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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明代洪武建文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当中，他的思想和论著可能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因此方孝孺成为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在六百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中，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成功地夺取了皇位。为惩罚方孝孺对建文帝的忠心，他不但将方孝孺残忍地杀害，还株连其十族。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但是，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因此事而被杀者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 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方孝孺是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思想的代表，也有人认为他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方孝孺的血肉之躯早已灰飞烟灭，朱棣抢夺来的皇位也早已被不肖子孙所葬送，但方孝孺的成仁取义与朱棣的残暴杀戮却同样留在了那段历史中。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他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时值元末乱世，但浙江宁海地处偏僻，方孝孺在宁海的乡间度过了还算安定的童年时光。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幼年时就很聪明，读书勤奋，五岁时就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此诗还有稚嫩之处，但对于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讲，其才情可见一斑。及至十几岁，他就已很擅长做文章，下笔千言立就，乡人都称他为“小韩子”，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 家学渊源。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方孝孺当时十五岁，随父赴任。方克勤是明初最有名的好官，清廉简朴，体恤百姓。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济宁的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一郡饶足”。百姓们作歌谣传唱方克勤的事迹，把他比作自己的父母。洪武七年（1374），行省奉旨考核地方官，方克勤为山东行省六府中政绩考核之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方孝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时，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为方孝孺的成长也提供了一片沃土。在这里，他加紧了对理学诸子著作的研读。在学习过程中，他也逐渐在思考、在探索。就在方孝孺一心向学的时候，突然天降大祸。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 “空印案”在当时影响甚大。按照规定，每年布政使司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果地方上报表册所列的财政收支数额与户部掌握的不符，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本是沿袭了元朝的习惯做法，多年来都相安无事。可是到洪武九年，朱元璋听说此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有舞弊行为，从上到下，朱元璋杀了一批官员。方克勤就是这其中不幸的一个。方孝孺与其兄方孝闻扶丧归葬，悲痛欲绝。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 方孝孺对自己能够师从宋濂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他抛开一切杂念，尽情问学，在学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人很多，有一些还是很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方孝孺。宋濂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赞方孝孺是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认为他才思敏捷、端庄凝重，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超过自己。像胡翰、苏伯衡这样的前辈学者也都自认为比不上方孝孺。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的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没想到，这却成了方孝孺与恩师宋濂的永别。当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牵连甚广。宋濂次子宋璲（suì）和孙子宋慎牵连被杀。虽然宋濂此时已是白发老翁，而且已经退休回乡三年了，但朱元璋还是迁怒于他，要定宋濂死罪。后在马皇后和皇太子朱标的保护下，宋濂得以生全，全家被发配到偏远的茂州（今四川茂县）。人生暮年受此浩劫，宋濂万念俱灰。第二年五月，宋濂在发配途中自缢身亡。宋濂学识渊博，为人严谨，辅佐朱元璋开国创业，并尽心竭力地为明王朝效力多年，他曾说过：“事君如事天”。即使如此，宋濂还是未得善终，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恩师的遭遇让方孝孺痛哭流涕，他未能追随老师赴蜀，只得写成《吁天文》，呼吁苍天，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寿命延长老师的生命，以期打动朱元璋。但是，书生的一腔悲情能有什么作用？宋濂的去世是方孝孺一生中所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打击。 在这些打击中，方孝孺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来，才不辜负父亲与老师的嘱托。 方孝孺在洪武和建文两朝都有效忠朝廷的愿望，但是，他在这两朝的际遇截然不同。这既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又与两位统治者自身的原因有关。 洪武朝两次碰壁。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于大臣吴沉、揭枢的推荐，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陛见。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方孝孺的才学和言谈举止都令朱元璋感到满意。朱元璋当廷要方孝孺作《灵芝甘露论》一文，方孝孺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一会儿就写好了。朱元璋阅后惊叹到：“异才也！”朱元璋回头问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如何？”揭枢说：“他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点头表示赞同。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太子朱标，对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也就是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还是等他的才干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执政。朱元璋没有授予方孝孺任何官职，就让他回乡了。但是，方孝孺还是给皇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释放了。 方孝孺满腹经纶，多想一展才华，为国家做点事，但第一次召见就无功而返，心里感到失落。不过，方孝孺毕竟饱读诗书，很快就坦然接受了没被起用的事实。返回故里后，方孝孺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闲居生活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方孝孺都过着一种清贫宁静的读书生活。表面上看，方孝孺忙于著书授徒，并时常在他讲学的石镜精舍与众多好友名士谈古论今，诗歌唱和，生活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他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先后撰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在方孝孺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在他这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方孝孺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除夕夜，他已经三十岁，想到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方孝孺对自己一事无成颇感不安，有诗记云： 三十知未老，已难同少年。 早就到了建功立业的时候，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的内心既惭愧又苦闷。这时，他正在生病，诗中写道： 良医难治病，学道不能行。 方孝孺觉得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心病。心病是什么呢？就是他平生刻苦学习的“道”没有实行的机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再次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受到朱元璋的召见。这次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最后，朱元璋碍于朝中大臣的多次举荐，就授方孝孺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这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和人品，授予他这样的职位，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此时还真没到方孝孺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次年正月刚过，方孝孺就携带家眷踏上旅程，前往汉中赴任。当时汉中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史载“水土暴恶”，但方孝孺毫不为意，坚持跟学生每天讲课讨论。方孝孺的讲学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 一年后，在蜀王朱椿的再三恳请下，方孝孺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与他的父皇、兄弟多有不同，为人随和，重视教育，对名士和学者也很尊重。在蜀王府的数年，蜀王一直很敬重方孝孺的道德和学问，命名方孝孺读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期间，方孝孺曾特地前往茂州参拜宋濂墓和居丧守孝的宋濂子孙。后来，在方孝孺的影响下，蜀王帮助宋濂长孙宋怿将他的一家和宋濂墓都迁到了成都。 方孝孺任职汉中五年中，生活安定；与蜀王的交往也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友情。但此时数千里之外的朝廷却如同深海中即将爆发的火山，暗流涌动。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去世，此后数年，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秦王、第三个儿子晋王相继死去，第四子燕王朱棣位列诸王之首。明太祖朱元璋已经英雄迟暮，他对自己给皇太孙朱允炆留下的这种一王独尊、群王拱翼的局面深感不安。为了让皇太孙顺利登基，临终之际，朱元璋曾做过一番考虑周详的安排。但是，皇位顺利交接并不代表一切太平，果然不久燕王就发动了靖难之役。方孝孺卷进了这场政治斗争。 建文朝一展才华。朱元璋死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按照朱元璋生前的安排顺利登上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很早就听说方孝孺的贤名，便一纸诏书将方孝孺召入京来。方孝孺多年的等待终成正果，终于等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此时的方孝孺豪情万丈，踌躇满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次进京，自己昼夜水陆兼程所赶的竟是一条不归路。四年后，方孝孺结局的惨烈超乎常人的想像。要是早知如此，方孝孺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在汉中府学讲学，传道授业解惑是不是更好呢？更退一步讲，方孝孺不踏入仕途，在宁海故里继续他悠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著书立说，是否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呢？人生没有回头路，即使有，相信方孝孺也还会原路走来。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信念都让他无法选择，只是最后杀身成仁的表现形式过于让人触目惊心罢了。 方孝孺到京后被授为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虽然品级并不高，但是他已成为建文帝的近臣。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还是为建文帝读书释疑，他都是建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人之一。方孝孺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修《太祖实录》、《类要》等书，他都被任命为总裁。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让方孝孺心怀感激，他忠心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推行仁政。建文帝自幼生长于宫廷，受到传统儒家教育，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与太祖朱元璋持不同见解，首先就是改变朱元璋事必躬亲的做法，适当地放权给大臣们，而且他还注意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建文帝以仁义礼治为主要指导思想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后来被史家称为“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刑狱。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德治思想与建文帝的执政原则不谋而合。在方孝孺的参与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建文帝宽刑狱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国的囚犯人数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裁并州县，精简机构，更定官制，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个内容，而且历时比较长，直到建文四年（1402）还在持续。建文帝在经济方面也有所举措，一是减轻江浙地区的沉重赋税，二是准备推行井田制。方孝孺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限于条件，井田制最后并没有真正实行。建文新政实行几年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而且赢得了民心，年轻的皇帝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削藩。各地诸王拥兵自重的局面，让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虽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方孝孺在建文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用和恩宠，尽力辅佐建文帝将自己仁义治国的理念付诸实施。仁义治国，这是方孝孺平生的愿望。如果愿望成为现实，这对他来讲也是莫大的荣耀。对比洪武年间的遭遇，同是朱姓天下、大明王朝，为什么方孝孺的人生会发生这么大的 这要从明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谈起。朱元璋经过前期的统一战争，大明江山已经稳固，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逐渐显现出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将领也大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些人中的淮西勋贵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极力排挤其他大臣，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是皇帝朱元璋决不允许的。他遵循以猛治国、重典驭下的政治方针，为强化皇权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凡是妨碍皇权专制统治的人物一概铲除。朱元璋以胡、蓝党案为切入点，几乎诛杀了全部的开国功臣。方孝孺倡导的是“以仁义治国”，他的理论和观点与洪武朝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虽然朱元璋对他的才学和人品比较赞赏，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说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就是精当地指出了方孝孺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饱学之士一生都没有等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相比，方孝孺无疑是幸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还得到了重用。此时的大明王朝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励精图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经相当巩固，皇权已经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认为自己已经给皇太孙朱允炆扫平了一切障碍，虽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但是表面上还是个太平盛世。更何况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奉行仁义治国的理念与方孝孺如出一辙。君臣二人关于崇尚礼治、实行仁政的观点更是完全一致。此时无论是从政治环境来讲，还是从统治者自身来看，都给方孝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绝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够得到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变化呢？ 建文帝、方孝孺等人奉行儒家仁义治国的理论，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很得民心。但是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无法妥善应付来自燕王朱棣的威胁。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朝廷中能够带兵打仗的武将，在洪武朝已几乎被朱元璋赶尽杀绝。现在，上至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却没有想到，后世子孙的皇位将由谁来保卫呢？看来无论多么英雄伟大的人物都有失算的时候。当危险真正来临时，只剩皇帝一个孤家寡人和一群文人墨客坐以待毙。 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线战事节节失利，让方孝孺忧心如焚。这时，他的学生林嘉猷献上离间计。朝廷正无计可施，建文帝就同意了这种做法，命方孝孺给燕王世子朱高炽修书一封，企图离间他和朱棣之间的关系。没想到朱高炽生性谨慎，收到书信，根本就不启封，就连人带信都交给了燕王。离间计失败了，举朝上下更是一筹莫展，朝廷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了。方孝孺此时的心境正如他在《闻鹃》这首诗中所写的一样悲凉：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大势将去的悲哀深深地笼罩在方孝孺的心头。一样的鹃声，不一样的心境，“物是人非”的感伤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建文四年六月，这场叔侄争夺皇位的大战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结束。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建文朝的遗臣们面对旧君新主，也都做了不同的选择。有的自杀殉难，有的投身新主，还有一些大臣退隐山林，从此销声匿迹……方孝孺既没有自杀，也没有投*新主，更没有退隐，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奇特的结局。 朱棣篡位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对那些曾经反对他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无所不用其极。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继承的除了雄心壮志、文韬武略外，还有残暴和苛刻。他对建文朝不肯与自己合作的大臣们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掀起的血雨腥风就像一大片乌云漂浮在历史的天空中，久久不散。建文帝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和齐泰都被“族诛”。朱棣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恨之入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又砍碎他的身体，将其杀死。更令人切齿的是，朱棣还将这些建文忠臣的妻女发往教坊司，充为官*，任人凌辱。不过，比起方孝孺的遭遇来，这些忠臣还不是最惨的，方孝孺被诛了十族，最为惨烈。 当年朱棣挥师南下的时候，他最依赖的谋士姚广孝送他到郊外，跪地向他请求：“方孝孺是个才学出众的人，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肯定不会降服于您，但请您不要杀他。杀了他，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没有了！”朱棣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朱棣进入南京城的当天，方孝孺就被捕下狱。朱棣即位时要拟即位诏书，朱棣想到了让方孝孺写，来装点门面。朱棣便召方孝孺上殿草拟即位诏书，然而此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方孝孺不但没有理会朱棣，反而存心要为建文帝鸣不平。他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朱棣见他这样，就走下宝座，劝他说：“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我只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而已。”方孝孺问：“那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皇帝？”朱棣道：“他尚年幼，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人治理。”方孝孺步步紧逼：“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此时朱棣已经很不高兴，但还在忍耐，说：“这是朕的家事。”同时，他命人把笔墨准备好，并对方孝孺说：“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方孝孺挥笔写下了几个大字：“燕王篡位。”写完后，方孝孺就将笔扔到地上，并高声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给你起草诏书的。”朱棣强压怒火：“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让你死，就是你死了，难道你不怕株连九族吗？”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连十族又能拿我怎么样？”朱棣勃然大怒，将其重新投入大牢。盛怒之下，朱棣要诛灭方孝孺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一案，朱棣可算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最为残忍的是，朱棣将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杀死，要他看着，折磨他。但是，方孝孺都不为所动。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今江苏南京中华门）外开始诛方孝孺十族。方孝孺对自己即将被杀，丝毫不感到畏惧。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深感痛心，泪流满面。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闻听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多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方孝孺在临刑前曾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诗中悲愤难平的心绪令人不忍卒读。方孝孺死时年仅四十六岁。门人廖镛、廖铭（皆开国功臣廖永忠之孙）在方孝孺被杀后，偷偷收了方孝孺的遗骸，并将其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麓）。 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握，生命的宽度却可以扩展，那是因为生命中有了闪光的亮点。方孝孺本是一介书生，满腹经纶，有着济世救民的愿望、正直的性格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孱弱的读书人，为了正义和自己恪守的信念，面对统治者的残暴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手无缚鸡之力，身有铮铮铁骨，这难道不正是读书人所应具有的品格吗？方孝孺引颈就戮，但是天下人读书的种子却没有断绝。他的品格永远受到后人的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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