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老母从其友人处借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一书,我拿过来一翻,见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雅量”之争的余波》。“雅量”之争我倒略知一二,好奇的是“雅量”之争居然还有个“余波”,这便勾引得我读了起来,没承想竟因此通读了全书。
那书中所说的“雅量”之争,指的是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发言呼吁领导党善待农民,招致毛主席的反唇相讥和严厉批判,双方为此发生争执,梁提出要考验毛主席有无接受批评或进行自我批评的雅量。但凡读过《毛选》五卷的人,大约都知道点儿这次事件的梗概,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至于那所谓的“余波”,若不是看了这本书,倒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是有一位名叫田仲济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在1962年写了一篇题为《雅量》的杂文,据说是针对郭沫若的翻案话剧《武则天》而写的,根本与梁毛的“雅量”之争毫不搭界。不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山东省党政领导的注意和调查,其后田在“文革”中又多次为此遭到批斗,罪名是影射攻击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判,为梁鸣冤叫屈云云。 区区“雅量”二字竟然引发了那么大的一场政治风波,甚而还产生了“余波”这样的连锁反应。掩卷思来,总感到有点诧异和费解。 “雅量”从语词上看有二意,一指善饮,疑应是其本意;二指宽宏的气度,料当是其引申义,如今最常用的多是这个引申义。《现代汉语词典》列举的例句是“要有倾听批评意见的雅量”,前述“雅量”之争的“雅量”正是此意。田教授在其文章中赞颂武则天有倾听批评意见的雅量,她读了骆宾王讨她的檄文后非但不生气,还很赞赏其才华。可见田所说的雅量正与《现汉》的例句同指。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雅量》门,记录了42则三国两晋刘宋时名士们的雅量故事。不过刘义庆所说的“雅量”,多指气度非凡、镇定自若、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等等高尚恢宏的品行情操,与前述《现汉》例句的用法还有一定的区别。 《清稗类钞》中也专设有“雅量类”一门,收集了98则清代名人们的雅量故事,从“清太宗(皇太极)释张春”讲到“李(鸿章)文忠举手谢过”等等,大都是皇帝如何优容臣下,权臣怎样礼敬僚属的逸闻趣事,有些读来甚至堪与武则天的雅量故事相媲美。可见词语也有个演变的过程,越到晚近,“雅量”的含义越贴近《现汉》的例句。用当今的流行术语来诠释,雅量实可与“宽容”互训,且多含有上礼下、贵容贱、长宽幼的意蕴。 雅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卓有雅量的人物,当然大都是些明君贤臣之类的上流人物。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民国年间,曾广被讥笑为大草包的军阀韩复榘,居然也很有些雅量。据曾在韩手下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回忆,当年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他愤然找韩当面抗议,态度相当强硬:“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韩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果然,韩统治山东期间始终信守诺言,教育经费不仅从未拖欠过,反而年年增加,也从未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韩的嫡系亲信们合谋要排挤何下台,结果碰了个大钉子,韩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说来也巧了,梁漱溟当年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是借重于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看来像韩复榘这样的一介粗莽武夫也不是不可能有点雅量的。 类似的故事要细数起来还真的不少,人们至今仍是津津乐道于许多大人物的雅量趣事,有些还传为佳话。前不久又读到一篇小文,题目就叫《说“雅量”》,讲到郭沫若、阳翰笙、彭德怀等几位现代名人的雅量故事,也批评了当今一些“星儿”、“腕儿”,特别是“官儿”们缺乏雅量的劣迹。作者认为:“在雅量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养和品行。”在他看来,能否拥有雅量,关键靠三点:一是平等的待人态度;二是宽阔的胸襟;三是宽容的美德。“而如今一些人之所以难有雅量,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以上几个方面的修炼不到家,素养与品行上尚欠火候吧”。 应当说这篇小文对“雅量”问题的概括和分析还是很精辟的,稍有良知者读到后应会有所警醒、有所鞭策吧!可问题又来了,若是那些最需要具备点雅量的人读了之后无动于衷,还是我行我素,甚至干脆不读;抑或更有甚者,连写《说“雅量”》之类文章的作者们也一并抓起来批倒批臭,我们又能怎样呢? 田仲济教授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民族传统是以具有雅量为美德的。”他说的不错,雅量原本属于道德范畴。一个人有没有雅量,有什么样的雅量,主要靠他内心的自觉,而不是外力强制,这点与法律不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总想给居上位的领导者或统治者们设定一点道德约束,“雅量”应该就是其一吧。因此,长期以来,国人便始终期望着当权者们个个都是富有雅量的政治家。陈寅恪先生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应该也有这层意思,即总是将顶尖的政治人物理想化为道德楷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便是这种理想的化身。 晚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记录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汤一介先生读了这段简文后发出慨叹:“这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条竹简,读它,我深感经过了两千三百多年,我国的领导者在对待批评上并没有什么进步,似乎反而大大不如鲁穆公了。” 载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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