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劝和毛泽东与刘少奇
余文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于毛泽东发动这场「史无前例」大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打倒国家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没有想到的；或者说即使有人指了出来，也不会相信的。唯其如此，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中共领导人的排名中，未作任何解释便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人们还是把「刘主席」与「毛主席」看作并列的领袖。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自己知趣，常退到他人身后去，而广场上已陷入狂热状态的年轻人，却频频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刘主席」。很多城市的大中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城市居民游行、集会时，还同时举着两位主席的肖像。一直到临近年底，聂元梓、蒯大富一类造反派受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标语，陆续拋出一些有关刘少奇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才开始明朗化。一九六七年三月，造反派的炮火已经集中向着刘少奇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口号已经直截了当变为「打倒刘少奇」了。
在北京，还有一位特殊人物在做着为毛泽东、刘少奇调和的美梦。此人是谁？曾经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此时仍能直接与毛泽东书信往来的章士钊是也。
大名鼎鼎的章士钊（行严），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受到过红卫兵的冲击，老先生受不了这种折磨，情急之下，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总算对自己的老师还有些许情义，当即亲笔回信。信的全文是：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周总理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安排章士钊住进了专为高级官员而设的三○一医院，并安排有关部门派便衣警卫去章家值班，不准造反派任意闯入。同时参照此例，乘机把其它十来位名人也给保护起来。
章士钊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回到家里，原想闭门看书写字，不管他事，但打倒刘少奇的腥风恶浪使他安静不下来。他满腔忧虑地对家人说：「不能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会使国家遭殃。」他还表示要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出面来制止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家人劝他千万不能再写信，万一毛看了信后不高兴，交给中央文革处理，那会连自身也难保的。章士钊不听劝阻，坚持要写，不仅给毛泽东写信，同时还给刘少奇也写了封长信。给毛的信，未见有人披露具体内容；给刘的信，则全文见于章含之所写《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三十多年后，再读这位善良老人当时对毛、刘两位风云人物的一些认识及所提的建议，既感到好笑，又觉得心酸。全信太长，不宜照抄，但可归纳其内容为几个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章士钊信中一是认定毛泽东对刘少奇一贯「优加顾惜」。写道：「……文化大革命……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章士钊虽是毛的老师，且多年交往密切，实际上却对毛了解不深，过于相信毛在一些公开场合的冠冕堂皇之言。毛坐稳中共的头把交椅之后，只要认定谁反对了他，整起对方来，何曾有过「救人」之意？从王明、张国涛到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哪一个不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刘少奇呢！章老先生把毛泽东想得太好了！
二是轻率的以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置之不论不议」即可。信中写道：「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尔变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章士钊那里知道，早在煽动、授意造反派宣布刘少奇这个那个罪状之前，毛泽东就已经部署安排专人搜集整理刘少奇的黑材料，罗织种种罪名，作好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准备了。这岂是想「不论不议」就能「不论不议」的？
三是高估了毛刘之间的友谊关系。信中写道：「窃以***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拚合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毛刘五十年代以来，政见常有分歧，要说章老先生一无所察，应不至于。可惜的是，老先生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根本没有顾及，惯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一旦翻脸不认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四是力劝刘少奇委曲求全、负荆请罪。信中写道：「今外间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澜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顷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取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老先生可能不知道，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刘少奇得知消息立即登门汇报，可警卫以毛已休息为理由，拒之入门。而实际上其时毛正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谈笑甚欢。「取信润公乐于……」显然是老先生过于自信了。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章士钊为毛刘设计开「恳亲大会」。信中写道：「……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老先生提出这样的设想，说轻些是书呆子气十足，说重些是胡涂到了家。不过有一点老先生还是看准了；刘少奇成了打倒对象不是他一人的问题，还累及下层，文革期间，各地各级都大揪特揪所谓刘少奇代理人，就是如此。
信的最后除了重复***宣传的一些空话、套话，特别强调「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凡事毋为亲爱者痛而见仇者快」，再次希望刘少奇主动求和：「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干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信的结尾祝辞是「政绥」。可怜的国家主席已经不能涉及政事，无「政」可问，何「绥」之有？老先生又闹了个用辞不当的笑话。
这封信自然不会到达刘少奇手中的。因此，刘少奇对章士钊的好意与建议，有何反应，也就无从谈起。倒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这封信后，又很快亲笔作覆。信曰：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接着，毛又派专人给章士钊送来了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来人说：「这些材料尚未公开，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的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上。」章士钊看完信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看完材料则不禁哀叹：「这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为国家担心啊！」一连好多天，他都情绪低落，沉默无语。
章士钊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其独特地位的人，在那样的时刻，给毛、刘两位文革要角写那样的信，提出那样匪夷所思的建议，不能不说是文革中的一桩趣事。写文化大革命史也好，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好，此事应该可以列入其中。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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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调停毛、刘矛盾
王同策
万维读者网 2003年05月19日
章含之在她《我与父亲章士钊》(《文汇月刊》1988年第4期)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8月)以及她主编的《章士钊全集》中，都收入了“文革”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行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得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都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特别是研究“文革”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反映出章氏当时确实是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这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的。
要说章士钊的调停，再好的内容转述，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所以现将原信全文引录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公(毛泽东字润之——以下注释均为引者所加，不另说明)开教育会议于上海(此处为作者误记，应为北京)，公与钊(章士钊自称)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公正的心地，光明的本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这差不多)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齿奇齿乞(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由)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来是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责，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逐级聚积、株连与扩大)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从前，以往)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主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见到章氏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大体推知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得章氏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在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指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但作为毛泽东个人，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截至目前止，很可能这是仅见的材料。全文是：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3月10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之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几近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在造反派的眼里，像章士钊的具体情况，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部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出半个不字？这一点他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返顾地从中调停全党全国的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真正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如果说他有可恃的是与毛的私谊甚厚，那一个接一个被批判打倒的刘、邓、陈毅、李达与毛的私谊，哪个又比他薄？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家以后，章先生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拉了一张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借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怕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
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革”为“动乱”，认为给刘少奇横加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先生不屈流俗、高瞻远瞩的卓越见地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难的“撄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为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决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章先生这样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能够这样做，更为难能可贵。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