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S.科恩
美国科学家、哲学家
8月9日至15日，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在京举行，众多分会场议题中，有一个很特别，这就是8月11日上午的“科学哲学：科恩与中国”。会议由清华大学教授曾国屏主持，发言的人有科学哲学家范岱年、邱仁宗和来自美国、英国的曹天宇、林春教授。这次来中国，科恩把自己两万册藏书全部捐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所以，会议还有一个议题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科恩颁发捐赠证书。
就在前一天下午，科恩与相关人员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就捐赠的细节与图书馆进行详谈，据悉，这批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一般哲学、科学哲学、哲学史、一般历史、科学史、科学家传记、政治学、政治学史、美国史、马克思主义研究、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犹太研究、德国和大屠杀、宗教、美术、心理学等，包括整套的“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维也纳学派丛书”等。其中有不少珍本和绝版，价值很难估算。图书馆将辟出专门的房间，统一放置这些书籍，并且在书上标注“科恩捐赠”的字样。
科恩，一个美籍犹太人，国际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为什么不远万里，把自己终生的藏书送给中国？
与中国的情结：始于李约瑟
今年84岁的科恩，已经是第五次来到中国。自1985年第一次来北京后，他基本上每三四年都要与中国学术界有一次交流。
然而，科恩自己披露，他与中国的情结始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科恩毕业于卫斯理大学物理系，战时从事过有关雷达的研究，后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博士后阶段又研究过哲学。他不但在这两所大学教授物理、哲学，还因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文献，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50年代初就在耶鲁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课程，受到学生欢迎。虽然他并非美国共产党党员，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也于1955年遭到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没能成为卫斯理大学的终身教授，被迫离校。之后，他选择去英国。在剑桥大学，他认识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李约瑟，从此奠定了与中国“亲近”的基础，同时，他对中国的友善，还受到来过中国多次的罗素的影响。
这个“亲近”的念头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付诸实施。当时，范岱年先生推荐的吴忠成为科恩的博士生。那时，科恩已经在波士顿大学多年，并任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主任。这是科恩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博士生（此前有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博士生），从此，他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拉开了帷幕。
1985年，在吴忠的联络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邀请科恩来中国进行为期22天的学术访问，并于1988年再次邀请他来华讲学。1992年，科恩来北京参与主持一次国际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通过这几次访问，他会晤了马克思主义专家于光远、龚育之，与逻辑经验论专家洪谦成为好友。1988年来访时，他还特别拜访了中国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在科恩心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引领他对中国哲学有所认识。1995年，他又来京参加为纪念洪谦举行的有关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洪谦—— 一个个人的回忆》的发言。
另一个方向的交流也开始频繁。通过科恩来到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的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越来越多，包括范岱年、邱仁宗、刘珺珺、金吾伦、胡志强等教授在内。“凡是找到他的中国学者，他都尽量给予帮助。”范岱年说。也许，感触最深的是现在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的曹天宇，他在8月11日的发言中反复提到科恩对他的帮助。
对中国的贡献：不仅是科学哲学
在科恩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之前，中国科学哲学界与国外的交往并不多，因此科恩是较早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之一。“那次来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范岱年说。
对于当时正从自然辩证法向科学哲学过渡的这一学科来说，科恩的讲座带有启蒙性。“都是这个学科领域里的前沿问题。”从当时的报道来看，科恩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科学哲学近40年来的发展”，“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学、宗教与伦理”，“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维也纳学派、黑格尔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现在看来，这些题目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当时却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每一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的学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同时，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还比较教条和僵化，科恩给中国学者带来了思想的震动。吴忠说，科恩对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的理解，就与当时国内一般流行的理解很不一样。科恩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而是历史地对待、具体地分析。而且，科恩认为科学与宗教并非严格对立。他的种种类似说法，在当时是很有启发性的。
而科恩的两项重要工作——从1960年开始每周一次的波士顿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讨论会以及他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都使中国学者受益，很多学者到波士顿都要参加这个论坛（已举行约900次）。科恩主编的享誉国际科学哲学界、已出版200多卷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中，有两卷由他分别与范岱年、邱仁宗合作编辑，用以向国际科学哲学界介绍中国学者的工作。
在“科恩与中国”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科恩说他是个一直致力于打破各种界限、打破各种壁垒的人，包括比如文理科之间的隔阂（他曾经编写过非常好的文科生用的物理教科书）、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在冷战期间打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壁垒）、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致力于推进统一科学运动）等，即使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他也既有分析哲学的著作，也有现象学—诠释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同时，科恩与一般的科学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读书极多、知识面特别广泛，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编辑、组织家，访问过许许多多国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是一个演讲家、评论家。他编辑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里程碑，不少学术论文也有很高的水平。范岱年说:“他的学术贡献是一个富矿，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
为中国发展建言：批判的同情
一个异国学者，对中国这一与他有着很多联系的国度具有怎样的情愫？科恩说，他抱持的是一种“批判的同情”。
科恩是西方权威的马克思研究专家，《世界科学家大词典》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辞条就由他撰写。他曾担任美国马克思研究会的主席。1988年，他在中国讲学的主题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科恩说，现在美国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很多，只是他们不掌权，与政府毫无关系。
对于当前的中国和世界，科恩说他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中国近年来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也有危险。1985年，他在中国城市看到骑自行车的人流，现在则是汽车的长流，这也许是进步，但也有危险。目前中国很多人不再重视马克思主义，但也有少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社会思想家，可是他们的影响不大。科恩深切期望，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这对世界学术会有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