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花飘香人团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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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汉朝河西人吴刚，因学仙时，不遵道规，被罚至月中伐桂，但此树随砍随合，总不能伐倒。千万年过去了，吴刚总是每日辛勤伐树不止，而那棵神奇的桂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中秋，馨香四溢。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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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莲
八月桂花遍地开，桂花开放幸福来。每年中秋月明，天清露冷，庭前屋后、广场、公园绿地的片片桂花盛开了，在空气中浸润着甜甜的桂花香味，冷露、月色、花香，最能激发情思，给人以无穷的遐想。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此月是赏桂的最佳时期，又是赏月的最佳月份。中国的桂花，中秋的明月，自古就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许多诗人吟诗填词来描绘它、颂扬它，甚至把它加以神化，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月宫系列神话，月中的宫殿，宫中的仙境，已成为历代脍炙人口的美谈，也正是桂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桂树竟成了“仙树”。宋代韩子苍诗：“月中有客曾分种，世上无花敢斗香”。李清照称桂花树“自是花中第一流”。近代，经群众性评选，桂树一跃登上10大名花的宝座。
桂花的名称很多，因其叶脉形如圭而称“圭”，因其材质致密，纹理如犀而称“木犀”，因其自然分布于丛生岩岭间而称“岩桂”，因开花时芬芳扑鼻，香飘数里，因而又叫“七里香”、“九里香”。
桂花属木犀科、木犀属植物。原产我国西南、华南及华东地区，现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有野生资源，尤以成都、武汉、南京、桂林、杭州、苏州等城市栽培最为集中。淮河流域至黄河下游以南各地普遍地栽，淮河以北地区，桂花露地越冬有困难，一般采用盆栽，冬季移入温室或冷窖中越冬，以保其正常生长。
桂花在日本、印度均有栽培，自1771年我国桂花经广州、印度传入英国，之后便迅速扩展，现今欧美许多国家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普遍栽培，成为重要的香花植物。
桂花史话
据文字记载，中国桂花栽培历史达2500年以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南山经》提到的招摇之山多桂。《山海经·西山经》提到皋涂之山多桂木。屈原的《九歌》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吕氏春秋》中盛赞：“物之美者，招摇之桂”。东汉袁康等辑录的《越绝书》中载有计倪答越王之话语：“桂实生桂，桐实生桐”。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桂就受人喜爱。
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桂花成为名贵的花卉与贡品，并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皆献名果异树奇花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接着在上林苑中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当时栽种的植物，如甘蕉、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橄榄、柑橘等，大多枯死，而桂花有幸活了下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提到桂花，看来桂花引种宫苑初获成功，并具一定规模。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南京为天朝古都，南朝齐武帝（公元483—493年）时，湖南湘州送桂树植芳林苑中。《南部烟花记》记载，陈后主（公元583—589年）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于庭院中，植桂一株，树下置药杵臼，并使张妃驯养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可想而知，当时把月亮认作有嫦娥、桂树、玉兔存在的月宫这一传说已相当普及，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把桂树用于园林栽培了。现陕西汉中市城东南圣水内还有汉桂一株，相传为汉高祖刘邦臣下萧何手植，其主干直径达232厘米，树冠覆地面积400多平方米，枝叶繁茂，苍劲雄伟。
唐代文人引种桂花十分普遍，吟桂蔚然成风。柳宗元自湖南衡阳移桂花十余株栽植零陵。白居易曾为杭州、苏州刺史，他将杭州天竺寺的桂子带到苏州城中种植。唐相李德裕在二十年间收集了大量花木，其中剡溪之红桂，钟山之月桂，曲阿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真红桂，先后引种到洛阳郊外他的别墅所在地，此时园苑寺院种植桂花，已较普遍。
桂花的神话传说不断出现，尤其是唐代小说中的吴刚伐桂的故事，更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传说中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汉朝河西人吴刚，因学仙时，不遵道规，被罚至月中伐桂，但此树随砍随合，总不能伐倒。千万年过去了，吴刚总是每日辛勤伐树不止，而那棵神奇的桂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中秋，馨香四溢。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主席的诗词“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源出于这一典故。
唐宋以后，桂花已被广泛用于庭园中栽培观赏。宋之问的《灵隐寺》诗中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著名诗句，故后人亦称桂花为“天香”。李白在《咏桂》诗中则有“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植君园”。表明诗人要植桂园中，既可时时观赏，又可时时自勉。这种需要，导致园中栽培桂花日渐普遍。如宋朝梅尧臣《临轩桂》：“山楹无恶木，但有绿桂丛”。欧阳修《谢人寄双桂树子》中“晓露秋晖浮，清阴药栏曲”暗示桂花已移植到诗人庭院中的芍药栏杆旁。宋代毛滂《桂花歌》中“玉阶桂影秋绰约”说明在玉色的台阶前植桂。元代倪瓒《桂花》诗中“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指出窗前植桂。
周《客座新闻》中记载：“衡神词其径，绵亘四十余里，夹道皆合抱松桂相间，连云遮日，人行空翠中，而秋来香闻十里，其数竟达17000株，真神幻佳景”。可见当时已有松桂相配作行道树。在现代园林中，因循古例，充分利用桂花枝叶繁茂，四季常青等优点，用作绿化树种。其配置形式不拘一格，或对植，或散植，或群植、列植。传统配置中自古就有“两桂当庭”、“双桂留芳”的称谓，也常把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四种传统名花同植庭前，以取玉、堂、富、贵之谐音，喻吉祥之意。
在众多名花中，桂花是一种长寿植物，据全国15个省市调查资料表明：现存百年以上古桂2200余株，千年以上的古株约占0.5％，这些古桂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我们挖掘桂花文化，开展科技研究，开发旅游资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有人对桂花开花习性作过专题研究，桂花开花以一年生新梢为主，其花量多少与桂花的发枝力、腋芽数、百朵花重等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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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壮医药学概论（第八章）
第八章 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情民俗等原因，使壮民们对毒药和解毒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使用之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一些医学、历史、地方志等文献中，如《诸病源候论》、《南方草木状》、《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赤雅》、《广西通志》等，均有关于壮族先民（岭南俚人、獠、土人、山人、蛮人等）使用毒药及解毒药的记载，这充分说明了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历史悠久，显示了其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
从晋代开始出现了岭南俚人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文献记载，到了唐宋时期，品种大量增加，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诸多著名的解毒药，如陈家白药、玳瑁血、甘蔗根、蔓陀罗花等，标志着壮族先民使用毒药和解毒药进入了飞跃时期。明清时期，不仅本草书继续收载壮族地区的毒药和解毒药，而且一些地方志，尤其广西地方志亦大量介绍了壮族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这一时期是发展时期。到了现代，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善用毒药和解毒药成了壮族医药的优势和特点之一，不仅充实了祖国医学中毒学的内容，而且为保障壮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
根据文献记载得知，早在晋代，岭南俚人就会从有毒植物、动物、矿物中提取毒素制作毒药，如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壮族先民制造的5种毒药：不强药（尚待考证）、蓝药（用蓝蛇头制成）、焦铜药（用焦铜制成）、金药（用生金制成）、菌药（用毒菌制成）。与此同时对中毒的诊断也有所认识，其方法为：“初得便以灰磨洗好熟银令净，复以水杨枝洗口齿，含此银一宿卧，明旦吐出看之，银黑者是不强药，银青黑者是蓝药，银紫斑者是焦铜药。”“若定知毒药，而四大未赢者，取大戟长三寸许含之，必大吐利，若色青者是焦铜药，色赤者是金药，吐菌子者是菌药。”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亦有关于岭南人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记载。晋代葛洪《肘后方》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毒箭的方药。到了唐宋时代，壮民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毒药与解毒药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载：“陈家白药……主解诸药毒。”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龙荔……不可生啖，令人发痫，或见鬼物。”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载到：“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说明在这一时期，壮民对毒有急性、慢性之分已有所认识。《岭外代答》又曰：“广西妖淫之地，多产恶草。”说明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广西盛产毒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壮民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载：“岭南人取毒蛇杀之，以草覆之，以水洒之，数日菌生，取菌为末，酒调以毒人。”又载：“两广山谷间有草曰胡蔓草，又名断肠草，或人以急水吞之则急死，以缓水吞之则缓死，今见荆楚之地有曰鼠莽昌者，人食之则毒死，意即有蔓草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曰马兜铃：“岭南人用治蛊……”曰黄藤：“俚人常服此藤，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在壮族聚居区的一些地方县志还专门列出毒物、毒草篇，如清代刘以贵《苍梧县志》曰：“羊角扭，其叶茎寸而厚，结子如羊角相对，高不过二尺，多生路旁，人食之则死，中有絮，食少头晕，多则杀人。”清代吴九龄《梧州府志·毒物》曰：“苦刎、羊角扭、断肠草，食之立死。”“容县又有毒草二种，曰苦蒲药，曰熊胆汁，亦能杀人，比断肠草稍迟。岑溪又有篱根草，土名钱凿，草状，似车前而叶稍尖，根有毒。虫青色，长二寸许，六足无头尾，人误食之立死。”谢启昆《广西通志》曰：“野芋，州县俱出，芋种至三年者，人误食之，烦闷而死。”“墨荔，出平乐、修仁、荔浦、贺县，皮肉俱黑如墨，味臭如苦辣，有毒不可食。误食之令人心腐肠烂而死。”“天虎，大倍蜘蛛，遍体生毛，人物被咬立死。”王锦《柳州府志·毒物篇》曰：“蛇其类甚多毒性。”共记载有两头蛇、蝮蛇、蜈蚣、斑蝥、毒蜂、四脚蛇、鸡冠蛇、报冤蛇、斑鸠、短尾狐、山猫、天蛇等有毒的动物。可见在这一时期壮民对一些植物、动物的毒性已有所认识。
二、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的因素
(一)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
壮族聚居于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山高林密，草木茂盛，盛产毒药、毒虫、毒蛇、毒矿等。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及实地考察得知，壮族聚居区的自然条件适宜有毒的植物生长及有毒的动物繁殖，矿藏也非常丰富，在《南方主要有毒植物》一书中收载的有毒植物，大部分在壮族地区均有分布，仅壮族地区用于治病的毒药就有99种之多。壮族先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毒的环境中，“一日而遇七十毒”不足为奇，经常接触这些毒物，极易发生误服中毒或被毒蛇、毒虫咬伤中毒等紧急情况，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积极地去探索、去思考、去总结、去实践，找出哪些动物、植物、矿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无毒的，哪些可以解毒，解什么毒，中毒后如何抢救，有些毒药、解毒药如何配制等等。在长期的生活医疗实践中，逐渐对毒药和解毒药有所认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壮族地区多毒的地理生态环境是促使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的客观因素。正如《本草拾遗》所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
(二)中毒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由于上述原因，壮族聚居区内，“中毒”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属毒
古医书称为金石药或金石毒，其中的水银及其制剂（如丹砂，即硫化汞）与雄黄、雌黄（砷的硫化物）等在古代炼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长期用作长生不老之药。历代的统治者及达官显宦为求长生不老，误服汞、砷之剂而死者，难以计数。古代壮族地区出产的金石药质量较好。《岭外代答》记载的金缠砂及真汞（天然汞）是国内稀有的矿物药。传说汉代张道陵曾来钟山县炼丹，葛洪“为丹砂求为勾漏令”（现广西北流县）。这些记载说明古代壮族地区曾是炼丹地之一，因此必定有金石药中毒的发生，如宋代壮医用甘蔗根治疗金石中毒就是一个例子。在宋代，壮族地区的人们也已认识到纯金及纯银无毒，含有杂质者有毒，称为“生金”、“生银”以示区别，而金银中毒亦时有发生。目前这类中毒常见于工业生产中的职业中毒。
2.植物毒
药物中毒的发生与毒药出产地有关。在壮乡有毒的植物很多，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慎极易发生中毒。常见的植物中毒有钩吻中毒、乌头中毒、蔓陀罗中毒、野芋中毒、附子中毒、杏仁中毒、巴豆中毒、商陆中毒、马钱子中毒等。
3.食物中毒
河豚中毒、毒蕈中毒、木薯中毒在壮乡较常见，特别是木薯中毒的发生率较高，因为木薯是广西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在壮乡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发生，大多因为误食腐败变质的食物而致。此外，“并食毒”的发生也常见到。所谓并食毒是指有些食物不能合食，合食则会中毒。
4.酒精中毒
壮族有饮酒的嗜好，特别是在高寒山区，有些村寨几乎人人会喝酒，家家会酿酒，出街入市，红白喜事必定喝酒，有歌曰：“相逢不酒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因此在壮乡恣饮过度以致中毒时有发生。
5. 毒蛇、毒虫咬伤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壮族地区毒蛇、毒虫特别多，因此，毒虫、毒蛇咬伤是对壮族人民危害较大的外伤病。目前常见的毒虫有蜈蚣、毒蜂，常见的毒蛇有银环蛇、眼镜蛇、金环蛇、竹叶青、眼镜王蛇、白唇竹叶青等。
6.毒箭
毒箭是古代壮族常用的狩猎和作战武器，当村寨间发生争斗或与外族作战时，常以毒箭为武器，因此，毒箭中毒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之一。
7.瘴毒
瘴毒又称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壮族地区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壮族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如《诸病源候论》指出，岭南瘴气的发病是由于“杂毒因暖而生”和“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岭表录异》记载的“瘴母”发病的原因是因岭南雷雨时节所特有的球形雷爆破后，形成的大气污染所致；《岭外代答》指出，昭州（今平乐县）的瘴是由于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桂海虞衡志》也指出，邕州之瘴是水土恶所致。这些记载说明，壮族地区的水土环境与瘴气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壮族先民认为人触及秽浊之气，突然起病，出现腹痛、呕吐、神志昏厥等症状，称为“瘴气”。
8.蛊毒
蛊，是一个古代法律和医书中记载的最使人迷惑的“毒物”。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这个“蛊”字，其后《左传》、《周礼》、汉唐法律、《洗冤集录》以至历代医书中都有关于蛊毒的记载。古代壮族地区有“蛊毒之乡”的称号。说明蛊为多发病。壮族认为蛊是将许多虫蛇之类置于一个器皿中，任其互相啖食，直到只剩下一虫或蛇，这虫或蛇就叫做蛊。人为地将蛊置于食物或其他器物里，使人发生中毒，就叫做“中蛊”。其症状为“归或数日，或经年，心腹绞痛而死”，“或腹中搅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黄，甚者指甲紫黑”。现在蛊毒已基本绝迹，因而难以考究蛊毒为何物，但从发病症状看是属于中毒的一种，广西地方志、《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赤雅》等对壮族地区的蛊毒均有记载，相对其他民族来说要多得多，可以说蛊毒是当时壮族地区的一种地方病。
(三)壮族先民的勇于探索和实践精神
毒药的发现和解毒药的应用，是壮族先民在劳动生产和医疗实践中与中毒作斗争而形成的，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凭借人类的“本能”而选择必要的物质来医治各种中毒而产生的。中毒是壮乡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为了生存，必定积极寻找和这些中毒作斗争的方法。壮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于实践精神的民族，有着聪明的才智，人们绝不会在毒药、毒蛇和其他中毒威胁的面前坐以待毙，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与“毒”作斗争以求生存。壮医善用毒药与解毒药的宝贵经验，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而且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防重于治，积极寻找预防中毒的方法，如用甘草、黄藤来预防食物中毒，用芸香、蘘荷预防蛊毒，用钗子股预防各种中毒。如今在壮乡除了专职的壮医外，大部分的群众都掌握一些常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充分显示了壮族民间在防治中毒方面的普遍性，这与壮族医药的口耳相传形式以及壮族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四)社会因素
1.阶级压迫
过去，壮族受封建王朝和土官的双重压迫，历史上壮族人民被无辜杀害的，被驱赶、排挤到深山老林和偏远荒漠地带居住的不计其数。由于交通不方便，生活困苦，生了病，发生了中毒，只能求助于土生土长的壮医，使壮医有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客观上也促使了壮医积极地去寻找解毒的药物和方法，日积月累，使壮医在应用毒药和解毒药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势。
2.与当时的法律有关
在古代，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毒药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实施有关。早在唐代和元代，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甚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土司各自为政，这些法令难以生效，《景岳全书》记载的岭南人制作的毒药以及《太平圣惠方》提及的“俚人药毒”等，都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由此可见，不受法律管束，也是壮族地区毒药得以流通的一个原因，因而也就促使了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
(五)其他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促使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的原因还与壮族的风俗和饮食习惯惯有一定的关系。如有毒的动物以及具有解毒作用的动物药的发现就与壮族喜食物动这一饮食习惯有关。广西的石山面积占全区面积的1/4，这些石山区是各种动物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林吕何《广西药用动物》一书就收有动物药125种。壮族长期以来依山傍水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如《桂海虞衡志》曰：“僚，在江溪峒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物为活，虫豸能蠕者，皆取食。”这种射生的生活必须依靠毒箭，因此促进壮族寻找毒药来制作毒箭。同时，年长日久，壮族民间也形成了喜吃蛇鼠等各种山禽野兽的习俗，因此，很容易在生活中发现哪些动物是有毒的，不能吃；哪些是无毒的，可以吃；哪些可以做药。生饮玳瑁血、龟血、猪羊鹅鸭血以解毒的经验就是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至今在壮族民间尚有生饮蛇血、鸡血、猪血等动物血液的习俗。此外，酒精中毒的发生与壮族的饮酒嗜好有关；槟榔、圣齑的解毒作用的发现，与壮族喜吃槟榔、圣齑有关。
如第五章第九节所述，在壮乡，每年端午节有举办药市的风俗，这实际上是一次自发的民族医药经验交流会。因此，壮医善用毒药与解毒药的经验也通过药市得以相互交流，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促进壮医对中毒学的深入研究。
三、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一般规律
(一)根据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指导用药
毒物何以为毒？汉代王充在《论衡·言毒篇》作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说明：“夫毒，太阳之热气也，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在草则为巴豆、冶葛。”这可能是毒物的最古朴的含义。毒药在古代的医药书中常指药性的偏颇，认为药物各有偏性，这种偏性就是毒。壮医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毒物的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导致中毒的毒物。同一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引起中毒，而在另一条件下却是无毒的。例如食盐少量服食是有益无毒的，但如果大量吃则会引起中毒；箭毒直接进入血液才引起中毒；钩吻和野芋少量内服可以治病，但大量服用则引起中毒死亡。由于壮医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了毒药，所以敢于应用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来治病，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按毒药与解毒药的分类用药
壮医根据毒药的不同毒性分为大毒和小毒两大类。临床应用时，区别是大毒和小毒而分别用于不同的疾病以及采用不同的服法和用量。如仙茅、白薇、杜仲藤、上莲下柳、山芝麻等属于小毒类，使用时可以内服，用量也可以大些，而红蓖麻、羊角扭、斑蝥虫等有大毒，使用时以外用为主，用量宜小，谨防发生中毒。
对于解毒药，壮医大部分是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即根据其解救中毒的功效分为解箭毒、解药毒、解蛇虫毒、解蛊毒、解食物中毒、解酒毒、解金属毒、解瘴毒以及解毒范围较大的解诸毒9类，临床中根据不同原因的中毒使用相应的解毒药。
(三)辨病为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用药
壮医在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时是讲究辨病与辨证的。如在使用解毒药前，首先根据患者的中毒症状来诊断属于什么中毒，然后再辨别这一中毒属于什么性质，依此指导用药。如被蛇咬伤，出现头晕头痛、寒战发热、四肢无力、恶心呕吐、全身肌肉酸痛、瞳孔缩小、肝大、黄疸、脉迟或数，甚至心功能衰竭、呼吸停止等症状，就是蛇毒中毒。如果时间不长、症状较轻，则属初期；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是中期；若病情深入血分、脏腑，导致阴阳离决则属晚期。据《壮族民间用药选编》介绍，壮医在治疗吹风蛇咬伤时，初期用无患子12克，加田基黄9克，乌桕叶9克，水煎服。如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伤口溃烂时，用无患子叶加扛板归全草、红乌桕适量水煎外洗。总之，壮医在抢救中毒病例时，大抵也是使用催吐、导泻、解毒、扶正、对症治疗等，以辨病为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用药。
四、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法则
(一)单味鲜品外用为多
壮医在使用毒药治病时以单味鲜品外用占的比例较大，这适应了壮族民间的要求，具有简、便、廉、验、安全的优点，因而使用毒药时大多采用此法。有捣烂外敷、绞汁外擦、煎水外洗、佩药带药等方法。主要治疗疮痈肿毒、风湿痹痛、毒蛇咬伤、皮肤病、跌打损伤、骨折、烧伤、牙痛等疾病。例如，用飞机草捣烂调酒擦患处治烧烫伤；用樗叶花椒煎水外洗治乳腺炎初起；白花丹捣烂用布包好，吊挂额上治疗结膜炎等。
(二)严格掌握用量
由于毒药有大毒和小毒之分，病情有深浅、缓急之别，患者体质有强弱、年纪有老少不同等情况，使壮医在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用量上，根据这些不同情况加以分析和全面考虑。因为药物的用量适当与否，直接影响疗效。药量过轻，则药力不足，往往贻误病情；药量过大，则易发生中毒。所以壮医应用毒药治病时是严格掌握用量的，特别是大毒之药更是谨慎小心。例如，用麻风树树皮捣烂冲开水服治尿路感染，每次用量仅3～6克；用疣柄魔芋水煎服治小儿惊风，每次用量9克；乌头、水田七、犁头尖的常用量分别是1克、6克、3克。而且壮医使用内服毒药时大多从小量开始，把握病情，递增药量，一旦病势减轻就减量或停药，这是十分科学的给药方法。
(三)讲究炮制
有毒药物的炮制主要是减少其毒性，消除其副作用。壮医在使用毒药时是讲究炮制的，如疣柄魔芋、狗爪半夏、天南星、乌头用姜汁制过才使用；通城虎治疗创伤性昏迷，与生姜同煎服，以减少毒性；野芋头的炮制是去外皮切片，加食盐共炒焦；乐业县壮医用假洋芋治夹色伤寒时，加糯米30克，生铁钉2～3颗，共炒至米黑为度，然后水煎服。
(四)注意剂型
不同的药性，宜入不同剂型，不然就会发生不良反应。壮医在使用毒药时是注意剂型的，有汤剂、酒剂、膏剂等。如乌头、八角枫、野芋、山芝麻、白果、乌桕、天明精入药以汤剂为主；治疗骨折及风湿骨痛的毒药入药以酒剂为主；某些治疗胃脘痛的毒药以散剂冲服为主；治疗鸡眼等皮肤病的毒药以膏剂外敷为好。
(五)合理配伍
壮医在用毒药治病时也注意药物的合理配伍，以发挥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及制约药性之偏，以适应复杂的病情，监制药物的毒性，消除副作用，确保用药安全。例如，扶绥县壮医用万年青治疗偏头痛时，加瘦猪肉共炖服；来宾县壮医治疗支气管哮喘时，用三十六荡加豆腐共煎服；武鸣壮医使用天南星治疗破伤风时，加半夏、川芎、白芷、白茅根、白糖共煎服。
五、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及对中毒防治的特色
(一)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
据文献记载，将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概况归纳总结如下：
1.毒药
壮族先民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本地出产的毒药制作毒箭，用于狩猎和战争。其所使用的毒药有：①焦铜。晋代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交州俚子”是壮族的先称。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也说：“毒箭有三种，岭南夷俚用焦铜作箭镞。”②毒蛇草。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毒蛇草为之。“化外诸蛮”是旧时统治者贬称政令教化所不及的地方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主要是指壮族。③毒虺。“虺”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溪峒弩箭皆有药，唯南丹为最酷，南丹地方毒虺，其种不一，人乃合集酝酿以成药，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镞皆重缩，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桂海虞衡志》曰：“庆远、南丹溪峒之民呼为僮。”“僮”就是今天所说的“壮”，即壮族。“敬中血缕必死”说明壮族已认识到毒箭致死的原因是毒药必须进入血液，因为箭毒口服是不发生中毒的，就像人们吃被毒箭射死的动物而不中毒一样。④鸠。鸠是一种毒鸟。明代邝露《赤雅》曰：“射鸠捕蛇以合百草，练时曰，作毒矢，仰射飞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邝露曾在广西生活过。⑤鸡母。明代方喻《南宁府志·物产》曰：“鸡母，涂箭射禽兽立死。”广西南宁地区素来是壮族聚居区，壮族在制作毒箭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寻找新的毒花，如晋代用来制作毒箭的毒药以焦铜为主，宋代增加了毒蛇草和毒虺，明代又增加了鸠和鸡母，这些都是剧毒药物，中人即死。从其善于制作毒箭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充分说明古代壮族是一个善于使用毒药的民族。壮族的毒箭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引起了医家的高度重视。晋代葛洪《肘后方》和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均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毒箭之毒的方药，历代本草书更是收载了许多壮族民间解箭毒的方法，到过壮族地区的一些官吏在其游记中也记述了壮族的毒箭。壮族优秀文化遗产——花山崖壁画也有腰间佩箭的人物画像。至今，壮族民间还流传着黑旗军带领群众使用泡过毒药的“飞箭”抗击法军的故事。清代编撰的广西地方志书中也提到壮族的毒箭。这些都是从侧面说明了壮族使用毒药具有悠久的历史。
壮族先民不仅善于使用毒药，而且善于制造毒药。《诸病源候论》记载有岭南俚人制造的5种毒药：①不强药（不详何物）。②蓝药。是用蓝蛇头制成的毒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曾提到邕州进贡蓝药。说明蓝药确实产自壮族地区。③焦铜药。是用焦铜制成的毒药。④金药。是用生金制成的毒药。生金产自壮族地区。“生金有大毒，药人至死，生岭南夷獠洞穴山中”。⑤菌药。是用毒菌制成的毒药。其制作过程为“取毒蛇杀之，以草覆蛇，汲水洒草，数日菌生，采取为末，入酒毒人”，或“南夷以胡蔓草毒人至死，悬尸于树，汁滴地上，生菌子收之，名菌药，毒人至烈”。由于当时岭南俚人制造的5种毒药传入中原，并对人们产生了危害，因此《肘后方》和《太平圣惠方》专门列出了解岭南俚人毒药的诸方。
《岭外代答》详细记载壮族民间烧炼水银的方法。“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釜、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之口于地面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水化为霏务，得水配合，转而下坠，遂成水银”。这种符合科学原理的密封蒸馏法，在自然科学史上也是较早的记载。
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毒药用于医疗的明确记载。“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碱艾治其外也”。《神农本草经》中已记载了许多毒药。到了唐代，用于医疗的毒药已达120多种，这些毒药在壮族地区大多有分布，如水银、雄黄、钩吻、乌头、巴豆、杏仁、斑蝥等。壮族早就知道使用本地生长的某些毒药来治疗疾病，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了壮族先民在当时用菌药烧灰治疮疥、用鸠喙解蛇毒、用蜈蚣治风毒和热毒等经验。宋代，壮族民间使用有毒的蔓陀罗花治疗小儿积疾，这一经验被周去非收入了《岭外代答》中。广西桂林的铅粉，临贺（今贺州）的锡矿、水银、丹砂、钟乳石、土硫磺在唐宋时期属国内的优质矿物药。此外，本地人用黄药子治瘿疾、用丁公藤治风疾、用罗裙带治跌打损伤和骨折等经验以及毒药蓖麻、巴豆、羊踯躅、半夏、山豆根、皂角、薯莨等被当地明清时代的县志或府志收入地方物产中。还有制造独特的蛇酒也用于治病，如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陈琏《桂林郡志》记载：“蛇酒，出滕县，土人尝以蛇置酒内同烧，味极香酽，能去风湿。”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壮族地区的毒药较多，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不少使用毒药的宝贵经验，从上述记载可以窥见其丰富经验之一斑。
2.解毒药
壮族人民不仅善于制作毒药，而且对于中毒的治疗，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使用的药物主要有：
(1)解箭毒
①甘蔗
壮族早在宋代就知道“甘能和毒”。据《岭外代答》记载，在打仗时，南丹土人总是随身携带一节甘蔗，一旦被毒箭射中，立即吃甘蔗能缓毒箭的毒性发作，这一独特的经验，周去非赞扬说：“唯其土人自有解药。”“土人”正是指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土著民族。现在壮族民间还经常使用大量饮蔗糖水的方法来解救各种中毒。这说明了宋代壮医用甘蔗解箭毒的经验对后世的影响。
②石药
据《本草拾遗》记载，石药味苦，性寒，无毒，南方俚人很宠爱石药，经常带在身上预防毒箭。当人中毒箭时，迅速在患者头顶上作十字切口，令血出，然后将石药敷于切口，当渗出黄汁时中毒为之缓解。并且指出石药主要产于贺县（今贺州）一带山中，形似碎硇砂，当地土人彩集后用竹筒来贮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将石药附于硇砂条后，但硇砂的功效主要是消积软坚、破游散结，没有解箭毒的功效，《本草纲目》以后的本草书再也没有出现石药，《中药大辞典》也没有说明硇砂的异名为石药，笔者认为石药并非硇砂，此药可能于明代以后失传了。
③猪腰子
据《本草纲目》记载，猪腰子产于柳州，当人被毒箭射伤时，以猪腰子3～6克研末，用酒送服，同时将药粉涂于伤口即愈。猪腰子是《本草纲目》的新增药物。清代程可则《桂林府志》也将猪腰子收入药属条下，说明在明清时代，壮族地区曾出产猪腰子。《中药大辞典》称猪腰子为豆科植物苦檀子的异名，此异名首见于《贵州民间药物》，可见《本草纲目》收载的猪腰子解毒是明清时期壮族民间的独特经验。
④鹅抱
据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鹅抱产于宜州一带的山洞中，味苦，性寒，具有“解蛮箭药毒”的功效，中毒箭时用鹅抱研末调酒服即愈，并附有宜州鹅抱图。宜州历来是壮族聚居地。“蛮箭”主要是指壮族制作的毒箭。《本草纲目》还收有此药，但查《中药大辞典》无鹅抱，可能因为明代以后中毒箭的人减少，使用鹅抱的机会也少，慢慢此药就失传了。
⑤蠵龟血
蠵龟，又名赤蠵龟，属海龟科动物。早在《山海经》就有关于蠵龟的记载。陶弘景说：“广州有蠵龟，其血上俚人毒箭，人被毒箭伤，烦闷欲死者，剖取血，傅伤处，此是焦铜及螫汁毒，南人多养用之，似龟，生海边。” 蠵龟一般生于海边，但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贺县（今贺州）的山中亦有分布，当地夷人用蠵龟血来解毒。“广州俚人”和“贺县夷人”都是对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称呼。《本草拾遗》、《曰华子本草》和《本草纲目》也都指出蠵龟血有解毒功能。
⑥狗獾骨
狗獾又名山獭，为鼬科动物。据《岭外代答》记载，壮族先民认为山獭性淫毒，如果山中有山獭，凡是牝兽皆远避，并说山獭骨具有解箭毒的特殊功能。“峒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研骨少许敷立消，一枚值金一两”。说明山獭骨在当地是贵重的解毒药。《本草纲目》记载山獭主要分布于宜山、南丹一带，当地土人称之为“插翅”。《中药大辞典》和《广西药用动物》仅记载有狗獾油的药用，均无解箭毒的功效。可见，用狗獾骨解箭毒是壮族民间的独特经验。
2.解药毒
①解钩吻中毒
钩吻在壮族地区普遍有分布，日常生活中稍不注意极易误服，而且有的人还用钩吻来毒人或自杀。如《岭外代答》云：“愚民私怨，茹以自毙。”因此，壮族地区时有钩吻中毒的发生。解救钩吻中毒，壮族有自己的独特经验，流传于民间的方法很多，用蕹菜汁解救是最早的记载。据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和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介绍，蕹菜是岭南的一种常吃蔬菜，当地人用来解钩吻中毒。从唐代开始，壮族先民就使用催吐法及猪、羊、鹅、鸭血解救钩吻中毒，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误食之，则用羊血浆解之。”《岭外代答》曰：“急取抱卵不生鸡儿，和以麻油，挟口灌之，乃吐出恶物而苏，小迟不可救矣。”《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云：“胡蔓草，生邕容间……误食之，数日卒，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此外，广西一些清代县志还记载有解救钩吻中毒的许多方法，如用松毛煮汁，粪水、红薯叶加黄糖，猪油、蛇胆、熊胆、垂鞭草捣烂取汁，糯米水等灌服催吐，这些方法至今壮族民间仍在应用。
②陈家白药、甘家白药
据《本草拾遗》记载，陈家白药出自苍梧，甘家白药出自龚州已南（即今平南县），因陈姓和甘姓家族常用，故冠以“陈家”和“甘家”之号。壮族姓氏包括陈、甘二姓，故陈家白药、甘家白药极有可能为壮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两者均具有主解诸药毒的功效。《本草拾遗》在介绍金蛇和伏鸡子根时指出，这两种药的解毒之功与陈家白药同，可见陈家白药在当时是著名的解毒药。《岭表录异》云：“陈家白药善解毒，诸经皆不及之，救人甚多……文府每岁土贡，按此药当时充贡，今无复有或有之，古今名谓不同耳。”说明唐代以后陈家白药的药名已发生变化了。《本草纲目》将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附于白药子条后，白药子属防己科植物，叶近似圆形，根呈椭圆形，而据《本草拾遗》记载，陈家白药叶如钱，根如防己，甘家白药叶似车前，根似半夏，而且宋代马志《开宝本草》亦说白药子具有“解野葛、生金、巴豆药毒”的功效。因此，笔者认为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在形态和功效方面都与白药子有相似之处，可能就是白药子，只是产地不同罢了。
③山豆根
据《本草图经》记载，山豆根主要分布于宜州、果州（今平果县）一带，并附有宜州山豆根图。《开宝本草》云：“山豆根，主解诸药毒。”现在壮族民间仍经常使用山豆根治病。
④玳瑁血
壮族地区出产玳瑁。早在《逸周书·王会篇》曾提到华南各族向商王朝进贡过玳瑁等地方特产。在唐代，壮族先民已知生饮玳瑁血解救药物中毒。《本草拾遗》云：“玳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除了解药物中毒外，据《岭表录异》介绍，粤西人养玳瑁，因为当地人认为佩带玳瑁可以避蛊，还可以用活玳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壮族使用玳瑁的经验在祖国医学中是独特的。
3.解蛇虫毒
①蓝蛇尾
据《本草拾遗》记载，蓝蛇出产于苍梧县。《梦溪笔谈》曰蓝蛇在邕州有分布。这两本书记载有当地人认识到蓝蛇头有毒，用来制造蓝药，但蓝蛇的尾却可用来解蓝蛇头毒。查《中药大辞典》无蓝蛇，可能此药已失传。
②鬼臼
鬼臼又名独脚莲。据清代张祚蕃《粤西偶记》记载，独脚莲能治疗一切毒蛇咬伤，并指出：“草如黄连，根极大，持入药肆，则诸香气尽消，为真，三脚五脚次之。”谢启《广西通志》也收入了独脚莲治蛇伤的经验。目前壮族民间仍广泛使用鬼臼治疗各种毒蛇咬伤。
③续随子
据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南方盛产续随子，当地土人称之为“半枝莲”，用来治疗蛇虺蝎螫咬伤“立有奇验”。现在壮族民间仍广泛使用续随子治疗毒蛇咬伤。
④苦荬菜
据方喻《南宁府志》记载，苦荬菜是当地出产的药物，“可除蛇虫之毒”。《中药大辞典》也指出苦荬菜有解毒的功效。
⑤冷石
据吴钅录《地理志》及《大康地记》记载，布出县（今广西贵港市一带）毒虺很多，若被毒虺咬伤，当地人用冷石研末敷患处即愈。《中药大辞典》认为冷石是滑石（备考），广西历来盛产滑石，南朝齐梁陶弘景《名医别录》已有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一带）产滑石的记载。据此可知，壮族地区产滑石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滑石的主要作用是清热利湿，无解蛇毒的功效，因此，对于冷石是否就是滑石，尚待考证。
4.解蛊毒
①吉利草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云：“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唯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徒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吉利即循去，不知所之，侯因此济人，不知其数。”这是用吉利草解蛊毒的最早病例记载，实际上这正是广西合浦县土著民族治疗蛊毒的经验，而且是以壮族为主，因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合浦蛮俚皆应之”的记载，说明合浦曾是俚人活动的地方。到了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上林县的记载。但历代本草著作中没有吉利草的记载。《岭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也没有谈到吉利草。可见，从晋代到清代吉利草一直是在壮族民间使用，没有经文人之手而登上“大雅之堂”。可惜，目前实地调查仍未发现此药。
②菱香草
根据道光元年（1821年）谢云修《义宁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菱香草晒干后香气经年不散，“能辟蛊”。现在壮族民间仍有人用菱香草来预防蚊虫、蛀虫等，现又称为“灵香草”。
③蘘荷
据清代舒启《柳州府马平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蘘荷“能治蛊”。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曾介绍用蘘荷置席下来诊断蛊毒，是蛊毒则不肯卧。说明蘘荷确实有防治蛊毒的功效。
④芸香
据清代杨家珍《天河县乡土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芸香“可辟蛊毒”。
⑤陈家白药
唐代刘恂《岭表异录》曰：“陈家白药……善解蛊毒。”
⑥其他
《太平御览》记载有治蛊毒之草药：“广之属郡及乡里之间多蓄蛊。彼主人悉能验之。以草药治之，十得其七八。药则金钗，服形如石斛，古漏子，人肝藤，陈家白药子。”
5.解食物中毒
①圣齑
据《岭表录异》记载，圣齑“乃牛肠胃中未化草也”。广西人爱吃水牛肉，若食后腹胀或发生中毒，用圣齑调入姜、桂、盐、醋内服解之。如今在广西部分山区的壮族和苗族还有人吃圣齑，称为“不乃羹”或“青羹”。
②橄榄
《本草纲目》指出，橄榄“出广西两江峒中”，当地土人采取为药。据《本草图经》记载，邕州有一种橄榄，其汁可解河豚鱼肝中毒。此外，据清代苏士俊《南宁府志》记载，橄榄尚可以解酒毒。
③金荆
据清代刘斯誉《融县志》记载，当地出产一种金荆，人们用来做筷子吃饭，能解饮食毒。
④黄藤
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俚人常服此藤，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
6.解酒毒
①白萝卜
据刘斯誉《融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白萝卜味甘，能解酒毒。这种方法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
②白豆蔻
据《本草图经》记载，宜州出产的白豆蔻“能解酒毒”，因为白豆蔻具有行气宽中、消食的作用。
③橹罟子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橹罟子产自广西，可“解酒毒”。
7.解金属毒
①金蛇
金蛇为蛇晰科动物。壮族向来有食蛇的嗜好，如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云：“岭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鳝。”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了不少蛇类药，金蛇就是其中之一。在唐宋时期，金蛇是壮族地区出产的著名的解毒药，如《本草拾遗》云：“岭南多毒，可解毒之药，金蛇、白药是矣。”《开宝本草》进一步指出，金蛇主产于宾州、澄州（宾州即今广西宾阳县一带，澄州即今广西上林县一带），并说金蛇“解生金毒，人中金药者，取金蛇四寸，炙令黄，煮汁饮，频服之，以瘥为度，银蛇解银药毒”。目前壮族民间主要用于治疗跌伤、骨折。
②甘蕉根
壮区的甘蕉早在《南方草木状》就有介绍。据《桂海虞衡志》记载，广西的芭蕉有牛蕉子、芭蕉子、鸡蕉子、芽蕉子，说明广西历来是芭蕉产地。特别是《本草图经》明确指出：“二广俚医”用甘蕉根汁内服治疗金石药中毒。
8.解瘴毒
据清代温之诚《全州志》记载，乾隆年间，全州“疠疫大作，药肆皆虚，居人掘土药售者，无不大获，而实者愈疾”。又曰：“其实市中所货，其阴购于土人者十七八。”说明过去人们大多依靠当地的土药土方治疗瘴气，见于文献记载的壮药有：
①马槟榔
据陈琏《桂林郡志》记载，马槟榔产于广西河池地区一带，当地人常吃马槟榔以解渴。清代李文琐《庆远府志》曰：“马槟榔能驱瘴。”说明在壮族地区人们已认识到马槟榔可用于防治瘴气。
②红花茶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红花茶产于广西，土人常以此茶赠客。宋代邹道乡有诗曰：红花茶能“消膈滞宿食，辟烟岚瘴气”。查《中药大辞典》无此药，红花茶是壮族地区特有的一种茶。
③槟榔
早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中就有关于岭南人爵槟榔的记载。壮族对槟榔有着特殊的喜好，不仅在婚姻喜庆和日常交往中作为礼仪的信物，而且广泛地用作防病却患的药物。《岭外代答》曰：“询之于人，何以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之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说明壮族人民已认识到槟榔主治诸气，可辟瘴气，助消化，防虫齿而大量嚼吃，因为其俗云：“南方地湿，不食此无以祛瘴疠。”
④蒟酱
据《本草纲目》记载，蒟酱产于广西一带，当地人食槟榔时往往与蒟酱叶同时嚼食，因为蒟酱叶也能够辟瘴疠。
⑤杜茎山
据《本草图经》记载，杜茎山产自宜州，味苦，性寒，主治温瘴寒热发歇不定，并附有宜州杜茎山图。服法是用杜茎山叶捣烂浸酒取汁服。
⑥高良姜
高良姜在古代是壮族地区的上贡品。据《本草图经》和《本草纲目》记载，高良姜在壮族地区到处都有生长，具有“除瘴”的功效。
⑦山柰
据《本草纲目》记载，山柰主产于广西，广中土人吃山柰像吃姜一样，用来辟瘴疠恶气。
⑧姜黄
据《本草图经》记载，姜黄产于广西桂林、宜州一带，当地土人生吃姜黄以祛邪辟恶，并附有宜州姜黄图。说明苏颂在记载姜黄时主要参考壮族地区的姜黄。
⑨楮叶
据《岭外代答》记载，壮族先民用浅刺疗法治疗瘴气时，必配用楮叶擦舌，因为楮叶能除瘴。
⑩王瓜
据清代谢钟龄《横州志》记载，当地出产的王瓜二月果熟，性凉，具有消瘴止渴的作用。今查《中药大辞典》的“王瓜”是七八月间果熟。壮族地区出产的“王瓜”与《中药大辞典》的“王瓜”是否为同一药物，有待考证。
○11苦瓜
据谢钟龄《横州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苦瓜，味苦，性冷，能治疗水瘴。
○12辣椒
壮族民间日常生活中经常吃辣椒。据清代王锦修《柳州府志》记载，当地人生吃辣椒，可以消水气，解瘴毒。
○13薏苡仁
《后汉书》云：“马援在交趾，尝饵薏苡实，云能轻身省欲，以利瘴气也。”现在壮医仍用薏苡仁防治瘴气。
○14蟒蛇
蟒蛇又称蚺蛇。《本草图经》指出蚺蛇在岭南各个州郡都有分布，尤其是桂广以南，高、贺等州，并说：“彼土人多食其肉，取其胆及膏为药。”《岭外代答》有广西人捕食蚺蛇过程的详细记载。壮族吃蚺蛇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瘴气，如《本草纲目》指出：“横州山中多蚺蛇……度岭南，食蝻蛇，瘴毒不发。”
9.解诸毒
具有解两种以上毒物中毒的药物称为解诸毒药。见于记载的有：
①甘草
据《肘后方》记载，壮族先民早就知道甘草能解各种中毒，是壮族地区常用的解毒药。书中曰：“岭南俚人，解毒药，并是常用药。”又如《外台秘要》记载：“岭南俚人毒药，多因饮食得之……俚人有解疗者……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且是常用……其方如后，生姜四两，甘草三两炙。”说明王焘曾在壮族地区居住过，并收集了当地居民用甘草解毒的经验。目前壮医还在使用甘草治疗各种中毒
②天仙藤
天仙藤又名都淋藤、兜铃苗。据《太平圣惠方》记载，都淋藤遍生岭南，当地土人都认识这个药，并指出此药可解草蛊毒。而《肘方后》指出，壮族先民有用天仙藤解救药物中毒的经验。“席辨刺史言：岭南俚人，多于食中毒，人渐不能吃，胸背渐胀，先寒似瘴，用都淋藤十两，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毒逐小便出，十日慎毒物，不瘥更服。”
③锦地罗
锦地罗是《本草纲目》的新增药物，据该书记载，锦地罗产于广西的河池地区和靖西、德保、柳州一带，当地群众十分宠爱此物，用来治疗山岚瘴毒、疮毒及解诸毒。服法是：“以根研末酒服一钱。”锦地罗是一种解毒范围较广的解毒药，比《本草纲目》早的陈琏编撰的《桂林郡志》亦记载有思明府出和锦地罗，当地人用来治疗蛊毒；明代方喻编撰的《南宁府志》和清代甘汝来编撰的《太平府志》也将锦地罗收入土产条下。由此可知，锦地罗是明清时期广大壮族地区常用的解毒药。
④钗子股
钗子股又名金钗股。壮族先民早在唐代就广泛用于解救各种中毒，如《岭表录异》云：“广中多蛊毒，彼人以草药金钗股治之，十救八九。”五代李询《海药本草》也指出：“岭南多毒，家家贮之。”说明当时人们已使用金钗股来预防各种中毒。《本草图经》记载了岭南人用金钗股催吐解救药物中毒的经验。
⑤黄藤
《太平圣惠方》记载有岭南土人用黄藤防治药物中毒的经验。《本草纲目》亦指出：“黄藤主产于岭南，俚人用来防治食中毒。可知黄藤既能防治药物中毒，又能防治食物中毒。
⑥蒜
蒜在今天是常用的配料菜，但在古代壮族先民常用它来解毒。《新修本草》云：“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 毒，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现在壮族民间仍有吃蒜解毒辟瘴的习惯。
⑦杨桃
据《本草纲目拾遗》及《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土人用杨桃作蔬菜或“蜜渍盐腌以致远”，主要用来解肉食之毒、蛊毒及辟岚瘴之毒。
⑧白花藤
据《新修本草》记载，岭南出产的白花藤“主解诸药、菜、肉中毒”。《肘后方》指出：“岭南俚人往往在饮食时发生中毒，如因食物中放有毒药，误服后出现“不能食，心中渐胀，先寒似瘴”等症状时，立即用白花藤加蓝蓼煎服解救，甚效。（《中药大辞典》中的白花藤的正异名有四个，但都与本文所述白花藤不是同一药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壮药得到不断发展，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随之不断提高和演化，达到了相当水平。据黄燮才等编的《广西民族药简编》和方鼎等编的《壮族民间用药选编》（上册）统计，目前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就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用于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疾病，疗效显著。按功能分类，具有清热解毒作用，主要用于治疗疮痈肿毒的药有古钩藤、鸢尾、狗爪半夏、爬树龙、疣柄魔芋、麻风树、蒟酱、蜈蚣、白薯莨、木薯、一枝黄花等，如用古钩藤叶捣烂敷患可治无名肿毒、疮疖、乳腺炎；具有补益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里虚证的毒药有仙茅、薄叶山橙、穿山甲、土常山、闭鞘姜、上莲下柳等，如仙茅治疗肾虚阳痿、肾虚腰痛很有效；具有祛风除湿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风湿痹证的毒药有白薇、地枫皮、过江龙、红杜仲藤、商陆、毛杜仲藤、丁公藤等，如白薇捣烂，调酒炒热敷患处治风湿性关节炎很有效；兼有散淤、消肿止痛、止血等作用，主要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骨折、外伤出血等的毒药有罗裙带、铁海棠、钩吻、疏刺花椒、蚂蟥、蔓陀罗、六角莲、开口箭、通城虎、两面针等，如铁海棠捣烂调酒，取汁灌服治跌打损伤、脑震荡。用于外治皮肤病的毒药也很有特色，如鸡尾木、驳骨丹、苦楝根、大风艾、百部可治疗湿疹；斑蝥虫、白薯莨、蛇床子、大风子、苍耳子、白鲜皮、硫磺、密佗僧、花椒各适量，研末调油外擦患处可治湿疹和癣。此外，白花丹、野芋头、万年青、之殃簕、含羞草、威灵仙、络石藤、倒吊笔、羊角扭、水田七、大飞扬、紫茉莉等也是壮医经常使用的毒药。壮医善用毒药治病这一宝经验与其他民族医药相比已达相当水平，而且独具特色。例如有剧毒的斑蝥虫，壮医用75%的酒精浸泡，取药液擦患处治疗皮癣，效果尚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药理实验证实，斑蝥对堇色毛癣菌等皮肤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乌头，味辛、性温、有大毒，中医多用来治疗痹证及胸痹，壮医则用业治疗黄疸型肝炎，很有效。蔓陀罗花，据《中药大辞典》记载有定喘、祛风、麻醉、止痛的功效，主要用来治哮喘、惊痫、风湿痹痛、脚气、疮疡疼痛，并作外科手术麻醉剂。但在壮族民间对蔓陀罗花叶却另有独特的用法：将其鲜叶晒干，置锅内，加水，在其上放连皮蛋或瘦独肉煮熟内服，治疗小儿疳积，疗效甚佳。红蓖麻有毒，壮医用来治疗多种疾病：根水煎服治痢疾，叶水煎洗身后盖被出汗治小儿感冒高烧，或将整片涂上茶油烤软，用于治疗脱肛，或捣烂敷患处治异物入肉不出、子宫脱垂等，疗效显著。
以上举例说明，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不仅品种繁多、方法多样，而且治病范围广泛、疗效显著，是壮族医药的优势和特点之一。
（二）壮医对中毒防治的特色
现代壮医对中毒防治也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药物中毒
前面提到壮医使用毒药治病源远流长，有自己的独特经验，一旦在使用这些毒药不慎发生中毒或误服中毒，也有一套解救中毒的办法。如钩吻中毒的解救除了古代的方法外，还有用雷公根捣烂拌菜油灌服、金银花连叶捣烂榨汁拌黄糖灌服、细叶黄栀子加茅根煎水灌服、肉桂煎汤灌服等办法。解救蔓陀罗中毒的方法有：①多食黄糖、含服米醋；②用湿布冷敷额头或用冷水洗浴；③用绿豆皮150克、连翘30克、甘草15克、清水1000毫升，煎至200毫升，每小时服1次；④黄泥水60～100毫升内服。解野芋中毒的方法有：①醋加生姜汁共煮，内服或含漱；②白点秤根煎服。巴豆中毒的解救方法有：①大豆约500克煮汁饮服；②芭蕉叶捣烂取汁饮服；③土炒白术9克、番石榴9克加水煎服。驳骨丹中毒的解救方法有：①防风6克、甘草6克煎服；②细叶凤尾草煎服。乌头中毒，靖西壮医用细叶十大功劳30克、水牛角15克水煎服。此外，壮族民间尚有解救飞机草、大飞扬、了哥王、七叶一枝花、闭鞘姜、白花丹、疣柄魔芋、半夏、白薯莨、丁公藤等中毒的有效方法。壮医常用的解救药物中毒的药物是姜、醋、绿豆、防风、白点秤、金银花、甘草、糖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此外，对于某些急性药物中毒，在壮族民间立即给服鸡蛋、牛奶、羊奶或大量的豆浆、粘稠的米汤或面糊往往也起到解毒的作用，因为这些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能与某些未吸收的毒物结合成沉淀物（如与汞化物结合成汞蛋白质而沉淀），然后再用催吐的办法排空胃而达到解毒的目的。
2.食物中毒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中毒的发生也在减少。在壮族地区目前以木薯中毒为多见，壮医在解救木薯中毒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南宁市壮医将1～2个煮熟的鸡蛋加入葱60～90克、生油30～60克、盐少许，顿服；扶绥县壮医则用鲜雷公根250克加薤菜根250克捣烂取汁开水冲服治疗。壮医常用的解救木薯中毒的药物为生萝卜汁、地稔、鸭脚艾、雷公根、油菜、蕹菜、白花草、黄皮、薤菜、香附、糖、白点秤等。此外，壮医治疗食物中毒的经验还有：南宁市壮医常用白点秤60克加鲜雷公根60克煎服。河池地区壮医用黑豆15克、甘草6克、雷公根30克煎服，治中毒性消化不良。武鸣壮医用绿豆60克、甘草15克水煎服，解救误吃毒蕈中毒。还有用八角枫捣汁治凤梨中毒腹痛等经验。
3.毒蛇咬伤
壮族民间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很多，经验特别丰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蛇医”，有些疗法还是几代祖传的秘方。有的患者被毒蛇咬伤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经壮医用壮药抢救仍能救活，在壮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广西的“蛇医”和“蛇药”不仅在当地，甚至在全国都享有盛名。壮医常用的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有：金不换、无患子、九里香、八角莲、酢浆草、蓝树、翠云草、八角、千里光、狸尾草、黄花蒿、菩树、桂平婆婆纳、田基黄、篱笆竹、辣椒、蓝花柴胡、徐长卿、虾须草、柠檬、苦木、余甘子、红乌扣、东风菜、独脚莲、半枝莲等。如邕宁壮医用苦木500克、烟油少许或烟叶适量，用三花酒或米双酒1000毫升，浸泡7天备用，适用于治疗各种毒蛇咬伤。服法为：每天3次，每次服10～15毫升，同时用药酒自上而下擦患处，每天10多次。来宾县壮医治吹风蛇咬伤用徐长卿3克、一枝箭3克嚼烂服汁，渣敷伤口周围。忻城县壮医治青竹蛇咬伤用篱笆竹嫩苗适量捣烂，先用针刺百会穴放血，再敷上药，同时擦伤口周围。特别是有的壮医使用目前文献资料上尚未有过药用记载的桂平婆婆纳外擦治疗眼镜蛇咬伤。总之，壮乡尚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毒蛇咬伤的经验，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六、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意义及展望
壮族聚居地区地处亚热带，是各种药物包括毒药和解毒药生长的良好自然环境，壮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多毒的环境里，使壮医有了大量的实践机会，积累了丰富的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独特经验。据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证实，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不仅充实了祖国医学中毒学的内容，对中毒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千百年来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虽然西医在中毒学方面比较先进，但大部分的壮乡，在治病时仍大量应用壮药，特别是在交通不方便的山村，当来不及将中毒的病人送到医院抢救时，壮医的解毒药往往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缓解中毒症状，为挽救病人的生命争取了时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发生工业中毒、职业中毒以及农业生产中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莠剂的大量使用，使农村也经常发生中毒事件，这些都对人民的健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壮族地区的毒药和解毒药，发掘古老的壮药，寻找新的解毒药，找到对付这些中毒的新途径，将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历史上壮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土司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始终没有建立过以本民族为主体的长期稳定统一的国家政权，因此缺乏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总结、规范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包括医药卫生）的条件，加上壮族没有自己的规范化文字，文化水平较低，因而壮药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壮族用药的宝贵经验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延续下来，流传于民间，而且过去文献记载的壮族地区的部分毒药和解毒药已经失传。因此，进一步发掘、整理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今天，对于壮医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既要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探讨，又要尽可能地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加强临床验证、药理实验、化学分析等，把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的高度。另外，我们在努力提高整个壮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要注重增养本民族的医师，因为他们懂得本民族的语言，熟悉本民族生活的环境、风俗、习惯等，提高他们的医学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医德，使他们能更合理地应用毒药和解毒药，深入基层，为广大壮族人民服务，就能大大减少中毒患者的致残率及死亡率，并且能加快壮医药的挖掘、整理、研究的步伐，使古老的壮族医药重放异彩，造福于人类！
小茉莉
茉莉花，属木犀科，常绿小灌木或藤本状灌木，高可达1米。小枝有棱角,有毛。单叶对生，宽卵形或椭圆形，叶脉明显，叶面微皱，叶柄短而向上弯曲，有短柔毛。初夏由叶腋抽出新梢，顶生聚伞花序，通常三朵花，有时多,花白色，有芳香，花期甚长，由初夏至晚秋开花不绝茉莉花清香四溢，能够提取茉莉油，是制造香精的原料。茉莉花还可薰制茶叶，或蒸取汁液，可代替蔷薇露。
茉莉花小素淡，它没有绚丽的异彩，也没有妩媚的花姿，但它珠园玉洁，仪态雅素，特别是其芳香浓郁，花期长久，为众花之冠。正如清代江奎《茉莉》诗云：
虽无惊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秋。
应是仙娥宴归去，醉来掉下玉搔天。
灵种移来自越裳，何人提挈上蛮航，
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
“灵种移来自越裳”，说明茉莉花原产于异邦，后移植到中国。关于茉莉花原产地有二种说法。一说原产印度，宋代王梅溪诗：“茉莉名佳花亦佳，远从佛国到中华”。“佛国”即印度，所以它的名称是梵语，在佛经翻译上又有“抹利”、“ 鬟华” 、“抹厉”等称号。另一说茉莉花祖先在亚洲西南、中国西域波斯地方。所以王梅溪又诗云：“西域名花最孤洁，东山芳友更清幽”。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说，“那悉茗花与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域移植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竟植之”。又据史志记载：汉初在广州称王的赵佗与汉代分庭抗礼，汉代派大夫陆贾向赵佗劝说，陆贾完成使命后回到京都，著有《南越行记》，内有茉莉花的记载：“南越之境，百花不香，惟茉莉素馨花特芳香，女子以彩线穿心，以为首饰。”
茉莉花属木犀科，是一种常绿攀援灌木，性喜炎热、高温，在我国广东、福建、苏杭南方诸省均有广泛栽培。
南国的广东，家家户户竟植茉莉，明末清初岭南诗人屈大均《阳江道上逢卢子归自琼州赋赠》诗云：
天晴空翠满，五指拂云来。
树树奇南结，家家茉莉开。
清末广州竹枝词反映当时种花卖花之盛：
茉莉蔷薇夹马樱，携竺唤卖一声声。
双飞蝴蝶频追逐，跟筒卖花人入城。
福建也是我国茉莉花大面积露地栽培的主要产地。早在八百多年间，北宋崇安人叶廷珏在泉州任职期间写了一首《茉莉》诗：
露华洗出通身白，沈水熏成换骨香，
近说根苗移上苑，体渐系出本南荒。
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莆田人，他也写过赞《茉莉》诗：
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
野人不敢烦天女，自折琼枝置枕旁。
茉莉花在夏季开放，一枝茉莉花就能使一室香气弥漫，使人在炎热天气中还觉得玉肌生凉，心旷神怡，忘却暑热之感。
江苏也是全国驰名的茉莉花产地，江苏的苏州素有“茉莉花城”之称。清代诗人陈学洙，江苏长洲人，他下面这首《茉莉》诗，比较细致地描写了茉莉花特征、种植茉莉花盛况，以及采摘和妇女以它为首饰的风气。
玉骨冰肌耐暑天，移根远自过江船。
山塘日日花城市，园客家家雪满田。
新浴最宜纤手摘，半开偏得美人怜。
银床梦醒香何处，只在钗横髻发边。
茉莉花溢香消暑，香味迷人，是妇女们喜爱装饰品。古代妇女喜欢把它簪在发髻上或者用细线把它串成球，挂在衣襟上。早在晋代就有“倚枕斜簪茉莉花”的风尚，到唐宋时期，长安妇人头簪茉莉花己习见。宋代许裴诗云：
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凉。
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髻边香。
苏轼被贬谪海南岛时，曾作诗描写当地黎族妇女也爱用茉莉花装饰鬓发和含槟榔的习俗：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
清代王士禄的《茉莉花》诗：
冰雪为容玉作胎，柔情合傍琐窗开。
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
把茉莉花描述为妙龄少女，喻为睡梦中的美人，香气可人，同时说此花常被美人簪与发上，人花俱香美。
茉莉花是一种小型花，花径约二厘米，花小淡雅，所以不为人所注目，宋代以后，中国上流社会熏香之风盛行，那时朝廷每年都要从海外进口大量香料。茉莉花清香浓郁，可以制作香精和窨茶，茉莉花应运而生。
在窨茶花卉中，茉莉花居首位，用茉莉花薰制的花茶，芳香耐久，清甜可口。所谓“薰”，就是茶叶吸收茉莉花的香气，通过热处理，使香气固定下来。明代在江南一带出现许多窨制花茶的手工作坊。
明代诗人钱希言曾描写当时，买花窨制花茶的忙碌热闹场面：
斗茶时节买花忙，只选头多与干长，
花价渐增茶渐减，南风十日满帘香。
茉莉花之所以芳香是因为茉莉鲜花含油０.２～０.３％，油中主要成分是苯甲醇及其酯类，茉莉花素、芳樟醇、安息香酸、芳樟醇脂等。茉莉花可分为单瓣、双瓣和多瓣三大类型。现在栽培的茉莉花都是白色的，但从古诗描述中得知，古代还有红色和粉红色的茉莉花。“佛香红茉莉，番供碧玻璃”，“手拈茉莉腥红朵，欲插逢人问可宜”。在《本草纲目》和《花经》中也提到有红色的茉莉。
茉莉花还可入药，根能理气、活血、安神镇痛，用茉莉根适量捣绒，酒炒，包患处治跌伤筋骨。花能开郁、辟秽，叶能消肿解毒。《本草纲目》载，茉莉花“辛热无毒……长发润燥香肌，亦入茗汤”。《本草会编》记：“茉莉根热有毒，以酒磨一寸服，则昏迷一日乃醒……凡跌损骨节脱臼接骨者用此，则不知痛也”。近代医学证实茉莉花根酒浸液对中枢神经有麻醉止痛作用。茉莉花慷慨无私，它把全身贡献给人类，直至芳馨散尽。
《南方草木状》作者是嵇含吗？
2007-05-28 14: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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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南方草木状》
《南方草木状》是我国古代一部植物专著。全书三卷，上卷草类29种，中卷木类28种，下卷果类17种和竹类6种，总共记载各种植物80种。此书主要记述了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植物，文笔典雅而逼真，所记植物名称，多数至今仍在沿用，因此，《南方草木状》享有“世界最早的植物志”、“最早的南方植物志”之誉。
然而，有关《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悬案。这场争论，在时间上，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空间上，从国内又扩大到国外。1983年12月，广州就召开过一次《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美、日、法等国学者出席。
考《南方草木状》之书名，始见于唐初类书《艺文类聚》。但是，历史上最早提出此书为西晋嵇含所撰的是南宋的陈振孙。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中说：此书为“晋襄阳（乃襄城之误）太守嵇含撰”。但查《隋书》和《旧唐书》等史书，均不见著录。到了清代，纪昀在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此书“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书》疑之……”对宋人旧题国以肯定。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遗》卷十八中，与纪氏持同一观点。开始对此书作者提出疑问的是清人文廷式，他在《补晋书艺文志》里说：“自是唐以前作，然以为嵇含则非也。”
由于《南方草木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我国学术界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一直颇为注意。最近若干年来已有许多专题文章问世。总的来看，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肯定宋人旧说，认为作者确为晋人嵇含，如果彭世奖的《〈南方草木状〉撰者撰期的若干问题》（《农史研究》1980年第1辑）、杜石然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苟萃华的《也谈〈南言草木状〉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2期）都作如是观。苟萃华认为：《南方草木状》是晋代嵇含所著，但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材料。考察嵇含的生平，可以看到他受到其叔祖父嵇康养生神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瓜赋》一文，带有明显的仙药的色彩。由此看来，嵇含曾涉猎过方士、仙术、本草之类的著作，而他注意南方草木也许与此有关。另外，嵇含虽未到过我国南方，便他在洛阳时，曾与南方士人广泛接触，而且公元305年，嵇含由襄城去襄阳投奔刘弘，到他被刘弘手下的郭励杀害为止，曾在襄阳逗留半年以上。这期间，他接触到南方士人，了解南方物产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嵇含写作《南方草木状》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什么《隋书》、《旧唐书》没有著录此书，可能是此原来并未单独编成卷帙，而是收入《嵇含集》中的缘故。
二、否定宋人旧说，认为此书出自南宋时人的伪托等等。如马泰来的《〈南方草木状〉辨伪》（《农史研究》1983年第３辑）陈连庆的《今本〈南方草木状〉研究》）（《农名研究》1983年第18辑）、以及刘昌芝的《试论〈南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1期），都持这一观点。刘昌芝认为：据《晋书》记载：嵇含虽然曾经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但他尚未出发就被人杀害，因此嵇含本人并没有到过广州。而《南方草木状》一书中对植物生态特征描写得非常生动，对许多植物的产地和用途，也作了相当精确的说明，如果作者没有亲临其地，没有亲自进行过实地观察，这样的文字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南方草木状》一书，不可能是没有到过岭南的嵇含所作。根据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把《南方草木状》一书定为东晋至刘宋初的徐衷所撰，是较为可信的。今本《南方草木状》是在参考了徐衷《南方草木状》以及其他南方地志著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而徐衷的《南方草木状》则早已亡佚。
综上所述，《南方草木状》的撰时撰者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历史悬案。
http://blog.sina.com.cn/u/4c0808a901000aah中医本草典籍
嵇含及其《南方草木状》
作者：朱晓光 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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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嵇含 魏晋 生平 《南方草木状》
魏晋时期，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各个领域的一些人物及其论著，至今人们仍在研究、品评。嵇含，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位。
仕族世家 戎马生涯
嵇含(公元262～306年)，字君道，谯国?(今安徽宿县西)。祖父嵇喜，有当世才，历任曹魏太仆、宗正、徐州刺史。父亲嵇蕃，为太子舍人。那个在襁褓中就失去父亲、全靠母兄鞠育成人，诗文高妙，精于管弦，为“竹林七贤”之一，后与曹魏宗室联姻，拜中散大夫，为人尚奇任侠、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非汤武、薄周孔，为司马昭不容，终遭杀身之祸的嵇康，就是他的叔祖父。嵇康的儿子、晋惠帝朝的侍中大夫，在皇家内部发生叛乱，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的生死关头，用自己的身躯护卫司马衷，致血溅御衣、毙于帝侧，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忠君典范的嵇绍，是他的叔父。嵇含是叔父抚养长大的，叔父象对亲生儿女一样爱护、关心、培养他。他一直到出仕才离开叔父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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