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制度的选择
前言
制度的选择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个人之见，这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了。几年前美国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会」，今天举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学院」，并驾齐驱，好不热闹。然而，从经济学分类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不及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
中国的偏爱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虽然数学在今天的经济学无处不在，但谈到新制度经济学，不懂数的也可以一抒己见，没有谁会说你不懂数就不懂。制度是真实世界的事，是每个人的经验，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贡献。那石破天惊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机会想出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在中国比较年长的人，在经验上对制度的认识一般地超出西方的经济学者。制度的不同对生活的差别有决定性，他们都知道而又相信，虽然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对那所谓市场经济还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不同制度的运作与效果好奇，提出质疑，希望多知一点。
第三当然是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革命，不管我们认为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贪污成市，法治胡涂，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进一日千里，有目共睹。同样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欧美那样宽，但比十多年前是宽得多了。今天在国内大学的求学气氛，我遇过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可与之相比。
这几年，我到大陆讲学不下三十次，所到之处，学生与老师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关于制度或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答来容易。但我想，如果时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时的经济学知识，我是不能回答他们大部分的问题的。当年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历史与一些不知所谓的数字，加上几张清单，说资本主义什么好什么坏，社会主义什么好什么坏之类的文字，又或是马克思怎样说，熊彼得怎样说，等等。这样的学问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响应今天中国青年需要知道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领奖，我到那里与他相聚，大家谈起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我们数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点失望。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认真研究的人永远都觉得没有寸进。但一分一分地进，日以继夜，过了二三十年，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还是发现今非昔比，觉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简单得多了。
好些人说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对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参与其事的，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师后来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当年的口述传统。第二个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他的改卷员，不觉得他怎样。但六二年他转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变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给我阅读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页长的、德姆塞茨写的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说服力，对我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应该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六○年（印迟了，六一年出版）发表的《社会耗费问题》，深不可测。这两篇文章我反复重读，从六二年读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于五九之文，定于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史德拉再版他的《价格理论》一书时提出来的。高斯本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定律，我也是那样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为定律，经济学从来没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那样大名。此定律将会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
第四个轮到我。不是说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说早期全力研究产权及交易费用的，我是四个人之一。当时我是研究生，最年轻，可谓童子无知，躬逢胜饯。
六三年读了德姆塞茨的长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决定博士论文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下注。艾师当时是反对的。他认为这些题材太困难，不是一个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说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较肯定有收获的下注，产权及交易费用是博士后才可以下赌注的。
坚持己见，转了几次论文题目我归宿于佃农理论。影响这理论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矶加大三位老师传授的价格理论；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的启发。于今回顾，虽然我在《佃农理论》中没有感谢戴维德，但主要是他的影响使我后来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始创人。戴老的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价格安排，是计算机租用合约中的一部分，而这安排是一个选择。于是，考虑佃农分成，虽然没有明显的价格，一开始我就把分成作为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是一种合约，是选择的结果。要是我不从合约与竞争的角度看佃农，其理论我可能永远想不出来。
今天盛行的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开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于佃农理论。我从来没有刻意地研究过雇主与代办的问题。我的兴趣是合约：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制度》，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七二年发表的《旧中国的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八三年发表的《企业的合约本质》，九二年发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等，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与合约有关，以合约为重心下笔的。
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当时该校的经济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不分彼此的经济学同事，其实力之强史无先例（当年的同事后来有八个拿得诺贝尔奖）。是紧张刺激的学术气氛，研讨会天天有，图书馆好得出奇。虽然是博士后而又转为助理教授，我在芝大的意识是自己是学生。从早到晚疲于奔命，旁听呀、研讨呀、授课呀、评审呀、写文章呀，跟就是晚上的酒会，半醉回到国际学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时才睡觉。
在芝加哥的日子中，与我谈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们的兴趣相若，而他喜欢先假设一个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我。戴维德与德姆塞茨当时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里造访一年，而史德拉的研究兴趣，有一部分是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当时的研究，是集中于合约选择与租值消散这两个题材上。前者我认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业（或公司）的本质的途径；后者是产权的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时间没有白费，我在芝大写了关于合约的选择与合约的结构两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作品。但当时我日思夜想的关于企业的合约本质，却要到十四年后才发表。
因为西雅图的海，六九年我转到那里的华盛顿大学。该校的经济系不知我是何方神圣，从来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是听说一个中国学生听而不闻，思想怪异，就给我一个副教授，一张终生雇用合约。莫名其妙，只到了那里三个月，同事们就投票一致通过升我为正教授。我可没有提出要求。
麦基（J. S. McGee）是华大第一个认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维德的嫡传弟子，是首屈一指的反托拉斯专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真传，就求教于他。研讨了个多小时，他就奔走相告。巴赛尔（Y. Barzel）是收到麦基的广告才读我的文章的。
华大的回顾，永远是巴赛尔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响，我欠他实在多。但他今天成为举世知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元老之一，我受聘于华大可能有点作用。我这个人不可救药，自己有兴趣的天天想，说个不停，没有兴趣的我不管。巴赛尔和我合得来，是因为他喜欢听。我是看他的脸部表情来衡量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巴赛尔的思想细致紧密，不容易过得他那一关。
华大两年后，我开了一个研讨班，是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开的。这班只有十多个学生，其中两个天分奇高（J. Umbeck与C. Hall）。他们今天还不是大师人物，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还有系主任诺斯（D. C. North）。加上巴赛尔及麦基等人，华大当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热闹过一段日子，使外人后来有间中称为「华盛顿学派」的。但结果能杀出重围而名满天下的，只有诺斯一个。他以新制度经济学搞历史而获得诺贝尔奖。
回头说六八年在芝大写好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内，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是说合约签订后双方都会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骗对方的意图，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卸责意图的「边际」。我不重视这概念，是因为不同的卸责意图可用不同的交易费用角度来处理。二者只能选其一，二者皆用是重复了。我和高斯研讨了好一阵，决定选交易费用而弃卸责。原因是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观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机会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卸责呢？我想不出怎样量度，想不出有什么假说可以验证。但跟艾智仁与德姆塞茨本卸责这概念，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是这篇文章触发了后来以威廉逊（O. Williamson）为首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理论及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
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勒索、欺骗，或不会看风驶，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争取机会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不会博弈。困难是我想不出怎样可以把卸责或博弈作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当年我认为不能；今天还如是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些理念下有学者提供过有说服力的假说验证。
因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他家所说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样。虽然这门学问在六十年代兴起时，我算是个正选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与他家分道扬镳，一士谔谔，感到寂寞。我是顽固的。我的顽固是因为我坚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费心思。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唯一用途了。
究竟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历来有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加上货币，把一个经济的整体加起来，就成了宏观。传统的制度分析也离不开这两方面。很不幸，这传统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产权、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这样，不仅旧一套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无关，而就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漠视了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行为或现象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作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会导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选择安排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
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方面去。
（《经济解释》之六十七）
第一章：高斯定律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定相同。这分离是大话题，有百多年的争议，曾经波涛起伏，一九六○年高斯发表了他的鸿文后开始平静下来，但今天还是余波未了。
简单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按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成本作决策的，外人或社会受到的影响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来。这个人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报；他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损，但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举个例。我到某机构讲话，有酬金，收到的酬金私利是机构愿意付的，在边际上我的利益与机构的利益没有分离。但如果我讲话时有记者在场，内容发表于报章上，社会可能得益，但我不获回报。没有回报，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边际上我讲话的供应是太少了，传统认为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这是指在边际上，社会产值（social product）与私人产值（private product，我的私人回报）有分离，前者高于后者，政府是应该补贴我多讲的。这是传统之见。
反过来看问题也类同。如果我的讲话在报章发表后对社会有害，但我却不需要赔偿给社会大众，那么在边际上，我的私人成本（private cost，这指准备与讲话时间）是会低于社会成本的──我的私人时间成本加社会受损的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因为我不需要赔偿给受损的，我是讲得太多了，于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政府应该强逼我赔偿给社会，或要抽我讲话税。这也是传统之见。
传统之见，是如果在边际上社会的产值高于私人的产值，或社会的成本高于私人的成本，市场是失败了。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以补贴或抽税的方法（或其它方法）来修改上述的产值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s）或成本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最早提出近于上述的分离概念的，应该是英国的卓域克（E. Chadwick）。此君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或公安的文章，指出盗窃或抢劫的行为对社会有害，犯罪的不需要赔偿给受害者，对社会无效率，所以政府要设立公安或警察管治。卓域克是米尔（J. S. Mill）的朋友。后者的智商之高，据说是人类纪录，而又是经济学大师。他于一八三四年提出了贫民法律，指出贫困的人对社会有损害，应该予以协助。更重要的是米尔于一八四八年提出灯塔的例子，其后于一八八三年瑟域克（H. Sidgwick）再把灯塔大事宣扬。
灯塔的例子有几方面的问题，但这里有关的是灯塔建成后，利用灯塔的指引而在黑夜中避开礁石的船只，逃之夭夭，不付费用。这样，灯塔就没有私人建造了。这是说，灯塔的社会收益远高于私人的收益，二者有分离，政府是要资助建造灯塔的。后来高斯考查英国的灯塔史实，一九七四年发表文章，说有几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但他的论据不足，因为那些灯塔收费是由政府支持的船务公会代收的，而灯塔发达的原因，是私营业主把灯塔卖给政府。政府通过法例要收购所有灯塔，若不是有管制，私人不抢多建才怪。
第一节：庇古的分析
推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 C. Pigou, 1873-1959）。这位在剑桥承继马歇尔的讲座教授者，写了两本关于福利经济的书，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
庇古的长处，是采用例子很富想象力。但他的分析能力并不超凡，喜欢把一般是同类的例子分类，使论点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
庇古最有名的关于社会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厂污染邻居。他在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到这例子，但因为浅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居，但工厂不用向邻居赔偿。工厂于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厂本身需要支付的生产费用。但因为生产而对邻居的污染，其损失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社会成本是工厂生产的私人成本加邻居的污染损失。在不用赔偿给邻居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论，工厂若不赔偿给邻居，政府就要干预，以抽税的办法使工厂减低产量，或迫使工厂搬迁。
骤眼看来，这样的分析若加上数字示范，看到社会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产值，政府的税率应该是多少非常明确，所以分析有说服力。一个大学生，上过一课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认为自己懂得怎样改进社会了。后来凯恩斯学派对国民收入增减的数字分析，也同样地可以使学生在一课之内觉得自己学会了济世之法。经济学被认为可以改进社会，这些「秘方」就是原因。
庇古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九六九年，史德拉与艾智仁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响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在庇古的巨著中，长篇而大论的例子是农业。这是中国的不幸。庇古分析地主与雇农的合作关系，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对社会总有不良影响。例如，因为租约短暂，农民租用农地不会在地上多作投资，而地主也没有意图多投资于土地，因为农民不会珍惜地主的钱。工具、房产等的投资也如是。总之，地主不自耕对社会一无是处，为祸不浅也。庇古举出爱尔兰的例子，说凡是租用农地的生产都不成话，引经据典，说得有声有色。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在那里的图书馆内作了详尽的追查，找到庇古在脚注引经据典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脚注提到的书籍，一路追查下去，结果是找不到任何证据说农业租耕地的产量比自耕地的为少。那是说，庇古是胡乱地引经据典，可能希望读者不会像我那样，花一个星期时间去追查他的脚注经典，及经典的脚注经典，查到不能再查为止。
胡乱引经据典的行为可不是庇古独有的。理论上的引经，引者不敢乱来，因为引错了被引的人会反驳。但事实的引经是另一回事，胡乱引的在经济学很常见。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渔业时，就发觉有类同的习惯。一位作者举一个假设的例子，第二个作者引而据之，经过了三几个，就变成了实例，一般学者深信不疑。我对文章的实例抱怀疑态度，上述的经验是原因。有些作者我是不怀疑的，但那是名牌效应了。
我说庇古的农业分析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分析当时影响了另一个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历史的唐尼（R. H. Tawney, 1880-1962）。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作为联合国前身的一个教育顾问，一九三○与三一年间他两次到中国，勾留了几个月，凭自己的想象力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这本书十分有名，翻译后在中国洛阳纸贵。
唐尼是社会学家，其思想相当左。他的中国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经济分析，引用的事实比庇古还要马虎，论调是针对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中国的共产革命，唐尼的书受到大事宣扬。
我从来不知剥削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美国的卜凯（J. L. Buck）教授在南京大学（又称金陵大学）兴师动众，作了历史上最详尽的农业调查。这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农业租耕地的生产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实上，租耕地的产量大约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后来卜凯教授的几个中国助手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其结论也相同。这些结论与同期的唐尼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卜凯的中国农业研究的详尽调查资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册。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购得了一册，可能是孤本了。几年前一群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到港大造访，我把该巨册送给他们，在册上陈述往事，请他们送到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不久前听到该大学将有卜凯纪念馆，而我送出的巨册会被陈列云云。
关于中国农业的事实经验，跟庇古与唐尼所说的大不相同，我会在本章的附录澄清。
（《经济解释》之六十八）
第二节：庇古的公路与奈特的响应
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话题上，庇古采用的最精彩的例子，是关于公路的使用的。且让我把这例子修改得清楚一点以飨读者。
有甲、乙两条公路，都是从A市到B市去的。甲路平坦而狭窄；乙路崎岖不平，但很宽阔。前者车行得快，后者车行得慢。驾驶的人要节省时间，会选用甲路。但多人选用甲路，挤塞就出现了。每个驾驶者用甲路，都轻微地阻慢了其它的车辆，但驾驶者只考虑自己的时间，不关心阻慢了他人。我阻你，你阻我，各顾各的时间成本，不管阻碍他人的。私人成本于是与社会成本有分离。
甲路狭窄，挤塞愈来愈甚，到了某一点有些车辆就会转用乙路了。乙路虽然崎岖，但宽阔，不会有挤塞。在均衡点上，不考虑舒适，用甲路与用乙路的驾驶时间会相同。那是说，甲路挤塞的驾驶时间会与乙路崎岖但不挤塞的驾驶时间相同。
有趣的问题来了，如果政府强迫一部分车辆从甲路转用乙路，这些车辆是完全没有损失的。这是因为乙路没有挤塞，转用乙路与有挤塞的甲路的驾驶时间相同。但一部分车辆从甲转乙，剩下来用甲路的车辆会因为减少了挤塞而得益。没有人受损，但留用甲路的得益，社会的利益显然是改进了。这改进是因为用甲路的车辆某部分不被强迫转用乙路之前，互相挤塞，各自为战，使私人的时间成本与社会的时间成本有了分离。
庇古的建议很简单。不用强迫车辆从甲转乙，但用甲路的要被抽税。他说有一个理想的税，不仅使某些车辆自动地转用乙路，而留下来交税用甲路的，私人时间成本会与社会时间成本相同。
庇古的公路例子发表于一九二○年，一九二四年奈特（F. H. Knight, 1885-1972）作出响应，正确精彩。奈特说庇古的公路分析完全没有错，问题是庇古的公路不是私产。如果甲路是私产，业主会选出一个「理想」的使用公路收费，与庇古的理想税收完全一样。这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所以有分离，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庇古传统的看法，是私人成本若与社会成本有分离，是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政府要干预。奈特的响应，是没有市场（不收费）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整个问题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不推行私产的失败。
奈特是个重要的经济学者，没有拿得诺贝尔奖怎样也说不过去（虽然他有五个学生获该奖）。他那一九二四年的鸿文是他的代表作，在重点上提出了四十六年后的高斯定律！但为什么奈特那样重要的提点，在行内被漠视了，大家还继续在社会成本的话题上吵呀吵的？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奈特的行文不容易读。他的文字虽然有千钧之力，但就是不容易读得懂。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表达不够明朗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二是悲哀的。庇古没有响应奈特的鸿文。他只是把公路的例子在跟而来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再版中删除。这删除似是逃避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公路的例子错了，其它类同的例子又有什么作为呢？作为是有的。其它例子把社会成本的辩论拖长了四十多年，愈吵愈烈，要到高斯一九五九年选用另一个例子才立竿见影。这是后话。
第三节：蜜蜂惹来的争议
虽然庇古在他的巨著中提出多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例子，但奇怪地到了五十年代初期，经济学行内盛传的例子只有米尔的灯塔与庇古的工厂。这使好些学者认为有社会成本问题的情况不多，市场失败的机会不大。然而，一九五二年，英国的米德（J. E. Meade）提出了蜜蜂的例子，社会成本的问题又热闹起来了。
当时经济发展的学说正在兴起，社会成本的概念与发展有关连，火上加油，搞得经济学风起云涌，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成本问题就变为界外效应（externality）问题，数之不尽的「界外」名称目不暇给。我当时是学生，被弄得团团转。后来在一九六九年我大发牢骚，手起刀落，把界外效应杀下马来。这是后话。
米德的例子，是养蜂人的蜜蜂飞到隔邻的苹果园采蜜，不用付价给果园的主人，后者所种的果树数量就会少于花蜜可以收费的情况。这是无效率，政府应该补贴（subsidize）给果园，鼓励多植树。另一方面，蜜蜂采蜜之际，无意间把花粉传播，使果花结子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没有给钱养蜂的购买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这样，在边际上蜜蜂的饲养就过少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也是无效率，政府也应该补贴给养蜂者多饲养。
我们不难明白蜜蜂的例子发表后就立刻大名远播。蜜蜂的翻飞，衬托大自然的风和日丽，而又那样新奇，怎会不触发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另一方面，近代的经济发展学说起于一九四八年，蜜蜂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出现，而在那学说中社会与私人的成本或利益的分离是个重要话题。这样，蜜蜂及其它几个例子就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在讨论这个不幸的发展之前，我要先说一个闲话。
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有世界苹果之都之称的Wenachee市一带作了养蜂与果园的实地调查，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于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其结论是，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我调查了不同的季节（春季需要花粉传播服务，夏季盛产花蜜）与不同的植物（服务的需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租用蜜蜂服务以每箱算，金钱租值是以花蜜回报少为高，花蜜回报多为低，而同一季节，不同用途的平均租值（服务收费加花蜜所值）大致一样。在夏天，不用服务但有花蜜回报的，租值是负值（蜂主要交租给园主，也是每箱算）。
这篇推翻米德的蜜蜂例子的文章是意外的收获。学术生涯四十年，只有这一次，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发表了一篇数十年来常被引用的文章。这可见研究的回报，也要论碰巧。我幸运过一次，但远不及高斯的音波频率研究那样幸运。这是后话。
回头说经济发展学说与蜜蜂的关系，就没有那样幸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上美国非常富有，而落后的贫穷国家所在皆是。落后之邦怎样才会有可观的经济发展，才可以不向美国乞怜，是热门的话题。洛克斯（R. Nurkse）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落后国家积聚财富的困难》（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经济发展学说就兴起了，极盛大约十五至二十年。
这发展学说的重心问题，是政府要鼓励哪一种投资才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率。答案的一个重点，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要重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而不单顾私人的成本与收益。一项私人的投资，要注意的是没有算在私人成本之内的对社会的损害，或没有算在私人收益之内的社会收益。
想当年，什么要算什么要不算是复杂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社会是个人之外，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为界外效应（externaleffects或externalities）之说。界外的话题始于马歇尔。分析成本，一家工厂的生产成本下降，可能使这工厂之外的其它厂商的成本也下降；一家工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可能使其它厂商的成本上升。这是有名的external economies与externaldis economies，不一定牵涉到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或收益有所分离。
哪一种界外效应有社会与私人的分离，哪一种没有，是令人头痛的分析。据云：技术上的界外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有分离，金钱上的界外效应（pecuniary externalities）没有。但什么算是「技术上」，什么算是「金钱上」，又吵个不休。到后来，单是技术上的界外效应就有几十种！
是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日子中高斯拦途杀出，提出了后来有口皆碑的高斯定律。
（《经济解释》之六十九）
第四节：高斯的音波频率
高斯是个幸运的大思想家。五十年代因为经济发展问题而大兴土木的界外效应争议，他没有参与，有关的文章也少读。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界外效应的话题上高斯是个旁观者。是的，有些科学上的问题，知得越少越有利。更幸运的是他无意间遇到了一个奇特的实例，使他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的问题。
高斯出自伦敦经济学院，二十一岁到美国游学一年，其间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两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六年后（一九三七）发表的、四十多年后才被重视的关于企业的本质的文章。一九九一年获诺贝尔奖时，该文是被提及的二文之一。在诺奖演说中，高斯说：「在八十多岁因为二十多岁时写的文章而获奖，是奇异的感受。」
留美一年之后他回到英国任教职，研究的兴趣集中在垄断的话题上，对政府支持的垄断是他的专长。他调查过英国的邮政局的史实发展，但主要的研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专利。高斯在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的水牛大学任教职，其后转到维珍尼亚大学，最后转到芝大。没有博士衔头，到美国任教不便，他以几篇文章申请，获伦敦大学颁予科学博士，是荣誉性质的衔头。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的戴维德写介绍信，高斯在美国就找到工作了。
到了美国，高斯的研究还是广播的垄断专利。在美国，管制广播权力最大的是「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问：这庞大的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追查历史，知道这委员会的前身是「电台传播委员会」。后者的诞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岸波士顿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一去数天，家人与海上的渔船联络，报天气、问平安等，是以无线电机传达的。问题是多艘渔船出海，好些与家人联络时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而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报出不实的天气讯息。「电台传播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要管治这混乱的情况。后来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扩张，最后变成为「联邦传播委员会」，管治美国的所有传媒。
一九五九年初，高斯为音波频率混乱的问题写了《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一文，寄到芝大的《法律经济学报》，要求发表。该学报当时的主编是戴维德。后者一读来稿，惊为天文。然而，芝大的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文内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错了，不修改就不应该发表。但高斯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改。戴老说众多高人说要改，高斯的响应是既然那么多高人关注，就是错了也一定是错得有趣，应该发表。书信来回几次后，戴老与高斯协议，文章发表，但高斯要在发表后到芝大澄清他坚持的观点。
音波频率的混乱，互相干扰，是难得一见的绝妙实例。看来与工厂污染邻居类同，但音波频率的互相干扰却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别。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火车损害谷稻，火车坏，农民无辜。蜜蜂采蜜不付钱，园主好，蜂主坏。河的上游污染下游，上游坏，下游无辜。永远是一坏一好，坏的要赔偿给好的或无辜的，顺理成章，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但音波频率的例子，是你干扰我，我也干扰你，没有好坏之分。不用考虑谁好谁坏、谁对谁错，音波频率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看世界。我损害你，但同时你又损害我，那应该是由谁赔偿给谁了？
高斯在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一段有趣的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对话，是一位议员在聆讯中质疑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总裁。该议员问：「广播的频率为什么不公开竞投，价高者得，使纳税人多得利益？要是政府将一块土地给你畜牧，政府是会收费的，但为什么土地收费而频率不收费？使用空间收费为什么不合理？」总裁的响应，是这观点新奇，他从来没有想过。高斯之见，是这新奇观点新于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A. Smith），资源（频率）的使用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指导的。
完全看不见的音波或广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而其使用可在市场成交，于一九五九年提出来不仅新奇，而且有很大的感染力。我作学生时读到，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了好几晚：如果看不见、摸不的空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世界上还有什么物品不可以界定为私产呢？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是相当肯定的。
回头说芝大的众多经济学大师反对《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的一个重点，是高斯提出了另一个例子与分析。高斯说如果一块地用作种麦，又用作停车，其混乱与互相侵犯，与音波频率在空中互损一样。频率的混乱例子既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车辆停在农地上，损害了农产品，也没有好坏之分了。农地若因为种麦而不准停车，是种麦者损害了停车的人。是要谁赔偿给谁呢？
高斯的答案，是要看产权谁属。要是农地是种麦者的私产，那么要停车的大可付费给种麦者，付费够高就买了损害种麦的权利。反过来，如果地权是停车者所有，那么要种麦的大可给停车的一个租金，把车辆赶出地外。高斯之见，是停车与种麦的混乱，车停在麦田上，是因为土地不是私产的结果。这是说，混乱与互害是因为产权没有被界定为谁属。如果产权被界定了，不管谁属，市场的交易会导致土地价值最高的用途被采用，不会再有混乱的情况。在这例子之后高斯的一句结论清楚而重要：「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
我们今天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当年作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学重镇的芝大，其代表人物会一致地反对高斯上述的分析。我认为成见是主要的困难。我种植，你把车子停在我的农作物上，怎可以不赔偿给我？当年不容易看到，我不准你损害我的农作物，是损害了你。更不容易同意的是要我赔偿给你，请你把车子驶出农地。
戴维德一字不改地发表了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作为五九年那期的首篇，交换的是发表后高斯要到芝大澄清他的观点。高斯反对作公开讲话，所以研讨是在戴维德之家晚饭后举行。是一九六○年的春天，戴老请了当时在芝大的最优秀经济学者，名单如下：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加上戴维德及高斯，共十君子。
这是不容易想象的高手云集，晚饭后在戴老家中激辩了三个小时，到最后还站不倒的只有高斯与佛利民。那是后来被公认为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辩论，大名远播。当晚在场的十君子我认识八个，得到一手的资料，曾经在New Palgrave经济学百科全书发表《高斯》时作过陈述。这里本来不应该再谈，但该辩论是重要的一页经济思想史，中国的读者是应该多知一点的。让我从几个当晚在场的人的回忆说说吧。
麦基（McGee）的回忆，是当晚饭后高斯首先问：一家工厂污染邻居，工厂要不要赔偿？或政府应不应该抽工厂的税？所有在坐的人都说要的或应该的。但高斯反对，说不一定，可能邻居应该赔偿给工厂减产。激辩开始后，高斯提出畜牧与种麦的例子（见下节），夏保加（Harberger）搬动椅子造栏杆，阻止牛群吃麦。（高斯不记得有搬椅子的事。）最后所有芝大的人都错，对的只有高斯。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把整个芝大打败，惊心动魄。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老之家时，互相对望，自言自语地说将来可以为历史作证。
史德拉的回忆略有不同。辩论到半途，佛利民突然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高斯一个人还站。史氏认为当晚的辩论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一个大损失。
嘉素（Kessel）在辩论前反对高斯最激烈。他的回忆是该晚回到家里，意识到高斯是史密斯后对经济体制认识得最深入的人。
高斯自己的回忆，是见所有人都反对他的观点，有点胆怯，但怎样也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所以坚持己见。后来听到佛利民的分析，清楚绝伦，才肯定自己可以安枕无忧。
我没有向佛利民问及当晚在戴老家中的大辩论。一九九一年高斯获诺贝奖时，佛老和我到瑞典观礼。高斯作演说我坐在佛老身旁。高斯进场，掌声雷动，我静静地问佛老：「这个人的诺奖你怎样看？」佛老响应道：「高斯吗？他早应在十多年前获奖了。」
戴家之战反映学术研究的可爱。芝大的夏理．庄逊（H. Johnson）当时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过了一夜，芝大收到他的恭贺电报：「喜闻一个英国人再发现了新大陆！」芝加哥大学历来以高举私产与市场知名，反对政府干预，但辩论前他们是赞成政府干预的。高斯出自历来同情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院，但他反对干预。
（《经济解释》之七十）
第五节：高斯定律的三个版本
高斯定律有三个版本。
第一是上节提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这算是一个定律（theorem），而我认为是正确的。然而，严格地说，这定律不是高斯始创的。远在十九世纪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就有了交易定律（Theorem of Exchange），不完善，我在卷一第七章作了修改。但那传统的交易定律不仅不完善，而且忽略了交易必需的局限条件。高斯定律这第一个版本的重要贡献，是把传统的交易定律加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局限：权利谁属要有界定，私有产权是也。
另一方面，这高斯定律版本，与一九二四年奈特提出的差不多完全相同。我在本章第二节谈及，奈特响应庇古的公路使用时，指出如果公路是私产，公路的业主会收费出售公路的使用权利。没有私产就不会有市场交易，奈特是说得清楚的。不幸的是，除了很少数的经济学者，奈特的大文不受重视。要是当年庇古反驳奈特，吵起来，跟参与者众，新制度经济学会早出三十多年，而我们今天的所知也会大为不同了。这可见在科学上一个模范学派（paradigm）的兴起，要讲环境，要讲时势，也要讲一点运程。
究竟「私产」为何物，我要到下一章才详述。这里先要指出的，是凡可以在市场转让或交易的物品或资产，皆私产也。中国自一九八○年开始的重要改革，曾经有不少言论反对私产，赞成市场，其中的矛盾在奈特与高斯的思维下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需要，有私产性质的可以不称作「私产」。今天在国内市场交易大行其道，不管称作什么，市场交易的物品或资产大致上都合乎私产的性质。
第二个版本也可从《联邦传播委员会》文中见到，那就是在种麦与停车的混乱例子中，若权利被界定为私产，市场的交易可使土地用作种麦，或用作停车，再没有混乱，土地的使用是按价高者得。高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于是说，有了明确的权利界定，在市场交易下资产的使用会导致最高的资产价值。
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这第二个版本算不上是定律，因为我们无从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什么才是最高的资产价值只有天晓得。严格来说，这版本是套套逻辑（tautology）。从卷二第四章第三节可见，每个人都不断地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如果所有的局限条件被引进分析，柏拉图情况是一定会达到的。局限转变了，资产的价值当然会跟变：局限下降产值会提升。这样，资产的价值，就算是局限过高而下降至零，也永远是最高的。
虽然这第二个版本是套套逻辑，但我自己要得到高斯的提点与德姆塞斯的阐释才看得出来。套套逻辑本身没有解释现象的功能，但有时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看世界。我从这角度学得不少。是这角度使我知道要解释人的行为，主要是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而又要把有关的与无关的分开。后者，我在上述的卷二的章节中分析自助餐时说过了。
第三个高斯定律的版本，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高斯定律。这版本又被称为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不在高斯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而是见于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后者是二十世纪经济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话说高斯于一九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之家大辩论后，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就立刻动笔写《社会成本问题》。文稿当然交给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每年只出一期，高斯要赶在六○年那期刊出。他写好一节就寄一节给戴维德——该文是一节一节独立地写，一节一节地寄出。这样，节与节之间就没有一般文章那样有连贯性了。我提出上述的奇特投稿方式，是希望读者有机会拜读高斯六○年的大文时，要自己把节与节连贯起来。不然的话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高斯是一流写手，但那是五十多页的长文，好些人看了首两节的五、六页就不再读下去。读者也要注意该文的英语题目是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Problem是「问题」或「困难」，不是答案。很不幸，一般读者读该文，以为高斯是提供了社会成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答案。
这里要补加一个有趣的闲话。高斯赶呀赶的，一节一节地寄出，殊不知戴老漠不关心，绝不紧张。后来戴老告诉我：「高斯要在六○年那期发表，我就同意是六○年。要是高斯的大文要两年才写好，我就等两年才出版六○年那期算了。」当时戴老的学报是有稿酬的。我问戴老：「该文你给高斯的稿酬是多少？」他响应道：「当时学报的规定，是以每页算固定的稿酬。要是没有这规定，我会将所有的钱送给他！」是的，学术也有识英雄、重英雄这回事。
那所谓「不变定律」，是从六○年文内的畜牧与种植的例子推出来的。有相连的甲乙两块地，甲地用作养牛，乙地用作种麦。甲地的牛群跑到乙地吃麦，吃得胖胖的，但不付费，在边际上牛肉的增值一定会低于麦的损害，而麦的损害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成本（养牛的成本加麦的损害），就会高于私人成本（养牛的成本）。二者有分离，无效率，传统之见是政府要抽养牛者的税。
高斯问：牛吃麦的权利谁属？他先假设麦是种植者的私产，未经许可牛群不能侵犯。这样，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牛群吃麦若能使牛的增值在边际上高于麦的损害，养牛者就会出一个价给种麦者，让牛吃麦去也。种麦者乐于收费而让牛群吃麦，直至麦的损害在边际上与牛群的增值相等。维护产权的费用（交易费用）是零，养牛者或种麦者会建造一栏杆，位于麦的损害等于牛的增值的边际界线上。另一方面，在竞争下牛吃麦的收费，在边际上会与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相同。
这结论不奇怪，奇怪的是高斯跟把权利倒转过来，竟然得到同样的结果。他转过来，假设吃麦的权利是养牛者所有，牛可以大吃特吃，权之所至，种麦者不能反对。这样，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吃麦的损害在边际上若高于牛群的增值，种麦的人就会出价给养牛者约束牛群。在竞争下，种麦的人所出的价是麦的边际损害，而若这价高于牛群吃麦在边际上的增值，养牛者就乐于收价而约束牛群了。栏杆建造的位置，会与种麦者有权禁止牛群吃麦的位置相同。
这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高斯定律：权利只要明确地界定为私产，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就会以交易的方法使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相等。畜牧与种植的私人成本也会与社会成本相同。这版本被称为「不变定律」，是因为不管产权谁属，栏杆的位置都是一样，不变。
高斯六○年的鸿文发表后，有些学者吹毛求疵，指出无关重要的错。例如有人说高斯的例子是一个畜牧者对一个种植者，是垄断对垄断的情况。我在上文加上「在竞争下」，说的是邻近有多个类同的农场，大家都可以选择，或出售土地给潜在的竞争者。又例如有人说高斯忽略了财富转移的效果，所以栏杆位置不变不一定对。麦如果是种麦者的私产，他会比较富有，但如果牛吃麦的权利转到养牛者那边去，后者会较富有。这是对的。但有人说因为财富的分配前后不同，较富有的一方喜欢多吃牛，或喜欢多吃麦，栏杆的位置就会有点改变了。吹毛求疵，责之何患无词！
究竟这大名的高斯定律是不是一个定律呢？看来是，其实不是，因为在基础上高斯的逻辑是错了的。他不应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要知道私有产权（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一种制度，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如果所有交易费用真的是零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私有产权，不需要有市场交易，栏杆也一定会建在牛的增值与麦的损害的边际相等的位置上。
想想吧，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仲裁者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专业生产成本、品味，可以知道土地或任何其它资产的适当用途，可以知道每个工作者的边际产值，也可以知道怎样按边际产值分配，分配些什么，劳力之外的资产租值可以怎样分配而没有人有异议，等等。这样定下来，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决定了，分配大家同意了，每个人言而有信，不会反悔，不会偷懒、卸责、欺骗等，约束牛群的栏杆一定是建在上文提出的位置。中央指导与分配神乎其技，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可惜这是个乌托邦。
高斯假设有产权界定及有市场交易，与他假设的没有交易费用是有冲突的。三者不能共存。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产权或市场。问题是哪些交易费用会促使私产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存在，或怎样的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栏杆的位置？
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才得到答案。真不好意思为人师表。我常对学生说：想不通就要转换角度。说来容易，但自己往往不懂得怎样转。我自一九八一年就知道高斯定律有上述的困难，于是试从交易费用是零加上去，加来加去也加不出答案来。几年前一天晚上，时来运到，我从梦中惊醒，意识到答案要从高的交易费用减下来，因为私产与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角度一转，只几分钟就知道答案的大概。
且让我从中国大跃进的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减下去吧。不是有意挖共产中国的苦，而是人民公社的实例不容易找到类同的。要是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人民公社大有可为，毛主席当年是忽略了交易费用的考虑。
近于完全没有私产（包括劳力）的人民公社，工作与产品的分配，资源的使用，皆由中央直接或间接地指导。要是所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零的话，产权的界定是多此一举的：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以专业生产然后由中央指导交换分配，天衣无缝，根本不需要市场。
问题是在中央主理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质不变。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加起来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非常高。私产的成因，是让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讯息，自己「监管」自己，而市场作讯息的传达，物品的成交不用搞政治，或走后门。没有错，市场本身有很多问题，我在卷二的第九章就提到造价与隐瞒讯息的问题，那些因为自私而使私产与市场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但权衡轻重，虽然这后二者的交易费用相当可观，但比起没有私产的情况却是低得多了。
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不错，但有私产是不一定有市场的。在本卷第五章分析企业的合约本质时我会详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私产能节省的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非常大，所以在某些政治费用容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私产。有了私产，市场的运作主要是看订价的费用够低。这些是高斯定律所需要的局限条件了。如果我们要以市场来决定边际之利益与损害相等的「栏杆」位置，我们只要加上交易费用不会影响边际的假设。有些交易费用会影响边际的选择，另一些是不会影响的。
让我在这里提出另一个定律：市场的相对价格不变，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变栏杆的位置不变。这样看，交易费用一定是高于零的。
（《经济解释》之七十一）
第六节：高斯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的假设是高斯定律的失误，对高斯有贬意。四十年来我佩服这个人。事实上，没有「交易费用是零」的提点，我不会在一九八一年意识到私产与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高于零，从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不要以为我说高斯「幸运」是贬低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幸运」是所有重要发现的一个因素。高斯比一般经济学者幸运，因为每有新意，他就锲而不舍、日思夜想地追求。这方面他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不要以为我说五九年的高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奈特早于一九二四年说过了，是贬低了高斯。没有错，这句定律，奈特与高斯所说的一样。但高斯所用的角度不同：他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而这样看是把产权的重心放大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看世界，艾智仁老早就这样看，可惜艾师没有把这角度带到社会成本的问题上去。科学就是这样奇妙。角度略转一下，或多加一个层面，就可能看得很远、很远的。
前文提及，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题目，不是社会成本的答案，而是社会成本的问题或困难。高斯之见，问题的所在是界定私产不容易，而交易费用可以高不可攀。在该长文中，养牛与种麦的有名例子占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余下来的大部分是考查侵犯法律（torts）的案例，带读者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高斯说英国没有炸鱼及薯条就不是英国，举出炸鱼的气味引起的官司。一个阳光普照的泳池，给隔邻新建的高楼阻碍了阳光；一个牙医给患者钻牙，其声浪骚扰邻居。这些官司都示范了一些略为不同的层面，而法庭的裁决大致上没有乱来。
高斯指出，不同的侵犯行为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权利的界定若由甲方转到乙方，其交易费用可能会转变。例如我把废物扔到你的后园，你要我赔偿的交易费用会低于我的小女儿的哭声吵醒了你。又例如工厂污染邻居，邻居要工厂赔偿或减产的费用会低于工厂要邻居赔偿而减产的费用。这是因为邻居的人数比较多，要集资赔偿给工厂不容易通过。虽然这些例子不在高斯之文内，但他的例子使我们想到这些问题。
高斯又指出，法庭对侵犯官司的判案，往往反映法官是意识到因为交易费用高而使市场不能处理的困难。法庭不会像市场那样精细，不会考虑边际上的利益与损失，但甲与乙之间的权利划分，哪方面对社会的利益比较大，法庭是考虑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意。市场是一种制度，法庭裁决是另一个制度。有私产，有市场，但侵犯的案件仍时有所闻，反映市场不是那样神通广大。法庭的裁决考虑社会的整体而不考虑边际的益损，是交易费用较低的武断，或依照历史案例裁决。这是说，法庭可以代替市场，也可以协助市场的运作。反对政府干预是不应该反对政府监管的所有事项的。法庭的存在往往是要减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这里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明白，由政府主理的法治不仅重要，而且要搞得有分寸绝不容易。高斯提出的侵犯案例，都是出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英国及美国，而就是在这些先进之邦，错误的裁判并不罕有。在法治这方面中国要急起直追是明显不过的吧。
高斯六○年的大文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不幸地被行内漠视了。他认为市场的物品或资产的交易，不应该从实物的本身看。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
例如你买一个苹果，买回来的是观看或吃的权利，但你不能把苹果掷到我的脸上，或把吃剩的扔到邻家去。买手枪，其用途的权利约束当然更为严格了。物品或资产的权利组合如果没有约束（delimitation），他人的权利就不能被界定。物品的权利没有约束，其物主可以很富有，而市场的运作会因为权利的约束与界定不够明确而引起混淆。
从权利约束的角度看物品或资产，是正确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权利是抽象之物，不容易处理。事实上，高斯建议的以权利角度看物品，与欧洲法律历史对产权（property rights）的看法大有雷同之处。然而，我们今天买苹果就只是买苹果，其使用的权利约束大家不言自明，老早就被法律或风俗、习惯等约束了。
我们不要从对或错，或者从可不可以作科学验证的角度来衡量高斯的贡献。大师的贡献要从启发那方面看，而修改、发展、推广、考证等琐事是我这后一辈的工作了。
于今回顾，高斯给后一辈的启发有三部分。其一是他促使我们注意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条件，而若忽略了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解释数之不尽的行为。产权的局限艾智仁的贡献与高斯相若，但高斯的大文石破天惊，有很大的吸引力。交易费用的分析起于高斯之前，然而，他那一九三七年发表的，以交易费用为重点的关于企业的文章，要到六九年我发表了《合约的选择》才受重视。但如果高斯不在六○年之文大事重提交易费用，我不会想到高斯三七年与六○年两文是用上同样的思维。
高斯给我们的第二项启发，是引进了交易费用而给柏拉图情况一个新的阐释。这方面，德姆塞斯的贡献也很重要。后知后觉，我要到一九七四年才推出如果引进所有局限条件，柏拉图情况是一定可以达到的。是的，高斯之后，福利经济学就变得江河日下了。
第三项启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来分析制度。这不是高斯个人的贡献，但他是这发展的一个中坚分子。是本卷的话题，而本章只是环绕高斯定律下笔。
附录：中国农业的反证
本章第一节提及庇古所说的，租耕地的生产效率比不上自耕地，全无实据，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经验有所不符。租耕地效率低的看法是英国的传统，史密斯早在一七七六年就肯定地这样说，庇古只承继传统然后把问题带到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的话题上去。
传统贬低租耕地，主要不是因为农地不是租耕者所有，而是因为租用的年期不够长。租期不够长，土地的改进，租户与地主的投资等，皆被认为乏善足陈；而劳力的勤奋，也会因为前路茫茫而要打个折扣。中国农业经验的反证，有如下三项有趣的实例。
（一）卜凯教授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间在南京大学发动的农业调查，动员四十人，调查了五万五千多农户，遍于二十二省，其中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与传统的租农耕耘不及地主自耕的说法相反：以不同的土地使用安排（租耕与自耕）分类，生产效率没有明确的不同……有些地方，租耕农户明显地比地主自耕有较佳的生产效果。」
卜凯算出来的每英亩的产量指数如下：地主自耕，一○○与一○一；租地与自主地合并耕耘，九九与一○一；租地耕耘，一○三与一○四。此外，农地的地价差别，主要是由肥沃不同与地点不同而定；租耕与自耕的地价差别甚小。
（二）一九三五年，《中国经济年鉴》发表了中国租耕地的租约年期的统计数字，我算出来的百分比如下：百分之二十九租约没有固定租期（即每次收成后任何一方均可终止租约）；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的租期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百分之十一是永久租约。
有上述那样大的租约年期差距，如果短期租约的生产效率是较低的话，会在租金反映出来。然而，根据一九三○、三二及三六年的三次调查，租金的变动与租约的长短年期无关，而一般租期较短的分成（佃农）合约，地主分成所得的租金略高于年期较长的固定租金合约。
（三）庇古的推断，是租耕地的投资比自耕地的为少。中国的实例又是强烈的反证。一九二一至二四及一九三五的两个不同的调查，显示除了房子的价值是自耕地较高之外，其它的耕作投资（包括工具与劳作牲畜）租耕农户与自耕农户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卜凯及其助手的多项调查（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三），都指出耕作工具与土地投资是租耕合约的重要内容，而地主若多出投资费用，租金会向上调整。那是说，庇古建议的政府要立法干预农作投资，是市场租耕合约的例行项目。想来同期的让庇古大做文章的爱尔兰地主与农民，不会比中国的蠢那么多吧。
（《经济解释》之七十二；卷三第一章完）
第二章：产权结构与合约结构
在卷二我曾经指出，英语socialcost应该译作「社会耗费」而不是「社会成本」。二者的差别不大，而国内译作「社会成本」，不容易改过来，那我就跟国内的吧。另一方面，我把transaction cost译作「交易费用」，而国内译作「交易成本」。这里我认为差别比较大，因为「成本」有生产或与生产有关之意。我坚持「交易费用」的译法比较恰当。看来国内目前是向我坚持的译法改，若干年后，transaction cost会被一致地称为「交易费用」的。
一个思维范畴（paradigm）的形成，要有好几样因素的合并，也要论时来运到。这范畴的存在是任何重要科学发展必需的。思维范畴是指有共同的科学语言及兴趣的题材，促使一群的学者互相影响，把一门学说加以发扬。这观点Thomas Kuhn于一九六二年分析得相当精彩，这里不细说了。要提及的是学术上的一些范畴可以是死胡同，虽然参与者甚众，但搞了好些时日，没有什么值得勒碑志之，到最后溃不成军。三十年代末期兴起的凯恩斯学派，散于七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末期兴起的经济发展学说，败于六十年代末期。马克思的学说，起于十九世纪而终于二十世纪，长达百多年。有执掌政权的人视为至宝的思维范畴，其寿命比较长。算是死胡同的特征，是有终止的一天。
今天经济学盛行的博弈理论，于八十年代初卷土重来，屈指一算二十年矣。是一个思维范畴，也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但因为不能解释世事，我怀疑这范畴还会再盛行二十年。
第一节：一脉相传的三个范畴
一个科学范畴的兴起不容易，也不可能历久不衰。走进死胡同的有个尽头，但大有用场的在衰落后还是一脉相传，永不止歇，影响跟而来的发展。个人之见，经济学的传统大致是由三个相连的范畴组成的。
第一个范畴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史密斯（A. Smith, 1776）、李嘉图（D. Ricardo, 1817）与米尔（J. S. Mill, 1848）。这范畴肯定了人的行为是以自私为出发点，建立了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架构。然而，这范畴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人的行为，而是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
第二个范畴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参与者人多势众，中心人物是剑桥的马歇尔（A. Marshall, 1890）。这范畴引进数学的微积分，把自私处理为在局限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带出了差不多无所不在的边际相等原则（equi-marginalprinciple）。马歇尔与柏拉图（V. Pareto）当时对解释行为很有兴趣，认为「解释」是经济学的主要用场，但可惜他们对产权没有深入的理解，而又漠视了交易费用。这二者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局限条件，任何程度的疏忽都会给解释行为打个大折扣。
第三个相连的范畴是本卷的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了。这范畴主要是为解释行为而起，重视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问题是，这两项局限的调查、考证、简化，然后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非常困难。可以做到，而做得好解释世事如有神助。困难是考查与一个现象有关的这两样局限，动不动要三几年的功夫。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转眼之间已是日暮黄昏。
我认为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分析与八十年代再兴起的博弈理论，主要是因为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过于困难。知道是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但不知其性质及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怎样转变，新的理论就容易出现了。但因为这些理论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局限，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就推不出来。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有新意，言之成理，也有假说，但就是不能验证，因而没有解释力。
今天，新制度经济学有三条路可走。我选走的是考查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局限，而不走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之途。我走的路没有「新」理论可言，来来去去只有两招：需求定律与局限下取利。重点是局限的考查与处理。
第二节：三个边际相等的量度
让我们回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离的话题上去。我要指出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成本没有分离。最后一个角度是我在一九七八年提出来的——是最简单的角度，所以能把问题看得最清楚。简单的角度能使我们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增加我们对产权界定与市场运作的认识。
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影响他人。这些影响可能有害或有利，又或者害与利合并一起发生。传统之见，是社会的资源使用若要达到最高社会利益，边际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要相等。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最高的利益，这二者相等必然可达，这点在卷二我是提及过的。有交易费用，产权的界定与市场的运作会减少私人与社会成本的分离。这后者是上一章关于高斯定律的话题。然而，边际上私人与社会成本相等（没有分离）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
第一个角度是庇古的。那是私人的边际产值等于社会的边际成本。以工厂污染邻居为例，这是指工厂产品的边际收入等于工厂本身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邻居的边际损害。这个看法是对的，但如果工厂污染邻居而又同时给邻居带来好处——例如节省工人的交通费用——这角度的看法就比较复杂了。
第二个角度是高斯的。那是私人的边际利益等于私人之外的边际损害。以牛吃麦为例，这是指牛吃隔邻的麦在边际上所增加的牛肉价值，等于隔邻的麦在边际上的损失。这看法也没有错，但如果牛对隔邻的影响是良好的——例如隔邻没有麦，而牛粪增加土地的肥沃——这角度就要补充了。
第三个角度是我的。那是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以工厂污染为例，这是指工厂的边际生产成本（私人成本）等于工厂本身的产品边际收入减除工厂污染的边际损害，再加上工人在边际上节省的交通费用，等等。那是说，一人做事万人当，一个天衣无缝的社会，是一人做事的边际成本，等于万人（连做事的私人）的总边际收益。
上述的三个不同的边际相等，是指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在边际上相等。这三个量度的数字不同，但其实所说的都是同一的结果。然而，因为角度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有深浅之分。我自己喜欢用第三个，因为最简单。在下一节我会示范，以这第三个角度看世界。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社会成本之谜》（The Myth of Social Cost），详尽地分析了上述的三个边际相等。史德拉（G. J. Stigler）读文稿后，来信说我不应该以三个不同的量度来表达同一回事。史德拉是个天才，他的思考方法我怎样也摸不准，更勿论仿效了。奇怪的是，其它天才如高斯、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等人的思考我跟进容易，因而容易地采用他们的思考方法。思想是很奇怪的事。我喜欢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经济解释》之七十三）
第三节：市场与非市场处理社会成本问题
上文提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的情况，最简单的看法是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社会的总边际收益当然包括私人的边际收益，而私人之外的影响，在边际上有利的要加，有害的要减。
问题是，私人成本是指私人生产或做事不可不支付的成本，但有些对外人的影响，有害的可以不支付，有利的却收不到钱。是因为这些不需要付费或收不到钱的影响而导致私人与社会成本有分离的。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明智独裁者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导所有的资源使用分派，社会的每个成员唯命是从，且言而有信，而收入的分配恰当无瑕。只要交易费用不存在，一个社会可以完全没有市场而解决了任何与社会成本有关的问题。
困难是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有交易费用：独裁者不可能那样明智，社会成员不会言而有信，而收入的分配可能大打出手。产权的界定与市场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起，而市场运作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但因为有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从传统看市场与社会成本问题，最完善的情况是每个社会成员无论做什么，凡对外人有影响的都有价，每项影响都在市场成交，有利的收价，有害的付价。我办厂生产，产品对你有利，你要就给我钱。我的工厂污染你的家，若不受污染的权利在你手，我就要给你一个价而使你受之。你到我的工厂工作，因为工厂在邻近能使你节省交通费用，工厂位置的话事权在我手，我给你的交通方便你要给我钱，或减少我给你的薪酬。
是的，要是每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都有价，以价成交，而每项价格的厘定皆与边际成本看齐，社会成本的问题不会存在。这个传统看法没有错。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是交易费用存在，所以不一定每项影响都有价，不是每项都以价成交，而价格的厘定也不一定与边际成本看齐。然而，如果有产权的界定与市场的运作，社会成本的问题会因为有市场的存在而减少了。这看法也没有错。
没有错的看法，可以有重要的忽略。上述两个看法忽略了的，是对外人有大影响的行为，可以完全没有市场，没有任何指导，而又完全没有社会成本问题的——私人与社会成本不分离。
让我举弹钢琴的例子。一个钢琴好手整天在家中弹奏，自得其乐。邻家住一个音乐迷，对琴手的弹奏听得清楚，既欣赏而又享受。没有市场交易，这知音人不需要付费给邻居的琴手。问题是，这琴手往往弹个不停，虽然听来悦耳，但可能弹得太多太久而使邻居的知音人在边际上的享受变成负值。那是说，弹奏开始后，邻居知音人的边际享受价值虽然下降，却是正数（总享受价值上升）。这知音人达到最高的享受价值时，其边际享受价值是零。琴手若再弹下去，邻居知音人的总享受就开始下降了——边际享受是负值。
让我假设琴手每天弹奏四个小时，邻居知音人的享受价值是最高的。那是说，弹奏四个小时的最后一分钟，邻居的边际享受价值是零。重点来了：如果琴手刚好弹奏四个小时就自动停止，那么完全不用市场交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是完全没有分离的。
要明白这重点，我们回到上一节的第三个衡量社会成本问题的角度去。那是私人的边际成本若等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的话，私人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没有社会成本的问题。琴手在家中自奏自娱，不顾邻居，他的均衡点是私人弹奏时间的边际成本与私人自娱的边际收益相等。邻居免费欣赏，大享其乐，但到了享受最高的四个小时的最后一分钟，邻居的边际享受收益是零。把这零的邻居边际收益加到琴手自娱的边际收益上，得到的社会总边际收益与琴手的私人边际收益相同。这是说，只要琴手弹四个小时就自动停下来，他的私人边际成本会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相等。没有市场，毫无引导，对邻居的有利影响甚大，但在边际上私人与社会成本相等。这也是说社会成本问题不存在。
结论是明显的。我们不能单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的或大或小，或有没有市场的交易处理，而知道资源的使用是否脱离了社会的整体的最高利益。我们往往更无从肯定，没有市场处理的社会影响或效应，是需要政府干预或修改的。
试看另一个例子吧。曾经作戴卓尔夫人经济顾问的华达斯（A. Walters），研究飞机场的噪音对邻居的不良影响有一段日子。一九七二年他告诉我，无论飞机升降的噪音多大，新机场的建造一定使邻近的物业价值上升。后者显然是因为机场的存在使邻近物业的商业价值上升。噪音为害，是负值；商业增加有利，是正数。后者高于前者，物业的市价就上升了。从上文提出的角度看，物业价格越上升，机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是说，只要物业价值上升，噪音是以多为上的。
有趣的是，凡有新机场的建造，邻近的业主必定联群反对。那是为什么？答案当然是为私利。他们要机场，也要政府给他们一点补偿。政府的困难，是不可以声东击西：说要在甲地建机场，然后突然转到乙地去。
也是一九七二年，是暑期吧，华达斯和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进午餐。一位不速之客，是一位年青的造访经济学教授，要求共膳，我们当然同意。这年青教授可能听到我是高斯学说的「御用阐师」，一坐下来就破口大骂高斯定律。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过狗吠的有害之声在市场成交，所以高斯定律不可能对。我心中有气，立刻响应：「胡说八道！狗吠之声天天大量地在市场成交，作为经济学教授你怎会不知道？你去买或租用公寓，较好的一致说不准养狗。你要养狗，就要找独立的房子居住。独立房子之价或租金是包括了狗吠之价的！」华达斯在旁听，大声叫好，使那位年青教授面红耳热。我打圆场，笑对华达斯说：「你也不知道吗？」
社会成本的分析起于为政府政策作建议，要改进社会。这是庇古的传统，与解释行为或现象扯不上关系。自高斯之后，因为引进了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重要的局限条件，社会成本的分析才开始有解释行为的意图。
这一节我示范了如果采用一个简单的角度看社会成本，要真的改进社会谈何容易！没有市场，不用政府指导，社会不一定有传统所说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的存在与运作，不一定以明确而直接的价格成交。如此类推，我们知道高级住宅与低级住宅的建造通常以区为别，不是为了歧视，而是为了减低私人与社会成本的分离。城市人口集中，互相污染，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陶渊明的生活，而是人口集中所带来的互利，高于人口集中的互损。这也是减低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现象了。
由个人自由选择来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不一定要有直接的市价成交，但要有私有产权。这后者是社会可以容许的、个人负责最高的局限条件了。究竟私有产权是什么呢？
（《经济解释》之七十四）
第四节：私有产权的结构
今天经济学用的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的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这定义与法律书籍的不尽相同。经济学的需要是以权利界定作为局限条件的约束，希望能以之解释人的行为：局限有变，人的行为也就跟变。法律的需要是以权利的划分来协助法庭的裁决。
六十年代中期我参考了不少西方的法律书籍，追查过他们的土地产权演进的历史。西方法律最明确的私有土地产权，称作fee simple absolute。这包括私人的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永久年期（perpetuity）与自由转让权（freely alienable right）。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权不重要，可有可无；永久年期比较重要，但不需要「永久」，有足够的年期保障，或有明确的规例可以延期，就可以了；自由转让权则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
我提出的、为经济学而用的私有产权的定义，是由三种权利组合的：私人使用权；私人收入享受权；自由转让权。因为任何产权制度都有几种权利的组合，产权是一个结构。让我分述这三种权利，然后略谈所有权。
（一）私人使用权
这是指由私人或个人决定使用资源的权利。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但不一定是自己使用。房子是我的，我有权决定将之毁坏，或在不干扰外人的情况下把它烧掉。一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不准外人进入，但我也可以决定作为公用，只要外人不在土地上作非法之事，他们要在地上游玩我不管。重要的是我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事实上怎样使用是另一回事。
汽车是我的，我有权借给你用，或租给你用。你借用或租用我有权约束你的用法，你不守信在原则上我可以诉之于法。这是我的私有（决定）使用权与转让权合并的行为了。
私人的使用权是指有权私人使用，但可以不私用。重点是有权决定由谁使用和怎样使用。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使用权的范围一定是有约束、有限制的。这就是高斯所说的权利界定（delimitation of rights）了。
私人使用权的界定有用途（权项）的约束，而每种用途也有上限（权限）。没有用途的约束或上限，他人的权利就不能受到保障，私有产权就不能在社会中成立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这些约束往往有疑问。例如一块土地可以作住宅、农业、工业或商业用途，而在这每项中又可以再分类。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一块土地应不应该有用途项目（权项）的约束呢？而若要有这约束的话，选择从何而定？政府或议员的选择是否以社会的利益为依归？指定了用途的约束，其用途的上限（权限）为何又是问题。一幢楼宇可建多高，可占私产土地的面积多少？这些又怎样选择了？
使用权利的界定不可以没有约束或规限，但怎样约束或界定是大问题。议员或执政者以自己的利益作决策，当无疑问，但这决策与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没有冲突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长线而言，资源使用的权项与权限的界定，会以社会利益为依归。然而，正如凯恩斯所说，长线而言，我们不免一死。柏拉图情况必然可达与人类灭绝是没有冲突的。这点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好些我们认为怎样也说不通的用途权项与权限的约束，一般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结果。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资源使用最高的利益，是使用的权项与权限能使社会得到最高的租值与消费者盈余的总和。这也是说，资源的使用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用值。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这情况的阐释就变得复杂了。
且让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你拥有一间二千平方米的房子，住的只有你一个人。这是你的鲁宾逊世界了。在这房子内，使用全由你一人决定。睡房要多大，床放在哪里，书房与桌子怎样安排，工作室又要怎样，等等。用途项目的增加，或一项用途增加上限，其它用途会受损。房子的最高用值，是每项用途的边际用值相等。这里房子只有你一个人使用，你要怎样安排使用就怎样；不用市场，也不需要政府策划，达到最高用值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假设你成家立室，一家四口使用这房子。没有市场，但作为一家之主你可能是「政府」。房子使用的项目与每项的权限如果由你作主，血浓于水，你的安排可能出自你的关心和爱。没有市场，一家之内以爱安排使用，又或者是礼尚往来，而有时施行民主制，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使用的安排。在这些处理下，每项用途的边际用值不一定相等。这是因为虽然没有市场，但有竞争，也有交易（制度）费用。然而，在这些费用的约束下，房子的总用值还是最高的。这后者是定义性（definitional）的结论了。
现在再假设这房子住的不是一家四口，而是几个陌生人。内里不一定有政府，但给我一个业主吧。这样，最可能的情况是各人租用房子的一部分，市场出现了。一个租客增加用地需求，可以向业主或其它租客洽商多租用。房子使用的项目与权限就由市场安排了。有竞争，也有交易费用，但考虑到所有局限，其总用值也是最高的。这结论也是定义性的柏拉图情况。
在私有产权的结构内，政府的出现通常是为了处理共享的地方或事项。以陌生人分租房子为例，厕所、厨房、信道等的使用与清洁等问题，可能由委员与投票的方式处理。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政府。今天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高楼大厦，每厦业主数以十计，像好些外地的处理方法一样，每座大厦有委员会，委员会有主席，其责任是处理公共事项，例如保安措施、大厦外貌的维修保养等。这些公共事项的决策通常是以民主投票作取舍：大厦外墙翻新要用什么颜色，不能各自为战，同一颜色的选择是不容易以市价成交的。
可以这样说吧，在私有产权的结构下，政府的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民主投票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问题是在多人的组合中，自私的行为对整体有利也有害。自私的行为是可以增加交易费用的，这点我们在卷二第八章分析过了。关于政府与民主投票的问题，本卷第六章会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让我们从房子与大厦的例子转到一个社会的整体来看使用权吧。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是私产。混合的产权制度自古皆然，虽然不同社会的私产比重差距往往很大。当然，不管产权的制度怎样，只要我们能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或政治费用的约束，在定义上（by definition）柏拉图情况必然可达。然而，一般观察所得，同样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用值，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含意交易费用（包括政治费用）高得惊人。
以今天发展得令人欣赏的中国为例，去年我作过大略的估计，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近十倍。以保护农业为理由不容易解释，因为北京当局也高举工业发展。以控制地价来增加政府收入作解释比较可取，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政府不采用其它增加收入的办法，尽可能使土地的使用回报率较为相近。
以经济自由而知名于世的香港，是一个示范上述困难的好例子！香港所有土地是官（政府）有的，私用地是由政府以卖地的方式租出去。租期够长，可以延期，其使用权与私产无异。虽说香港地少人多，实际上香港历来是空置的官地多于卖了（租了）出去的土地。空置官地的用值近于零。这反映土地的用值在边际上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香港政府不把所有的土地都卖出去？这样做会大幅度地增加土地的总用值，而类同土地的边际用值会变为大致相等。说政府要先发展土地才能出售，或要先移山填海，皆不成理由。土地的发展成本通常远低于地价，而在美国，土地的发展一般是由私人从事的。香港不仅有很多用值近于零的空置土地，而在工业已北移的今天，一些地区的工业大厦，市值低于建筑成本——这些地区的工业用地的市值是零。为什么香港政府不把这些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呢？
答案似乎是，香港政府历来以卖地的收入作为一项比较重要的经费来源。若土地一下子大量供应，地价暴跌，价格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的卖地总收入会下降，而若把所有土地一起卖出去，将来就再没有土地可卖了。这解释似是而非。土地若一下子卖清光，地价大跌是对的，但总用值会大升，若政府增加地税率，到某一地税率，从土地所得的按期税收会高于按期卖地所得。
另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政府先把一部分的土地以高价卖给了地产商，若再大量出售，地产商会血本无归，后者于是大搞政治活动，促使政府知所适从，保障地产商应得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看，在香港这保障使好些地产商大发其达。这解释是可信的，但不可尽信。为什么当初香港政府决定以小量逐步增加土地的供应呢？难道是个多世纪之前，香港的行政局与立法局的议员，是为地产商工作的？又或者当年议员们大都是可观的大地主？
政治的问题，我一想就头痛。希望上述的例子能使读者明白，我常说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最困难的地方，是考查局限条件——有关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约束。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使用权的界定不是法律写成怎样就怎样。没有明文的不成文法、风俗、伦理等，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约束权项与权限的效果。奇怪的是在以先进知名的美国，土地的使用权往往与明文土地法律界定的大为不同。土地法律指明某地可以怎样使用，说得一清二楚，但业主决定依法使用时，其它市民可以依其它法律提出反对，搞得满天星斗。是的，在美国，不同法律的互相矛盾司空见惯，是经济学者的研究题材，而律师因为这些矛盾而增加就业的机会，或多赚钱，是不言而喻的了。难道互相矛盾的法律是律师们的杰作？（第四节未完待续）
（《经济解释》之七十五）
（二）收入享受权
作学生时写《佃农理论》，无意间得到一个新奇的发现。那就是：一块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其租值收入如果不是全部界定为地主所有，而是某部分的租值因为有管制而变为没有主人的，那么该土地的使用在某程度上会有非私产的效果。那是说，有私人使用权的资产，如果没有被界定为私有的收入或租值，在竞争下资产的使用会有非私产或公共产的效果，使那没有被界定为私有的租值消散。
当时我对公海捕鱼的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理论有研究，但公海是没有私人使用权的。佃农的农地有私人使用权，只是台湾政府把地主的分成约束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低于市场的地主分成大约二十个百分点，而这后者的土地租值，因为农民的竞争而被农民的劳力增加代替了或消散了。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文内我有如下的回忆：
「佃农研究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题外话，是由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被约束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引起的。这项政府管制使佃农的土地增加生产，因为农户的收入高于另谋高就所得，所以在竞争下劳力会增加，直至农户收入等于劳力另谋高就的代价而止。按理直推下去，假若地主的分成百分比被约束为零，那么农户劳力增加的均衡点，会是农户的百分之一百分成的总收入，等于农户劳力的总代价。这样，土地的租值就全部消散了。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虽然在论文及书内我只以闲话方式处理。地主分成被约束为零，农户在竞争下使土地的租值变为零的效果，与一块非私产的『公共』土地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完全一样。我对租值消散的理论传统知之甚详（它起自von Thunen，然后经过A. C. Pigou、F. H. Knight及H. S. Gordon等人的发展），用不参考什么。
「当时我想，地主的分成收入是零，其土地的使用效果与『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一样，不足为奇。我又想，若地主的分成收入不是零但近于零，那当然与公共财产没有多大分别了。如此类推，地主分成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低于自由市场的分成率，在某程度上土地的使用总有点『公共财产』的效果。
「问题的所在很快就浮现了。土地是地主私有，但土地的收入权利却被压制。假若市场的地主分成应该是百分之六十，但被政府约束为百分之四十，那么百分之二十的差距是谁的权利呢？说那是农户的，但农户可不是地主，也不是土地的持股人，地主有权取回土地，自作耕耘。这样，百分之二十的收入权利就变得模糊不清。我于是想，要是政府把土地股份化，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交给农户，那么农户就不会在竞争下增加劳力来生产了。农户的产品会是百分之四十归劳力，百分之二十是农户三分之一的股权应得的租金，而地主的百分之四十的分成，则是他的三分之二的股权所得。」
关于租值消散及其中的谬误，是下一章的话题。但谬误归谬误，收入享受权若不被界定为私有，会有使用权公用的效果，是对的。上文引用的最后一段──以股份界定私有产权──是重要的。我将会在谈转让权时再分析。这里的要点，是私有产权必须包括有清楚界定的私人收入享受权。这观点还有另一些重要的变化。
古代的中国及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租」（rent）与「税」（tax）是同义的字。一个郡主（或大地主）向农民收租，在某程度上要管治，但当郡主提供保安、解决纠纷等服务时，他就被视为「政府」，而收的「租」就称为「税」。这里要注意的是，只要郡主或地主所收取的是一个按亩算的固定金额或粮额，不会因为太高而使农地空置，也不会因为产量增而增收，租与税对土地的使用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够低的固定租金按亩算，其效果就等于对资源使用没有影响的人头税（headtax或lump-sumtax）──那经济课本提及的非函数性（non-functional）的人头税。地租与地税于是完全没有分别，只是郡主提供的服务或多或少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抽的地税是地价的一个百分比，地价由政府估计，一定下来不容有变，这地税与固定的地租无异，也像人头税一样，对土地的使用是没有影响的。经济学者认为对社会不利的税，是指政府按有变动性的产量或收入来抽一个百分比（影响了资源的边际使用意图），或抽某产品物价的税（影响了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
与本节有关的有三点。第一，我们问：政府抽税是否削弱了私产拥有者的收入享受权？答案是：不一定。如果政府抽的是非函数性的近于人头税的固定税，而政府提供的服务有税之所值，那么抽税是出售服务的收入，可以看为间接地让政府服务在市场成交。有公共性的服务，往往要用强迫的办法收钱。
当然，政府可以胡作非为，乱抽一通；或滥发货币，以通胀的方式抽税；或乐善好施、劫富济贫，大搞社会福利；又或者诸多管制，使官员能上下其手。是的，我曾经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聆讯会议上，成功地指出租金管制是侵犯了私有产权，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第二，不管抽税是怎样函数性的──不管抽税对资源使用有什么影响──只要税收入了政府的袋，就是被占有了（appropriated）。收入被明确地占有──不需要被私人占有──租值消散的论点就用不：政府抽税的本身不会有公共产的使用效果。
第三，政府以百分比抽所得税（收入税）被视为影响了资源使用的边际意图，有传统所说的无效率，可不是因为抽税的本身，而是因为政府不是收入来源的资产的业主。对私产资源的使用政府要不是无权过问，就是要管也鞭长莫及，是抽所得税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基本原因。这点我们会在本卷第四章作补充的。
（三）自由转让权
产权可以转让经济学称为transferable，而法律书籍则称为alienable。后者可能是因为历史上，好些地区的地产不准卖给外国人，所以若准许卖给任何人的，就称作freely alienable。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古时的看法，欧洲历史也有类同的观点。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地没有劳力操作不值钱。一个强人要大享鸿图之乐，扩张版图是当时可使人民归顺的办法。你在我的土地上生活，就是我的庶民。大强人之下的地区各有各的小强人。要争取劳力耕耘的稳定性，一个办法是授予农民土地的私有使用权，收取农民的租或税，但不容许农民把土地转让或出售。是的，不容许土地转让是促使庶民附地而生的好办法。
作本科生时读中国及日本的历史，读到书中常提及的封建社会制度，遍查书籍也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封建」定义。最后我得到的唯一关于「封建」的特征，是土地不能自由转让。是的，就是到了四十年代初期的中日抗战期间，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逃难到广西的村落，那里的农地不准卖给村外的人。
上述的旧制度的崩溃，显然是工业发展促成的。工业发展需要人口集中，大幅度地增加专业生产，迫使某部分农民要离开土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应该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维新」只有一个重点：原来已有私人使用权的农地突然间加上了转让权。附地而生的农民及武士道跟大批地离开家园，涌到城市去。农地以价高者得，合并使用，而工商业的专业及贸易给社会带来的利益甚大，经济指数就立刻直线上升。日本从明治起的经济发展，是众所公认的奇迹。
没有转让权可以增加「附属」的效能不限于土地。美国的大学的体育球赛，商业价值甚高。观赛的票价外人的高于学生的，但学生票不能转卖给外人，入场时要查学生证。大学方面显然要鼓励学生进场，把他们安排坐在一起，大叫大嚷，增加场内的气氛。名士会所的会员籍，不能转让，因为要维持「名士会」的形象，但好些比较低档的高尔夫球会的会籍是可以自由转让的。
产权的转让，价高所得，可使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同样重要的，是转让权容许资产使用的自由合并。转让权也容许私订合约，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从而减少交易费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以市场的运作来获取专业生产的巨利，只有产品的转让权不足够，我们还要有生产要素或资产的转让权。
让我们停下来，总结一下使用权、收入权及转让权三者的关系。使用权与收入权息息相关。资产如果没有任何私人的使用权，就没有从该资产界定的私人收入。另一方面，上文指出，资产的收入权利如果受到压制，以至局部或全部变为是无主的，其使用就会有非私产的性质。有私人的使用权与收入权的存在，不一定有私人转让权──正如大学教授的办公室，是私用而又帮助私人收入，但私用者却不可以租出去。重点来了，凡有私人转让权的资产，在某程度上必定有私人使用权及收入享受权。没有这后二权的资产，出售者没有有价值的资产可沽，而市场是没有人会问津的。
可以这样说吧。一样资产凡有任何形式的私人转让权，某程度上必有私产的性质。二十年前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在国内调查我必问：牌照可不可以转让？承包可不可以转包？可不可以层层承包？负责人可不可以改名？房子可不可以租出去？小企业可不可以合并？等等问题。最轻微的不明显的转让权的容许，可能反映大而重要的改革。
最后我要略谈一下股份制的问题。你入股或买股份，下注的资金你有私人使用权。但下注之后，股份企业用以生产的资产一般是没有私人使用权的。你有股份定下来的收息（收入）权利界定，但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使用你可能只有微不足道的投票权。要是大股东胡作非为，你下的注就变成肉在砧板上，欲哭无泪矣。你投资股份的唯一保障，是可把股份转让卖出去。
显而易见，股份企业的股份转让权非常重要。卖出去是对企业的惩罚，收购（经过转让）可以控制企业。于是，股份若有转让权，资金的使用权还在股东之手。这样，股份企业是私产。股份没有转让权，企业就算不上是私产了。
（四）所有权不重要
香港的土地的所有权是政府的，没有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但如前文指出，政府租了出去的土地算是私产。邓小平先生提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前者私有，后者国有。这与推行私产制度是没有冲突的。一九八八年我与佛利民同意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私产制度是可以没有分别的。关键是私产可以没有私人所有权。
我的房子说是你的我不反对，只要你进来时要得到我的许可，而你进来之后我有权把你赶出去。然而，所有权在西方法律历史上是个大题目。那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所有权主要是用作鉴别。你在一本书签上名字，或是盖上印章，给人偷了，打起官司该书就要物归原主。欧西法律历史对所有权的重视，主要是为了可动产。牛群散失了，主人在牛身上作了记号，就保障了所有权。
就土地而言，在法庭的裁决上，所有权的概念到今天还有少许用处的。这就是少为人知的adverse possession法例。一块土地是我的，我向来不用也不管。你占而用之，过了若干年，我没有向你提出通知或警告，在法律上你可以申请而占为己有，我的所有权就失掉了。
十多年前研究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时，我指出没有私人所有权，处理会贬值的资产有困难，建议了一些补充的办法。对本节不重要，但可见于《再论中国》（一九八七年初版，二○○二年四月增订版）。无论怎样说，所有权的本身是不能增加生产或收入的。作为局限条件解释行为，产权的处理要重于使用权、收入权、转让权这三方面。
（《经济解释》之七十六）
第五节：合约结构与界外效应
合约是权利交换的承诺，也就是产权交换的承诺了。是要有转让权才可以交换的，所以合约的产生需要有转让权。转让或合约可以是政府与政府，可以是政府与私人，也可以是私人与私人。私人之间的权利转让，在某程度上必定是私产，有私人的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这点上一节说过了。我研究的是私人之间的合约安排。
本卷《前言》中提及，经济学的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分二大项：资源（或资产）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主要是加上了第三项：制度的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有很多种。单是劳力就有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分红合约、件工合约、佣金合约、小账合约等等。不同的合约是不同的安排，是不同的制度。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宪法，界定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是合约。钞票是合约一纸，支票也是合约，只不过在今天的世界，前者是私人与政府，后者是私人与私人。地契也是合约。
安排是现象，在今天的世界一般是可以观察到的──虽然有时因为不成文法或风俗习惯的协助，可以不言自明，要间接地才可以肯定。
合约是承诺，是关于权利交换的承诺。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这种承诺早已存在。我研读过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发觉其中所载要不是记事，就是合约。甲骨刻字成本高，没有人以之写情书。
今天在法律面前，有些口头上的承诺有效，有些需要明文写下来，而有些还需要有见证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例，而有些承诺可以与法律有抵触，另一些却不能。有关合约的法律是很复杂的学问，我研读过一段日子，但这里要分析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经济学的看法是每项交易都含意合约的存在。微不足道的物品交易，例如买一个苹果，也有合约的存在，只是提起合约的费用太高，没有人注意罢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成交，出售者可以说明出门不换、顾客留心、卖者概不负责（caveat emptor）。这里含意的合约比较明显，但因为是「卖断」（outright sale），一方收钱一方收货，之后互不相干，这合约只是简单的钱与货，没有结构可言。
除了上述的简单交易，其它的合约都是结构性的。那是说，除了价与量，还有其它条款，可以多得数之不尽，虽然条款不是全部写下来。你去租房子，可在墙上用钉挂画是不用在租约上写明的，不能在墙上开一个大洞也不用写明。有不成文法（普通法）的地方，用房子的日常损耗（ordinary wear and tear），如用钉挂画，是容许的，但开大洞就不是住所常有的习惯。法律或风俗的一个用途，是代替了好些写之不尽的合约条款，有节省交易费用的功效。我们不能单看明文合约的本身就知道合约的全部约束是怎样的，也不能见没有明文合约就以为合约不存在。
有些市场小交易，明文合约买家根本懒得看，以至一般顾客不知有合约的存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安装电话，电话的本身是从有专利权的美国电话公司租用的。我见简单文件背后的小字上说可参考该公司的合约，就好奇地花二十美元买这合约来看看。原来该合约有五百多页，大部分的条款是专业科技，看不懂。
我研究合约的主要兴趣，是资产或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我劳师动众地搞了几年，一败涂地，不谈算了。石油工业的合约我是个专家，但过于特别，没有一般性，本卷第四章只简略地介绍一些。
租用或雇用合约必定是结构性的。这是因为交换的权利只是资产的局部，只是一段时期，而不是将资产卖断，或断权成交（outright transaction）。土地是我的，租给你用，你给我的租金只代表一段时期的某些使用权及收入权的成交，在租约期间你和我的行为都会影响土地的使用及收入。事实上，产权没有卖断的合约，是双方合作的安排，互相影响，合约的条款是为约束双方的行为而设的，不管是明是暗，这些条款是多方面的。合约于是有结构性。
合约结构的条款一般地是约束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我称后者为收入条款，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例如租金可以固定、分成、分红、按利润算，等等。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收入条款厘定，订约双方会有不同的行为，于是合约中关于约束资产使用的条款就会跟不同；另一方面，使用的约束也会影响收入条款的选择。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互相影响是合约理论的重心所在，一九六六年我提出来，可惜当年只有三十岁，说得不够清楚。是本卷第四章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要说的是，有了收入分配的条款，使用资产的约束可以很多，虽然不一定全都写在合约上。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回到本章第四节关于使用房子的多方面去。原则上，几个陌生人分用同一房子，若以市场决定不同用途及权限，合约可以搞得非常复杂。再转到农业用地的例子去吧。农地的使用有土地的投资与改进、植物的选择、杀虫的工作、地耕的密度、收成的处理，等等。这些使用的合约条款的或多或少，会以农地的品质而变，以产品的市价而变，以交易费用而变，也会以合约的收入条款而变。
让我只谈一种使用：收成时的劳工使用。我们知道劳工增加，在边际上劳工的收成产量会下降。我是农地的地主，让我选以时间薪酬雇用劳工的安排吧。作为地主，要赚取最高的租值收入，雇用劳工的均衡点，是增加一个劳工一个小时的薪酬，等于这劳工在边际上的产值。
现在让我把同一问题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在多人工作的环境中，一个劳作者的行为会影响他人。依照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多加一个劳工会使所有其它劳工的边际产量下降少许。（这好比庇古的公路例子，多一车辆会轻微地阻碍其它车辆。）这「其它」的边际下降是损，而不管这「损」，多雇一个劳工的边际利益是其边际贡献减除时间薪酬。在租值收入最高的均衡点上，前者的边际损失与后者的边际利益相等。这相等与劳工的时间薪酬等于边际产值完全一样，只是角度看法不同。
边际的利益与损失不相等（时间薪酬不等于边际产值），从高斯的角度看庇古的分析，社会与私人成本是有分离的。这也是另一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而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从上述的分析看，界外效应的「无效率」的存在，可以是（一）没有私产，所以没有市场合约；
（二）有合约，但使用条款不够齐备；
（三）有齐备的合约条款，但某些使用的利益与损失在边际上不相等。
说「齐备」，是指合约的条款可以很多，因为任何资产的使用可以有多种用途，多种的选择与不同边际的益与损的考虑。因为有交易费用，合约的条款不可能全都写下来。有些不言自明，有些由法律或风俗约束，有些因为太琐碎而懒得管，而有些像本章第三节提到的钢琴佳音与机场噪音等例子，完全没有合约或市场成交，社会与私人成本不一定有分离。
是的，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界外效应分析，以不同的使用分门别类，单是公海捕鱼就有好几种。究其因，不过是说没有合约，或有合约而条款不齐，或边际的益与损不相等。因为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多方面，界外效应就有多种，每种的理论不同。这些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ies），是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力的。想想吧。同样的生产要素，每个行业都有好几种用途，世界上有多种行业，加起来的界外效应理论怎样算？
是的，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差不多所有行为对外人都会有效应的。何谓「界内」，何谓「界外」，是模糊不清的理念，可以大做文章，但只可以引起对真实世界认识的混淆。有一般性的看法是合约的结构。为什么某些对外人有影响的行为没有合约的约束？是因为没有私产界定？是有私产但交易费用过高？是有法律或风俗的代替？有宗教？有礼教？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不认识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经济解释》之七十七；卷三第二章完）
第三章：租值消散与价格管制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在国内译作「租值耗散」，又称「租耗」。我认为「消散」比「耗散」恰当。
租值消散是一套理论，是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同时又是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一个可取但不同的角度看同一问题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不同的角度可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可以较为全面地看，而有时看到新奇的，则有惊喜之情。其二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问题，分析问题的对或错就有较为肯定的答案了。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理念，如果我们知道看的是同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常对学生说：学问之道是要求其同，而不是分其异。我认为不断地求其同是懂得用简单理论的重要法门。
第一节：从公路使用到公海捕鱼
严格来说，租值消散的理论起于本卷第一章提到的庇古发明的公路使用的例子，虽然庇古本人显然没有想到租值消散的问题。有优质与劣质两条公路，都是从甲市到乙市去的。一条优而窄，另一条劣而宽。二者皆公用，驾车的人都选用优的，引起堵塞。庇古的兴趣，是选用优路的人阻碍了其它的驾驶者，但不需要负责，这导致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若政府抽取使用优路车辆的税，使部分车辆改用不堵塞的劣路，社会整体的利益会增加。
这一九二○年的例子于一九二四年得到奈特的响应。奈特之见，是优路堵塞是因为不是私产。要是优路是私营的话，业主会收费而使部分车辆改用劣路。换言之，如果优路是私产，业主大可收租，但该路非私产，是公用的，车辆的堵塞所导致的驾驶时间增加，会使优路的租值下降至零。那是说，原本是有租值可收的公路，因为非私产而引起的竞争使用，使驾驶时间增加的所值代替了租值，租值就消散了。
一九五四年，哥顿（H. S. Gordon）把奈特的理念搬到公海捕鱼的例子，提出了公共产（common property）会因为竞争使用者过多，增加了捕鱼劳力的总成本，而使应有的租值下降为零。租值消散这一词是哥顿提出的。公海捕鱼是好例子，而租值消散这个理念在方向上是可取的。然而，这奈特与哥顿的传统在几方面有大错。
第一个问题：跟庇古与奈特的公路例子，有优路与劣路之分，哥顿的公海捕鱼例子也有优区与劣区之分。在分析上哥顿显然遇到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怎样以逻辑证明在竞争下租值会下降至零。公海没有业主收租，说因此租金下降至零，是套套逻辑（tautology），说了等于没说。把鱼区分优劣来消散租值不仅牵强，而且带出另一个困窘问题：难道公海鱼区没有优劣之分，租值就不会消散了？
不要忘记，庇古当年把公路分优劣，不是为了看租值消散，而是要证明社会与私人成本有分离，把一部分车辆从优路搬到劣路，社会的整体得益。
让我把公海改为大湖，有鱼可捕，是不需要人工繁殖或饲养的。如果这湖是我的私产，要商业捕鱼为利，我雇用捕鱼的劳力工作单位之量，是边际（捕鱼）产值等于工作单位的时间薪酬。因为边际产值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平均产值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但在边际产值曲线之上。捕鱼的总收入是平均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而薪酬的总支出是边际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前者高于后者，其差别就是同期的租值了。大湖是我的，我有权决定捕鱼的人数多少（工作单位之量），捕鱼者的劳力薪酬是竞争下的市价，租值是我私人的收入权利。为了争取最高的租值收入，我会以合约的形式约束捕鱼的人数与薪酬。社会与私人成本没有分离，而租值在我手，不会消散。
现在假设那大湖没有业主，政府也懒得管，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捕鱼，半点约束也没有。再假设懂得捕鱼的人甚多，技能相同，而他们在其它行业所能赚取的时间薪酬也是一样的。又假设要参与捕鱼的人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金钱收入。传统的分析，是一个人若从捕鱼每小时所得的收获所值，高于非捕鱼的时间薪酬，这个人就会去公用的大湖捕鱼，直至捕鱼每小时的收获，与非捕鱼的时间薪酬相等。每个捕鱼者都这样做，他们的平均捕鱼产值，会与他们非捕鱼的时间薪酬相等。这样，所有捕鱼者的总产值（平均产值乘以捕鱼人数的总工作单位），就等于捕鱼者的总薪酬成本（平均时间薪酬乘以人数的总工作单位）。租值于是变为零。大湖如果是私产，有租值可收。如今大湖变为公共产，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下，捕鱼人数增加，增加了的薪酬成本代替了租值，租值就消散了。
租值消散的方向没有错，但分析却是错了。困难所在，是不管私产或公共产，每个捕鱼者的决策，在争取最高利益的公理下，捕鱼的边际产值要与时间薪酬相等。每个捕鱼者的「边际」产值等于时间薪酬，怎可以导致时间薪酬等于所有捕鱼者同期的「平均」产值的？那是说，每个人看「边际」从事，怎会整体变成「平均」？
正确的分析是这样的。让我们继续假设每个捕鱼者的时间薪酬与技能相同。多一个捕鱼者看自己的边际产值参与捕鱼，其它每个捕鱼者的边际产值曲线会向左下移动少许，所以每个都会减少一点捕鱼的时间。但只要边际产值曲线有一部分是高于时间薪酬的，其它相同的捕鱼者就会参进。继续多人的参进，会使每人的边际产值曲线继续向左下移动，每人的捕鱼时间会继续减少。均衡点是近于无数的人参与捕鱼，每人的捕鱼时间微不足道，而大湖的捕鱼租值就下降至近于零。
一九六八年我找到上述的「解决」分析答案时，以为是「执到宝」，发现了新大陆！殊不知过了一天，我突然发觉这答案与一八三八年A. A. Cournot的双头竞争（duopoly）分析如出一辙，只是他分析的是一样产品与两个出售者，我分析的是一样产品与无数竞争捕鱼的人。
当然，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没有见过无数的人竞争使用公共产，也没有见过每个使用者的参与只是微不足道。这是因为真实世界的人各各不同，时间成本与技能都不一样，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微不足道的参与任何生产，因为不方便而使边际成本大增。
然而，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简化而又抽象的理论，可取的可以推出含意来解释世事。我提出的无数捕鱼者每个微不足道的租值消散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含意。那就是如果捕鱼人数有规限，公用的大湖或公海的租值不会是零。支持这含意的事实是明确的。美国阿拉斯加州是公海捕三文鱼的胜地。那里捕鱼船只的数量有牌照管制。十多年前，一个牌照的转让市价高达二十万美元。这牌照之价是公海捕鱼的租值折现了。有数以百计的牌照，公海的私人总租值相当可观。（近十年来，这牌照之价大跌，因为好些地区以大笼在海中饲养三文鱼，使鱼价暴跌。奇怪的是野生的三文鱼大跌价，较少渔民捕钓之际，反对捕钓三文鱼的环保分子群起而出，大做新闻。为什么越少渔民捕钓，他们越要「保护」呢？我有答案，但不肯定，让读者猜猜吧。）
租值消散不一定要有过多的竞争使用者才会发生。一九六三年A. Bottomley发表了一篇少为人知的短文，颇为重要。作者指出，Tripolitania的草原，以气候及土壤而言，很适宜种植大有价值的杏仁树，但因为草原是公共产，没有人种植果树，而是把土地用作畜牧。于是，土地应有的租值就大幅度地下降了。
作研究生时读到这文章，我想，公地不植树而畜牧的直接原因，可不是土地公有，而是牲畜可以在晚上赶回家。植树呢？植在公地，晚上不可以带回家，不被他人砍下烧火取暖才怪。
是的，非私产的土地或其它资产，可以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而使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公用的草原用作畜牧，放弃了租值大有可观的植树用途，其租值变得微不足道，竞争使用就不一定有人满之患了。
在第四节我会分析租值消散理念最重要的谬误。
（《经济解释》之七十八）
第二节：否决价格准则的效果
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曾经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后者是价格厘定的分析，我在卷一第七章修改了马歇尔的剪刀分析，在卷二第九章加上讯息费用，使价格的厘定复杂起来。本卷第五章会分析价格厘定的困难与公司或企业的关系。
这里分析的是「价格决定什么」这个问题。传统之见，是价格引导资源的使用，起于史密斯的「无形之手」，是对的。但艾智仁的思维增加了另一面：价格是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这一提点，问题就变得精彩了。
从决定胜负的准则的角度看，市场是一种投票制度：投钞票。价高者得，是说我愿意投的钞票比你愿意投的多。吃早餐，我拿出三十块钱，得之，社会上总有一个人少吃了一顿，我是个优胜者。社会中，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在市场如是，在没有市场的制度下也如是，只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胜负准则罢了。
是艾智仁指出竞争无日无之，而决定胜负的准则千变万化。得到这个提点，一九六九年我看到在众多的准则中，只有市价这准则没有传统所说的浪费。任何其它准则在某程度上都会引起租值消散。这是因为以市价为准则，出价的人拿出来的代表曾经生产或服务的收入，钱的来源对社会有贡献，而收钱的人也获益。但如果竞争的准则是先到先得，要赶早排队轮购，排队花去的时间是成本，是社会的资源支付，但可没有对社会有贡献的产品造出来。排队的时间所值代替了物价，这部分是租值消散。
在卷一第三章第五节我举出香港大学分配教师住所的例子，以计分为准则，分高者得，鼓励了教师们为争取分数而付出与学术无关的代价。以武力取胜，付出的血汗是租值消散；搞人际关系，巧言令色的成本是租值消散；以「思想正确」为准则，背诵《毛语录》的时间是租值消散；论龄排辈，虚报年龄或虚度时光也有成本，在边际上总有一点租值是消散了的。我说过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这是说在众多的决定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没有租值消散。
我在本章第一节提到公共产的竞争使用会导致租值消散，不一定全部散掉，但某程度的消散是必然的。从本节的角度看，公共产的租值消散是因为没有业主而使竞争使用不是以市价的租值为准则。本章起笔时我说租值消散的理论是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这是因为高斯定律的主旨，是私有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撇开有政府参与的交易，市场交易以市价为准则定胜负，必定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局限的。
倒转过来，从高斯定律回头看竞争准则，如果非市价或非价格的准则被明确地采用，私产的界定必定出现了问题。手表是我的，你出价够高可以拿去。但我不会考虑你轮候十个小时，或是辈分比我高，又或是你的政治手法高明。这些对我毫无益处。
要小心了。如果你是一个迷人的女人，甜言蜜语，说得我飘飘欲仙，我可能把手表送给你。但这不是租值消散。你的行为使我大享其乐，是我愿意接受之价。同样，好些人愿意接受「人情」的交换。甲替乙打通某项门路，乙就送甲一份礼物。这也不是租值消散。事实上，人情的交换有价。佛利民说：真实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上述的准则规律不可以墨守成规。在私有产权的结构下，讯息费用及调整价格费用的存在，可以导致短期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情况，使某些非价格的准则被采用。更有趣的是好些时，一个出售者会刻意地把售价订于市价之下，引起非价格准则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对出售者是有利的。考虑一些例子吧。
一九七五年在香港度长假，因为几次买不到票价最高的座位看足球，我调查了为什么优座的门票先售罄。优座的票价较高，但还是供不应求，而廉价的劣座却供过于求，空置位甚多。这显示优座票价虽然较高，但还是偏低。那是为什么？
我跟花了十多个晚上，巡视多间电影院的售票处。那时香港的电影院的下层有前、中、后座之分，前座最差，票价也最低；上层有超等与特等之分，超等价较低。观察所得，与足球赛一样，电影院的下层前座的空置率最高，上层则超等空置率较高。这些也是显示优座的较高票价是偏低的。
我后来想到的解释，是如果优座不售罄，买廉座的顾客在开场后会静静地跑到优座那边去。以偏低之价使优座先满，是以顾客自己保护优座的权利，节省了监视的交易费用。
上述的过瘾假说当年使芝加哥的大师们吵过好一阵。他们不同意，但我是验证了的。我的主要验证很简单。电影院的下层优劣座位之间畅通无阻，上层也如是，但进了下层的却不可以跳到上层去。其含意是：一层之内优座之票先售罄，但层与层之间就不会有这个规律。证据是明显的：上层的超等比下层的后座为优，但超等的空置率高，后座先售罄。
我再作另一个类同的验证。香港当时有两间电影院很特别：上层的超、特等与下层的前中、后座之间只有数梯级之隔，进场后顾客可以上落无阻。其含意是，这两间特别安排的电影院应该上层先满。调查结果确如是。
让我转到另一个例子吧。六十年代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以香港置地有限公司为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件租务大案的审判中，香港置地的经理直言，他们的商业楼宇所订的租金大约比市场的低百分之十，因为他们要保持一队「健康」的候租者（maintain a healthy queue）。为什么可以多收而不多收呢？我的解释，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候，现存的租客会比较遵守置地公司定下来的规例，而交租也会比较准时。这含意也是证实了的：比起其它商业大厦，置地的租客以「循规蹈矩」知名。这也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促使置地公司把租金订在市租之下。
又举另一例。在繁忙时间，超级市场的顾客要排队付钱，等十多分钟是常见的现象。时间宝贵，为什么超级市场要顾客「浪费」时间？市场的老板可以指明在某段繁忙时间加价百分之三，使顾客择时采购。太麻烦吗？恐怕顾客光顾另一家吗？那为什么一间有多个收钱出口的超级市场，不指定一两个收钱出口加价百分之三，其它的出口不加？这样，时间比较宝贵的顾客就不需要排长队，其它的排队可也。但超级市场可没有那样做。他们有做的，是为购买件数少的顾客特设收钱出口，以免买一包香烟的要等十多分钟。为什么不为时间宝贵的顾客特设附加费的出口呢？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假说，我曾经在繁忙与非繁忙时间站在不同的超级市场观察，看手表，数手指，使外人以为是发了神经。但假说被证实了：有多人排队，收钱的员工的动作比较快，快得多。监管员工有费用，超级市场以顾客排队作动作速度的监管。这也是交易费用的解释了。
再举另一个类同的例子。昔日的香港与今天的国内，比较低档的食肆，生意滔滔的，在繁忙时间让未有座位的顾客站在进食者之旁，干扰进食者。为什么要这样做？让进食者吃得舒服一点不好吗？我的解释，是让待食的干扰进食的，进食的会早点离去。
因为交易费用而导致的非价格准则的行为，不代表租值消散，因为这些行为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在边际上，非价格准则所增加的费用会与其贡献收益相等。
（《经济解释》之七十九）
第三节：价格管制理论的性质
价格管制（pricecontrol）是常有的，经济学课本总要花些篇幅分析。严格地说，这些分析说不上有什么理论，半点解释行为的用处也没有。课本之外的专业文章，比较深入地分析价格管制有的是，但也没有解释力。传统的困难是经济学者对解释行为的兴趣不足，没有认真地审查价管的局限约束，推出假说，然后以事实或行为来验证假说的含意。传统上，市场有价，市价被厘定了，引导资源的使用，就算是大功告成。但市价一旦被管制废除，经济学者就变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搬出「过剩」、「短缺」、「不均衡」等概念或术语来遮掩所知不足。
价格管制这回事，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美国七十年代初期的石油价格管制，有四巨册的条例，洋洋数千页，执行动员五万人！漠视了世界的复杂性，没有理论指导局限条件的考查，传统的价管分析是建造在浮沙上，很有点自欺欺人。基础上，这些分析有三个漏洞。
（一）基于马歇尔（A. Marshall）的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剪刀分析，传统的看法是价被管高于市，有「过剩」（surplus），低于市，有「短缺」（shortage）。按这分析，「过剩」是供应量大于需求量的差距，「短缺」是需求量大于供应量的差距。然而，需求量与供应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意愿」之量，并非真有其物。于是，「过剩」与「短缺」也是经济学者脑中的想象，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既然我们不可能望出窗外而有机会看到经济学者所说的「过剩」或「短缺」，只靠言之凿凿来作科学验证是没有内容的。
都是那剪刀惹来的祸。价格管制，价别于市，剪刀不剪，论之者大谈什么压力，但压来压去也压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来。我在卷一第七章修改那剪刀时说：「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这里补充：「过剩」是指多余，应该废除。
（二）如果供应量与需求量不等而产生的过剩或短缺不是真有其物，而是协助推理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在逻辑上有困难。这条路的推理程序的起点，是在价格管制下物品或货品不能清市（marketdoesnotclear）。但怎可以有不清市的情况呢？社会竞争取物，市价只是多种竞争准则的其中之一。价低于市，排队轮购，或走后门，或大打出手，或论资排辈，凡此种种，能付而又愿付代价高者胜，不能或不愿者败，物品的分配必定「清」得一清二楚。就算是因为价格管制而使有关的物品停止生产，其市之清也正如好些我们需要的物品不见于市一样。
（三）物理学所说的均衡（equilibrium）、不均衡（disequilibrium）、不稳定的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等词，是用以描述物体的动态，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这些术语搬进经济学，变为概念，与事实无关，无从观察。数之不尽的经济学子，以为均衡与不均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被误导了。前文所说的过剩或短缺是指不均衡的情况，但既然过剩或短缺皆非事实，无从观察，均衡与不均衡也类同。
卷一第一章第六节指出，经济学所说的均衡是指一个假说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不均衡则是指这样的含意不存在。一个假说的含意若是模棱两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就不可以验证，没有解释力。不均衡的「理论」是没有解释力的。这样的不均衡是因为理论的约束力不够，不能肯定地约束行为。要使不均衡的理论变作均衡理论，我们要补加条件来增加理论的约束力。在经济学上，这些补加的条件是局限条件——在科学方法论中称作验证条件。
要有明确地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那是说，要有均衡的理论——是要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的。从这个重要的角度看，价格管制是说，经济学者最熟知的市价，是他们从入门到教授用得最多的局限条件，但因为有价格管制而不能再用了！价格管制的效果被视作不均衡，是因为最重要的市场局限——市价——被政府无情地废除了。是的，那以「过剩」或「短缺」为基础的价管理论，不是不均衡那么简单，而是根本没有理论可言。
解决的办法是明显的，但不容易。你明知怎样可以爬上峭壁，但不一定可以爬得上。失去了市价为局限，我们要补加其它的，加到有可以验证（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而补加的局限愈多、愈精确，可以验证的含意也就跟愈多愈精确了。
但这里有两个困难，都不容易解决。其一是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能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坐在办公室内想象真实世界的局限而简化（不少学者是那样做），其命中率极低，更何况价格管制历来五花八门，各各不同，学者们又是怎样的天才，可以闭眼睛而猜中了？
其二是真实世界的局限虽然可以分类，但零散地数起来多如天上星。问题就是这样了。价格被管制，这个局限再不能用，要解释管制的效果行为，你要补加其它的。现在我免费把所有局限放在你的面前，你怎样选？为什么你选甲不选乙？有关的局限是从何而定的？
我们说过了，如果一样物品的竞争准则不是全以价格为依归，其它非价格的准则会被采用，而通常是以被管制的价格与非价格的准则合并使用。那所谓不均衡的情况，是指我们不能肯定哪一种或哪几种非价格的准则会用作补充被管制的价格。那是说，排队轮购可能是价格管制下被采用的一个非价格准则，但那只是一个可能，却不一定。这也是说，要是在价格管制下排队的情况减少，也是可能的。数之不尽的非价格准则可能被采用，但如果不能推断哪一种或哪几种的合并会出现，我们就没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不均衡，是指没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也即是没有理论了。
说竞争的准则有改变，就等于说行为有改变。能解释或推断在价管下哪些非价格准则一定会被采用，就是解释了价管下的行为或现象。以价格为准则，竞争者的行为，谁胜谁负，资源使用的效果，经济学者耳熟能详，而均衡的分析，大致上是举手之劳。价被管制，只要你告诉我哪一种或哪几种非价格准则会被采用，均衡的分析也是举手之劳，而竞争者的行为，谁胜谁负，资源使用的效果等推断，则易如斩瓜切菜矣。
很明显，分析价格管制的困难，不是因为非价格的准则会被采用，而是我们不知道哪些准则会被采用。那是说，价格管制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或推断哪些竞争准则会被采用。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选择分析。竞争准则五花八门，价格管制各各有别，我们要怎样处理呢？选择是要讲局限的，但上文说过，局限数之不尽，我们要怎样把有关及无关的局限分开呢？换言之，以选择竞争准则为目的的价管理论，推上一层，就是选择局限的理论了。
（《经济解释》之八十）
第四节：三个基础的价管理论
上文的结论，是价格管制的理论主要是协助在价管下选择有关的局限条件。因为这类管制各各不同，局限千变万化，这理论要有广泛的一般性。如下三个我们分析过的基础是重要的。
（一）艾智仁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但竞争的准则多的是，不限于价格。我指出除市价外，所有其它的非价格准则都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这样看，推断了在价管下将会出现的非价格准则，理论的均衡点是所有非价格准则的边际租值消散是零。
（二）高斯定律的提点：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是说，以市价作为竞争准则是要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样看，如果没有私产制度，竞争仍然存在，但会用上非市价的准则。这是说，凡是用上非市价的竞争准则，私产的界定必定出现了问题。虽然高斯没有那样说，但他的定律使我们能把竞争的准则与产权的界定挂。
（三）是我写《佃农理论》时无意间发现的。分成或租金或市价，是私产收入权利。如果这收入权利被政府压制，私产的使用在某程度上会有非私产的效果，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价格管制是干扰了收入权，在某程度上会导致租值消散。选用非价格的准则——例如排队轮购——的基本原因，是价格管制促成了非私产的效果。
上述的三个基础息息相关，大致上不可能错。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基础是错的话，三个基础皆错。（此前我说高斯定律有谬误，可不是说上文第二个基础的版本。）
不管是明还是暗，任何交易都有合约。合约的条款分两类：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一次买断的合约不是结构性的，只有收入（即价格）条款，但不买断的（如租约或雇用合约），除收入条款之外还有使用条款。后者合约是结构性的。价格管制主要是管制收入条款——私订之价被政府左右了，指定为高于或（通常）低于市价。有结构性的合约，政府除了管收入条款也可能管使用条款。
且让我先提出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一家小店子的月租是一百元，政府管制指明业主只能收六十元，那四十元的差距是谁的收入权利呢？说是租客的收入，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是不对的，因为业主可能到期终止租约，或诸多留难，或漠视维修，或停止水电，等等。如果政府说，那小店子的物业要以股权划分，百分之六十归业主，四十归租客，或以任何其它的股权比例划分，那么全部月租收入就是业主与租客（后者变为股份业主了）的私人收入，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但价格或租金管制从来没有那样做。如果上述的月租四十元的差距没有被界定为私产，某程度上租值消散的现象就会出现。
如果例子不是物业而是产品，好比一张市值二十元的戏票被政府管制为八元，我们问：那十二元的收入差距是谁的私人权利呢？没有明确的私人收入的权利界定，排队轮购或走后门的行为就会出现，某程度上也会导致租值消散。
价格管制是从来没有直接而明确地把收入瓜分界定的。但间接的收入瓜分往往是有的。我调查过香港战前楼宇的战后租金管制及美国七十年代的石油价格管制，二者的法例都间接地以复杂的条例来界定收入的瓜分，分得不很清楚，所以纠纷频频，有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种含糊的收入瓜分，显然是因为明显的瓜分是明显地夺取了业主或物主或生产者的产权，在美国是违反了宪法，在香港是违反了私人与政府订下来的地租合约。但不明显的瓜分有时可以作出明显的阐释。一九七五年在西雅图的一次聆讯上，我成功地说服在场的委员该市建议的租金管制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但这样的例子要靠其管制法例写得够露骨。
是的，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价格管制的目的是把收入再分配，而这样做是干扰市场私订合约的自由。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收入的再分配应该瓜分得全部收入的权利都有清楚的界定，以至私产的本质不变。但价格管制不是从产权划分入手，而是从干扰私产的收入权利下笔，然后试行以法例协助界定权利。这是不容易做到私产的本质不变的，而就是做到其交易费用也会大幅度地提升了。
政府不是那样蠢，不会不知道权利划分模糊不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虽然他们是从另一些角度看。上文提及的美国七十年代的石油价格管制，兴师动众，法例之多之烦，连专家也感到天旋地转。细察该管制的内容，我们不难发觉是为了公正，为了不压制石油生产，也为了界定收入权利。搞得风声鹤唳，通胀急升，经济衰退，但还是棋差一：一子错，满盘皆落索，那次庞大的石油价管对石油工业的主要效果，是大手笔而又间接地津贴石油进口，使中东的国家大发其达。
香港于一九四七年起执行的、战前楼宇的租务管制，到一九六八年其法例就修改了三十多次，鬼斧神工，目的也是要界定业主与租客之间的收入享受权。那是我参考过的十多个租管中最完善的了，堪称杰作。但香港当年业主与租客大打出手，而香港的公屋林立，六五年的重建风暴与跟而来的银行挤提，皆拜租管之赐也。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收入瓜分不够清楚，某程度的租值消散是无可避免的。这「消散」的行为大致分两类。其一是资产的使用或生产的行为会有改变，导致资源的价值下降。其二是合约的安排或行为会有改变，增加了交易费用。通常是这两类会合并出现的。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上两节我强调了非价格的竞争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价格管制通常会导致非价格的准则被采用。这里的重点是，改变了竞争的准则是改变了合约的行为，而租值消散的本身可以看为增加交易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重点。以市价定胜负是一种合约安排，排队轮购也是一种合约安排；有价格管制，合约安排就有了转变。另一方面，排队的时间成本是交易费用，而以这对社会没有贡献的时间所值来取代价格，是租值消散。这样看，在价管下，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增加是同一回事。
现在转到最后的「破案」点。上一节的结尾说：因为竞争准则五花八门，价格管制各各有别，价格管制理论其实是选择局限条件的理论。要怎样选呢？答案是：把租值消散倒转来处理！价格管制，因为收入的权利界定不清，会引起租值消散。但租值消散可不是为了消散而消散的。我们不可以把看来应该消散的租值，在边际上消散了，得到了均衡点，就草草了事。正相反，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的公理下，每个参与的人都有意图减低租值消散。依照这个公理，在价格管制下的租值消散，必定是在局限条件约束下能争取到的最低消散。
这是说，有了不明确的收入权利界定，而这界定不清的收入有租值消散的倾向时，所有有关的人有意图在局限下把这消散减至最低点。选出来的资产使用与生产的改变，会是在局限下资源价值下降最少的改变，而合约行为的改变，也会是在局限下交易费用增加得最少的。一般而言，在局限约束下，价格管制的租值消散，是资源价值下降与交易费用上升的最低合并。同样，非价格的竞争准则的采用，也是在局限下租值消散最少的选择。
要解释价格管制引起的行为或现象，我们要考查的局限包括管制的法例，其它有关的法律或风俗，被管制的物业或物品的性质，等等。我们作选择与阐释这些局限时，注意力要集中在哪些局限可以让收入权利界定得较为清楚，及这界定的费用如何。价管引起的行为是租值消散的行为，均衡点是边际上每项消散是零，但整体的租值消散不是局限约束下可以避免的界定了的收入，而是剩下来的最低租值消散。
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引起的天台木屋僭建，大房东、二房东、三房东等分租现象，收取鞋金或建筑费的盛行，等等，都是在局限下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
（《经济解释》之八十一）
第五节：租值消散作为理念
本章起笔时我说租值消散是一套理论，但若不苛求推理，租值消散可用作一个理念。不是很严谨的思维，但非常好用。我不明白为什么经济学行内不常用。大约从一九六三年起，在经济解释的思维推理上，租值消散这个理念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从来不秘技自珍，只是说出来少人注意罢了。
先从数学说起吧。作为工具，数学有两项重要的功能：其一是协助推理；其二是鉴别对或错。在经济学的推理上，有些人是完全不需要数学协助的，像戴维德（A. Director）、高斯（R. H. Coase）、嘉素（R. Kessel）、艾智仁（A. A. Alchian）等人，还有其它的，天生下来经济学的思维就好象是长在他们的骨子里，以感受来去纵横，差不多是天衣无缝的。不要忘记，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因为视野比我们广阔就比我们伟大得多。
数学的第二项功能很特别：数学是我所知的唯一的对、错分明的学问。当我说某经济理论不可能错，我是说据今天的所知不可能错，但到了明天，有了新的知识，却可能是错了。是的，历久不错的实证科学理论不多见，但数千年前的几何定理，今天还是对。以这项数学功能协助经济推理，对的数学结论不一定对，但错的却一定是错了。这个「不一定」与「一定」的不对称，是因为数学本身没有内容——内容是要由经济学者放进去的。放进了不对的内容，方程式说是对其内容还是错，但不管内容怎样，方程式说是错了的，其推理逻辑是错了。
以租值消散作为理念是可以协助推理的。租值消散是有内容的，全部是经济内容，没有其它杂物。这理念的对、错功能与数学的一样：对的不一定对，但错的一定是错。跟数学不同，租值消散理念说是错的，是经济内容错了。我喜欢用这理念，是因为以之判断错误，可以快如闪电，通常用不上几分钟的时间。好几次，到大学作研究报告的理论学者，方程式在黑板上写得满满的，我还没有看清楚就说是错了。不熟识的朋友以为我信口开河，但深知我的一见我开口就站在我那一边。快若流星，是因为租值消散这理念简单之极。
该理念是这样的：无主（noclaimant）的收入不可能存在。广东话的俗语早就说过了：「冇咁大只蛤随街跳！」类同的例子，是中国古时的一个故事。一群小孩在路上玩耍，见到一棵李子树满是鲜红的李子。该树显然是没有主人的，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去采李子。其中一个聪明的懒得动，说：「如果李子是可口的话，怎会还留在树上呢？」这分析是正确的经济学。
在卷二第二章分析盈利时，我说盈利（profit）来无影，去无，是无主孤魂。但盈利出现了，虽是「风落」（windfall），但有主人。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的租值，没有卷二第二章所介绍的租值概念那样严谨，而是指无主的、没有界定清楚为谁属的收入，在竞争下会消散，在边际上会下降为零。说是租值，是说有了权利界定或有了主人的会存在，但无主的会消散。在边际上消散为零，在边际之内可能还会存在，是因为竞争驱之不去，因而有了主人。举一个例，在公海钓鱼，任何人都可以钓，我的时间成本与他人的一样，但我钓技超凡，这超凡的钓鱼收入不会被竞争者掠夺，不会消散，我于是成为钓鱼租值的拥有者，是那时间成本之上的收入的主人。然而，在边际上，因为公海没有业主，钓鱼不收费，在边际上我的时间成本等于钓鱼的边际产值，我的边际租值是零。
我们要注意的，是数之不尽的经济分析，无端端地有一些无主的收入多了出来，应该消散而不消散，分析一定是错了的。这样的分析通常出自平庸之手，对或错皆无足轻重，可以一笑置之。但有些极为重要的分析，出自高人之手，也犯了同样的疏忽。作学生时写佃农理论，我一看传统的分析就肯定是错了。那是因为该分析有如下的含意：一个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他另谋高就的时间成本。在竞争下，这高出来的是无主的收入，冇咁大只蛤随街跳，不应该存在，所以传统是错了的。有趣的是，有无主收入的佃农理论，曾屡次被数学证明为对。数学本身没有内容，哪管有主或无主，可以误导。话得说回来，当年看出传统分析是错易如反掌，但推出「有主」的理论却要花两天功夫。
租值消散的理念，加上我提出的在局限下这消散会减至最低，世界就变得多彩多姿。私有产权老早就出现，但因为各种局限，非私产的制度多的是。昔日以土地版图治民，不容许土地转让，是因为庶民附地而生可减少某些管治（交易）费用，但工商业的发展就迫要把土地制度改变了。
我曾经说天下间没有有价值的资产是纯真地、公共地、无限制地让所有的人竞争使用，毫无约束。有些学者反对这观点，认为纯真的公共产存在。公海捕鱼，是毫无约束吗？撇开不同的捕鱼者有不同的技能，或有不同的成本，公海租值因而不容易尽散不论，美国捕鱼区有船只大小的管制，有牌照的管制，有工具的管制，也有捕鱼季节的管制等。这些管制都协助了减低公海的租值消散，以致牌照有价。
好些经济学者认为政府的管制永远都是害大于利。这观点我有保留。的确，管制公海捕鱼，我们不难发现有好些法例看来是愚蠢的。例如捕鱼的工具管制，主要是以增加捕鱼成本的办法来约束捕鱼。是什么局限会促成这种在经济上说不通的管制呢？还是因为我们是局外人，对渔业所知不足？

到公众的、不收费的海滩游泳吗？你会觉得海滩享受的所值，在边际内高于你的时间成本。你的时间成本低于其它竞争使用者可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海滩的使用有管制规例。在海滩上什么可以做，哪些行为有约束，虽然大家不言自明，但规例有的是。这些规例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而设的。我可以肯定，如果香港的浅水湾的公众使用是毫无规例约束的话，时间成本中等的人不会到那里去享受一下。
无主的收入在竞争下是会消散的。凡有社会必有竞争。所以凡有无主的收入存在的经济分析，不管其数学模式如何了得，必定是错。这是租值消散作为理念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参与竞争的人都有意图减低租值消散，但要受到局限的约束。这样看，所有产权制度的安排，都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而起的，但因为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出现了。
私有产权，以市价为竞争准则，没有租值消散，但私有产权的形成只是不同的局限条件中的一个选择。因为局限有变化，非私产的制度安排绝不罕有。非私产当然有较大的无主收入的倾向。以公海捕鱼或公众海滩使用为例，其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推行管制使用的规例。另一种办法是，今天在香港的公立学校，昔日的共产中国，减少租值消散采用的是规例加上论资排辈，或以等级界定权利。然而，论资排辈，或分等级，我们也可从一个或多个私人拥有全部股权的公司或企业见到。这后者也是与减少租值消散有关的，又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因为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过高。这是本卷第五章的话题了。
（《经济解释》之八十二；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