算是秦国人了。又过了将近一百年以后，也就是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带领秦国灭掉中原各国，统一了中国。西元前207年，秦国灭亡，206年的二月，刘邦就入主巴蜀汉中，获得了原来古蜀国的全部国土，成为了“汉王”。西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以后统一中国，这样，刘邦就移都长安，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目前，在《史记》和《汉书》中，“汉兵”这个词汇是最多的，“汉人”这个词汇也有不少。根据两部史书对这两个词汇的运用情况看，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家所说的“汉兵”和“汉人”恐怕都是“汉王朝之兵”和“汉王朝之人民”的简称。比如：史书说：“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史记·吴王濞列传》） 从司马迁对“汉兵”的运用看，他可以把“汉兵”运用到对匈奴的战争，对项羽的战争，对异姓王和同姓王的战争等事件中去，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所说的“汉兵”，就是指意的汉王朝之兵将的意思。 “汉人”这个词汇几乎是伴随“汉兵”这个概念而来的，这就是说，西汉时期人们所说的“汉人”，就是指意的那些臣服和归附于汉王朝的人民的意思。而那些还没有臣服和归附于汉王朝的人民，就不能够算是汉人。比如，史书说：“乌孙使既见汉人觽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史记·大宛列传》）。这里所说的“汉人”，就是相对于那些远方没有臣服于汉王朝的异国所说的，意思是指意汉王朝人民的意思。 同时，“汉人”词汇还运用在内战情况之中，比如，汉高祖刘邦征讨异姓王的时候，，叛乱的韩信的军队遭遇刘邦率领的汉军的攻击和瓦解，韩信有投降之意，他的谋臣蒯通劝他反叛到底，否则就有杀身之祸，他说到：“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 。”信曰 ：“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汉书·蒯通传》）。这里蒯通所说的汉人，就是指意的汉军，或者是指意汉军占领属地中的人民的意思 汉元帝建昭三年，即西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府将领陈汤和甘延寿跨国远地作战，一举彻底消灭了长期与汉王朝为敌的匈奴郅支单于。这消息传达到汉王朝和匈奴之后，匈奴亲汉的呼韩邪单于进入长安祝贺，同时表示自己和匈奴愿意世代为汉王朝女婿，他要求汉王朝将王昭君许配给他为妻子，还向汉元帝上奏高谈阔论了一番汉匈新关系，他要求汉元帝取消边关塞防，汉匈从此一家，汉王朝“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侯应说：“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凯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汉书·匈奴传》） 通过上面候应的上奏书看，当时的人们对什么是中国和什么是汉人，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就是“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之国家。当时的呼韩邪单于是反对在汉王朝边疆地区设置边关寨塞的，他批评说：中原之国家动辄设置边关，把许多中原故国中战败逃亡者都驱赶到塞外，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匈奴人了。如果汉王朝再坚持这样的设立边关寨塞的办法，就可能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而候应并不反对呼韩邪单于这种看法，但是他认为边关如是撤消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就可能造成边疆地区的混乱，他特意举例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这意思是说，原本汉人与西羌人都是有来往交通的，但是，边关各族地方官吏贪婪造成了汉人与西羌人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管理官府，主要目的还是保护边疆和平和各族老百姓的安全，“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概到了汉王朝的中后期，无论是大汉王朝的人们或者边疆少数民族，就有了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明确区别了。但是，这样的区别，不是“华夷之辨”的，而还是地缘政治的国家地理概念。 二，汉王朝的边疆和少数民族管理问题 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管理，是从周朝就开始正式纳入了政治议会科目了，这主要是因为在古代已经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了不同国民和部族的归属问题了。尽管周朝是采取的“一统天下”的地域政治管理理念，但是，这毕竟需要获得不同国家和国民的互相认可，否则，这就难免国家之间和国民之间不发生冲突。 战国时期，北方各国之所以修建长城，其实就是当时中原各国开始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区别于塞外居民和部族的表达。比如，当时的秦国修建的“秦长城”就达到了现在的甘肃兰州的附近，而晋长城则达到了现在宁夏银川一带。但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北方“夷狄”们，则还没有明确的国家，他们只是一个个的游牧部族，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年景，他们部族之间就必须依靠互相残杀和掠夺才能够苟活下去。所以，当时的西北和漠北地区的各部族部落也不时会向中原挺进，而周朝的中原各国自然就要修建长城和塞防阻止这些北方游牧 部落的南侵，这样，就慢慢地产生了所谓的不同“民族”和“边疆”问题了。 大秦王朝就已经正式有了管理边疆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职官机构了，汉承秦制，因此，汉王朝也有这样的职官机构，“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这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府中的部长一职务，西汉时期那个曾经在匈奴生活了许多年的著名的苏武，回国之后，就当过典属国官员，这里所说的“属国”，就是指意的那些臣服于或者宾服于中国的边疆诸国，同时也负责管理那些没有臣服中国的外国事务工作。 汉武帝时期，典属国职官有过改“大鸿胪，大行令”的名称变化，到汉成帝之后，“大鸿胪”的名称就没有改变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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