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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明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zkygh1963 2007-09-20

  在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急火攻心的崇祯皇帝手下做事,明哲保身的老政客尚难以苟全生命,更何况是意气用事的一介书生? 
明代历史上有两大冤狱,一是英宗正统年间组织北京保卫战的于谦,他以谋反之罪被处死,二是崇祯时抗击后金有功的大将袁崇焕,他以通敌卖国被处以“磔”刑。两人蒙冤受屈,令人生怜。不同的是,于谦尚算幸运,他死后不久就得以平反昭雪,袁崇焕却因在蒙冤后不久明王朝就灭亡了,致使冤情被隐瞒达百余年之久。


  一介书生  投笔从戎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幼年时便到广西梧州藤县的莲塘村生活,入当地籍。袁崇焕早年走的是一条读书入仕的道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十五岁的他考中进士,被授予于福建邵武县知县,从此步入官场。

  袁崇焕生活的年代,大明王朝已进入它的垂垂暮年,万历皇帝勤于搜刮,怠于政事,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各级官员因循拖遢,贪污纳贿,欺压百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1616年,地处东北的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派出精兵十余万前去镇压,却在萨尔浒一战中大败而归。辽东战事顿时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

袁  崇焕虽是一介儒生,却并非腐儒。萨尔浒之战爆发时,袁崇焕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势,他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希望能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尽管他在中进士后就远赴福建任职,但一腔热血已经在内心沸腾。身居东南一隅,“为人慷慨,负胆略”的袁崇焕兵书不离左右,了解军事制度,研究用兵伐谋之道。执政之余,他设法向曾经在辽东驻扎、戍守过的退役将卒打听、讨论东北的形势,熟悉前线军情。时刻准备投身疆场的袁崇焕不久就等来了机会。

  1622年,在知县任上已满三年的袁崇焕到北京接受“朝觐”考核,类似今天的述职报告。当时,辽东的战局一天比一天紧张,努尔哈赤在攻陷沈阳和辽阳两座重镇后,又兵临广宁卫城(今辽宁北宁)下。袁崇焕再次表达了到前线杀敌立功的愿望,而朝廷也希望在这次基层官员的考察中选择有识之士参与辽东的战守。时任都察院御史的侯恂听说袁崇焕有些军事才能,就推荐他到兵部工作,考虑到他是一介书生,就安排他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一职。

  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六品,负责兵部文书的管理、军用地图的收藏,以及“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军政事务,是兵部最为紧要的部门之一。此时,关外军情吃紧,朝野上下乱作一团,职方司事务繁忙,人们却发现身为主事的袁崇焕没有了踪影。几天后,只身匹马的袁崇焕重现京城。原来,他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外考察去了。此次“亲历辽事”,让袁崇焕对边境有了直接的印象,他信心满怀地许下军令状:“给我拨一些军兵钱粮来,我一定能守住山海关”。

在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其信心、勇气和身体力行感动了天启皇帝,他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到山海关等处监军,并下拨20万两白银用来扩充兵源。袁崇焕终于迎来了直面敌人的机会。出关前,他去拜访了战败后“革职听勘”在家的辽东经略使熊廷弼,熊廷弼试探地问:“袁公准备在山海关采取什么策略?”袁崇焕胸有成竹地答道:“主守而后战!”熊廷弼甚是高兴,两人相谈甚欢。

到山海关不久,经略使王在晋派袁崇焕到广宁中前所做监军。该所在山海关外东北35里,这里荆棘丛生,虎豹出没,长期受八旗军兵的骚扰。袁崇焕在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在凌晨时入城,驻地将士深为其勇气所折服。

从袁崇焕的特立独行和英勇无畏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他杀敌立功的迫切心情。在他的职务节节攀升之时,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大。一次,他发现有军官虚报军兵人数,便将其处死。孙承宗大为震怒,斥责他说:“你只是一名监军,难道有权力擅杀将官吗?”袁崇焕自知理亏,只好向孙承宗顿首谢罪。其实,虚报军兵以从中谋利的作法在军中非常普遍,袁崇焕之举亦表明他在处理军中事务时独断与自负的一面。这种性格缺陷会随着他权力的增大越来越突出,擅杀毛文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一战成名 敌我皆惊

袁崇焕的治军才能得到时任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赏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重建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朝的边防线从宁远向前推进了200余里。

为了建立稳固的防守,袁崇焕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他清退了原来从河南、山东和西北等地抽调来的轮戍军兵,让他们纳银代役以作军费,并把省下来的粮饷供给给精锐军兵。他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袁崇焕鼓励当地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袁崇焕的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重新控制了天启初年被后金政权蚕食的土地。一个以宁远城为中心,以周边城堡为纽带的新的防御体系初具规模。

就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积极战守策略初见成效时,明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却在如火如荼的上演。宦官头子魏忠贤试图拉笼孙承宗入伙,遭到拒绝后,便罢免了他的职务,由主张消极防守的高第接替他的职务。高第上任后,强令袁崇焕驻军悉数撤回关内驻守,遭到袁崇焕的拒绝。他说:“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除非我死了,否则就不会后退一步”。但除宁远城以外的其它驻军还是被撤回,袁崇焕既失去了朝中强有力的援助,又失去了左膀右臂。这给了后金将领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他得意地说:“一个小小的宁远城,我用靴尖也能把它踢倒”。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十余万人,围攻仅有万人防守的宁远城。

袁崇焕得到战报,刺血为书,誓与宁远城共存亡。他命令城外守军撤到宁远城内,坚壁清野。在加固城墙、准备粮草、火炮火药和砲石的同时,为鼓舞士气,还把库存的白银全部置于城上,传令凡不避艰险打退敌兵者,即赏银一锭;凡临阵退缩者,立斩于军前。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军开始攻城。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次日,后金军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城门内外,土石飞扬,火光之中,后金官军腾空乱坠,死伤无数。努尔哈赤亲身前线指挥,反而被飞来的砲石击中,受伤坠马,只好下令撤敌。

宁远一战打破了“八旗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神话,是明军自与后金用兵以来获得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强悍的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的唯一一次败绩。它消除了明朝军队中多年的畏敌情绪。天启皇帝高兴地说:“这是七八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胜仗,真够扬眉吐气啊!”后金人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袁崇焕一战成名,他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全面负责关外防务。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等边地要塞,发誓要将戍守辽东的大业进一步推向深入。

天启七年五月,努尔哈赤的儿子、新任后金汗皇太极再次率军来犯攻,以雪父仇。他发重兵将锦州城团团围住。袁崇焕认为这里皇太极使出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招数,即明围锦州城,实际欲诱使自己出战后,再偷袭宁远城。他坚守宁远城,按兵不动,派出四千精骑绕到皇太极的后方发动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果然,皇太极围攻锦州数日不见成效,更转而进攻宁远。皇太极下令强攻宁远城,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皇太极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充分显示了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的军事能力,宁锦防御体系的构建为明王朝找到了一条遏制八旗军兵的有效方法。然而,由于此时操纵权柄的是权阉魏忠贤,袁崇焕拒绝与他们结党为伍,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诬陷为“老气横秋、胆小怯懦”,坐视锦州城于不顾。袁崇焕被迫回乡闲住。
一杀结怨  身败名裂

袁崇焕赋闲的时间并不长。天启皇帝在京城西苑游船玩耍时,不料掉到水里,染病而亡。崇祯皇帝上台后,果断地洗除魏忠贤势力集团,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批受打压的官员得以官复原职。

崇祯即位后,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朱由检问袁崇焕:“辽兵受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只要能得到您的鼎力支持,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崇焕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如果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宗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才、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宗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急躁,就姑用允诺五年复辽,不过是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宗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回到山海关之后的袁崇焕春风得意间,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尽心尽力。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他认为东江总兵毛文龙长期割据地方,要在辽东有所作为,一定要统一军权。于是便以阅兵为名,以手持尚方宝剑逮捕同时拥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当众宣布他的12条罪状,将其杀掉。此举既遭到众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

同时,皇太极汲取了宁锦战役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他决定避实就虚,绕开袁崇焕的防线,挥师遵化突入关内,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北京,解除了险情。

皇太极感到不除袁宗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就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设法招降他们后,授以反间之计。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崇祯帝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崇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朝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崇祯大为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将他处以极刑。

毛文龙和袁崇焕相继被诛杀后,一大批辽东将领投降后金,没有投降的也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明王朝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最好时机。故《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之死,在“五年复辽”的狂语和诛杀毛文龙之后似乎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死,既死在自己的书生意气之间,死在崇祯皇帝急切的复辽心理和狭窄的猜忌心理上。“五年复辽”的狂语可以蒙年轻的崇祯帝高兴一时,却骗不了这个疑神疑鬼的帝王;一味地诉求兵马粮草,成为要挟皇帝的口实;擅杀毛文龙、集中兵权的作法,成了作威作福的把柄。

崇祯帝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导致杀人太滥。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作法,不管文臣无将地位和功勋多么显赫,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因战获罪而死的总督有7人、巡抚有11人。他在位的17年,既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做事,明哲保身的老政客尚难以苟全生命,更何况是一个意气的书生?袁崇焕的死注定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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