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元帅聂荣臻

政治元帅聂荣臻（转载）

育则维善余言收录于2007-06-22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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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元帅聂荣臻

[ 2006-2-4 23:36:30 | By: 逛逛看看 ]

一旦问起聂荣臻元帅，老人们的嘴巴都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有的因为激动，有的因为难言之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的清楚的人。

龙书金老人说：“聂帅老谋深算。”

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人也儒雅，儒雅中透着政策。”

黄荣海老人说：“聂帅是一言难尽的，说起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杨绍明转引杨尚昆老人生前的话说：“用毛主席的原话评价就是，聂帅一生唯谨慎，叶帅大事不糊涂。”

我试图用老谋深算或者谨言慎行来形容聂荣臻，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评价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元帅这个题目，多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十大元帅中说到政治元帅，首先要想到罗荣桓，他是毛泽东亲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榜样，而聂荣臻虽说也做过很长时间的政治委员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谁把聂荣臻和政治完全划等号，似乎这个政治元帅叫的有些唐突了，然而，我们不妨慢慢的在聂荣臻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政治元帅的注解。

聂荣臻参加过我党早期的三大起义中的两个，三大起义泛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囊括了开国的十大元帅的发仞。而一身参加两次的在十位元帅中也只有聂荣臻一个人。根据《周恩来年谱》披露，周恩来曾经向党中央亲自建议允许聂荣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以后中央组建七人成员的中央军委，聂荣臻担任参谋长，这位少共出身的聂荣臻还曾经是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聂荣臻在十大元帅中是公认的人缘最好的一位，罗荣桓虽也说是长者，但是，晚年和林彪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以致于林彪公开讲：“林罗要分家。”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聂帅在军内就像陈云同志在党内一样。”

唯一曾经和聂帅关系比较紧张的是陈伯达，据说这也是一个讹传造成的，文革中，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半开玩笑的说：“我们这也算是糊里糊涂的进来，将来是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出去呢？”叶剑英问他为什么叫“也算是”，聂荣臻讲了他在顺直省委工作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这件事本来是聂和叶之间的闲聊，不知道什么原因飘进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早年也是顺直省委的，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而且，不知道是谁把当事人胡锡奎换成了陈伯达，陈伯达于是找到聂荣臻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你什么意思？”搞的聂荣臻哭笑不得。

聂荣臻初去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毛泽东派到新组建的红五军团里面，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的部队，这支一万五千多人的队伍中第一迷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第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第三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所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派去了大量的军校背景的干部。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第一跟随毛泽东，第二佩服刘伯坚。”聂荣臻在红五军团中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这点让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以后，重建红一军团，林彪出任总指挥，聂荣臻出任政治委员（以后总指挥改名军团长）。聂荣臻从这个时候开始步入他的军事政治指挥生涯了。

有一次，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主张采取拷掠的办法取得资金，聂荣臻表示反对，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林彪不同意更换办法，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林彪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多年之后，聂荣臻举了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红二师五团为了整体部队的整洁，强迫国民党军俘虏把自己身上的物件交给红军战士补充，被聂荣臻看到，他一个调号就把政委刘忠叫来，劈头就是一句：“伪装革命算什么革命？弄虚作假不是红军！”他指着那些被解除了绑腿和皮带的国民党军俘虏说：“你这个团政委是干什么吃的？”时隔多年，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看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这件事（指的是换装的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次，警卫员黄荣海等人打土豪，把土豪家的一头驴子给烧了吃，聂荣臻、林彪都分到一份，聂荣臻说：“这种肉不能吃。”黄荣海问为什么？这是土豪家里的，理所应当吃。聂荣臻说：“打土豪分田地是分给老百姓的，不是我们自己把土豪家里的东西分来吃。”以后做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在广州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到这件往事时说：“没有了铁的纪律的军队就不再是铁的军队。”
有人在提及聂荣臻为人处事时说聂荣臻如何如何，我想问的是，你真的知道聂荣臻的为人究竟怎样吗？你真的了解他在政治风暴中的特立独行吗？你真的清楚这位元帅保全善类的故事吗？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打倒刘少奇，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里面暗中设立了刘少奇的专案，因为刘毕竟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公开的成立他的专案，在国内外都说不过去。王光美的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当时专门调查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前上庐山的事情，按照江青等人既定的意思是把刘少奇上庐山说成逃跑主义。因为要取证，第一时间找了唐生智，以后还找了其他很多人，当一九七九年中央纪委开始重新审核刘少奇事件时，看到在这次取证时完全没有做过伪证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唐生智，第二个是罗章龙，第三个就是聂荣臻。而这里面当时专案组最想打破缺口的就是聂荣臻，毕竟聂荣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份量最大，而唐生智一个旧军阀，罗章龙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党外闲散人员，说出来的又岂能是聂荣臻的证词可以比得了的呢？然而，聂荣臻是怎么配合江青的呢？

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平反刘少奇专项工作小组在提取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王光美专案组中关于聂荣臻的证明材料中披露，聂荣臻说了如下的话：““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引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聂荣臻为“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那时候，聂荣臻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不很负责任的话，做一点不太肯负责任的事，时过境迁之后，他也可以给自己找到台阶说“被迫”的嘛，然而，聂荣臻没有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待第二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讲话）

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唐生智的证词，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名一生都为名利奋斗的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八十年代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以往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是，其背景之深、影响之广也是值得研究的。王震调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根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吴江的回忆，王震曾经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公开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一批王八蛋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谁让小平退休，谁就是三种人！”可见，斗争形势也是不含糊的。中央党校准备清洗三个人，一个是吴江、另一个是阮铭，还有一个是孙长江，这三人都是真理大讨论时的功臣，也是胡耀邦所信任的人马，整倒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孙长江因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陈云，以致于被步步进逼，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田地（指的是没有人敢接收他去工作）。以后《科技日报》要他去做副总编辑，结果仍旧被追究出来，这个时候，聂荣臻出面了，他给陈云亲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同志地回忆，基本如下：

陈云同志：

我不了解孙长江同志，但是，我了解林自新同志，他在《科技日报》做总编辑，是一个很老实地同志，对党忠诚，他请我向有关部门问一下关于孙长江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相信林自新同志是讲了老实话的，据他说孙长江同志也是一位老实的同志，我想请陈云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几位同志的政治前途，故而打扰。

敬礼

聂荣臻

（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和《聂荣臻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通信记录》）

陈云接到聂荣臻的来信之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道：“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实，并请转紫阳同志阅处。”

很显然，聂荣臻的这封信救了孙长江的同时也救了后来的张显扬。他以衰老之年还是保住了一批正直诚恳的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做了总书记，聂荣臻在一九九零年针对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抓动乱十九种人的意见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动，这几年我们搞的不容易，一旦扩大了（指抓十九种人），后果就不好挽回了，抓容易，影响坏了再挽回就不容易，我们不能总是出尔反尔。”事后，聂荣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人给×××带话，停止抓十九种人，应该说这是聂荣臻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立下的最后一个大功劳。

回顾聂荣臻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聂是比较老道的，也算是精于政治斗争，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残酷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也就完了。他是中央苏区最早坚持宣传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高级红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被罢黜之后，高级指挥员中只有聂荣臻和林彪去看他，向他请示工作；当邓小平面临第三次被打倒时，军队中的事情已经不再请示这位军委副主席，而聂荣臻对军队主要领导说：“小平还是总参谋长，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你们不向他请示工作，向谁请示工作？你们不去，我去。”邓小平被打倒之后，聂荣臻是邓家门可罗雀中罕见的访问者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是，你要看看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被罢黜的时间段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投机呢？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问寒问暖呢？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和人最后的位置也就相差在这里，伟人同样是人，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些事和一些人。

如果具体说到聂荣臻的个人，聂有些像王猛、法正，属于恩怨分明一类的，人无完人，所以，求全责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历史还曾经记录下这么幽默的一幕：““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短视的政治侏儒黄永胜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的失败和可耻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永远不会填平他和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元帅之间的天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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