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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普通外科医生，几乎同每一种癌症都打过交道。我亲眼见过一些病人死于小小的肿瘤，一些活着的病人长着大大的肿瘤。我也见过病人和他们的亲友脸上那种震惊的表情，因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对，是恶性的。” 虽然外科医生在治疗癌症患者时，必须保持职业的镇静，但当别的医生告知你，你或你至爱的人得了癌症时，癌症就离你不再遥远，成了你自己必须面对的强大的敌人。 这种可怕的通知我已领受过两次。第一次差不多是在十年前，我的第一位妻子玛莉怀孕八个月时患了白血病；第二次是在三年多前，那是我刚刚做了心脏手术四个月后，一次偶尔的X光检查时，发现我左肺部有一块淡淡的阴影。 十年前的一个早上，玛莉首先发现她的一只手臂上长了些看似紫癜的斑(针尖大小的出血点)，我便带她去做血液检查。后来我们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肯·巴特勒医生打来的，他是我在多伦多圣迈克尔 医院的同事，该院的血液病专家。他说：“约翰，我得告诉你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玛莉的血小板的数量只有两万个，而且在她的血涂片上，我根本看不到血小板。我得马上给她做骨髓检查。” 我顿时惊呆了，他的话重重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下午，我来到玛莉的房间，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约翰，不会是白血病吧?” 我吞吞吐吐地答道：“听着，宝贝儿，别往最坏处想，紫癜的起因有上百种。你的血小板这么少，万一出血，我们担心你会有危险，而你还有三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所以肯希望你马上住院检查。我保证等孩子出生以后，你就会好的。” 可我的这些谎话骗不了她。 “我要叫牧师吗?”她问我。 “如果这样能让你舒服，就叫吧。” 第二天早上，我在家里接到肯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控制着说话的语气，尽量显得平静：“约翰，今天早上你能来吗?我想在7C区跟你谈谈，大概十点钟左右。” 一位好医生是不会在电话里通报坏消息的。我本能地感到肯一定有什么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我。放下电话，我只觉得透不过气来，默念：“哦，上帝，不!不要这样!” 十点整，我见到肯·巴特勒医生。“怎么样，肯?” 他答道：“玛莉患的是急性骨髓白血病。” 我不禁潸然泪下，等我平静下来，我问道：“有没有好的可能?” “除非她的病情能减轻，不然她大概只有六周到八周的时间了。” 他的预计竟毫无差错。我们的孩子，是个男孩，倒是活了下来——白血病并没有通过胎盘侵入他的体内。 先是得知玛莉患了绝症，然后又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这经历使我清楚，得知癌症的消息对家人的打击比对患者本人更大。但作为患者，我又深知诊断为癌症比诊断为任何疾病都更可怕。即使是当我得知自己需要做一次心脏手术时，我也没感到可怕，反而还颇感轻松，心想手术后就可以痊愈，可以恢复健康了。 但我完全没料到会发现我患有癌症。 那是手术后不久，我准备休假一周去打鸭子，可觉得右胸口伤口附近疼痛，就在启程前几天做了一次X光检查，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1975年10月8日，我的心外科医生克莱尔·贝克打来电话。 “约翰，是关于你的胸部X光片的，布鲁斯·博德想再多拍些片子。”布鲁斯是我们放射科的主任医师。 “片子上有问题吗?” “哦，就是左肺肺叶有些疤痕，可能是手术后遗症。你若能来，他今天早上就能给你拍片。” 我洗澡时，渐渐觉得刚才那个电话是个不祥之兆。手术后的四个月来，我已拍过许多X光片，都没什么问题，怎么唯独这次有疤痕?而且我是右胸疼而不是左胸。肯定又发现什么新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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