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起源之我见——读《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有感

2006年7月6日，《文汇报》刊出了钱汉东《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同月26日《中国文物报》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及其他文博专家对上海作家钱汉东的此项学术研究，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徐苹芳说，读了《文汇报》上的文章，这是一家之言，从蛙纹演绎变化看龙纹的产生，有较强的说服力，符合逻辑，这是创新思维”，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钱文给我的印象胆子太大了，为了成全他的“青蛙说”，不惜把新中国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几乎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史前龙文物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它们“似是而非”，仅仅“只是略有点像龙的形状”而已。再自创“青蛙说”，把我国目前已知的七八千年的龙文化史，一下子倒退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如此“创新”竟会得到那么高权威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肯定”？誉其“有较强的说服力，符合逻辑”？让人大惑不解。     一、“青蛙说”在时序上不顺，尤其缺乏说服力     龙，从来就是一种十分神奇、十分虚幻，却始终与中华民族形影不离的动物，传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更使得有关中华龙的起源，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问题和课题。古往今来，从普通老百姓到声名显赫的大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龙卷说、雷电说；鳄说、鱼说、海马说、蛇说、穿山甲说、恐龙说、牛说、胎儿说，甚或各种动物的综合体的神化……近年又出现了金龟子幼虫蛴螬说等。今天钱先生又出一说——“青蛙说”，其核心是“龙起源于青蛙”，是“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史前时代”，其实证资料是距今3500年左右马厂型彩陶罐上的所谓“龙纹”。我们从这个多足蠕动的纹样观察，实在体会不到这个图案有哪怕一点点龙的感觉，相反更像一只匍匐于水底的、无甚作为的、变形的娃娃鱼之类的小动物(图1)。这倒不是我惊诧于青蛙与龙的形象差距太大，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巨龙的风马牛不相及而提出歧义，因为我本不持只认一种动物是龙起源的观点，只要你说的有道理，青蛙未尝不可以是龙的祖源。然而，相对马家窑这一只有3500年左右的、变体的不成龙样的图案，中国大地上比它早一二千年、三四千年的龙，早已栩栩如生、雄姿勃发。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C”形青玉龙，距今五千多年(图2)。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78米的蚌壳摆塑龙，距今近六千年(图3)。1994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4.4米的卵石摆塑龙，距今约六千年。1995年，辽西阜新县沙拉乡查海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9.7米的红石堆塑龙，距今约八千年。1996年，辽宁葫芦岛杨家洼遗址，发现了两条土塑龙，距今约八千年。另外还有一些发现。     其中不少龙的肢体形状，五官结构，甚至与晚近到清代的龙形十分接近了。它们的距今年代，远比钱先生研究了半天的图案早的多。清晰的面目，张扬的身躯，使我们很难把它们与晚了好几千年的、钱先生推论的青蛙联系起来。     “从蛙神到飞天龙”，钱先生给我们编出了一部让人看来十分美妙的三部曲：蛙→蛙图腾→驭水蛙神→飞天龙。细读下来，其表述很不慎重。从“蛙”演绎到“蛙的图腾”的主要依据，就是因为发现在马家窑彩陶盆上“蛙的周围画着众多的水波纹”，从而设想“让蛙来抵抗滔滔巨浪，保护丰收的田野，……遂努力将它变为图腾化的艺术造型”。谁都知道，青蛙的主要本领是吃庄稼的害虫，与水的关系仅仅是能出入于水，会游泳而已，要苛求、哪怕是想像青蛙能去抵抗滔滔巨浪，无论如何太过浪漫了。二部曲由莫名其妙的“图腾”发展到本领更大的“驭水蛙神”，仅仅是“将它们粗壮结实的双肢渐渐变成了四肢”。而三部曲再向龙形发展，则更简单，更轻率，只要给“‘蛙神’身上画上越来越多的腿”便成。于是，原来吃吃害虫，在水中悠哉悠哉的小青蛙，顿时“凌空飞动，成为驾驭万物、执掌乾坤的圣灵。于是，龙的雏形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诞生了……终而上天成为原始龙”。     《中国文物报》编者按语中所引的那些专家的话，让人很疑惑：因为早的多的、得到公认的、那么多的中国龙的文物，许多就是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同行考古发现的。对他们而言，都是历历在目，明摆在那里的。他们会否定“三星他拉玉龙”，否定“濮阳蚌壳堆塑龙”……？     中华龙起源，理应从早期的资料中推索寻找。钱先生避早就晚，舍龙就蛙，良苦用心得出的“青蛙说”，在时序上不顺，不存在概全的可能，尤其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中国龙的起源是多元的。可以证明的资料很多，为了不拉扯的太宽泛，笔者以新石器时代造型几乎各异，在显示动物学祖形方面比较清晰、比较可靠的玉龙为例加以说明。     二、中华龙的起源是多元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的神秘功能在先民的眼里愈发至关重要，与天地宗祖鬼神沟通的琮、璧、戚等礼器，都是用好玉琢制的。在辽西、内蒙古、徽、湘、鄂、太湖流域的发达地区，人们也用玉琢出龙形，足见龙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地位。     内蒙古三星他拉碧玉龙红山文化。凸吻略翘，嘴紧闭，鼻端平缓，洞形鼻孔，梭形双眼，颈脊上长鬣飞扬，恰似一匹飞奔的骏马。我们将其造型与奔马形体作一对照，比较一致(图4)。     辽宁建平白玉龙红山文化。有说像猪，有说像熊。近年不少持猪说的学者改说像熊。他们一方面从形象上分析像熊，另一方面依据出现红山文化重大遗迹的牛河梁积石冢内，有以熊为祭的重要迹象和出土熊首彩陶塑件，甚至附近有可能是当时先民作为山神崇拜的熊形大山。事实上，圆眼大头尖长嘴，利齿显露的，甚至肥厚笨拙的身体与当地的棕熊唯妙唯肖(图5)。     安徽凌家滩白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首尾相联的扁环形，鸡骨白色泛绿斑，此龙除背环一周明确的脊鬣，尤为形象的是龙首呈牛头形，头上两支微翘的弯角，直观就是当地水牛头上的双角(图6)。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良渚文化。玉龙组成比较特别，由四个同向龙首围成一个镯形。龙首分布均匀地浅凸于镯面上。嘴、眼、耳浅浮雕状，龙角、牙齿等一些细部用阴线勾勒。发掘报告描述它“眼和牙近似水牛或鹿，鼻如猪，角与耳非牛非鹿，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平面加一个侧面进行斜向观察，其形态和我国传统观念龙形颇为近似，……环曲的镯身，或可视作龙体的象征”。此类龙形，在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出土的璜、柱形器、山字形器管和小玉璧上多有发现。扁长吻，缩颈俯伏，面额仰天的身姿酷似一条浅潜水下，仅浮露鼻眼，随时准备猎取小动物的鳄鱼的形象。一排整齐犀利的牙齿，更是这一水中猎手的生动写照(图7)。     湖南澧县孙家岗的玉龙龙山文化。扁簿状，镂刻透雕而成。头顶有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腹下有雕镂逼真的龙脚(这恐怕是已知玉龙中最早发现龙脚的例子)。但蜷曲的主体，仍隐约能见“C”字形状。长吻、圆眼等独特的造型，同样具有鳄鱼的体态特征。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玦形玉龙石家河文化。外形极似红山文化“C”字形玉龙，只是头形不似红山猪、熊、马首形，而略与鳄接近。     以上诸玉龙，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典型玉龙。从动物学角度分析，主要是马、熊、牛、鳄几种，特征清晰，种类明确。     内蒙古地区广袤的大草原，在那里的动物主要就是牛羊与马。而马是其中最有灵性(所谓老马识途以及由人马情深演绎的马头琴的故事)和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和巨大的承载力等，是最受牧民宠爱而赖以生存(耕作、运输、坐骑、甚至果腹等)的牲畜。他们把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虚幻成神通广大的龙的形象——长鬣飞扬的三星他拉碧玉龙，合情合理。     辽宁建平白玉熊龙，形象为熊，熊的力量和其在当地动物中的霸王地位，也是令人敬畏的。将其虚幻神化成龙的形象，也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安徽凌家滩玉龙为牛首形，据了解，水牛在这一带，不久前还是农家的主要畜力，也是当地农民几千年赖以生存的动物，即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政府，也曾多次发布公告，严禁宰割耕牛，足见牛在当地人民生活中占据过多么重要的地位。凌家滩先民把这一具有神奇般力量，对农业丰产作出极大贡献的水牛，虚幻神化为龙的形象，顺理成章。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湖南澧县孙家岗白玉龙、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玦形龙，头形都似鳄鱼，而鳄鱼也正是长江流域及江南水乡地带常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有人分析认为，鳄鱼总是在冬眠之后在春天破穴决堤造成水灾，人们也往往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鳄鱼出没在波涛滚滚之中，便以为鳄鱼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们逐渐由鳄产生了龙神的形象和崇拜。     繁多的龙型，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玉龙各有祖形的现象，说明龙的产生其实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当地氏族先民所尊崇、敬畏的某种动物直接相关，与当时当地生存的动物种群有关。如鳄应该在江河沼泽的江浙湘鄂地区，而不应该出现在辽西的山区和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上；马的踪迹至今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这种与当时当地先民的尊重物紧密相连的特殊的造龙现象，直至以后仍会导致另类新龙的产生。如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商代人首双角龙纹青铜盉(图8)，汉代马王堆帛画上的人形龙(图9)，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鎏金银盆上的鱼龙(图10)，西藏大昭寺等建筑上的长鼻象首龙等等。其中人形龙的出现，说明受到尊崇、仰慕的首领、英雄人物等，同样可以成龙；唐代象鼻龙的出现，极有可能与当时佛教盛行有关。佛界有以象喻佛一说，因此，这里的象鼻龙是人们将外来的佛教界本已“佛法无比”的代表性动物进一步“龙化”的特殊产物。这一现象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仍能产生其不可思议的影响。总而言之，这种奇妙的、唯“龙的传人”独具的“龙”化的意识行为，实质就是将这种动物或人予以“神”化的过程。     三、余论     说到这里，人们会置疑：既然龙最早是由多种动物或人物演绎而来，为什么现在(甚或很久以来)我们能见的龙形基本一致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因为，龙，作为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领域里至关重要的精神载体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统治阶级主观意识和集权所在地域文化的左右，这也是新石器时代不同部族或区域，产生不同祖形龙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中国文明最终是在中原地区完成的。夏商开始，中国由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大统一国家。政权的统一，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渐趋统一。很难想象能让一位已经雄踞一方，并由中原土著文化孕育起来的首领或王(包括其统治群体)，会轻易变更一种在其思想上至尊无上的、早已根深蒂固的、经过多少年神化而成的威龙形象，而去接受另外一个地域的、面目生疏、毫无感觉、极为反感甚或交恶的龙形。而中原龙的基型其实早在当地的距今约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它就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大墓中的蚌壳龙。因此，一个以中原土著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其重要的精神载体——龙，理所当然地以当地仰韶文化的龙为基型，适当接受一些先进文化玉龙上能使神龙更加强大、更加美感的要素(可能是凌家滩、良渚玉龙上的角，良渚龙的长吻、利齿等)，使当时的玉龙更臻完美、更趋神化。至此，一条形式统一、上下尊崇的东方神龙，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终于雄姿毕现，腾云驾雾，横空出世。     中华民族——“龙的传人”也在中国文明形成的同时，名至实归，名副其实。     中华龙起源的研究，它同我们平常的许多学术研究一样，千万脱离不得历史大背景，否则看问题，得结论，极易失之偏颇。就以龙为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历代龙纹的形象、气质、风格、精神面貎，就不难发现一种令人惊奇，却又理所当然的现象。如汉代的龙“所向披靡，一身霸气”，唐代的龙“丰腴甜腻，纹饰华丽”，宋代的龙“穿花嬉水，玩世不恭”，清代的龙“披头散发，老态龙钟”……它们简直就是各个朝代的形象代言人。     中华龙的起源，我们当然同样要考虑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史前时代。那是个氏族部落社会，处于相当闭塞落后的状态，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意识形态，使史前龙的形象，几乎不可能统一。因此，无论论者如何“洋洋万言”，“理直气壮”，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一概全中华龙的祖形。更何况难以服人的“青蛙说”中的主角青蛙了！     以上这些只是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