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主讲人：姜义华教授
参与讨论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一平、李朝军、杨禾丰、闻丽、陈宝云、郑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何爱国等。
整理人：郑峰
主讲人简介：姜义华，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留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现代化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研究重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化的各项实际问题。主要著作有《理性缺位的启蒙》、《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太炎评传》、《中华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史学导论》（合著）等，主编《中华文化通志》（101卷）、《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13卷）、《中国通史教程》（5卷）、《胡适学术文集》（8卷）、《康有为全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历史·国情·现代化》、《港台和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港台和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港台和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计量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
姜义华教授：这次课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讨论课，在我们这学期所有的讨论中，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方面的讨论，还是观念、信息化方面的讨论，我们最突出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解放与人的异化”。在经济方面，我们在讨论工业化时，中心问题是劳动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市场化时，中心问题是物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城市化时，中心问题是资金、人高度集聚下人的解放与人的异化。在政治方面，我们讨论民主化时，中心问题是政治公共事务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法治化时，中心问题是德治、礼治、法治递进下社会运作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科层化时，中心问题是官僚制度与国家管理专业化下管理的解放与异化。在社会结构方面，我们在讨论市民化时，中心问题是公众社会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中产化时，中心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生活及生活方式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个人化时，中心问题是人的知、情、意的解放与异化。在观念方面，我们在讨论理性化时，中心问题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俗世化时，中心问题是教育、信仰的解放与异化。在信息化方面，我们在讨论全球化时，中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解放与异化；在讨论知识化时，中心问题是科学权威下人的解放与异化。
具体点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个人主体化等等，常常是一柄柄双刃剑。市场化，激活了经济，但也常常带来效率冲击公平，自由冲击平等，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又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也因此破坏了人们传统的联系纽带，造成严重异化与认同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的增长；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但是，它又使人们常常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所支配，而丧失人文精神、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或在这些方面造成巨大的混乱；个人主体化，给个人提供了自主独立发展的充分自由，但是，它又常常会破坏保障他人享有同样权利与自由的秩序，损害集体利益与国家权威。
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讨论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看法：一，现代化进程本身不是完美的，始终是伴随着人的解放与异化的；二，即使现代化实现了，它也不是完美的，也包含了人的解放与异化。所以，我们这学期的讨论，在努力打破旧的理性权威的同时，并未试图构建任何新的理性权威。近代以来，我们曾经构建了太多的理性权威，结果，都被历史的发展无情地颠覆了。受汤因比对文明研究的启发，我们对整个人类各种文明进程进行了认真地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具体的问题和矛盾。正因为我们这学期能够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展开比较细致的研讨，所以，我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中国学界在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只有新名词、没有新内容的弊病。
这次课既然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讨论课，便多少要带有一点总结的意味，不过我首先想请大家各自选取一个本学期你最感兴趣的话题，谈谈你现在对它的认识和看法。
张一平：姜老师，我想谈一下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体制变革中的市场化发展，不仅要放开行政性管制，而且要同时构建其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的构建，就是要形成大量的可用于市场交易的“非公共”财物。在体制转换背景下，这些财物的原始积累，存在两种可能途径：一是存量转化途径，即把传统体制下积累下去的“公共”财物转变为“非公共”财物；二是增量发展途径，即新增财富向私人倾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倾向于直接把“公共”财物转变为私人财物，而我国市场化发展的原始积累走的是以发展新增私人财物为主的混合型道路。从80年代产品市场化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国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品、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等进入了自由的流动。同时也带来了人自身的解放与异化。
（1）人接触面空前扩大，人在产品世界下的解放
在长期的计划体制下，我们重生产积累，轻市场消费，扭曲了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直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才有明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首先是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进一步加强了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人在自然面前不再孤立，而是通过资源的流动提高了利用效率。而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里，人们必然要从禁欲主义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转向强调对生活的享受。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们被压抑的生活欲求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从衣食住行到婚姻爱情，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娱乐，人们真正变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人。
（2）市场经济下人与人关系的解放
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以货币关系代替了自然关系，从而把对人身的依附变为对物的依赖。作为一种交换关系，各个人都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都是各自独立的活动主体，社会关系由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是人与人关系的新解放。
（3）人自身的解放
中国市场化的本质内容之一就是使人以独立的方式依赖于物，并积极自觉地通过物来表现和实现自己。这一本质使市场化对人的发展产生的首要和最大的积极影响，就是逐步冲破旧体制下的人格依附关系，从经济关系来促进个人的形成，真正确立个人的主体地位。所有这一切必将使个人发展的方式得到新的解放。
同时市场经济的内在功利性又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自身的异化。
首先，人在物质面前更为自由，同时更加受制于物质。市场经济驱动了人对利益的追求，造成人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这必然会把人当成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忽视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追逐利润带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化形成的分配不公，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与伦理平衡。
其次，传统的人际关系发生异变，使群体越来越外在于人自身，成了不能直接去改变的异己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人和人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人的成长、学习、工作、生活越来越受制于外在的力量，不得不去适应整个社会的快节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冷漠。
最后，还造成了人自身价值与行为的迷失。市场经济追求效益和效率，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无形中鼓励着工具理性至上，人在生存的压力下生活却没有生命的动力，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欲望膨胀却精神空虚。
何爱国：张一平把经济市场化的利弊都说到了，我谈点我对市场化在经济现代化中的地位的认识。我觉得，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市场化（也就是市场的可持续扩充及其相关支持系统的出现）而不是工业化。工业化只是市场化的结果与表显。市场化却是工业化的动力与航导。正如姜老师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一书里所谈到，在西方，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突破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科学技术革命，就没有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同样，在中国，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化的实现和现代化的成功。在全球，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真正的世界性联系，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史。工业化表明了市场的可持续扩展不可避免。因为工业化要求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复杂化、高级化，只有市场化（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复杂化、高级化的要求。工业化如果不是由市场化内在地引发或内在地推动、引导，则其因缺乏持续的创新动力而难以为继。因此，现代化社会的经济中轴是市场化，而不是工业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超越市场化而能够完成工业化。
新世纪兴起的新工业化思潮之中的各派无不承认以市场化为其内在动力，说明我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工业化的根本成功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市场驱动而非政府推动。然而，在20世纪里，“以农立国”，还是以“以工立国”，争议了半个世纪，工业化终于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市场化则遭到几乎一致的排斥。实际上，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两条发展道路产生冲突以来，政府统制与市场调节之争（谁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就相随而生，没有停止过。反市场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妨碍社会公平，会导致两极分化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甚至会毒化社会空气，使“人欲”膨胀，最终引发“社会革命”。没有把市场与人的解放（中产化、独立、自由个性、公民权利、世界市场上的全面联系）、人的现代化（公民化、市民化、俗世化、科学化、理性化、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科层化、法治化）和伦理现代化（交往理性、非血缘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伦理、互相全面依赖的关系伦理）联系到一起。只是到了90年代以后市场化才逐步占据政府与学界的主流认知。不过，在21世纪初由于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公平网建设不足，市场化又成替罪羊，受新一轮的质疑。市场化有弊，但不能把因权力不规范、制度不到位、法律不健全和缺乏社会安全网而扭曲的伪市场化（实际上是反市场化）当作经济现代化之中的市场化而痛加责难。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的公共伦理和成套的公平制度之上。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妨害社会公平，而是为社会公平创造更多的物质福利和权利保障。
然而自中国现代化启动以来，市场化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规范的伦理营养而正常发育、成长。在权力本位和道德本位的土壤里，得到极大发展、甚至恶性膨胀的是官僚资本和权贵经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而后的各色“新政”、3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抗战以来的“以工建国”运动无不如此。制度缺失和伦理偏见的交互作用，导致市场化厄运连连。建国以来，到80年代，基于混合着前现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成分，而以前现代和后现代为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平台，商品、市场、资本、货币、雇佣等与市场化相关的制度与符号，一律受到猛烈的抨击。极端者，如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破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把与市场关系稍有沾边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连根拔除，却没有想到由此导致的不过是权力恶用和经济倒退。
我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演进就是从传统的小市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伪市场通向规范有序、公平有度、合理有节的现代创新型竞争市场。诚如姜老师所言，超越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渗透到一切方面的全面联系，那只能够将人们引导到传统与服从那种传统的片面与畸形发展的人的组合。
姜义华教授：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里所讲的三个“形态”，实际上就是人与人建立社会联系的三种形式。其中“物的依赖关系”是通过市场建立和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趋势是不断地增加经济部门和扩大经济活动的空间，突破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限制，建立起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适应，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是由一个地区范畴经民族（国家）范畴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范畴。
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一方面是把企业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经济运营的主体；另一方面则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原动力，而人也在市场化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有关市场化之下人的解放的种种表现，刚才张一平讲得很好，不过在市场化条件下，还应当更具体地关注商品、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市场的发展日趋完善，使物流、人流、知识流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另外，市场化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只有关注到所有权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功利性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人自身的异化问题。
李朝军：姜老师，我想谈一下我现在对民主化的一点看法。尽管民主的价值观以及民主制度成为现代化国家所共同选择的普遍形式，但是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遵从多数人的意志却一直阻碍着民主价值观的发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曾经把民主视为“暴民统治”，即多数的暴政，而在当代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理论中，虽然在提倡以多数人同意为前提，加上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保障了民主制度下公民平等享有权利的价值内涵，但却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多数人意志”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使得现实民主制度经常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有学者曾指出：由于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于多数人对于政府的绝对统治，这一本质决定了其固有缺陷——（1）轻视个人权利，容易造成“温和专政”；（2）趋附时尚，可能降低政策水平；（3）争执不已，可能造成效率损耗；（4）为大多数人的盲目性和狂热性的发作留下了空间。这些民主固有的缺陷恐怕就是导致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公共事务异化的原因。
姜义华教授：李朝军讲的这些其实是属于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我们要谈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进程。可以说，在现代化政治过程中，民主化是社会政治层面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也是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所讲的民主化所导致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近代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步发展而言的。特别是近代中国，在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世界性联系代替地域性联系、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均贫富的追求，使得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非常复杂，表现在政治公共事务方面就呈现出“宪政虚文化”、“议会边缘化”、“国家全能化”等几个特点。目前，中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还要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要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在现有的权力配置下，一步步有效地使党的权力变成有限的权力。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自我纠错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过大的权力是不合适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现在的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人并存，发展不平衡，协调各种利益比较困难。近几年，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农村基层选举，但是农村的宗法伦理的力量还很大，在农村基层选举中，有些地方，往往是口袋大的（会赚钱的能人，比如包工头）、关系大的、宗族势力大的、拳头大的等四种人容易被选上。
所以，如何规避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恐怕还要靠同属政治层面的法治化发展。法治化的要害是不相信人能有效地、负责任地、谨慎地使用权力，认为人是有可能在掌握权力后变坏的，所以它主要针对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所以，要使权力变成有限权力，还得靠法治。
闻丽：姜老师，我想补充谈一下政治层面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科层化的问题。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是其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构建的一种理想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它是专门用来实现某种既定目标的手段，亦即这种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意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个零件都可以为机器的运转发挥最大的功效而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是被法律化了的，因为在这种组织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运作规则和程序，组织成员必须依法行事。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概念虽然是科层制研究中的经典概念，但它仍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和修正。这些批评和修正主要针对的都是科层制的负面现象。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低效率与功能的失调、科层制对民主化的威胁、科层制对人的个性的压抑等方面。而姜老师您却在前面的课上提出科层化可以带来官僚制度与国家管理专业化下管理的解放与异化。我想问的是，这里的管理到底该如何理解？
姜义华教授：闻丽提的这个问题，我想简单的回答是这样的：把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当作一个独立的系统，不代表哪一个统治阶级是一个中性的系统，这大概才是科层制的核心。现代的科层管理有别于国家管理。比较复杂的问题还是中国问题本身。近代中国实际上环绕着怎样建立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在争论、探索。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展开阐释了。
杨禾丰：姜老师，我想来谈一点我目前对于中产化的认识。从社会分层角度探讨中产阶级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为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定位，即中产阶级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以及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相近，他们是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延伸。另一派主张中产阶级是雇佣苏动者，从受雇的地位上看，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地位更为相近。对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不同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内部具有很大差异性，所以，人们需要探讨的是，究竟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还是有多个中产阶级。目前，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另外，二战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传统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大量产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中产化，对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产阶层的成长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构成中长期处于比较缺失的状态，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虽然已经非常庞大，但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重却很小，整个社会离中产化似乎还很遥远。在此情形下，我们怎样理解中产化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及生活方式的解放与异化呢？
姜义华教授：中产化是社会变化中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它触及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包含政治、经济、职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个的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现在仍不大敢提中产化，十六大仍只是提中等收入而不说中产化。中产化不仅是收入高低问题，在我们长期的语境中，它一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这也需要一个话语突破。中产化的困难是我们长期把中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毛泽东把阶级分为三等或五等：大资、中资、小资、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而马克思的阶级是要与相应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如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压低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以提高公共积累用于发展重工业，而没有考虑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来提高生产积极性。
究竟怎样才叫中产化。不是生活丰裕就是中产化，利用特权或非常手段成为暴发户能否称为中产化，暴发户的心态、嘴脸是令人厌恶的，尽管有一些也会慢慢发生转变，但他们不是我们要讲的中产化。中产化还是指整个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结构的构成中间，利用知识、技术、脑力劳动的人地位越来越重要，收入也会相应提高，在社会中比重越来越大，可以制约上层暴富者，也可以有效的防止下层权益受到大的损失。使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产化的标准不是看你的收入有多少而是看你是在凭什么去劳动，看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产化标志着整个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生产方式提高很快，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转变。
目前在中国实现中产化关键还是国家的决策，而西方中产化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社会自身的矛盾冲突造成的。中国中产化的实现在国家决策上，主要表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心提到把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上，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摆到中心位置。中产化要使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权利，足够的社会地位，要有自觉的意识，使国家的决策不至于在一层层的政府下传中过滤掉，使社会保持对国家、政府的必要压力，成为制约权力的一种力量。
至于中产化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及生活方式的解放与异化问题，它主要是针对西方已经中产化了的国家而言的，在目前中国它表现得都还不太突出，在上海，其典型的表现大概便是衡山路上的白领文化了。
郑峰：姜老师，我想来谈一下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的问题。众所周知，“理性化”（或者说是合理性化、合理化）这个概念是韦伯首先提出的，它被用来规定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私法关系和官僚统治的形式。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现代化和理性化可以看作是同一历史过程。“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经典现代化理论继承下来。现代化说到底依赖于人类借助理性来实现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控制能力的增长。然而，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所借助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逐，在使人获得极大解放的同时，最终也会使人自身发生异化。人的解放与异化包括很多方面，与理性化关系最直接的，就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解放与异化，因为人们的理性只能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活动和思考之中。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理性只有在实际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才能体现出来。然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越是发展，它所受到的理性化的限制和束缚就越大，最终变得机械、僵化、保守。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异化，说到底是由崇尚工具理性的理性化造成的。在对理性化的研究中，马克思·韦伯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解释了这一症状，但他没有开出药方；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则是重在批判，在他们看来，理性化已经成为一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解决的悖论。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杰出代表，他诊断现代性的门径同样是理性,他同样也看到了工具理性的肆虐给现代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哈贝马斯仍然坚信理性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积极意义,坚信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他看来，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面对资本主义危机束手无策，以致悲观失望，原因就在于，在他们视野里，理性只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而两种理性的关系又是紧张对立、不可调和的。当工具理性主宰现代社会后，工具理性便等同于理性一般,从而将理性与压抑相等同,将合理化看成是物化的根源。哈贝马斯以一个理性主义维护者和现代性病理学家的身份出现在西方现代思想舞台上，在对自韦伯以来主要的社会理论的理论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的同时,他用交往理性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理论重构,并且认为人类社会走出理性化困境的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对此，不知道姜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姜义华教授：我也认为交往理性是真正建立现代理性的可操作的东西，它能够真正使价值理性落实下去。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在未来现代化中，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对于理性化本身所带来的异化，我们应当怎能样分析？后现代最大的问题是过度理性化后，自身的活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问题。黑格尔最早谈，恶在世界的作用，当恶性循环不存在时，世界也就停滞了，理性化虽然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恶，但当理性化带来了空前繁荣后，社会本身会老化，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后现代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迷失的问题。
所以在研究我们的现代化中要特别注意不能将理性提高到理性主义，实际上，理性化一直与非理性主义同在的，要给非理性主义一个存在的空间，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将这些东西取消掉，更不能有理性强权主义。我们强调理性化，但却不代表非理性化就没有一个积极的作用。理性与非理性一直在相互作用，问题是理性的东西占了支配地位，理性包含非理性的因素或非理性包含理性的因素。我们要看到理性变成理性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实际上，理性化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的发展差异很大，理性和非理性，现代和后现代所提出的挑战在中国可以同时存在，但基本前提是要使人具有理性的现代化的人。
关于理性化的问题，我不再多说了，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最后谈一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与限度问题，算作是对本学期讨论课的一点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超越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游离于社会及群体之外、随心所欲地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作为处在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如何发展时强调提出，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形成的制度范围内发展自己,依靠这一制度确保人们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正因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水准与交往程度的限制,人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因此,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很自然地便要求整个社会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优越、适宜的环境和必要的制度性保证。
一些论者常常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解释为人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能力(包括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满足；甚至解释为同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安排一切: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饭后写批评文章；今天在这个部门工作,明天到另一个部门劳动,他们的个性、能力、性格、意志、气质都能得到自由施展的机会。应该说,这些解释所列举的各种情况都可能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些表现,但是恐怕还不足以说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论述人的发展时曾指出: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然是超越或克服了“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而使得这种“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得更为充分。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所有制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有一段人们所非常熟悉的名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对于“共同占有”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人们有各种不同解释。论者常常将国家所有制或小生产者共同体经济视为消灭了私有制，重建了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真正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最根本的内容是给每一个人都提供同样的“各尽所能”的基础和条件。当然，无论“各尽所能”也好，“按需分配”也好，都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但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就必须一步步增加实现“各尽所能”的现实基础，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社会第二次分配，积累和扩大“按需分配”的比重。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一觉醒来突然实现。它同样是通过用实际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最实际的运动。它决不是不顾实际条件,希求这一目标立刻实现,也不是将它的实现放到遥远的未来而无所作为,而是切实从现有前提出发,为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构筑坚实的基础。逐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够使人们有条件接受较高水准的教育,使其能力和潜能得到有效的培育；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够使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人们有条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及社会角色地位的单一化、固定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也只有凭借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有可能逐步消除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分裂,有条件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不再成为异己的、对立的力量。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重构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重构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取向、重构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重构政治价值取向、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而重构的价值系统是全方位的、完整的,然而这决不仅限于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构建以及宣传家们的宣传提倡,包括一部分实践家的身体力行,成为表率。这一重构要落实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在法律、法规、章程、公约的建设上,落实在人们自觉的自律及有效的公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上。只有当新的价值系统转化为人们的普遍思维和日常行为方式,它才能真正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成为不是虚拟的而是真正的社会实践。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的行动纲领，而且应当成为21世纪沟通世界各不同文明，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睦共存、优势互补的共同价值基准和行动指南。因为它使“人是目的”在当代完全具体化了，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明确了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就是说，它使启蒙核心观念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应成为新世纪全人类的共同宪章。
我们这一个学期的讨论历经了一个又一个的解放与异化的矛盾，它不断强化了我们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特色，而我们所有的批判，最后都可以落实到我们现代化实践所要追求的一个伟大理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