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中的语言魅力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十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神秘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探询答案，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欢迎。
有人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是因为他新颖的文化观念。余先生的文化观念不瘟不燥，开明智慧又契合人心，当然是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到，再好的观念也只具备引领意义，而不会让人反复品味、爱不释手；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作品中的知识含量。但记得余先生早在八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好的散文不应该依赖知识性、学术性，那些有太多文史色彩的部位，常常造成“文气滞塞”，是他文章中不好的部位，迟早会删掉；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余先生的书中没有艳情、警匪、凑趣、玩泼、挑逗的成分，也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色彩，也就是说，从未迎合流俗。喜欢读他书的人，一般都是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士；
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作品受欢迎，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些卖不掉书的文人的自我心理安慰了，完全与事实不符。在我印象中，余先生出每一本书，几乎都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新著座谈会。与其他作者相比，他在这方面的“炒作”几乎无迹可寻。
那么，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有很多原因，这篇短文只想谈一个最具体、最感性、最技术的原因：语言。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一定被我们轻视了，我们更重视的是内容。其实，语言才是真正的基元，就像唱腔在昆曲和京剧中的地位。大家迷昆曲和京剧，总是迷唱腔，很少有人迷具体内容的。有了唱腔，才有风味，内容才活起来。
语言是文学的“唱腔”，全部风味、韵致就在那抑扬顿挫间。海内外读者喜欢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首先也是着迷于他谈论每个话题时的口气、节奏、神情、心态，而这一切都非常感性地渗透在他一句句的语言中。
简单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剥除装饰。 即彻底剥除了语言的外在装饰，裸露出语言本身最朴素的肌理。
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 …… ”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先生很能雕刻文字，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的境界。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酸涩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舍弃这些气味，选择了文化的日常感性，以一种简净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届的原因。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第二，溶化艰深。 为每一个艰深的话题寻找最平易的话语入口，使当代的精神前沿获得了娓娓动听的世俗牵动力。
例如，他要通过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来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思维陷阱，这本是很难通俗得了的课题，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头却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在历史课里产生的误会说起，一下子把所有的读者都带入了，而且带入得那么平等。又如，他要通过对清代晋商的升沉来探讨中国商业文明的命运，也是够大够难的题目，却也从自己对山西的抱歉之情说起，由一种颇有普遍性的误会和无知，引入感情，再引入论题，于是这个论题也软化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了。余先生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如此，这并不仅仅是谋篇的策略，而是以诚恳之心左右了语言，使语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吸附性。
其实除了开头之外，通篇都是这样。因为随着文章的推进，时时都会出现思维高点，余秋雨先生都用诚恳之心、平易之笔缓缓软化，使广大读者方便进入，并充满趣味地一步步攀援，却又不降低高度。这其实是最难的事。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 G.M.Trevelyen ）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俗一定容易，有趣一定浅薄，晦涩一定艰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容易读的东西最难写。
据我所知，自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成功后，很多抒情作家开始写文化，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写通俗，但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要把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传达得人人爱读，必须比深刻的思想更深刻，然后用生命的热力去慢慢溶化，再熔铸成美的形体，比什么都难。在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先生不可模仿，尽管看起来最容易模仿。
第三，重在叙事。 尽可能挖掘语言的叙事素质，并把这种叙事铺展为感性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叙事。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余先生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
叙事到一定程度，他会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余秋雨作品的文学素质，往往在这种场景中表现得特别透彻。
叙事是一条美丽的山路，而场景则是山头观景的亭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这种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场景。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
第四，优雅警句。 这是在感性叙事、铺展场景过程中加入的哲思，似乎是议论，却又不尽然，而是突如其来的思维灵感，如电石火光，烛照前后。
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警句，都用口语方式呈现，没有格言架势，也没有布道模样，而只是依据感性场景自然流出。但一旦出现，却显得凝炼隽永，与前后文句迥然不同，让人反复吟诵，输入记忆。这种以寻常方式呈现出来的特殊高度，显得贵重而优雅。贵重而不失随和，优雅而更见亲近，这真是遣词造句的化境。
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一群原先并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聚餐，突然争相背诵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警句隽言来了。背诵过程中发现，在场的其他客人虽然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书却也能立即听懂，而且立即安静。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坊间也有大量的名人名言录，有的也很精彩，却独独余秋雨先生的言语容易被大家记住 ? 原因是，其他名人名言出现时往往却没有感性场景。这就是兼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余秋雨先生的特殊优势。
第五，非凡节奏，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资历很深的年长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你看这段：“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粘连成一体，无法中断，却又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中，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靠着节奏的收纵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诱惑，把所有的审美障碍都溶解了。
以上五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语言人人会说，但还是人间的至高奥秘。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声色繁丽的句子，却无法让至亲好友读完，这是什么道理？一般人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却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时候。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样的文字通向着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学领域，具有语言品赏能力的人，远远少于那些能对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作出议论的评论者。中国作家中可以把语言单独离析出来研究的对象并不太多，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语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则太怪异，太自我，把格局弄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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