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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家常以明主与昏君作为标准评估帝王，这比较符合辩证法的原理，明与昏是对立的双方，用在同一事物中，自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但有时也会殊途同归。比方以晋惠帝司马衷之昏庸折腾出八王之乱，以汉景帝刘启之英明同样出现七国之乱。不同的是，八王之乱不可收拾，七国之乱很快平息。
按常理，英明的君主应该是文韬武略无所不能，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昏君的专利，起码昏君自己这样认为。史书中记载的，那些英明的君主似乎都没有什么本事，而能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那些昏君似乎个个聪明绝顶，本领高强，而把天下搞得一塌糊涂，政治腐败、黑道横行、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所以，《吕氏春秋》说：“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 领队式的君主有作为 周文王姬昌是儒家狂热崇拜的偶像派政治明星，在位五十年，打了几场仗，生了一百个孩子。据说被囚羑里时写了一本书叫《周易》，后人常用它来算卦。这些似乎都和政治无关。余下时间他在做什么呢？忙着招贤纳士！就连出外游猎，也不忘这件事情。于是，在渭水北岸发现了正在钓鱼准备晚上回家炖吃的老汉姜子牙。周王朝奠定八百年基业的秘密就在这里。 齐桓公姜小白是姜老头的后裔，是姜家子孙中最露脸的一个。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他把祖宗的封地变成一流强国，美美地做起了霸主。他问管仲：“我喜欢打猎，喜欢声色歌舞，这样，对建立霸业有什么妨害吗？”管仲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妨害。不知道人才，有害；知道人才不用，有害；使用人才却不信任，有害；用了人才还亲近小人，使其搀杂其中，这足以坏事，有害！”于是，他信任管仲，把国事全托付给管仲。姜小白称霸四十年，召集国际和平会议二十六次，出征二十八次。他的讲话稿都是管仲代笔，包括“尊王攘夷”政治口号的提出，他只要照本宣科，背下要点即可自由发挥；至于出征，他只充当运动队领队的角色，他只关心比赛成绩，其它一概不管。他把齐国所取得的成就全都加在管仲的身上，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伟大君主的存在而青史留名。 楚汉相争，打了五年。这五年，基本就是一场长跑大赛，刘邦在前面跑，项羽在后面追。刘邦总是冠军，几乎没让项羽追上过，因为一旦追上，他就没命啦。但是，陔下一战定乾坤，项羽在四面楚歌中自刎乌江。这场胜利不是偶然的，里面没有丝毫的侥幸成份。刘邦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英明的君主不“作为” 我们再看史称 “文景之治”中的君主刘恒。汉文帝刘恒笃信“黄老学说”，崇尚“无为而治”，鼓励老百姓发展生产，但不是去到老百姓的地里指手画脚，今年种黄瓜，明年种大蒜，最后卖不出去烂在地里，让老百姓欲哭无泪。他命令诸侯不要人贡，废弛山林川泽的禁令，轻徭薄敛，减少政府官员的数量。刘恒自己也比较节俭，在位二十三年，从未修建过楼堂馆所，自己常身穿麻布衣服，把草鞋作为便鞋，他给自己修建的陵园低矮简陋，用瓦器陪葬，使后世的盗墓贼不屑打他的主意。即使这样，他还常常反省自己，认为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差。“文景之治”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仓库里存粮太多发生霉烂，串钱的绳索都被虫蛀断，真所谓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有钱国家富强。政治清明、百姓富足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流强国，再也不对匈奴的入侵畏首畏脚。到了刘恒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大举反攻，从此匈奴的国力日益衰微，再也不能成为中华的劲敌。没有刘恒的“文治”，就不会有刘彻的“武功”。 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似乎本身都无所作为，但却成就了大作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德。首先，他们胸襟广阔，气度恢宏，不在乎自己有多大的“功德”，而常常把功劳记到大臣的身上。其次，他们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这样使他们的身边人才济济。唐太宗李世民让宰相封德彝举荐人才，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很不高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以污蔑一代中国人？”使封德彝大为惭愧。其三，他们虚心纳谏，常常反省自己。李世民大修洛阳宫殿，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攻克洛阳，把隋朝的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现在效法它。这种情形，比隋炀帝杨广还坏。”李世民变色道：“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商纣王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和子受辛一样。”于是，李世民停止工程，赏赐张玄素。刘恒也是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甚至把外患的责任都承担下来。其四，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有的还亲自撰写《罪己诏》向国民发布。其五，他们执政的时代，很少有惩治贪官的记录。汉文帝刘恒的大臣张武等人接受贿赂，事情被发觉了，刘恒就把皇家仓库里的财物赐给他们，使他们内心惭愧，而不交给执法的官吏治罪。这种惩治贪官的办法很特别，但是不宜效法，因为在明主治下，政治比较清明，出现的贪官就像冬天里的蚊虫一样稀罕，即使给牠温暖也不容易存活。
头牌昏君发明了“万岁” 而昏君治下则是蚊虫的夏季，贪官多而生命力旺盛，氰化钾也奈何不得牠。 空前的良好感觉使某些昏君对大王、陛下等等称呼都不过瘾，于是，由宋康王偃先生发明了“万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万岁”这个东西就是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宋偃发明“万岁”以后，每到临朝，金殿上的官僚就会像触电一样猛跳起来，高呼“万岁！”紧接着，殿外的卫兵和老百姓一起发喊，直喊得地动天摇。可惜宋偃还不够聪明，如果再发明“红宝书”，人手一册，挥动着喊起来大概更带劲儿。以宋偃之昏，能够发明“万岁”这个东西，证明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他最昏的表现在于不自量力。宋国是弹丸小国，周围是齐、楚、魏这样的大国，他敢于横挑四邻，向三国同时开刀，比他的阿拉伯学生萨达姆还要“霸道”。当然，飞蛾非要去扑火，任何人都阻止不了。这种“昏”，绝对是由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造成的。 昏君最能摆臭架子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大举进攻齐国，连下70座城，齐军全军覆没，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小城还在坚守，齐湣王田地逃出首都临淄，投奔卫国。卫国盛大而周到地招待他，他却坐在卫君的的宝座上对卫君颐指气使，卫国只有停止供应他的饮食。他又逃到鲁国，鲁国派使臣到边境迎接，他要求鲁国的国君同样要站在下面听他的使唤，吓得鲁国封闭了边界不让他进来。照理说，有了这两次教训田地应该收敛一些，可是他到了邹国，臭架子依然照摆不误，最后摆到了领军前来救齐的楚国将军淖齿的身上，淖齿一怒之下，把田地吊起来，抽了他的筋。 摆臭架子是昏君特色，中外皆然。勃列日涅夫同志当年深居克里姆林宫，有事就让秘书打一个电话，东欧那些仆从国的首脑即使在睡梦中也得爬起，匆匆赶往克里姆林宫听从训示。这让人相信，如果有条件的话，勃列日涅夫同志肯定会把臭架子摆到火星上。
个人崇拜是昏君专利 与明主常常反省自己形成反差的是，昏君总是故作伟人之状，努力地让周围的马屁精们把自己涂抹成道德楷模，集天下美德于一身。苏共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是这样歌颂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列宁式的纯朴和博大精深、布尔什维克的坚忍不拔、深刻的国际主义、高度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集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随时准备对人民和党承担最重大的责任、坚定的性格和充满着仁爱之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高贵品质。”在如此凌厉的吹捧之下，这位书记大人迅速被提拔。于是，莫斯科红场出现两张巨幅画像，勃列日涅夫同志和革命领袖列宁并驾齐驱。而且，每年的十一月七日，老百姓都要抬着他的大照片满大街乱串，高呼着为他歌功颂德的口号。 当然，所有的昏君都喜欢个人崇拜，这要为制造个人崇拜积累资本，除了将秘书所写的讲稿都作为“重要讲话”结集出版之外，还要不失时机地表现他的个人“才华”。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到突厥汗国访问，受到启民可汗隆重的礼遇。杨广喜不自胜，在宴会上欣然赋诗一首“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为了粉饰太平，杨广经常举办大型歌舞晚会，仅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人，合唱队的人数更无法计算，杨广打心里往外想出任合唱队的领唱，或抓过乐器亲自演奏一首，但历史还没有给他这样的表演机会时他就完蛋了。 无论是明主还是昏君，都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他们之间只隔一层纸而不是一堵墙。像年轻时候的唐玄宗李隆基就不失为一个明主，步入老年后，昏聩得和杨广一样荒唐。如果明与昏之间是一堵高墙，他是不容易跨过去的。但是，无限的权力是不会为君主的作为设置高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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