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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哈耶克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奥
古斯特·冯·哈耶克家族，于1992年3 月23日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失去对东欧统治以后 重获统一不久的德国Breisgan的弗莱堡城去世。 苏联式和东欧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哈耶克毕生工作的正确性。他的那本为世人 所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论著在重新确立那些使废除集权式政制 成为可能的政：治经济理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大黄蜂导弹、摇滚音乐 和蓝色牛仔服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为明显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减损哈耶克的任 何影响，因为他在促使我们认识到价值乃是沿着不可预测的道路发生变化的方面，实是 任何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把哈耶克所经历的这近一百年岁月，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冠之于“美国世 纪”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奥地利世纪；因为从大体上来讲，这近一 百年乃是维也纳和中欧在智识和文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世纪，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各地 被迫对来自维也纳和中欧的智识文化冲击做出回应的世纪。 1914年6月28日，Archduke Ferdinand夫妇在萨拉热窝的遇刺事件，引发了一场以暴力方式对历史进程进行重新安 排的运动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最初以为，这场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只会持续几个月，但是它却在扼杀了 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和摧毁了一个文明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后才告结束。民族主义和社 会主义填补了各帝国自我毁灭后所留下的真空，甚至连基本人性也开始受到质疑，一如 Virginia Woolf在“Mr，Bennett and MRS．Brown”一文中所言，“在1910年的12月， 或者说是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但是某些人所期望的这种人性的改变 ，最终却因大战的爆发而告失败。 在哈耶克还没有完成其在高级文科中学(Gymnasium)[1] 的学业之前，他便于1917年 3月参加了野战军团。对于他个人来说，战争只持续了一年多。他在饥饿，疾病和混乱中 从意大利前线返回家园，并于1918年11月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习工作。 这场战争把哈耶克的兴趣从自然科学引向了社会科学，这主要是他在一支多国部队 服役的经历所致；他在日后的回忆中指出，“那时我或多或少看到了大帝国因民族主义 问题而崩溃的过程。在我参加的一次战斗中，士兵们讲着十一种不同的语言，而这肯定 会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政治组织问题上去”〔2]。 如果说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了抨击，那么对心智的统治也就更加脆弱了。 相对论、量子力学、弗洛伊德、普罗斯特 (Proust)以及后印象主义者(post—Impressi onists)，正日渐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关于物质存在的观念以及我们如何认知物质存在的 方式。“我放下茶杯，开始检查我自己的心智。我知道，心智的作用就在于发现真理， 但是如何发现真理呢?每当心智感觉到真理的某个部分远在自己认知边界之外时，那是一 种多么具有不确定性的深渊啊!当探求者处于他所必须探索的黑暗领域之中时，当他处于 其所具有的手段和器官完全失去作用的黑暗领域之中时，他仍是在探求吗?或许更甚于此 ：他是在创造。他所直面的乃是至今尚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自己就能赋予这种东 西以实在和实质，并使它凸显出来”，也因此，普罗斯特开始着手收集大量文献，其成 果就是他有关往昔事件的回忆录。 数年后，哈耶克在1952年出版的《感觉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一书中完成了一 项相似的研究。“我们所称之为的‘心智’，因此也就是某种有机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的特殊秩序，而且在某个方面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物理秩序相关联但却并不一致” [3]。“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具有着理论的性质，而‘经验’所能做的就是改变 这些理论”[4]。 接受教育 哈耶克带着新学到的有关意大利的知识和一种严重的疟疾感染从战场上返回了家园 。他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好几门分支学科的研习，并且充分地参与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 生活，尽管每隔一个晚上他就会因发烧而卧床休息。当1919—20年冬天维也纳大学因缺 乏燃料而关闭时，哈耶克去了苏黎士。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构成人脑的纤维束(在 脑解剖学家vonMonakow的实验里)，也第一次体认到了“正常”社会的情景，而当时的维 也纳却仍然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饿的困苦之中。1920年夏他又前往挪威，最终治愈了他 的疟疾病根，并且学到了足够多的斯堪的纳维亚各种语言的知识；后来他运用这种语言 知识，翻译了一本由Gustav Cassel所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书(然而，这本书却因奥地利 通货膨胀的缘故而一直未能出版)。 在大学度过的早年学术生活中，哈耶克建立了伴随他一生的知识研究的模式。“在 大学期间，最为关键的就是你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你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5)，也不 要把你自己困锁在大学校园之中。许多极富启发性和激励性的知识讨论常常是在咖啡馆 进行的。高地德语(High German，又译“标准德语”)虽是大学的教学用语，但是日益变 化的方言却流行于城市中的街头巷尾。 哈耶克对这个时期的认识，与许多把维也纳神秘化的人的观点颇不相同，而且也比 他们的认识更准确。他出生的那个阶层对维持奥匈帝国来讲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这个 阶层在帝国崩溃的时候也未能逃脱毁灭的命运。但是，既不是上层贵族也不是商人阶层 ，而恰恰是那个公务员和职业人员阶层，虽说相当关注自身的发展，然却维持了行为和 学术研究的标准；正是立基于此，这个阶层把他们自己与欧洲其他各地的相应阶层联系 了起来。 哈耶克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植物学家，他曾希望在大学的植物学系获得一个终身的 教职。从他那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他母亲称他为Fritz，一个令他坚忍克已 的小名，但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对生物学和心理学萌生了一种好奇感并对它们的复杂 性有了相当的认识，而且还认为大学里的教职乃是所有职业中最为可欲的一种职业。 哈耶克在大学学习的直接原因乃是一些实际方面的考虑。与他的堂兄维特根斯坦(L udwig Wittgenstein)不同，哈耶克不能指望依靠家族财富为生。这样，似乎能够调动他 的票性和天赋的首选职业，就是经由法律和语言的学习而跨入外交部门，或许此后再谋 个学术职位或政治职位。然而，随着帝国的崩溃，领事学院(the Konsular—akademie) 被取消了，因此哈耶克的外交抱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在大学期间，哈耶克在选择研读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仍举棋不定。但到战后，没有 人再留下来教授心理学，从而获得心理学领域的学位也就无从谈起[6]。法学作为一门学 科倒是保留了下来，但它却把经济学同律师职业或公务员职业的预习结合在一 起。哈耶 克仅用了三年的时间而不是常规的四年时间，便完成了他第一个学位的学业，并在1921 年获得了法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申请注册了第二学位的研习，并于1923年初又获得政 治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rerum po1iticarum)。 对这个时期的知识生活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是Ernst·马赫。马赫这个名字现在为我们 大多数人所熟知，但只是作为超音速飞行器的速度测量单位而为人们所知晓。马赫关于 科学的哲学是，粗泛地讲，凡是不能计量的，便不是真实的。马赫的大刀(较“奥康姆剃 刀”更大也更锋利)砍掉了严重阻滞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杂丛。 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第一个归纳科学的教授。在为马赫而创设的讲座教授职位上，后 继者有Lwdiyig Boltzmann，然后是Adolf Stohr，接着在1922年是Moritz Schlicko哈耶 克第一次听说 Schlick的名字是在他去苏黎士的途中。Schlick是Ernst Mach Verein(即 “维也纳圈子”)的创建者。这个维也纳圈子经由把对逻辑基础的攻击同证明论的经验主 义相结合，成功地把哲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区分有意义的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这个问 题之上，尽管这一努力并不走运。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导使后期维特根思坦的出 现，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否定了他的早期著作，也使得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解毒药得以 诞生。尽管哈耶克从未成为“维也纳圈子”的成员，但他很快通过一个既属于他自己的 研究小组(自称为Geiskreis小组)又属于维也纳圈子的交叉成员了解到了他们的观点。 哈耶克早年对自然科学的接触使他倾向于接受马赫的观点，即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乃 是各种感觉，然而他并没有遗忘1920年冬季他在考察人脑纤维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他 撰写了一篇论文，但最终却未完成；他在该文中试图把各种感觉的演化(神经中枢的冲动 )追溯到人脑，在这里，各种感觉构成了一种认知的形式和“感”(sense)。在文章的结 论部分，他认识到马赫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粹的感觉是不可能被认知的。人脑中必定有 着各种各样的互相联系。必定会发生某种能把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类分 过程。哈耶克开始试图解决一个在从前并不为人们所认识的问题，即秩序是如何创造其 自身的?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从表面上看，部分是康德式的，部分是达尔文式的，甚至 有些是普罗斯特式的，但最终却完全是哈耶克的。 哈耶克指出，“我所具有的原创性观点，实际上并非产生于一种有序的推理过程之 中。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下述这样一种论点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即所有思维都发生在语 词之中，或者一般而言发生在语言之中。我能够肯定地说，远在我能用语词表达出来之 前，我常常是已然意识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亦即意识到了我‘理解’(seeing) 了它。的确，一种视觉想象，亦即一种符号性抽象模式而不是反映性图景，很可能比语 词在我的思想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7]。爱因斯坦也有大体如斯的说法。对模式进行 认识，乃是哈耶克所有工作的核心。它也许就是一种智力攀登活动，而这种攀登则是植 根于他的血液和骨子里的。 “我在早年所考虑的问题，是纯粹实践性质的，只想找到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 ，而未能完全意识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还需要一种理论。我正在探求一种理论 ，但我却还不知道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 1921年10月，哈耶克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Friedrich VonWieser为他所写的一封 推荐信提交给了当时任the Chamber of commerce(这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同名组织的官 方机构)财政顾问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一个被称为“审计局”(Abre chnungsamt)的临时机构中为哈耶克找到了一个职位，而米塞斯则是该机构的几个负责人 之一。这个机构从事清理因战争而搁置的债务问题。哈耶克在法语和意大利语方面的知 识以及他后来所获得的英语知识，再加上他的法律和经济知识，使他有资格获得一个收 入相对更丰厚的工作。但是，这个职位对于哈耶克的主要吸引力，乃在于能同米塞斯建 立良好的关系。 米塞斯因其在1912年出版的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而被尊为经济学家。哈耶克声称， 对于他本人所出生的阶层而言，战后在德奥发生的大通货膨胀要比战争本身具有更大的 破坏力，而在此一大通货膨胀期间，米塞斯很可能是德语世界中唯一理解当时情势的人 。 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批判社会主义的巨著，这部著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提 供了基础。米塞斯的论辩集中在自由调整价格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体制中所具有的作用。 价格调整反映了相对稀缺产品的变化，它们用信号通知决策者以改变他们的资源配置。 没有自由调整的价格，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无从实现。米塞斯的论辩最终使哈耶克否弃了 他此前已然接受的费边主义倾向[8]。 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热情，最早源出于他阅读门格尔(Carl Menger)所撰写的《经济学 原理》(Grundsatze der vockswirts chaftslre)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出版于1871年，对 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门格尔因最早(同Jevons和Walras 一起)把边际 效用概念引入经济学而著称于世。更为重要的是，门格尔的效用概念乃是以对价值概念 的分析为基础的，而这种概念反对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按照门格尔的观点，价值 并不是任何商品或努力(effort)的内在属性或实质。土地、劳动或黄金都没有内在价值 ，只有这些要素的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只能在与其他可能的用途的关系中加以确 定。这种关系因情势不同而不同，而且还因人而易。只有个人自己才会知道他所准备放 弃或替代者，以图获得另一种要素的用途——亦即另一种要素的价值。 价值必须植根于一系列关系——另类选择或替代——之中的要求，对于被认为是经 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要求。在奥地利的资本理论中，生产系统 的长度或复杂性乃是应对价格的变化或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价格和利率作为对 投资的指导的作用便具有了关键的意义。 价值的主观性质，从而也是不确定的性质，使那些较具实证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大 为恼火，因为他们在没有一个固定的计量基础的情形下就会感到不舒服。美国的经济学 家当时正在试图表明，人们尚未达到计量的极限。哈耶克抓住去美国纽约做研究助理的 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到1923年3月，哈耶克已经为到美国访学的旅费攒了足够的钱。 纽约与商业循环 在生命的暮年回首往事时，哈耶克觉得他在一个发现或机会引发出另一个发现或机 会的方面极为幸运。只是1923年他令人惊诧地决定去纽约旅行这件事，太不寻常，也与 他的性格不相符合，以致于他本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件事。在此次旅途中，他甚至蓄 留了络腮胡子。显而易见，从那次访问中所得到的东西并不全是他所期望发现的。 他在纽约的公立图书馆中花费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给他的第一个惊讶则来自于他 所阅读到的美国人关于这次大战的报道和分析。美国报刊对这次战争的报道是准确的， 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奥地利的报道未能揭示的真相。关于这次战争进程的事实， 奥地利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蒙在鼓里。因此，我们可以把哈耶克对政府的行动和动 机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追溯到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随后他正式在纽约大学注册就读，并着手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直没有完成)， 该论文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货币功能是否与人为稳定购买力相一致”?其间，他听了 Thorstein Ve— blen开设的一门讲座，但是他认为他们之间除了都患有疟疾这一点以外 而别无其他任何共同之处。他所感兴趣的乃是在统计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方面新发展出来 的技术，以及人们在当时讨论的这样一个论题，即一个经济的物价水平能够通过由中央 银行实施的金融控制(monetary contr01)而实现稳定。后一论题的讨论，促使人们对联 邦储备体系和美国金融政策进行了研究3而前一种技术的发展，则在他一回到维也纳时便 促使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 在Wesley Clair Mitchell领导下而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统计方法，以其在数学技术上 的复杂化而著称(而这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同时也以不需任何解释理论 而闻名。Mitchell 反对任何带有抽象性质的分析，并且接受了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 德国历史学派的实用论的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而这恰恰是米塞斯所谴责和批判的那种方 法。 美国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就是探寻事实。美国经济一直遭到难以防阻和／或难以 解释的经济繁荣期和萧条期循环出现的厄运，而不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发现了多少事实。 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处在后来被证明是这种周期中最具灾难性的繁荣阶段。Mitchell 在1 913年出版了他关于经济周期的不朽著作并在纽约创建了 “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 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此后，哈耶克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他所开设 的讲座。 美国人力图比较某些时期的相似经济变化(例如玉米价格或棉花价格的变化)的努力 ，乃是建立在经济原因和结果中存在着历史常规性这个假说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方法 试图否认建立一种经济变化因果理论或假设在认识论上的必要性，但是，在缺失了这种 认识论方面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事实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无法为人们所认识。一言以蔽 之，也就是没有办法区分原因和结果。 哈耶克对这种实用主义方法的回应，并不是否认美国人的统计调查在揭示某些常规 性方面的可能性，而是发展一种可以解释这些常规性的理论。他在回到奥地利以后，撰 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货币价值中时际间的价格均衡和运动》(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Geldw— ertes，1928) 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Geldtheorie und(kon) unkturth theorie，1933)。后一篇 论文意在劝说德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对工业波动的金融原因进行考虑，而不是对他们所相 信的在某些地方(即事物的本质中)必须被发现的“真正”原因进行探究。 然而，美国研究进路中的这种实用主义并没有掩盖其统计研究的真正目的，它就是 要找到一种办法以调查的方式控制经济事务。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哈耶克在第一次听 到Mitchell于其讲座中明确宣称的立场时，才充分理解了这种立场的危险假说所具有的 强大的冲击力。哈耶克后来把它称之为“建构主义”(Con— structivism)：所谓建构主 义乃是指，既然是人自身创造了社会和文明的制度，那么他也就必定能够随意改变它们 以满足他的欲求或愿望。 当时，哈耶克获得了一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给予的第一批资助，而这笔资助能使他 延长在美国的驻留期，但是他只是在 1924年春天乘船返回维也纳时才收到这份给予资助 的通知，而这恰恰是哈耶克的幸运所在。他又回到“审计局”继续他的工作，参与了米 塞斯的“私人研讨会”(privatseminar)，并与米塞斯就他在美国学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展开了讨论。米塞斯开始为建立一个旨在对商业周期进行研究的机构寻求资金保障，到 1927年1月，他们最终建立了以哈耶克为所长兼研究人员的 “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 (Osterreichische koniunk tur— forschungsinstitut)。在最初的几年中，这个研究 所的大多数报告都出自于哈耶克一人之手。 这一职务并没有阻碍他在学术论著方面的撰写工作，但留给他的时间确实很少。尽 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对货币理论历史的彻底研究(由于后来的种种情况，这些研究文字 直到1991年才被译成英文在他的全集第三卷中发表)。此项研究的一个不可预见的好处， 就是哈耶克从中获得了英国货币理论与实践的详尽知识，而这为他此后在伦敦取得教授 职位打下了基础。 哈耶克所进行的另一项有关美国人观点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个甚至更无法预想的 结果。在美国，当时广泛盛行的乃是 Foster和Catchings的建议，哈耶克将这些观点描 述为有关经济周期的“低消费”理论的变异观点。在维也纳，哈耶克在其题为 Privatd ozent的最初讲座中抨击了这些理论。他当时出版的论文 “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sarens”?(1929)(后译成英文叫作《储蓄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aving)引 起了Lionel(后来被封为“勋爵”)Robbins的关注，后来他邀请哈耶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 就此做了一系列讲座。哈耶克的讲座非常成功，也因此与 Robbins形成了极为紧密的伙 伴关系，而这一切使哈耶克得以长期留在伦敦，此后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Tooke讲座教 授。关于他在这20年的学术生活，他已在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中进行了描述：《从维也纳 看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4卷)和《从伦敦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 9卷)。 英格兰、伦敦经济学院和凯恩斯 哈耶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我认为是本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 过程中最令人鼓舞的时期。在1931年 (亦即我去伦敦的那年)到1936或1937年问的这些岁 月中，在我看来，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历史中的一个高潮，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 ，而且还标示着一个崭新的极为不同的时期的开 始”。1936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 部发表主席就职演讲，这一演讲在次年以《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 ) 为题作为论文发表。也是在1936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他的名著《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olyment，Interest，and Money )。 无视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剧变，我们就无从理解经济理论中的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冲 击力。但是，即使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粗略的描述，也不是这篇导论所能及的。如果 对于我们来讲，欲理解我们的世界在本世纪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极为困难的，那么 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些伟大变革的人们来讲，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困难了。 19世纪的历史乃是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辉煌历史；然 而这种辉煌却为当下的人们完全遗忘了，只是在英国的历史年鉴中有所记载。作为一个 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国，它曾经具有着全面的支配力，因此，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学。 第一次大战严重削弱了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大量挪用资金和货 币储备的做法，从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交易关系的角度来看实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 经济学词典中，根本就没有“不可抗力”(forcemaJeure)这个术语。 哈耶克指出，凯恩斯因撰写《和平停战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而成了欧洲大陆的英雄。凯恩斯论辩说，战败的德国(德国人渐渐认 为，他们与其说是战败了，还不如说是受骗签订了这种惩罚性的停战协定)在没有达到一 定出口量(即使有这样一种出口量，其他大国亦无法承受) 的情形下，是无力偿付法国所 要求的赔款的。不论凯恩斯用于支撑其论点的数据有多么精确，困境乃是现实存在的， 而且各国政府也都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正处于饥饿和高通胀状态之中。 英国政府就此所采纳的两个立场，不仅被证明为彼此不相协调，而且最终还被证明 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不放松它对不列颠的要求，英王政府就不会松动它所提出的赔款 要求。此外，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英国还按照英镑在战前的价值水平恢复了金本位 制。但是，伦敦的商业区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平衡国内外的要求与金本位制方面将无所作 为，因为英国再也无力为一半世界的国家扮演最终借贷者了。 凯恩斯特意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这本小册子，试图在这场争论中扮演卡珊特拉神[9]，但却没有成功。 趁哈耶克在伦敦的机会，Lionel Robbins开始着手一项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经济 学理论的统一传统，并消除所有的分支 “学派”。哈耶克最初开设的讲座(后经修改， 以《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为题出版)以及他对凯恩斯所著的《货币论 》(Treatise on Money)一书所撰写的评论文章，都构成了此一运动中的重要努力。凯恩 斯的回应则是对哈耶克所著的《价格与生产》一书进行抨击。真可谓是界线明立，敌我 分明。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完全被现实问题压倒了。工业世界正陷入萧条期，其灾难 和棘手的程度，远非任何经济学家所能想象。对于那些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而开始 怀疑他们自己的学科的可行性的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在其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一书中所指明的策略被证明是一战术意义上的胜利。通过揭示储蓄与投资之间似乎 存在的不完善的联系(哈耶克认为这只是低消费理论的一种复杂论式而已)，凯恩斯为政 府在货币和财政措施的实施方面进行干预打开了大门，虽说他仍然保留了一般均衡理论 所具有的概念工具和证明手段。 然而，这个世界已无论如何不再依赖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此后20多年的发展情势， 乃是由Hjalmar Schacht在德国型构起来的，因为他构设了一种货币控制和投资指南的体 系，而且从那时起，这个体系成了每一个处于绝望之中的政府所必定采取的手段。 在此之前，哈耶克的经济周期观点似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hors de combat)。此后 ，他又做了一次英雄式的尝试，撰写发表了《纯粹资本理论》一书(The Pure Theory o f Capital)。他试图把他本人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修正观点与新古典理论中新发展出来 的观点统合起来——这点正是凯恩斯理论最为薄弱的环节——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 在进行，所以没有人理采他的观点。 几年后，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任何凯恩斯式的计划的成功，乃是以那种不可垂手即 得的政治决策上的精明而不是以凯恩斯著作的理论命题(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这些命题是 混乱的，而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矛盾的)为基础的时候，哈耶克指出，他未能对 凯恩斯的观点提出有效的批评乃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但是，回过头来看，即使他当时 做出了有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否有可能占上风，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转 而诉诸凯思斯的观点以及凯恩斯观点的最终胜利，实是由文化的和政治的变化所驱动的 ，而不是因他的理论论点具有说服力而达致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 理论论点的结果也从未在经验层面上得到过证明。大战伊始，哈耶克和凯恩斯发现，他 们两人在战争成本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和过分投机行为这一 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计划方案立基于这样一项政策，即实行强制性储蓄，并在战争结 束后归还这些储蓄。仅就这点而言，凯恩斯已不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 凯恩斯思想观点上的这一随风而采取的大幅度变化，乃是哈耶克宣称他之所以无意 抨击凯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几乎因他的这种随意 改变观点的习惯而声名狼藉。有一则报道描述了凯恩斯与丘吉尔一段交往的故事：当时 ，丘吉尔正在与美国就战后金融制度问题进行谈判；他在给凯恩斯的一封便函上说，“ 我与你的观点正趋向一致”；然而，丘吉尔却从凯恩斯那里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 我在知悉此事后，深感遗憾，因为我已开始改变我的看法”。 经济学与知识 在回顾学术生涯时，哈耶克认为，他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 wledge)连同后来发表的几篇讨论相同主题的论文，乃是他对经济学所做的最具原创性的 贡献[10]。这也是他对凯恩斯的回答。哈耶克论点所具有的意涵，实际上乃是对那些构 成实证主义经济学、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和任何试图建构“宏观经济学”的努力 之基础的逻辑预设和经验假设的否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而且哈耶克做如 斯主张也是颇合道理的，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为之进行辩护。 哈耶克有关市场的观点，在社会组织问题的认识方面极具启示。正如他在这篇极富 原创性的论文中所指出的： 存在于不同的心智之中的零星知识的结合，是如何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即如果 人们要经由思虑而刻意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么它就要求指挥者的心智拥有一种任何单个 个人所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个人的自发行动将会在那些我们所能界定的情 形下，引起一种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资源分配理解为好象是根据一个单一 计划来进行的，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人对它制定计划。对我来说，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 也就回答了那个有时被隐喻地称之为“社会心智”的问题[11]。 在上述文字中，哈耶克已开始着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秩序如何创造自身的问 题——，当然，哈耶克在其早年试图解释感觉如何转换成认知问题的心理学论文中就已 然洞见到了这个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早年的论文中，这个问题是在人之生理学 和心理学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而在《经济学与知识》这篇论文中，这个问题则是在人 类社会组织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正是在这里，个人知识的限度被超越了。 他从两个思想渊源中获得了对他的新的研究进路的信心。令人颇感奇怪的是，他的 一个思想渊源竞来自最初激励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即卡尔·门格尔。1934年，哈 耶克欣然接受了由伦敦经济学院资助发起的重新编辑门格尔著述的任务。在编辑工作的 过程中，哈耶克对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著述给予了极为严肃的关注，这或许是 他第一次如此关注门格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一如哈耶克在晚些时候所指出的，在 门格尔的著述中，“有关制度自生自发的观念，比我阅读过的任何其他著作都阐述得更 加精彩”。哈耶克所发现的另一个思想渊源，乃是卡尔· 波普尔所撰写的于1934年出版 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虽说波普尔和哈耶 克都是维也纳人，但他们此前却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人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相容并且 都对那些可被视为一脉的知识思潮——马赫、逻辑实证主义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做出了回应。波普尔反对归纳的逻辑基础的论点，为哈耶克提供了一种研究经验主义的 进路，因为哈耶克发现此一研究进路极有助益于他本人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各种 假设展开抨击。 1938年，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持英国护照出外游历，并曾设法在大战爆发前再次 访问了奥地利。实际上，哈耶克心灵中仍有一重要部分深深地植根于维也纳；然而恰恰 是维也纳本身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曾经塑造了 这个世纪的极其强大的原创力量和智识力量开始瓦解，流亡至世界各地。多数逃亡者， 都去了美国。波普尔先是去了新西兰，直到战后在哈耶克的努力下才又到了伦敦。 就生活方式和氛围而言，哈耶克在英国完全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然，更准确 地说，哈耶克实际上乃是在仍保留着19 世纪许多特色的英国完全有宾至如归之感。从那 些诸如Henry Thornton和Leslie Stephen爵士，当然更是从阿克顿(Acton)勋爵等早期人 物的身上，哈耶克体认到了一种“同宗”的精神。因此，哈耶克认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 社会制度以及法律和语言乃是文明得以进化的必要条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后来，他甚至把自己视作一个伯克式的辉格党人(a Burkean Whig)。 由于哈耶克常常同Leslie Stephen爵士一起进行登山活动，所以他得以欣赏到Lesl ie Stephen爵士的性格。此后，哈耶克又结识了改革论坛的成员，Henry Thornton家族 的后裔E．M． Forster先生。当伦敦经济学院为躲避纳粹德国对伦敦的轰炸而搬迁至剑 桥大学时，凯恩斯为哈耶克找寻并安排了住宿。在剑桥大学，哈耶克能和John Clapham 爵士交流他在货币史方面的兴趣。然而，当战争爆发时，哈耶克却无疑遭到了排斥，尽 管这一切都是以悄然不知的方式进行的。他的忠诚朋友和盟友Lionel Robbins和凯恩斯 一起进入了政府机构。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都忙着参与战争计划的制定。凯恩斯还 因过度疲劳而只勉强活到了战争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通往奴役之路 到1940年，世界上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都无法不追问这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根源。 18世纪启蒙的允诺以及19世纪道德和物质方面的进步，怎么会导致了20世纪这场充满了 赤裸裸的暴力且野蛮的世界大战呢?哈耶克则是从三个视角把握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理论 ，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以及对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历史探究。 从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 Revolution of Science)和《个人主义 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这两部论文集中的文章开始，哈耶 克竭尽全力试图证明事实的性质，亦即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如何通过那种试图 运用从自然科学中得出的方法而被误解和误用的。在哈耶克，处于支配地位的谬误，乃 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们有可能将某种现象的足够多的事例孤立出来，由此便能够探 明有关此种现象之原因的某种规律。哈耶克没有直接抨击正在普遍起作用的归纳性谬误 ，而是把自己的批判建立在社会科学的所谓事实的主观(因而不确定)性质的基础之上。 研究客体的主观性质意味着，从而也可以得到论证：依一般法则行事的人对此一行为所 不可预见的后果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却不能化约为自然意义上的“事实” 。对人之行为的一般规律的探寻(这种探寻乃是经由在自然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后果之间建 构一种谬误的逻辑关系而展开的，进而将之适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乃是由那种控制社会 制度的自负所驱动的。哈耶克把那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到社会科学的做法，称之为 “科学主义”(scientism)，并将那种把科学主义视作控制社会的正当理由的做法，称之 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种误用乃是对理性的滥用，哈耶克将其追溯至笛 卡尔，尤其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人能控制其周围的环境的幻想，乃是为蒸汽机和人工印染术这两大发明所推动而成 的。在第一大发明中具有作用的原理—— 气体在某一特定真空中发生作用——扩大了均 衡的机械论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渐渐支配了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人工制造印染品程 序的发现则使人们相信，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是能够改变并重构的，以适应人之设计。 我想出来了(Eureka)：炼金术变成了化学。正如Henry Adams所指出的，涡轮机的力量已 经取代了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的力量，它驱动着人们的想象：将要建成的乃是摩天 大楼，而非教堂。 抽象界分，亦即自然的产品与人之设计的产品之间的界分 ——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 二分法——变得无甚作用了。这种为人类社会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的可能性被用作 杠杆，亦即削弱既存制度的合法性的驱动性力量。然而哈耶克却不承认理性设计社会组 织和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他的论点则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即这种设计所必需的 有关个别事件的知识，乃因事情的复杂性而无从获致；即使这种知识是可获致的，那么 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也会使产生它们的设计趋于失败。 尽管哈耶克对“不断的轰炸而造成的持续混乱状况无能为力，然而他却依然以他自 己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亦即在高度集中精力的状态下”，撰写出了他对理性之滥用 的研究的最早的两篇论文。他在剑桥大学的安全生活丝毫未能减少他对世界当时的局势 的绝望感。炸弹虽然令人恐怖，但是在依旧自由的世界中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身上所持 续发生的思想变化，却更值得人们警醒。这是一种经验，但更像一个科幻故事，一个有 点类似盗尸者入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还是与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然 而从内心来看，他们却为一个陌生的幽灵所掳获。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哈耶克在日 益孤独的状态下仍继续献身于为自由而战以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事业，但是他却被视为 一个陌生人。 那个困扰英美知识分子的古怪幽灵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把这种信念强加给其伙伴的人误解了 ——也许是故意误解了——德国和俄国极权主 义侵略的根源，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作前者对后者的反应；更确切地说，就是德国的国 家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超资本主义的回应。 哈耶克在其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的引言中阐明了他本人 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的渊源，“因此，当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生活时， 他有时会再次观察到与前此相类似的知识发展阶段。这时候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敏锐 。当一个人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观点或措施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 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这些再次听到的观点或措施便意味着——如果不 是在必然的意义上，那么也至少是在极可能的意义上——事态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类似的 过程”[12]。 哈耶克竭力说明，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 论点，亦非对逻辑必然性的主张。他所提出的乃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隐含于中央计 划经济和社会之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趋势得不到制约，那么俄国和德国的命运也同样会成 为英国的命运。为了在当时率直地指出这个问题，哈耶克发出了一个令人惊醒的警告。 对于那些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哈耶克的警告简直就是一种刺耳的 噪音。诸如卡尔纳普(Rudo1f Carnap)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当时他 已安全地居住在美国)，就写信给波普尔，指责他赞扬“这本(卡尔纳普认为的) 他并没 有读过的”《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尽管写信给哈耶克赞扬了这本书，并声称完全同 意这本书的观点，但是却以一种傲慢的方式为其行为辩护说，世界上所有取得权力的知 识分子迟早会成为他人的牺牲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方案，因为这只能在实践上 导致对你的哲学结论的否弃；但是，你的做法或许会使你走向反面，亦即夸大这些结论 。你将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乃是你的哲学在美国的运用很可能会以一种相当极端的形式在 实际中失败。不，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恢复正确的道德思维——向我们社会哲学中确当的 道德价值的回归。只要你将你的讨伐转向这个方向，那么你就不会感到或被认为像唐吉 ·科德。我要在一个问题上指责你，因为你可能是有一点将道德的问题同物质的问题混 为一谈了。危险的事情可以在一个思想正当和认识正确的社会中得到安全的实施，而如 果它们为那些思想错误和认识有问题的人所实施，那就不可思议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两国并没有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事实，被一些论者征引来质 疑哈耶克的警告。然而，那些抨击他的论者们却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经历是如何使人们 习惯于没有自由的。他们的论辩似乎是说，只要计划发生在劳动集中营之外，就不会有 危险。 本书收入的那次“圆桌讨论”纪要完全表明了计划者的敌意和他们的错误认识，而 重新发表这个纪要实际上是要再次戏剧般地展现那些当初宣泻在哈耶克个人身上的愤怒 和不理解。就像一位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在质疑他时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的计划 并没有导向奴役，而是导向了自由，导向了解放，导向了人性在更高水平上的展现”〔 13]。由于那些试图设计这个世界的人为他们有关更高水平的人性的“特殊的洞见”所蒙 蔽，所以他们无力认识到那种或许会由他们本人引发的危机：他们无力认识到，他们的 计划即使成功了，也将导致诸多非意图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可能会给那些肆元忌 惮的机会主义者打开大门，而我们则因把我们的原创力让渡给了那些计划者而陷入了无 能为力的状态。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内在困境：无论计划者多么善良，也不论他们多么无 私，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仍可能拥有我们为了应对非预期的事态、为了适应那些我们 的控制力始终不及的各种力量所必需的才智。 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安全地制定小(短期) 的计划，但是我们却无力 制定大(长期)的计划。凯恩斯批评哈耶克，认为他没有能力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划清界 限。然而，凯恩斯却未能把握这里的关键：正是这种不知界线划在哪里的不可预见性， 为那些制定得最为完善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适应性预设了凶兆。(凯恩斯在致哈耶克的信 中指出：“你自己所采取的论证脉络，依赖于计划并非更有效率这样一个假设，然而这 个假设是极有疑问的。极为可能的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计划是有效的”。)为长 期事项进行安排这项任务极其复杂，而这恰恰要求自由市场提供的自生自发的回应性系 统予以支撑。 在哈耶克本人的生活中，他也始终面对着这种任务所隐含的困难。正如他所指出的 ，“我常常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我相信我的这种意识要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加 确实——我的思想是安全指向未来的。我似很早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享受当下的能力， 而且使我对生活感到兴趣的，乃是我对未来的计划——我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 我对我先前制定的计划的实现，而屈辱也主要来自我未能完成我的计划”[14]。以此来 释义凯恩斯的观点，就长期而言，我们或许都会感到屈辱。 这乃是哈耶克性格中的又一个异常之处，即这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似乎是一个可怕 的政客。他感觉到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绝不可能在职业经济学 家、公务员、象牙塔中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找到一个倾听者，而他的这本书却的确 又是为他们所写的：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于是他直接向更广泛的公众提出了他的主 张，竭其全力尽可能地使《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风格更具可读性。就此而言，他获得 了极大的成功，而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任何具有政治本能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真理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而不是相反)，都 不可能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出这样的话：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乃是具有不同知识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 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的实质，在于它的结果无 法预测，亦即我们无力知道哪些意见会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 ——总之，既然我们不能对这个成长的过程施以限制，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用我们目前所 拥有的任何观点去支配这个成长的过程。为心智的成长或者就此而言的一般意义上的进 步制定“计划”或加以“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那种认为人之 心智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观点，实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便能够“ 有意识地控制”一切东西的那个理性——同那个促使理性成长的个人间互动的过程混为 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这个过程加以控制，那么我们就是在为这个过程的发展设且边 界，而且注定会导致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这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15)。 在开始建造伦敦的防御工事之初，工会和工党发现，他们又重新赢得了在总罢工后 于19世纪20年代所失去的政治影响和权力。他们依靠这一政治力量否决了哈耶克和凯恩 斯联合提出的以非常的财政安排来支付军工生产费用的提案。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计划所 依靠的是实行强制储蓄——并在战后归还这些储蓄——以减少民间需求，并由此而使市 场得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应政府的需求。然而工党却对此表示怀疑，担心所有这些牺牲 都将由他们负担，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结果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严格 控制：实际上对所有商品都实行了限量供应；对工资、物价和租金实行了管制；而且对 外汇兑换和资本也都实行了管制；而所有这些管制措施则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仍在实施。 社会主义者学到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未学到的乃是这样一个政治教训，即如果一个政 府通过其自身的直接支出而确保劳方的需求，那么这个政府就会丧失反击劳方需求的任 何手段。凯恩斯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自负乃是相信他们能够驯服这只脸上挂着微笑的猛虎 。 哈耶克为限制政府日益扩大的权力，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提议采用一种新的货 币本位制来代替那个以一固定的国际问交易框架为基础的但已悬至不用的金本位制。这 个建议后来提交给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研讨会。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与会并 且还须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负责。罗宾斯也随英国代表团与会，然而 哈耶克却未获邀请，从而他的建议也未得到考虑。 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且在美国也引起了一 场哄动。1946年哈耶克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并为自己争得了十五次喝彩[16]。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通过那些阅读了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该书缩写本的前战俘而 传到了德国。当时占领了德国的盟军诸国以正式公告的形式禁止《通往役奴之路》一书 在德国出版发行，因为他们认为该书的出版发行有可能会损害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尽管 有禁令，但是人们仍将这本书中的精彩部分摘录下来并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德国广为传播 。当哈耶克后来读到这些打印稿时，他惊讶地发现打印者有时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话。 《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原来是写给学院派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看的，但是他们 却认为这本书不屑一提，因为它是一本读了仿佛就会降低他们身份的“畅销”书。人们 开始躲避哈耶克。 注释： *本文标题为译者根据此文大意以及哈耶克本人的思想所经历的近一个世纪中的位置所加 ，特此注明；同时本文的注释主要是译者所加，即使是原文的注释也为译者所查明和补 充。此后不一一注明。 [1]Gymnasium这种文科中学与一般的文科中学不同，它设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因此 译作“高级文科中学”。 〔2〕参见S．Kresge＆L．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Rou tled8e， 1994，p.48。 [3]Hayek，The Sensory Order，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52，p．16。 [4]Hayek，The Sensory Order，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52，p．143。 [5]参见S．1tresge＆L．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Rou tledge， 1994，p．51． [6〕哈耶克指出，当时因Stohr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教授心理学的老师了，所以他只能转 而学习法学和经济学；参见参见S．Kresge & L．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 n Hayek)，London：Routledge，1994，p．44。 〔7〕参见S．Kres8e＆L．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pp．134—35。 [8]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早年所接受的费边主义倾向，更准确地说，就是社会主义 取向。因为第一，哈耶克承认，在就读高级文科中学时，他主要集中阅读的乃是现代政 治学方面的宣传小册子，其中多数具有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还因在上神 学课时阅读社会主义小册子而遇到麻烦；第二，哈耶克本人在自由出版社1978年版的米 塞斯《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 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并且还指出， “他为该书中有如此之多的观点在那以后被证明为是极为正确的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 最初他对这些观点只是将信将疑，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些夸大之词和片面的观点”。 [9]卡珊特拉神乃是指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吉凶。在这里意指凯恩斯试图预 言经济发展的全部结果。 [10]1936年以后发表的一些相关论题的论文，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指哈耶克收入在《个 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的论文：《社会科学的事实》，《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个人主义：真与伪》等，具体文字请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 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 52 页。 〔1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第11页(译文有所改动)。 [13]参见《哈耶克论哈耶克》，p．110． [14〕参见《哈耶克论哈耶克》p．138． [1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57页(译文有所改动——邓注)。 〔16]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后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一事，纯属偶然， 而且也完全出乎哈耶克本人预料之外。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发行，并且改成缩写本在畅销 流行的《读者文摘》刊登，引起巨大轰动。原本拒绝出版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则联合商业 演讲机构，应合这一轰动之势改变了哈耶克访美的计划，要求哈耶克在抵达美国的第二 天就开始巡回演讲，为期五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认为，“这本书在美国 被接受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美国受到了瞩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尽管长期以来， 我一直在试图抵挡那种把我从纯理论拉向更为实际工作的诱惑，这一点最终对我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哈耶克论哈耶克》PP．102 103． -- 除非不正义是显见的且刚刚造成的，否则，对其进行纠正就往往是行不通的。从整 体上来说，更为可取的做法似乎是，把既定的地位当作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接受下来， 并且从现在开始否弃任何旨在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谋取利益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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