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封:纪念朱经农先生

2007-12-05  真积力久

纪念朱经农先生
李冰封

(一)

朱经农先生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湖南关系密切。清朝末年,他的叔祖在常德当过知府,湖南名人熊希龄是他的姑父,因此,少年时,他在湖南读过书,以后,又在湖南教过书。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在湖南当过十二年教育厅长,对湖南全省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湖南的老*员、知名的教育家刘寿祺同志,当过多年他的秘书上,在刘老以九十高龄辞世的前一年,曾撰写《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见〈刘寿祺教育文集〉1992年3 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详述朱经农先生事迹甚详。月前,徐德驷兄为《湖湘文史丛谈》约稿,约我写一篇有关湖南人物事迹的记述,我问徐兄:写朱经农先生是否可以?他说:当然 可以。于是,我又找了一些资料,其中主要是:光华大学暨附中校友会编的《光华的足迹》(1995年刊行)及《光华精神 光华人》(2005年5月刊行)、智效民先生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以及老作家施蛰存先生散文集《沙上的脚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等,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加上我的一些体会,写成此文。近五十年多年来,许多文章一接触到朱经农先生,就尽量回避,其中原因,众所周知;不过,这样做,有失公正。现在公正的历史应该给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以一个历史的公正了。

(二)

朱经农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大学校长、诗人、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出版家、爱国者。他的一生主要经历如下:

朱经农先生(1887——1951),江苏宝山人,生于浙江浦江。十五岁时以客籍考入湖南常德府中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先入弘文书院,后转入成城学校,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12转入国民党。1905年冬,自日返沪,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01 年受聘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授英文兼任农业学通译。1916年赴美,先入华盛顿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全体华籍师生在校下半旗志哀、集会,美籍校长卜舫济下令解散集会,驱散师生,五百多位该校大学和附中学生及十九名中国籍教师愤然离校,宣誓永远和圣约翰脱离关系;张寿镛校长在一些著名爱国人士支持下,遂创办光华大学,以支持这些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朱经农先生此时成为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得力助手,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主持教务。以后,并一直连任历届的光华大学校董会校董。1930年春,蔡元培先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他兼代常务次长,不久辞职。1931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起任湖南教育厅长近十二年,成效卓著,本文将有一节记述他的功绩。1943年任中央大学教育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1945年,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病逝,朱经农即继任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8年11 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国,1951年初,因中风客死异国他邦。

朱经农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 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按:指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朱经农先生因患中风猝逝,没有留下遗嘱,因此,人们很看重日记中的这段话,认为是他对自己一生“自述的概略”,刘寿祺同志在《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中认为:“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飘浮一些时间,却不是纵横捭阖的政客。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见《刘寿祺教育文集》P.286)刘老这段话,写于他辞世前一年,可以视为是对朱经农先生一生较为公正的总结。这里补叙一段小插曲:1954年,刘老在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时,我也正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我因五十年代初在新湖南报社时负责文教报道,故与刘老有数年交往,颇为熟识。有一次,见到刘老,闲谈时,曾谈到我是光华大学学生,并请教他,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朱经农先生?刘老当时只说:“许多事,现在说不清,也不好说。”回避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他这样说,完全可以理解。而我在上面摘录刘老在书中留下的这段话,应该 视为他在辞世前,认为必须讲出的真话,因为,此时若不再说,再加以回避,就要留下此生的一个重要的遗憾了。故应可以认为这段话是这位老*员对朱经农先生的一生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评价。

(三)

1932年,朱经农先生从山东齐鲁大学校长任内调到湖南担任教育厅长后,一到任,就对湖南的基础教育状况作了一番考察。他认为,有三种情况,应该引起密切注视:

一、 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太低。当时,湖南全省人口约三千万,学龄儿童估计为三百万,入学仅八十余万,入学率不到30%,学龄儿童失学者约二百二十余万,应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入学。

二、 全省中学及小学、幼儿园分布极不均匀,如长沙有小学一千余校,而靖县仅三十校,保靖仅二十校,学校的发展也极不平衡。

三、 全省教员数量不足,质量亟待提高,设备亦须改善。要着力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全省的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后,整个教育事业也才能得到合理的提高和发展。在朱经农先生策划下,当时的教育厅制订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38年,全省除岳阳、临湘两县情况特殊外,“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的计划基本完成。在1936年,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即已达70%,较1932年的入学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中小学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过去,学校只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地,边远地区的学生就学尤为困难。朱经农先生力谋调整这种布局,在湘西创设了芷江乡村师范,在湘南创设了衡山师范,为了提高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还在乾城(按:即今吉首市)设立一特种师范训练班。对各县联立中学也加以切实调整、发展,由于上述师范学校的成立,也相应增加和提高了各地小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中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朱经农先生主持湖南教育时期,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150所左右增到272所,增加近一倍。(当然,其中包括了抗战时从外地迁湘西的一些中学)。

此外,关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电化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体育、图书馆……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发展。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兵荒马乱,疮痍满目,而湖南不仅弦歌不辍,且教育事业能有这样的发展,实在很不容易。

2006年7 月,美国四百多位中小学校长及教育官员,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其中有三十位成员访问湖南。我们的报纸上说,他们到了“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湖南”,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这样说,当然可以。不过,人们可能已经 忘记了或根本 不知道,这个“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它的基础,在六、七十年前,是朱经农先生在战火弥漫着的三湘四水之间,经过艰苦的努力而打下的。

(四)

朱经农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可取的精华,到现在还可以择优参考、应用。1943年,他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思想》(原名《近代教育思潮》)一书,是他的一本关于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我没有读过这部著作,现在也不容易找到此书,只能将刘寿祺同志关于此书的简略介绍,择要叙述如下。刘老当年曾参与此书的校阅工作。

据刘老介绍,此书提出七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自由与纪律。书中介绍和评论了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中的自由主义观点。这是重点。但,作者认为:“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中必须有纪律,有纪律才能获得自由。”

第二类问题:个人与国家。作者认为,要充分发展个性教育,因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民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达到 世界和平的目的。”

第三类问题:斗争与互助。在这类问题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互助论”,以及与“互助论”对立的“战争论”等等,且作了述评。作者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人类社会经济之所以要调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他赞成孙中山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症,不是进化的原因,战争论者、阶级斗争论者都将因果倒置了。

第四类问题:学校与社会:他认为,学校教育应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校教育既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个人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个人良好的性情、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良好道德品质;学校教育还要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的方针、设施、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须随社会发展加以不断地改革。学校教育应使儿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并获得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

第五类问题:知识与道德。他认为知识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知”“行”是合一的。他分析了构成知识的各种因素,分析了认识以及实践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他分析了各种道德观点,介绍了“乐利主义”,其内容是认为人类行为的“善”“恶”要以能否增进人类幸福为标准。并介绍了康德和杜威的观点。杜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应注意安排良好的环境,使儿童陶冶于其中,能够跳出自私的范围,认识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要扩大崇高的人格,实现大我。”

他提出“知行合一”,“德”“智”兼修的观点,并引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能知必能行”的学说,从行中求知,真的知识只能从力行体验中得来。教育不能只从书本上传授知识,最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实践生活中获得知识。教育者应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在教授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道德行为。

第六类问题:艺术与职业。他认为,无论个人与社会,艺术修养都是很重要的。个人的性情陶冶,社会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学校教育不能偏重于理智的训练,而忽略艺术的陶冶。艺术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可开拓人们的胸怀,扩大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感情意境超脱物质世界的局限,创造新的人生美妙境界。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意义,不只是狭隘的技能训练,使人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同时应使其有文化的欣赏、艺术的修养,促其能创新,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七类问题:科学与宗教。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我们需要科学以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等,也需要宗教以维系人心,使心灵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宿,冥冥中得到安慰,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他认为当今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把宗教信仰一概抹煞,所以才产生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灭绝天理良心的现象。而灭绝天理良心的社会和国家是要毁灭的。

刘寿祺同志认为,朱经农先生的这部著作,有它的时代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过,其中若干教育思想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可取的。“如有关学校教育作用和任务的论述,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以及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可偏废的观点,必须重视实践的观点,职业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任务,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论述等,都是很精辟的,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见《刘寿祺教育文集》P。286)我以为,刘寿祺同志的评价是公允的。

(五)
   
朱经农先生于1925且参与创建光华大学,并主持教务;1945年9月,张寿镛校长逝世后,他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回光华大学继任校长直到1948年11月。这两件事,应该看作是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加上我自己的体会,认为他前后两次在光华大学的领导工作中,体现了三个主要的特色:

(一) 光华大学从成立开始,就特别注意建立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师资队伍。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后,校中文、理、商三个学院,一时群贤毕至,名师云集,异彩纷呈,蔚为壮观。胡适、孟宪承、钱基博、吴梅、廖世承、吕思勉、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彭文应、张东荪、李石岑、全增嘏、朱公瑾、蒋维乔、张歆海、钱钟书、余上沅、谢霖、容启兆、郭绍虞、金松岑、孙大雨……等各位在高等教育界及学术界各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都出现在光华大学。不少学生报考光华,是由于仰慕这些学术权威们的学术成就,并希望自己能在这所大学里学到一些真正的学问。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后,这种繁盛的局面被侵略战火无情地摧毁了。学校中的一部分(主要商学院),由谢霖副校长率领,西迁成都。上海大西路的新校舍被日本侵略军炮火轰毁。留在上海的师生,分为三部分,化名为诚正文学社(文学院)、格致理商社(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附中),分别在租界赁屋上课,教师难免星散。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朱经农先生继任校长后,全校各部门集中在上海虹口欧阳路新校舍,又重组教师队伍。1946年秋,我进光华入学注册时,在办公楼前的大课表(供学生选课用)中,又见到了许多名师的大名。文学院的就有:吕思勉、蒋维乔、蔡尚思、郭绍虞、廖世承、张志让、曹未风、周煦良、耿淡如、徐燕谋、谢大任、顾廷龙、王蘧常、毛以亨、应成一…… 等多位。我选大一基础课:大一国文,选的是赵善诒先生的课;大一英语,选 的是徐燕谋、谢大任两先生的课;中国通史,选的是杨宽先生的课;政治学原理,选的是耿淡如先生的课;基础数学,选 的是倪若水先生的课……他们都是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第一流教师。理、商学院师资情况,与文学院师资情况也大同小异。朱经农先生在光华大学的工作,首先就从抓加强师资队伍这一主要环节入手,这就保证了这所大学的教学质量。

(二) 提倡或鼓励学术自由。有人说:尊重学术自由 ,是一所有成就的大学的灵魂,这话有点道理。在这方面,光华大学刚创办时到抗战以前,做得更好些。上面列举的这一时期的名师,各种学术思想倾向的都有,他们在校内讲课,都充分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另外,我在《光华精神 光华人》中,看到一个资料提到:从1927年起,每逢星期一上午举行周会,由校方邀请各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据文章的作者记忆,前后有 :杨杏佛(杨 铨)、鲁迅、曾孟朴、邵力子、林语堂、胡朴安、黄炎培、江问渔、马寅初、王云五、陈布雷、陈立夫、徐悲鸿、陶行知、陈诚、茅盾、陈鹤琴、孙寒冰、何炳松、张志让、张静江、杜重远、张之江、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等,这些人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出版家……等等,思想倾向也各异。由此可见,当时是要提倡这种自由的。所以在光华大学 及光华附中读过书的学生中,走入社会后,也是有各种思想倾向的人物(左、中、右三派)都有。左派的,如中共中央常委,前后就有三位(乔石、尉健行、姚依林),而在台湾的高级领导人也有,如:沈昌焕(外长、行政院长)。校友中,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周而复、田间、穆时英、刘以鬯(当时是香港作家的领军人物)……等,也是思想倾向各异。新闻界两位著名人士:储安平、邓拓,虽然思想倾向各异,但爱国爱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根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都是因为学校中不用思想框框去框住人,不用思想绳索去套住人的缘故。而从根本立场上,则又都教育学生爱国爱群。

朱经农先生虽是国民党员,但他一直反对“党化教育”,1931年2 月,他给他的朋友胡适先生的一封信,早就 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要信中说:“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己,则除善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所以,光华大学从创办时开始,就一直提倡或鼓励学术自由,是有其渊源的。

(三) 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这是看到老作家施蛰存先生一篇散文:《知己之感》后而想到的。此文载施先生散文集《沙上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文章先引《新文学史料》载叶圣陶先生日记《上海的三年》中的话:“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引者注:即周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引者按:当时,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是蒋维乔先生,是江苏知名的国学家,但毕竟年纪太大了,估计是没有精力当系主任了。)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一天的日记:“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施蛰存先生看了这两段日记,大发感慨,因为他和朱经农先生并不熟,只是十六年前,朱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时,施在中国公学兼过大一预科的国文课,每周两次,每次上课两小时。朱经农先生为什么看上了他,要他去当光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呢?以后,有人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看到朱给胡的一封信,汇报中国公学的情况,提到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施蛰存四位,‘教书’也还过得去”,因之在十六年后,突然想起他,拟邀他去光华担任中文系主任,以充实光华大学系级的领导力量。别人把《书信选》中的这段话告诉了施先生。施先生因之大受感动,突生“知己之感”。
由此可见,朱经农先生注重人才,且不任用私人,不结党营私。完全从办好大学的大目标出发,来想事做事的。这就更难能可贵。从光华大学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类事例,应该还有,可惜现在找不到可作佐证的有力资料了。

抗战时期,施蛰存先生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其时,厦大内迁到福建长汀。以后,施先生还在迁到福建的江苏学院教过书。我少年时,曾听到厦大中文系学生谈过,施先生在厦大中文系,上课颇受学生欢迎。这一旁证,可以证明朱经农先生选用人才,确有眼力。

(六)

 朱经农先生的旧体诗写得很好,可惜很少公开发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甚少。他去世后的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他的旧体诗集《爱山庐诗钞》,由他的公子朱文长笺注。可惜此书在大陆不容易找到。底下,选录朱经农先生的几首旧体诗,供读者赏读。这些诗,是从智效民先生及刘寿祺同志的文章中抄下来的。如果大陆哪一位出版家,能找到《爱山庐诗抄》,重印出版,使更多读者能欣赏到现代中国另具一格的第一流的旧体诗,则是为弘扬中国的诗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元旦严霜诗

晨起践严霜,吾意正茫茫。白山黑水间,万马临疆场。
日蹙国百里,空有泪千行。谋士虽如云,临事何仓皇!
战士执干戈,孰肯死边疆?将军犹歌舞,欢乐殊未央。
执政多纷更,聚讼喧一堂。金瓯缺未补,铁岭贼猖狂。
书生在草莽,万感热衷肠。对酒不能饮,拔剑空旁皇。
黄河何浩瀚,泰岱何青苍!山川钟灵秀,奇士出此乡,
奈何不共起,洒血卫宗邦!长驱定辽沈,策马饮扶桑!
一朝雪国耻,千载留芬芳!
(这首诗写于1932年初,时朱先生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校长,先一年九月,突发“九一八”事变。此为感时忧国之作。)

红豆诗

别离复别离,相见各无期。客愁千万斛,未得报君知。
离别复离别,此日空悲切;当年不相见,万事无圆缺!
逢君东海东,破浪乘长风。秋色横天地,枫林万事红。
别君富士麓,惆怅分飞速。相思一掬泪,盈盈空断续。
歇浦重相见,春残花满院。同读复同游,不羡双飞燕。
去年寒食节,把酒作雄谈。谁期咫尺地,忽化万重山。
从此一离别,音书长断绝,猿啼巫峡道,鹃泣衡阳月。(我向潇湘,君入川矣!)
春日兮,碧草满天涯,桃李盈南浦,忆君重忆君,日落关山路。
夏日兮,莓苔拥阶砌,草色映庭幛,日长午梦里,颜色认依稀。
秋日兮,梧桐落金井,明月照轩窗,翻书见君字,字字断人肠!
冬日兮,朔风吹暮雪,映出千山白,千山纵白头,相思无断绝。
噫吁嚱!美人隔秋水,白露满蒹葭。思君不见君,侬思乱如麻。
(此是恨别怀人之作,写得俊逸并凄婉,动人心弦。)

五律二首  

(一)

兵车满临岳,月色带愁来;
树影参差舞,庭花寂寞开。
两儿千里隔,一梦五更回;
惊起披衣坐,遥天晓角催。

(二)

帘外月如霜,笳声欲断肠;
愁看花弄影,空有桂生香。
食贵儿童瘦,才轻愧恨长;
可怜弦诵地,几处度沧桑。

七律二首

(一)

十年草草一劳人,顾我依然白发新;
报国有心空自许,阴符无效漫敷陈。
亦曾漂泊同张俭,未结山庐伴李恂;
莫笑牛刀试鸡肋,弦歌留得武城春。

(二)
风枝摇月影婆娑,凉露中庭发浩歌。
剩有丹心酬祖国,欲凭时雨化菁莪。
连云黉舍开南岳,照野旌旗望汨罗。
教训十年堪一战,前方子弟楚人多。

(以上四首,写于1942年。时朱经农先生任职湖南教育厅长十周年,有感而作。)

没有见到朱经农先生写的新诗,只知道他的歌词写得好。《光华歌》是他的歌词的代表作。光华大学原有一首校歌,但歌词是文言文,且嫌古奥晦涩。乃由朱经农先生新作一首歌词,从1930年起,代替原来的校歌。歌词如下:

光华歌

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光华,光华;
要同心同德、爱国爱群的光华,光华;
努力为学的光华,光华,光华;
要读书运动、爱国运动并进的光华,光华;
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好学不倦,深思精进的光华,光华;
要虚怀若谷,允恭允让的光华,光华!
培养人格的光华,光华,光华;
捐除私见、大公无我、合力同造光华,光华;
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
(这一首《光华歌》,形象地体现“格致诚正”的光华大学校训。把光华办学的境界、目标、方向,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了,且能激励人心,故深受欢迎。)

(七)

关于朱经农先生,我所要写的,大体上就是这些。末了,还要写几句题外的、但并非可有可无的感想。

海峡两岸的统一,确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不过,统一要考虑到各种条件,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比如,要有经济条件,要使两岸人均国民收入大体接近,要有政治条件,其中主要是政治民主化,两岸都要来做些切实的民主化的工作,不能空口打哇哇,还要有文化条件,真正做到文化上的民主化,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反对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当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国际上公认的大趋向;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国际条件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此等等。

在文化条件中,对两岸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是一件大事。不能给历史人物以历史的公正,也就不能得到公正的民心。在*内部,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对陈独秀的评价、顶英的评价、张闻天的评价、胡耀邦的评价、*的评价……也都有能不能得到党心、民心的问题。对国民党中的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角度上加以考察,也都有此类问题。朱经农先生就是属于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这一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给这类人物以公正评价,有利于两岸进一步的和解,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统一。.所以,我想,这篇拙文和我的这些感想,并非多余。

                              (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写毕于长沙)

五柳村2007年12月2日收到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评论公约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