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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经济学被称为世俗智慧（worldphilosophy），它总是试图揭开面纱，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行的。相比之下，常人对经济问题的感觉可称为世俗理性，或者如林语堂所称的“庸见”。 林语堂是我挚爱的大师，他认为“庸见”很伟大。对此我却不太同意，因为庸见并非永远可靠。长期的专业生涯告诉我，世俗智慧与世俗理性（庸见）时常会有奇妙的反差！ 随举一例，美国总统竞选总是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世俗理性由此断定，金钱是美国总统竞选成功的关键，一些媒体更因此直称美国的民主是“富人游戏”。然而，美国的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计量分析发现，金钱对提高美国总统选举的支持率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候选人的魅力。你看到候选人在选举中有许多金钱，其实也是因他的魅力而带来的，一个没有魅力的候选人也就是没有投资价值的“产品”，是不会有任何竞选资金流到他身上的（参见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魔鬼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 所以，作为真实世界的美国总统竞选游戏，与其说“金钱游戏”，还不如说是“魅力游戏”。如果你感觉美国的总统竞选过于陌生，那么不妨想一想去年的“超级女声”竞赛吧，到底是金钱还是魅力决定了李宇春的冠军当选呢？ 我们早晨看见太阳从东边出来，黄昏时目睹太阳从西边落下，于是得出了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庸见，大众也都觉得这样的说法并无不妥，可事实却是正好相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虽然是天文学上的一桩教训，但论到世俗哲学与世俗理性的差异有时候也是这样天差地别呢！ 这里再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它与我们目前还比较陌生的犯罪经济学有关（引自史蒂芬·列维特与史蒂芬·都伯纳）。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到了80年代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严重，这使得美国的犯罪学家在预测90年代犯罪率时普遍得出十分悲观的结论，有人甚至预测纽约这样的犯罪城市的街头将血流成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则再三强调未来六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和犯罪做斗争。但未曾想到的是，进入90年代后，美国的犯罪率居然一路下滑，甚至成了不那么重要的社会问题了。是什么使得世界出现了逆转？犯罪学家等各路神仙纷纷提出许多解释，如美国经济增长啦、美国的监狱制度改革啦等等，但美国经济学家却站出来，说你们全错了，美国犯罪率的下降其实是源于大约二十年前的一桩小事，就像是“蝴蝶效应”讲的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扇动一下翅膀结果引起了欧洲的一阵旋风。70年代，美国有一位妇女为自由堕胎，毅然将官司打到了美国法院。其结果，在她已经生了婴儿后，堕胎逐渐在美国一些州成为合法。 但堕胎导致的结果影响极其深远，美国的困难家庭不再生孩子而是选择堕胎，其结果美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罪犯也被堕掉了。美国经济学家发现，宣布堕胎合法时间早五年的州，其犯罪率下降的时间也较宣布堕胎合法时间较晚的州提前了五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快，有许多解释，从制度到发展战略不一而足，它们都有其道理。但一个重要的因素却一直被人所忽视，那就是婴儿出生和成长的生命周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策是鼓励人们生孩子，其结果婴儿大规模地出生，但在当时呈现的必然是净支出效应，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负财富和负经济行为，由此加剧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年的婴儿逐渐成长为劳动力，其在收支上的效应质变为净收入效应，或者说是一种正财富行为和正经济行为，这便是中国进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的年龄结构的图画。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形，老人少，年青人较多，小孩子比例最高。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演变成橄榄形，即年青人比例最高，老人和小孩都相对较少。 中国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形变橄榄形的过程便是中国劳动力增长的过程，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每新增100个劳动力中国占了30个，时至今日中国仍占到15个左右。价廉物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是中国吸引全球投资的根本因素所在，也是中国的财富源泉所在。 我们当然还知道，中国这些年储蓄率很高。这也有很多解释。比如说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或者干脆说相关政策对民营企业、对公民创业的阻碍，还有老百姓缺乏社会保障，中国文化喜欢储蓄，等等。然而，奇怪的是，政府已经在鼓励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上采取了许多办法、中国的一些地方（如苏州）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全中国各地的储蓄率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上述主流的解释，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的成分其实是很小的。真正有价值的解释是什么呢？是人口的变化。前边已经谈到，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也就是说青壮年比例最高，而青壮年时期正是一生中赚最多的钱，储蓄也最多的时候，难怪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了！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全球最快？因为中国的投资率全球最高。那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高呢？答案是中国的储蓄率高，是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的原因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
试想有一户十口之家，两位辛苦的父母抚养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人的日子自然是过得十分紧张，存款是谈不上的，因为所有的钱都要用于给孩子买奶粉。18年-20年后，父母退了休，赚不到钱了，不过没关系，八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个个都赚钱，全家赚的钱用不完，银行存款天天增加，全家的生活红红火火……不消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口之家，中国改革前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十口之家的变化。 不妨作一预测：不论中国文化如何，也不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的投资政策如何，随着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从目前的“橄榄型”变成“倒金字塔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有明显的下降，投资率也将随之而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还可以进一步作大胆预测：未来10年-20年，由于印度的新增劳动力很快将超过中国，全世界的工作机会将向印度转移，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 由此联想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笔者首先要承认“十一五”规划非常伟大，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被勾画进去了，可惜的是有一件小事在规划中未被提及，而这件小事在笔者看来，其未来20年的影响实在是不亚于目前规划中所有提到的大事。这件小事就是中国的人口，直接地说则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实施20多年了，其效果，一是新生婴儿的增长确实放慢了，由此减少了在这一段时期的社会净支出，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二是也导致中国过快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几成无法改变的事实，其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相当负面的；三是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一种精英淘汰式或者叫“逆淘汰”的生育机制，即知识和能力较高的人其生育率相对较低，知识和能力较低的人其生育率反而较高。这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结构、社会犯罪将会产生何等的影响呢？回忆一下前面谈到的美国的情况，应不难想象，只是结果是刚刚相反的。 从现在起开始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修正，18年后才能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具有战略性的决策啊！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增长将失控。其实，生孩子作为一项家庭决策，和其他经济决策一样都将遵循经济的理性，因此不会漫无节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掏，收益却是自己的，所以大家才放开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效果其实与“公共地悲剧”如出一辙。 现在教育、医疗、就业等与人有关的几乎各个方面都逐渐由市场调节，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已基本内部于家庭并且是对称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家庭自然会作出最优安排。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随着生孩子成本的日益上升而家庭预期收益的下降，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自愿选择较低的生育率。 如果我们都相信理性人会在市场上作出最优决策，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其他问题包括人口问题上作出的却是非理性决策。 仍然回到正题：世俗理性与世俗智慧揭露的世界真相的差距。贩毒真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毒贩个个都富得流油吗？这是电影和电视带给人们的流行印象，但真实的情况是犯罪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买卖，美国的毒品贩子多半买不起房子，还要跟妈妈住在一起，所以人类才幸运地没有走上竞相犯罪的道路。 类似这样的世俗智慧与世俗理性相悖的例子实在太多，这提醒我们在公共决策等重大问题上要格外小心。当前，中国改革正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中的一个说法就是指责市场化改革错了，主流经济学家错了。但请允许在下斗胆提出，类似一锅端的思维就像中国古代“女人祸水论”一样实在是过于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最愚蠢的思维。在辩论中，我们不应该去简单地贴标签，而需要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搞清楚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说到底，世界未必如你想象。而公共决策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其民主性，更在于科学性，一个民族能否进步，最终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理性的进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总体对世界真相的认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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