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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23日，李秀成兵败被俘。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即《李秀成自述》。不久，曾国藩命人将李秀成杀害。李秀成牺牲后，曾国藩把他写的自述经过删改并撕毁一部分之后，命人抄写两份，名为《李秀成亲供》，一送清廷军机处，一送安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密不外露。直到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才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
李秀成供词的真伪，曾国藩为何要删改供词，为何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史学界几乎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天京（即现在的南京）沦陷后就义了。就义以前，他曾在曾国藩的囚笼里被迫写下了一篇长达5万言的《亲供》，即后人称为《李秀成自述》。对于这个《亲供》，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出于对李秀成的崇敬，或痛惜“自述”内容玷污了英雄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自述”系曾国藩伪造的说法。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自述”确出于李秀成之手，曾国藩确实改过其中几处，如洪秀全之死及李秀成被擒等事；但“自述”并非曾国藩伪造，“自述”所记内容基本上是可靠的。
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把他的自述很快删改刊刻，即世所传的“九如堂本”。世传原稿存曾家，而曾国藩不肯交给清政府，曾的后人也不肯公开示人。光绪末年，有一个署名扪虱谈虎客（真名为韩孔）的，根据曾国藩的刻本再加删改，交由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
1931年，已故著名学者罗尔纲开始对《李秀成自述》作注，他当时能看到的就是《近世中国秘史》本。面对谬妄丛生的《近世中国秘史》中对《李秀成自述》的记载和叙述，罗尔纲辛苦考证了几十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才在湘乡曾氏家里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吕先生用随身带去的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刻本，据以对勘，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帧照片，带回广西。其时，罗尔纲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看到了吕集义先生所摄照片4帧及抄补本，便摒弃了《近世中国秘史》本，改据吕集义抄补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签证》。《签证》以笔迹签定为标准，断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亲笔”。《签证》的发表，一时轰动了学术界。
1951年，开明书店一版再版。在1954年6月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改订三版中，罗尔纲又根据《忠王亲笔答辞》的字迹鉴定出《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笔迹对比，再次验证出《忠王自传原稿》确为李秀成亲笔。至此，《忠王自传原稿》的真伪之争似乎已经解决。但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对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提出质疑，认为李秀成供词出自曾国藩的伪造。他们的理由是：
其一，以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审定，《李秀成自传原稿》的字迹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
其二，罗尔纲认为供词的写作时间起于1864年7月30日，迄于8月7日，但根据影印的曾国藩日记，在7月29日前已有了供词。而且现有供词的内容充满卑躬乞降的词句，不合李秀成英勇不屈的性格。当时，李秀成被俘后身受伤害，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也不可能日写7000字的供词，等等。
史学界就此又掀起了一场大争论。罗尔纲再次从书学八法对字迹作进一步研究，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篇文章，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于1958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篇文章的提要写入《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签证》增订本上，得到了书法家和史学界的赞同，再次肯定了《忠王自传原稿》确是真品。
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先生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内容较刻本多9000多字，为33300多字，计74页，全书没有结尾。
以影印本来核对，进一步论证了罗尔纲先生鉴定的正确性，真伪之争再次告一段落。可是，好景不长，1963年戚本禹抛出《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篇奇文，为影射史学开路，李秀成顿时成为众口一词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证。粉碎了“四人帮”，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又在学术界热烈展开了。
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期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孟源先生于1963年完稿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他经考证认为：《自供》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主要依据是，第一从每天所写起讫处看不出真迹。李秀成每天是随写随交，真迹应是散叶或分装为9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绝不能每天都结束在末页末行最末一个字。而今所见的《自供》，前后一两天所写连在一起，看不见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第二从《自供》字数上看它不是真迹。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国藩，参加删改人赵烈文（曾国藩的幕僚），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是5万余字，而今留下的《自供》只有36000多字，比真迹少10000余字；第三，从曾国藩时《自供》删节处看不是真迹。曾国藩交往军机处的《自供》，与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的多处地方字句不同；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从第一页到四十页，书上都写有页码，整整齐齐，并无差错，这就说明《自供》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第四，从《自供》字句行款看不是真迹。《自供》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这不合于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自供》中凡“清”字均不讳，却把不该讳的“青”写成“菁”，显然是违背了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不同意荣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释疑》一文中断定“《自供》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每天所写起讫问题，“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自供》字句款讳问题，因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迹。”他又说，供词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在上报清廷和在安庆刊出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作伪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曾国藩缘何要纂改供词针对荣、陈两位先生的观点，罗尔纲又作了认真的分析考证，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进一步阐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亲笔手迹的观点。他说：“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李秀成亲笔的《自述原稿》。”但这部原稿，“可以看出几项曾国藩欺骗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国藩主要在四个地方盗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迹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他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村民之间分配珠宝发生争执，李秀成掩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但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第三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李秀成的原话是：是日将夜，寻思天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氏兄弟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主要带兵大员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第十误。《李秀成自述》原稿为：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曾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便把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轻易拿下，都由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的原因，这样，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之所以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国藩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而劝其在手握重兵之时取而代之。这在曾国藩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不是一条孤证，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曾国藩部下在湘军称霸东南之时，如何劝曾国藩举兵称帝，以恢复汉家天下的故事。如某书记载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萌异志，曾向其兄劝进。国藩闻而彷徨无措，踯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早晨，答复曾国荃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事乃寝。又据载，湘军攻陷安庆，广东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抚，迎曾国藩东下，船未抵岸，即遣亲弁以密函呈曾氏，内言：“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团之，吞下肚去。
以上这些史料足以说明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及其心腹幕僚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献俘进京，不侯圣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杀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说出种种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话语。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不同意荣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释疑》一文中断定“《自供》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每天所写起讫问题，“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自供》字句款讳问题，因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迹。”他又说，供词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在上报清廷和在安庆刊出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作伪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曾国藩缘何要纂改供词针对荣、陈两位先生的观点，罗尔纲又作了认真的分析考证，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进一步阐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亲笔手迹的观点。他说：“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李秀成亲笔的《自述原稿》。”但这部原稿，“可以看出几项曾国藩欺骗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国藩主要在四个地方盗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迹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他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村民之间分配珠宝发生争执，李秀成掩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但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第三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李秀成的原话是：是日将夜，寻思天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氏兄弟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主要带兵大员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第十误。《李秀成自述》原稿为：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曾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便把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轻易拿下，都由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的原因，这样，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之所以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国藩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而劝其在手握重兵之时取而代之。这在曾国藩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不是一条孤证，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曾国藩部下在湘军称霸东南之时，如何劝曾国藩举兵称帝，以恢复汉家天下的故事。如某书记载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萌异志，曾向其兄劝进。国藩闻而彷徨无措，踯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早晨，答复曾国荃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事乃寝。又据载，湘军攻陷安庆，广东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抚，迎曾国藩东下，船未抵岸，即遣亲弁以密函呈曾氏，内言：“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团之，吞下肚去。
以上这些史料足以说明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及其心腹幕僚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献俘进京，不侯圣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杀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说出种种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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