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也做过一点。华东大水灾那年，我把《山居笔记》的全部稿费捐了。但是杯水车薪，只是稍稍表达自己对他人灾难的态度而已。平日，我和马兰陆续资助了山东、云南、湖南等省份的几批贫困学生，他们每年都寄来一叠叠成绩单，这让我们很高兴，但总是觉得力量有限，做得太少。 记者：与别人相比，算是不少了。 余秋雨：也还是太少。马兰这几天一直说，要去义演几场，来增加捐助。她已经向红十字会报名，过些日子还要在四川灾区做义工。我对她说，可以先去做义工，不急于义演，因为能义演的内容不适合现在的全国气氛。捐助的事要细水长流，今年我还有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籍》出版，应该会有不少稿费，到时候再捐。 记者：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和著名作家，您的这种做法，是否想起到示范作用？ 余秋雨：不，不。做这些事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完全没有号召他人的意思。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有不少文化人心底善良，但经济拮据，不能强求。我稿费多一点，是读者对我的鼓励。但是，读者的鼓励也是一种“人文对话”，我必须把这种“人文对话”延续下去，而不能停止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另外，帮助别人，救助苦难，是我和马兰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情感默契。做这样的事，成了家庭的一种精神习惯，每次都会增进心灵沟通。这种心灵沟通当然又与受灾的民众紧紧相连，这十天来，我们日日夜夜坐在电视机前眼泪不断。与巨大的灾难相比，与军人、武警、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相比，我们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越来越感到惭愧，因此马兰下决心去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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