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ister prize – Religion and Psychiatry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warded Irvin Yalom the 2000 Oscar Pfister prize for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religion and psychiatry. See the full text of his acceptance speech, as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in May 2000 at New Or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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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精神病学
Irvin D. Yalom, M.D.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授予 Irvin Yalom 2000 年 Oscar Pfister 奖(因其对宗教与精神病学所做的重要贡献）。下面是他在 2000 年 5 月新奥尔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获奖演说。该演讲的另一版本发表在美国心理治疗期刊上(3-2002)。
当 Dr. Harding 最初通知我荣获精神病学与宗教委员会的这个另人惊奇的大奖时，我的心里一阵喜悦，主要是非常愉快和自豪能够和以前的获奖者们一道，他们都是我十分钦佩的思想家。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得知 Oscar Pfister 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我的导师之一，Jerome Frank ，而且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他 93 岁了，仍然和以前一样善于思考，好奇和有条理。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感觉——更加复杂，古怪，隐秘无法表达。“宗教？我？肯定是搞错了。”因此，我回复 Dr. Harding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确定吗？你知道吗我把自己看作是实践的无神论者？”他立即回答我说：“我们认为你致力于宗教问题。”他的庄重的回答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想起了我和我以前的心理治疗师的很多谈话，以及我亲爱的朋友，Rollo May ，他坚持把我的书，存在心理疗法，看作是宗教书籍。我也想起了，Lou Salome把尼采称作有着反宗教观点的宗教思想家。
我今天的讲话会集中在由于这些不和谐的感觉所引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存在治疗法的问题，就像Dr. Harding 所指出的，经常很自然的被认为是宗教问题。
我还要概述一些存在心理治疗和宗教抚慰之间的比较。我认为这两种手段有着复杂的，紧密的联系。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它们有着相同的任务，照料人类状况的绝望。有时它们使用相同的方法——一对一的形式，自白，自查，宽恕他人和自己的方式。实际上，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把心理治疗看作是使命，而不是职业。然而，事实上心理治疗和宗教抚慰的核心信仰和基本的实践手段仍然经常是相反的。
事实上有史以来，或者至少从一世纪到17世纪中叶，那些最关心存在问题的思想家们是根源于宗教智慧传统的——不一定是他们的洞察力来源于基本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制度提供了唯一的能产生并维系这种智力活动的竞技场。人们可以对这种现象做正面的和反面的描述：正面的是宗教制度鼓励和支持（确实，很多世纪，是仅有的支持）哲学研究，反面的是宗教制度经常限制了可以思考的事物和可以审问的问题。
尼采曾经说过，(善恶之彼岸)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至今每种伟大的哲学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作者个人的忏悔和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传记；此外每种哲学中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意图构成了真正的生命的胚芽，整个植物就生长于此。”
尽管这种透视主义冒着(尼采很乐意)否认任何不变真理可能性的风险，我仍然严肃地采用他的话，并且我要阐述我自己宗教观点和理智立场的起源。我早期的宗教培养是个教育上的灾难——我的家庭正统的犹太教是掩饰在僵硬死板的权威主义之下的，我发现这是极大的不幸。长远来看，那对我绝对是，因为我在人生的早期失去了任何其他信仰的的可能性。叔本华告诉我们宗教信仰，如果能够繁茂，必须是在童年就栽种并植根的。用他的话说，“信仰的容纳能力在童年是最强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在所有其他信仰之前占据那些幼弱的时期。”因此，我从来没有受到早期信仰的重负，我把信仰的重担换成了很多其他早期的非理性的信念和恐惧。又如叔本华所说：“宗教是用寓言和神话表达的真理，使得易于被一般的人们接受和消化。”但是当一个无知的宗教老师或者是自己弄错，或者是经过审慎的选择去用那样的方式去教授，以各种形式的理由把历史上真实的寓言和隐喻用圣经的权威来代替，则他们在冒险疏远某些特定的学生，而我就是那些早早被疏远的人之一。
渐渐地我对于存在的理解越来越把我导向科学的，唯物的世界观。我对叔本华，伏尔泰，尼采，弗洛依德的观点有着强烈的共鸣。事实上，当我最近准备这些话语的时候我重读了弗洛依德关于宗教的著作(一个幻想的将来?)，第一次惊奇的看到我是多么赞同他，而以前我只是认为这些作品无疑曾经帮助我形成自己的信仰。我开始认为宗教的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相容的——我感到赞同叔本华的比喻，宗教就像萤火虫，只有在黑暗中看得见。叔本华预言，顺便说一句，一旦科学的洞察之光驱散无知的黑暗，宗教就会枯萎。但是看到美国当今的宗教信仰的复兴，真不知道这个预言何时能实现。
我还发现我很赞同 Francis Crick(DNA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最近的新书(令人惊讶的学说)中那些表达得非常好的观点。该书的开始部分是：
“令人惊讶的学说就是你，你的快乐，你的记忆，以及你的野心，你的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感觉，实际上不过是大量神经细胞和相关分子的行为的总和。”
我会在这个人类各种体验的列表中加上那些最终是由电化学为动力的神经细胞行为的体验现象，比如自我感( sense of the Atman )，神的火花( divine spark )，佛性( Buddha nature )，灵魂，圣地( sacred ground )，还有对 satori，涅磐，顿悟，超度的热望。在我看来，这种物质主义的，或者说自然主义的思想观念是可悲的，羞耻的，令人厌恶的，而且明显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非常想拥有神的火花，我渴望成为神的一部分，长生不老，重返我所失去的——我非常想要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些愿望并不能改变或者构成现实。我坚信这些惊人的声言需要有惊人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超越单纯体验的证据，我们精神治疗家认为单纯体验是薄弱的，难免有错误的，易变的，易受影响的。
当今讨论这个话题的作者们，看来他们最清晰地表达出了我的立场，他们在保留敬畏感和生命固有的神秘感(很像 Santayana 和 Spinoza 的无神论(或泛神论)，保留了对宇宙的虔诚也尊重其他人的信仰系统)的同时表达了科学立场，比如 Carl Sagan 在他的 The Demon Haunted World 一书中，还有杰出的物理学家(天主教徒) Chet Raymo 在他的 Skeptics 和 True Believers 两书中。
在今天这个国家里，很难承认人们缺乏信仰——在 Gallup 民意测验中超过80%的美国人自称相信人死后仍有生命。据我们所知，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比例。在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英国，荷兰，日本还有捷克有40%-70%的人们相信死后没有生命。只有3%的美国人会说他们不相信上帝，而在欧洲国家是这个数字的6-7倍。虽然当我读到这些关于宗教信仰的民意测验时我感觉自己到被边缘化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观念同那些我接触的绝大多数学生和精神治疗家有一点区别。
我的大学教育是一个科研为主的医学院预科，只有很少的选修课，而我一直在选修文学。我那时是个小说迷，现在也是，我的青春期都被那些小说家所占据——特别是伟大的俄罗斯和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他们探索了死亡，意义，自由和关系这些基本问题。
在我精神病学培训期间，在 Johns Hopkins 的精神病学实习课程的折中主义很合我的胃口，就是在那我遇到了 John Whitehorn 和 Jerome Frank 这样的老师。我加入了漫长的正统的个人分析，但是对精神分析家僵硬的，没有个人感情的姿态感到不满意。也对那时狭隘而且简单的分析的信仰系统感到不满——我时常感觉到分析学说和正统宗教审判所惊人的相似。
在我培训的第二年，Rollo May 的 “Existence” 一书的出版给了我巨大的冲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看待和改善绝望的观点。我每天和我妻子的讨论——她正在用比较文学写她的关于 Kafka 和 Camus 的博士论文——促使了我对存在主义作家的兴趣日益增加，因此在校的第三年我参加了第一门哲学课程。自那开始我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在独立的或者有指导的哲学研究上，主要集中在那些探索人类状况的哲学家——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适合存在主义者这个称呼——可能那个古老的词 lebens-philosoph(生命哲学家)最合适。我尤其沉迷于?(presocratics)，斯多葛派，卢克雷修斯，叔本华，萨特，卡缪，海德格尔，尼采，Corlis Lamont 和 Santayana。
但是哲学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确认而不是启发。我最重要的老师一直是我的病人们，几十年来临床工作成了帮我探索相关哲学问题的途径。我很早就知道一个精神病学家不能解决存在问题：它们很难被发觉，昙花一现之后很快就被日常生活的狂躁所取代。因而我开始搜寻并把我的临床实践集中于这种病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被迫面对生命和死亡这样的基本问题。作为一名斯坦佛大学学校教职员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有资源和自由去仔细挑选我的病人，而不会影响我的收入。当然这些是在 halcyon pre-managed care 时期进行的，在大学医院一个接一个的濒临破产的时期之前。
有许多年我选择治疗那些被迫天天面对大限的病人——这些都是处于癌症转移期的人，我首先对他们进行单独的精神治疗，然后渐渐地开始敢于对他们进行小组治疗。后来我贯注于悲伤，夫妻间的和子女间的，特别是悲伤与我们对抗的方式，不仅是用失去的痛苦还有我们的必死性。
最后我开始觉得想说一说存在主义心理疗法，我花了几年写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一篇有着吸引人的，戏剧性的题目“存在心理疗法”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词语，在进一步说明之前请让我先给出存在心理疗法一个不太完善的定义。
存在心理疗法是一种有力的治疗方法，它重视与存在相关的忧虑。
我说了这个定义并不完善。让我通过阐明“有力的方法”(dynamic approach)这个词语来详述一下。有力既有非专业的也有技术性的定义。有力(dynamic)(起源于希拉字根，dunasthi——有能力或者力量)的一般含义包含了强烈或者活力(表示理智，精力充沛，一个有力的足球运动员或政治演说家)很明显是与此无关的。但是，如果那就是有力的意思，那么哪个精神治疗家会宣称自己不是有力的，或者说偷懒的，迟钝的精神治疗家呢？
不，我用的是“有力”的技术性含义，保留了强力的意思但是是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作用模型，他断定个人自身冲突着的力产生了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更进一步——是极其重要的一点——这些冲突的力存在于各个意识层面上；实际上有些是完全无意识的。
所以，存在心理疗法是一种有力的精神疗法，就像各种精神分析疗法，它假设无意识力的出现影响了有意识的机能。然而，当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时它便和各种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分开了：内在冲突的力的性质是什么？
存在心理疗法认为，由内在冲突引起的困扰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同被压抑的本能努力，或已内化的有重要意义的完整或残缺的被遗忘的痛苦记忆之间的斗争，还来自于我们面对存在的“赠礼”。
那么这些存在的“赠礼”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自己放映出或者“拖起”每天对于生命的关心并且深刻的反映出我们在世界中的状态，我们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存在的深层结构(“终极关怀”，用神学家 Paul Tillich 的有利健康的术语)。四个终极关怀，在我看来，和心理治疗关系密切：死亡，孤独，生命的意义，自由。这四个主题构成了我的教科书的脊柱，待会我会对它们详细说明。
存在主义疗法在实践中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谈谈“内容”和“过程”——叙述疗法时的两个主要方面。“内容”当然就是它本来的意思——严格地说，所涉及的实在问题。“过程”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也是异常重要的范畴：病人与治疗家之间相互关系。当我们问到交互的“过程”时，我们是说：言语(以及非言语的行为)告诉我们关于交互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在我自己的治疗期间进行观察，你会经常徒劳地看到漫长的直白的讨论死亡，自由，意义，或者存在的孤独。这种存在主义的内容可能只是某些病人(不是所有病人)在某些阶段(不是所有阶段)的治疗中比较突出。事实上，一个有效的精神治疗家永远也不应该试图强迫讨论某个领域的内容：治疗应该是关系驱动的而不是理论驱动的。
但是为了特有的起源于存在主义定位的过程而观察这些相同的时期，你会完整地发现另一个情节。对存在问题的更高感受力深刻影响了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本性，也影响了每一个治疗阶段。
可能用一些治疗关系根本特性的评论我能说明的更清楚一些。用什么词语来表达我们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最合适呢？病人/治疗师，委托人/顾问，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精神分析家，顾客/促进者，或者最新的——而且目前为止最令人讨厌的——用户/供应者？对我来说这些选择都很不舒服，因为那里没有一个词语正确地表达了我对治疗关系的感受。尽管如此，方便起见，参照病人/治疗师这个词，我暗自相信一定有某种称呼是把病人和治疗师看成结伴旅行者，一个彻底破除了“他们”(苦恼者)和“我们”(医治者)之间的区别的词语。
Andre Malraux，法国小说家，描写了一个乡村牧师，他忏悔了几十年，用他的方式总结了自己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首先，人们比你所想的更不幸……而且也没有长大的人。”每个人——包括治疗师们和病人们——命中注定不仅要体验生命的振奋，还有它不可避免的黑暗：幻想破灭，年老，疾病，孤独，失去，无意义，痛苦的选择，还有死亡。
没有人比叔本华看事物更严酷和凄凉的了：
“在青年时代早期”叔本华说，“当我们预期我们即将到来的生活，我们就像小孩在剧院里幕布升起之前，坐在那兴奋又热切的等待演出开始。真幸运我们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预见的是，此时孩子们看起来就像是已定罪的罪犯，不是判死，而是判生，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他们的宣判意味着什么。”
尽管叔本华的观点严重地沾染了他自己的不幸，但是仍然很难否定每个自觉地，思想自由的生命中潜藏的绝望。有时我和我妻子在想象中计划为一群群有着相同嗜好的人们举办宴会来打发时间——例如，为我们认识的独裁者的举办聚会，或者极度自恋者，或者狡猾的消极者积极者，或者倒过来，一个只邀请我们所遇到的真正快乐的人的“快乐”聚会。虽然我们进行其他各种滑稽古怪的聚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永远也不能举行一个“快乐的人”的聚会。每次我们确定一些天性快乐的人并把他们排在候选名单里，想继续寻找足够的人时，我们发现快乐客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最终被人生中的某个巨大的灾难所打击——常常是自己或者妻子和孩子患了严重的疾病。
这个对于生命悲惨但是现实的观点对我和寻求我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很久。在我培训期间我经常暴露于“被全面分析的治疗师”的想法——还记得那个虚构的故事吗？但是随着我逐步地经历人生，和我的很多同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见到了这个领域内的资深名人，被我以前的治疗师和老师叫去帮忙，还有我自己成为了老师和长辈，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想法的虚构本性。我们都处于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治疗师和任何人能够免于存在的固有悲剧。
当我说到终极关怀，说到死亡，意义，自由，孤独，很明显我走近了每个宗教传统要素的领域。不容置辩，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几个世纪以来是无所不在的——至今发现了有哪种文化是没有宗教观察的形式吗？有时主张宗教信仰的无所不在构成了无所不在的神性的确定性和有效性。
和很多人一样，我持相反的立场——换句话说，有史以来，每种文化中的每个人都曾经不得不处理终极关怀并且找到了某种逃脱人类条件下内藏的焦虑的方法。每个人都经历过随着思考死亡，无意义，自由(即存在中的结构的基本缺乏，das nichts)和基本的孤独而产生的焦虑——而宗教作为人类减轻对存在焦虑的基本尝试出现了。因此宗教信仰无所不在的原因就是对存在焦虑的无所不在。并不是神创造了我们，很明显是为了安慰我们创造了神，并且就像有文字以来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如瑟诺芬尼，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由思想者，在 2500 年前所写，“如果狮子能思考，他们的神应该会有鬃毛和吼叫。”
现在让我转到考虑心理治疗和宗教对缓和存在焦虑所作的努力。首先考虑对无意义的终极关怀。
我们人类好像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不幸地被扔到了一个缺乏实在意义的世界里。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生命创造一个足够坚定的目标来维持生命。然后我们用狡猾的策略来否认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目的，以至断定是我们“发现”了它——是它原来就在那等着我们来着。
我们不断对生命系统中有实在价值的目的的寻找把我们抛入了危机之中。因为关心生命的目的而寻求心理治疗的人要比心理治疗师通常了解的还要多。比如 Jung估计向他咨询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这个原因。抱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我妻子一点也不团结，”“我没有激情去做任何事，”“我为什么活着？为了什么目的？当然了生命一定有一些更深远的意义。”“我觉得很空虚——每天晚上看着电视让我觉得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即使现在已经五十岁我还是不知道我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棒的书名叫“倾听者”，Alan Wheelis 的回忆录，旧金山心理分析学家和一流的抒情作家。有一个和此处讨论相关的段落刻骨铭心。作者在和他的狗 Monty 散步：
“如果那时我弯下腰捡起一根木棍，他立马就跑到我前面。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他有了一个使命……他从来没有估价这个使命。他的奉献仅仅是为了完成使命。他跑过或游过任意距离，跳过或穿过任何障碍，去捡那根木棍。”
“然后他捡到了木棍，把它拿回来：因为他的使命不单单是找到木棍还要把它带回来。但是当他接近我时，他放慢了速度。他想把棍子给我完成他的任务，可是他憎恨完成了使命，憎恨又得回到等待的姿态。”
“对于他以及对于我，为自身之外的人服务是必需的。我准备好之前他必须等着。他很幸运有我给他扔木棍。我却在等上帝给我扔。已经等了很久。到底有谁知道何时他会重新注意到我，给予我，就像我给予 Monty，使命的心境。”
为什么我喜欢这段？它那么引诱我们去思考命中注定的具体任务。我们之中谁没有过这样的愿望：要是有人给我扔木棍多好。如果知道某地存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注定的，预先布置的生命目的，而不是只有精神的，隐约的，创造的生命目的——在我看来结果必然是最终太阳系沦为废墟的景象，那该多安心。
生命意义的问题折磨着所有自省的人。当然，为我们传达上帝的最终个人目的的宗教启示，不管多么艰难，不管多么漫长，是令人愉悦而受欢迎的。宗教对意义问题的解决要比大自然传递给我们的更理智但是凄凉的信息——一个提醒我们在宇宙中和伟大的生命锁链上所占的微小空间的信息——欣慰多少呢？我曾见过一幅难忘又不和谐的由好几个画板组成的漫画，画板里描绘了几种生物，比如，一只蚯蚓，一条鱼，一只鸟，一条蛇，一头奶牛。在每个画板里其中一种生物都唱着相同的歌：“吃，苟活，繁殖。吃，苟活，繁殖。”最后一个画板画了一个人摆着罗丹的“思想者”的姿势对自己唱到：“究竟为了什么？究竟为了什么？”所有其他生命形式就像图里所画，但是我们人类不能只想着这个，相反我们需要并随后创立了某种更高的目的和使命的存在性。
对坚定的令人满意的生命目的设计的临床和理论研究大多数都指向了这样的目标,快乐主义，利他主义，奉献的动机，繁殖，创造力，实现自我。在我看来很明显如果生命目的设计是自我超越的，那么一定有更深的，更强大的意义——即直接指向他们自己之外的某人或某物——爱的动机，创造的过程，他人的爱或非凡的本质。
当今年轻的高科技富豪的过早成功经常引起生命中的危机，这对关于非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系统的局限性很有教育意义的。这些人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有着明确的目标——他们热切希望实现目标：挣很多钱，过很好的生活，得到同事的尊敬，早早退休。史无前例的数量的年轻人在三十多岁就实现了目标——当然是直到最近市场萧条之前的大好时期结束。但是接着问题出现了：“现在怎么办？我的余生怎么办——接下来的四十年？”
我所见过的大多数年轻的高科技富豪接着都做着差不多的事：他们开新公司，他们想重复他们的成功。为什么？他们告诉自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不是侥幸，证明他们不需要特定的合伙人或领导者可以自己办到。他们升高了门槛。为了感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心，他们不再只需要银行里有一百万或两百万——他们需要五百万，一千万，甚至两千五百万才能感觉安心。当他们已经有花不完的钱却还要挣更多的钱时，他们感觉到无目的无理性。他们意识到他们在从家人，从更贴近心灵的事物身上拿走时间，但是他们无法放弃这个游戏——“钱就躺在那呢”他们跟我说，“只需要我捡起来。”他们必须做交易。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他觉得如果他停下来就会消失。很多人害怕无聊——只要稍微的一点无聊就把他们送回到游戏中去了。
和我处理其他存在的终极关怀(死亡，孤独，自由)的方法不同，我发现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最好间接地到达人生目的地——最好不要明确地追随目标而是允许它跟随着有意义的有根据的事业，投入一种不断扩大的，不断满足，自我超越的努力。我们心理治疗师以确定并帮助消除这种行为中的障碍为荣。对人生目标的径直的追求，如佛所训，是无益的：最好是使自己浸于生命之河让问题随波逐流。顺便我想简短地指出心理治疗师这个职业的一个伟大的特权就是它为我们的无目标的危机打了预防针——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有经验的治疗师抱怨没有目标。
现在我们从无意义转到另一个终极关怀：存在的孤独。首先我们得辨别我们职业中的几种孤独的用处。
有一种内心孤独是指和自己分开的状态。这是个很老的概念——回想一下 Binswanger 与 Ellen West 在讨论她如何不再知道自己的看法时对她所作的描述，他说：“这是最孤独的状态，几乎完全与他的独立有机体分离了。”弗洛伊德把孤独的防御机制描述为一种过程——剥离来自于不幸事件的记忆的影响并中断它的关联以从通常的思想过程孤立出来。很多心理治疗家，比如 Fritz Perls，经常把治疗的目的描述为帮助病人重建自己分裂的部分。实际上，Perls 给他的方法命名为完形疗法，以突出他致力于“完整”的目的。(注意 whole，heal，healthy，hale 来源于相同的词根。)
还有一种人际孤独，通常都是寂寞的感觉，一个治疗中无所不在的问题。寂寞的问题源于很多原因——社会的，地理的，文化因素的，我们社会中的the breakdown of intimacy sponsoring institutions，缺乏社交能力，人格不友善——比如，人格分裂，自恋，剥削，批判。我们治疗师通常处理寂寞的问题，而且我发现，用分组疗法对治疗深度寂寞尤其有效。
最后，除了内存孤独和人际孤独，还有伤害更深的存在孤独；它是一种更基本的牢固地与存在联系的孤独，是指自己与他人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不仅是自己与他人分离，还有自己与世界分离。在我的经验中，这是一种濒临死亡的病人所最能强烈体验的现象，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人孤独的来到世界上，也必须孤独的离开世界。我们可能会想要在死亡时别人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是为了别人或者为了别人都不能够的原因而死，至少，把别人的孤独的死亡带走。虽然我们可能希望别人和我们一起死(就像一些古代文明的统治者们那样)，死亡仍然是人类最孤独的体验。想一下戏剧 Everyman 在七个世纪之后仍在上演。回想一下当 Everyman 受到死亡天使的拜访时，他祈求缓刑或者延迟。当被拒绝后他祈求能够允许他带着伴一起上路。死亡天使同意了：“当然可以，如果你能找到的话。”戏剧的余下部分 Everyman 寻找一个黄泉路上的同伴。他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都用脆弱的借口拒绝了。其中一个亲戚脚趾抽筋了。最后他转向了有寓意的角色——美貌，智慧，财富——但是就连他们也拒绝和他作伴。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基督教道德戏剧的寓意——在最后的结局 Good Deeds 陪伴他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宗教的安慰和心理治疗各自发展了自己的方法来缓和各种形式的孤独所带来的困难。牛津英语辞典告诉我们“宗教”(religion)的一个词根是 re-ligare——捆绑或者束缚。罗马人用“religare”这个词，暗含了各种纽带——对家人，对祖先，对国家。这个意义——捆绑在一起或者让我们用联系(connectivity)——生动地阐释了心理治疗和宗教的共同使命。事实上，联系是一个很好的通称来表示当代所有的探索灵魂的形式。
在宗教和精神病学的所有讨论中“联系”这个词都有很大的价值。心理治疗师把与病人建立深厚的和可靠的联系作为最高目标。注意治疗师和病人的关系专业文献充满了对偶遇，坦诚，准确的神会，正面的无条件的尊重，“缘分”。团体的治疗师最重视的就是建立团体凝聚力。当团体具有凝聚力，则每个成员更能够检查与加强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在应对死亡的过程中，我的癌症患者的团体成员们经常说起他们所体验过的最大的慰藉就是和其他人面对相同情况，具有深刻的联系。其中的一个病人对“联系”有一个的可爱描述：“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地穿行于黑暗中的船，但是能够看到其他附近穿上摆动的灯光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对丧偶病人的治疗中我曾经深受联系决裂所散发出的绝望影响，甚至超越了失去的体验。鳏寡们述说着过着无人关心的生活的痛苦——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家，睡觉，起床。谁没有看到过人们继续一种高度不满的关系正是因为他们渴望一个生活的见证人呢？而我们治疗师有多少次帮助病人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人呢？
宗教提供了有力的联系形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得到了一个永远观察着的神的安慰，他不仅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有可能最终团圆——和失去的爱人，和上帝，和宇宙生命力。当然很明显有组织的宗教对整个社区提供了联系：教堂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相同思想的人们的集会，支持了无数的小团体包括社会团体，特别兴趣小组，圣经研究，图书团体，婚介团体，单身团体。无疑大批的人加入宗教社区是因为社会联系的原因而不是忠诚于某个特定的宗教教义的主旨。
死亡是最明显，直观的终极关怀。尽管有些治疗师，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按照 Adolph Meyer 的格言来避免治疗中的主题，“别抓不痒的地方，”大多数治疗师都明白对死亡的关心一直存在，正在从表面渗透。死亡与我们的交往和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事先就入神于他的黑暗的气质，经常是在意识的边缘，自从童年我们就已经建立了否认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是性格的形成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很多哲学家曾经论述死亡和生命的互相依赖：学习好好地生活就是学习好好地死，反过来学习好好地死就是学习好好地生活。
与死神面对面经常产生一种戏剧性的转变观念的机会。海德格尔说存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每日”形式，我们于其中惊奇于事物存在与世界中的方式。这是一种忘记存在，逃避的，被围绕我们的物体的丰盈之角变得平静的状态。还有第二种，“实体形式”，一种注意存在的状态，于其中我们真正地活并且惊奇于事物本身，仅仅惊奇于事物的本质。在这种状态中人为生活改变做准备。
我们怎么从每日状态移到实体状态呢。Jaspers 描述了主要媒介为“临界体验”——一种震撼的，不可逆转的体验，它把人从每日状态移到实体状态。在所有可能的临界体验中，面对死亡是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
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面对死亡的人们生活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在文学名著中是常见的主题(例如，The Christmas Carol 中的 Scrooge 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 Pierre，或者 Ivan Ilych)。癌症患者曾经描述的体验——重估生命价值，疏忽生命中的琐事，对不重要的事情说“不”，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所爱的人，大地的韵律，变化的季节，关心他们的死为别人树立模范。用死亡的方式，癌症治好了精神官能症，死亡给予生命一个不会错的酸甜苦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虽然死亡的物质性摧毁了我们，但是死亡的主意可以挽救我们。
但是我经常听见病人们悔恨，“多么可惜等到现在才等来我的智慧，直到我的身体被癌症吞噬。”这种叙述为治疗师出了一个大难题：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不用面临死亡就能发生如此改变的杠杆呢——在我们每天治疗病人实践中？对存在问题敏感的治疗师可能能够利用其他更不可见的，更微妙的临界体验——比如，年龄段，退休，年老的身体，离家的子女，其他人的死亡。甚至想生日这样很小的事件都会成为重要通道。我们平常庆祝这些日子，但是简短的对事情的思考就会引出这个庆祝是为了什么的问题——难道它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了否认和中和时间无情流逝的残酷的提醒吗？
多数的宗教教义，在我看来，可以利用一些这种治疗学方法，但是大体上信仰者通过否认死亡的结局而得到了有力的抚慰——通过灵魂解脱的想法，通过审判，赎罪，还有天堂，通过和昔日爱人的团圆，和上帝，通过投胎，通过与宇宙生命力量融合。
我试图将我的信仰观强加于我的病人吗？当然没有——我的任务是帮助，而这意味着尽可能向病人的信仰系统移入感情——(小心病人的窗户——精心的)。
但是要求比感情投入更多：治疗师很好地了解病人的宗教观是很重要的——这种启迪可以来自于病人的内心流露或者治疗师的独立观察。我有时治疗牧师或者修女激励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看的更深入以至于得到由宗教提供的抚慰。有时治疗师的部分工作是放弃合理化以允许人们去重估并提高某种宗教实践——例如当过多的服务于典礼书优先于爱的表达，慈善，社交。
这就是我如何向外回应一个人对信仰的高度依赖而我自己却不在其中。而我向内的，平静的回应？那是什么样的？我经常体会到对我们需要信仰的强烈和固执的绝对惊奇。它没有走开：我们超越生物学的对信仰某物的需要是如此显著的固执，以至于我们无论何地不仅被各种宗教信仰包围——很多都坚持一组特别的信仰的独特性，而且我们还被更少深思的而且更加明显无理性的信仰所包围：生命后引导者，外星人绑架，千里眼，灵魂外科手术，鬼魂，巫婆，占星术，TM 漂浮，星级旅行，探矿者，妖术，奇迹，死后体验，I Ching，风水，天使，治疗水晶，手掌阅读，星象，预感，意念，喧闹鬼，驱邪，塔罗牌，先知，同步而且我敢肯定你们每个人还能添加到清单中。重复我前面的陈述，非常的主张要求非常的证据，而且没有这样非常的证据曾经被论断过。
有时我对人类条件下潜在的脆弱性感到一种深深的忧愁，它引起我们的轻信性和我们强烈的信仰的需求，就像新生的氧气，必须并将会瞬间地附着于某物。有时我因为无理性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危险而害怕未来。是超自然的信仰而不是没有信仰会摧毁我们。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追溯出顽强的信念所造成的毁灭的刀口。或者看看当代中东或者印度次大陆的冲突，那里互相冲突并根深蒂固的正统信仰系统威胁着几百万人。我喜欢尼采的格言，重要的不是某个人深信的勇气而是去改变某人信念的勇气。
有时当我考虑到一个人的余生可以在束缚的强迫行为中度过，延长的冥想或者过多的入神于固守的仪式时，我感到(but keep to myself)忧愁。失去的是部分人类的自由，创造力和成长。
佛陀在他的 noble truths 中教到生命就是受苦，起源于渴望和依恋的苦难，这些苦难可以通过冥想脱离渴望而消除。叔本华有着类似的立场——意志是不知足的，一旦一个冲动得到满足，我们只享受到片刻的满足感，立刻被无聊所代替，直到另一个欲望抓住我们。
对我来说，这些观点感到多余的悲观。我意识到人类存在的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要求牺牲生命的无法抵抗的痛苦。我更喜欢尼采式的生活——庆祝生命，生命约定，amor fati(爱你的命运)的观点。我对面临死亡的病人的治疗教会了我对死亡的焦虑直接与每个人的“未完成的人生”的比例有关。那些感觉自己充分完成了自己的生命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潜力和命运，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更少惊慌。心理治疗师有很多东西需要向 Nikos Kazanzakis 学习，他创作了那么多庆祝生命的艺术作品，例如，Zorba the Greek 和 The Greek Passion。Kazanzakis 和尼采一样是一个反宗教的宗教者，他的坟墓(就在 Crete 岛上的 Heraklion 城墙外，因为被教堂开除教籍)写着他选择的墓志铭，“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也不怕，我是自由的。”我喜欢他在主要作品，A Modern Sequel to the Odyssey，中给出的建议。他给生命的建议是：“Leave nothing for death but a burned-out castle。”这是个我们生命中不错的指导方针——还有我们治疗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