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九十年代
刚刚过去不到10年，“九十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有了“八十年代”这个“短暂、脆弱却颇为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作参照，“九十年代”看上去要平凡得多——必需，却乏善可陈。
可能在一些思想者眼中，“九十年代”甚至是一个“粗鄙，充满物欲，犬儒主义，保守而缺乏反省”的时代，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由于我们是从那里走来，从来没有哪个时代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气质如此相近。
“九十年代”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平庸。至少与当下中国人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重要事物，都是在那个年代孕育、诞生并成长的。
“九十年代”应该是一个精彩的10年，也同样是丰富的10年，它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看似波澜不惊，回首却沧海桑田。
从这种意义上讲，让我们回首去梳理、倾听、记录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那些最贴近那个时代脉搏的人与事，趁着那段“历史”仍然鲜活的时候，回望我们的来时路。
九十年代访谈录（一）：
郑晓龙：解密《渴望》神话
■本刊记者 古川
1991年，一个名字感动了中国，她就是刘慧芳。《渴望》，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渴望》通过讲述两对年青人复杂的爱情经历，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
中国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守在电视机旁，在眼泪和微笑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九十年代。
郑晓龙：《渴望》制片人。1984年至今，先后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副主任、主任，在任期间曾策划组织了多部在国内引起强烈轰动效应的电视剧：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等，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第一”，是中国电视剧事业的第一批拓荒人。
牵手王朔
《国家历史》：您做第一部电视剧是什么样子？
郑晓龙：80年代中期，我们的争论是电视剧要不要拍得好看。我们认为电视剧应该拍得好看，有好的故事。电视剧应该关注什么？我们做《凯旋在子夜》是为了配合对越自卫反击战，拍《四世同堂》正好配合抗日战争40周年。电视剧的娱乐性、收视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拍摄的东西是不是好看成为当时我们与一些同志讨论的热点。
《国家历史》：《渴望》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要选择“讲述百姓”的故事？
郑晓龙：《渴望》是我们中心生产模式的改变。电视剧记录的技术方式与电影不一样，一个是摄像、一个是摄影。光电技术的发展、化学与机械技术的发展，也促使我们要改变电视的生产模式。
我们当时觉得在中国应该发展的是电视剧而不是电影。我们就想拍“室内剧”，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室内剧能拍得好的是以家庭、伦理等内容为主的核心故事。所以当时《渴望》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组织剧本。我们讲共产主义这棵参天大树，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可能栽种在贫瘠的土地上，必须是栽种在丰厚的、有营养的土地上。拍《渴望》这样的剧是给广大观众起到松土、加肥、施水的作用，改造土壤的作用。
文艺作品的主题应该更多的是传播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渴望》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来表达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它没有更高的主旋律，而是讲述普通老百姓的善良和美丽，与群众特别近。《渴望》完了以后总结了“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贴近观众。
《国家历史》：《渴望》这种故事情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不是有真实的故事？
郑晓龙：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的情感变化、人性变化，都是特别有传奇性的。文革期间，像《渴望》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完全是可能发生的。刘慧芳嫁给了王沪生，收养了王沪生姐姐的孩子，一直忍辱负重。她那样一个普通女工人的善良、正直，都是感动我们的。但这个故事在社会中没有特别突出的样本，是我们编出来的。
《国家历史》：当时是怎么与王朔合作的？
郑晓龙：我们要做这样的电视剧，就找了几个人一起来策划。1989年初，在蓟门饭店，我、李晓明、王朔、郑万龙，我们四个一块聊，聊这个故事，拍什么样的故事好看，观众爱看，没有外景。我们觉得拍一个女性的故事会好看，觉得男的大老爷们儿的故事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女性应该是30多岁，她一生最美丽的时候。善良、漂亮、为人正直、忍辱负重，把很多优点放在她身上，同时把很多灾难也放在她身上。当时我们是这么来策划这个故事的。请李晓明回家去写大纲，他写了17万字，然后回到蓟门饭店。我们看了这个大纲，讨论后，让晓明回去在家里写剧本。大概半年后，他写了50集的剧本。
《国家历史》：《渴望》究竟让人们“渴望”什么？作为制片人，您当时最想通过《渴望》获得什么，是金钱还是别的？
郑晓龙：渴望善良啊、美好啊、人性的复归啊。我们想通过《渴望》的播出在全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好的社会效益，起到松土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渴望》，人们觉得心里都有一种温暖。慧芳那样的善良，好人有好报。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诚实的人，这是对社会的贡献。
第二，我们想让室内剧的制作方式，通过这个电视剧的播出，得到确定。一种生产方式要通过它的产品来得到确立。
第三，想通过这个剧的播出，回收资金。我们花了102万，还没算摄影棚与剧本等其他方面的投资，实际只收回五十几万块钱，我们赔了。当时电视剧基本没有市场，各个电视台基本上是按一分钟多少钱来买片，片价很低。电视台是垄断的，没有竞争，导致我们赔了钱。
表达对社会奉献的价值观
《国家历史》：80年代有人倡导一种“自我设计”的人生观，《渴望》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郑晓龙：《渴望》表达的是对社会奉献的价值观，像慧芳一样，而不是“自我设计”的价值观。“自我设计”价值观与人生观不是在80年代，而是在90年代以后。
《国家历史》：《渴望》创造了什么样的神话？当时社会有什么反响？你认为《渴望》是我们国家电视剧的经典吗？
郑晓龙：神话就是万人空巷，当时电视剧的播出景象就是万人空巷，然后犯罪率下降。我记得《渴望》播出以后，公安部还组织了一次庆功会，把《渴望》剧组请去。在《渴望》播出的那段时间里，全国犯罪率都下降，让人感到一种温暖与善良，对社会和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应该是经典，它代表一个时代。由于《渴望》的出现，室内剧的生产逐步开始。以前的电视剧外景拍摄比较多，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而且室内剧的拍摄成本低，50集只花了102万。
《国家历史》：《渴望》首播时的万人空巷，曾一度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甚至收视率达到90.78%，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郑晓龙：我不知道90.78%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从来不敢说收视率。当时并没有收视率的真正统计，都是估计的。会产生影响是肯定的，但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当时没有想到的，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我们拍摄时，并没有想到后面的结果，会有多大荣誉，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记得拍完后，我们把剧组聚集在北戴河。在此期间，每个人，特别是导演、摄影、美术、灯光、化妆、道具都要写一个总结，总结室内剧拍摄成功的经验，室内剧拍摄是怎么完成的。这在中国是一个创造，在以前没有过，及时地总结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历史》：如果《渴望》在80年代初或者21世纪初播出，你感觉又会有什么效果？
郑晓龙：这完全是一个假说，根本不存在。有可能在80年代初根本就被枪毙了，那时思想还没这么解放，这种片子根本就不可能出炉。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好在那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我给你说个故事，在《渴望》之后，我们的《编辑部故事》差点就被毙了。如果21世纪初播放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毕竟是第一部嘛。《渴望》带起来一批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出现。如果没有《渴望》就没有接下来这一批。但如果把《渴望》抽出来放在21世纪，也很难说。
重拍《渴望》？
《国家历史》：有人觉得刘慧芳的结局不是很好，希望重拍《渴望》或者拍摄《渴望》续集，您是怎么看的？
郑晓龙：这很好啊。前些年来重拍，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前些年我们还策划了一个剧本叫《刘慧芳》，不叫《渴望》，写刘慧芳在情感上的新经历，但是后来没拍。现在再拍可能就有点晚了。至于什么时候重拍合适，这很难说，也许永远没有这样的时机。
《国家历史》：17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看待《渴望》？
郑晓龙：今天来看《渴望》，仍然很多人愿意看，仍然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国家历史》：1993年，您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创收视率最高纪录，获得了很多大奖。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视剧？
郑晓龙：我给你说，贴近时代也是我们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个很简单，当时中国处于“出国潮”。都想出国，好像国外遍地是黄金，一出国就能够丑小鸭变凤凰了。可是实际上很多出国的人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国外，并不真正了解国外的生活，并不真正了解华人在国外的生活。我记得，当时国家广电部部长艾知生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去美国办签证的人都减少了。这对出国潮是一种遏制，也反映出国是一种热潮，反映了出国的人在国外的艰苦经历，里边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碰撞，涉及到在美国的华人、在海外的华人生存现状。同时这个片子还是一个“商战+爱情”的故事，是中国“商战+爱情”故事类片子的一个开创。
《国家历史》：《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情节是真实的吗？
郑晓龙：有一些真实的影子，它原来是曹桂林写的小说，我们用了小说里的情节，前四集与他小说比较接近，但第四集后就完全改了。他的小说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写的，他本人也在美国开衣厂，最后破产。他与他女儿的关系特别紧张，因为文化上的差异。
《国家历史》：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是不是有来自上级部门的指示？
郑晓龙：完全没有指示。我记得，这部小说好像是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台长推荐给我们看，他说这部小说非常好。我看了以后很激动，觉得是非常好的体裁，而且在 “出国潮”正热之时拍出来，对社会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后来就与作者联系，我还去美国体验了半年生活，然后回来修改剧本，寻找资金，组织拍摄。
《国家历史》：现在回想起来，这部电视剧是否与主旋律有关？
郑晓龙：这要看怎么理解主旋律了。如果现在比较客观、正确地来理解主旋律，那么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主旋律。尽管它里边并没有讲共产党员、重大历史事件、直接表现党的历史或政治上直接要求的东西，但是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方向和脉搏，那也算是一种主旋律。只不过这种主旋律不被很多人承认而已。我们对主旋律应该理解得更宽更深刻一点，不能仅仅理解那么一点。
“90年代是社会进步的年代”
《国家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代特点是什么样子？
郑晓龙：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开始改革，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一路走下来。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一直都处于思想解放高潮期。新的观念与思想不断出现，思想非常活跃，但是还有很多旧的东西在里头。当时社会开始出现万元户，深圳成为特区，很多人下海经商，国家开始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思想上新旧交替碰撞比较激烈。
在电视剧方面，电视剧应该是什么样子？电视剧生产又应该是什么样子？拍摄是什么样子？人们还争论电视剧是不是商品？电视剧应不应该市场化？有很多人认为电视剧不是商品，不应该当作商品来考虑，这些都是当时的争论。
80年代的电视剧整体上还是注重宣传的功能。电视剧的生产，基本上是为了表现党的政策、理论。后来，电视台出了有线台与无线台的竞争，证明电视剧需要市场化，电视剧应该是商品。这导致电视剧迅速发展。
《国家历史》：如何看待整个90年代？
郑晓龙：让我看待整个90年代？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年代。尽管泥沙俱下，但总体来讲，90年代还是比较好的。
《国家历史》：你觉得现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休闲娱乐方式相对于9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郑晓龙：现在社会变得更多元化了，更加开放。但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还不如90年代。我觉得要想社会真正进步，要真正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现在有些人好像为了钱，任何事都可以做，一点礼义廉耻都没有。社会非常现实化，理想主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我）感觉很难过。
在社会上，大家应不应该诚实，这是应该讨论的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诚实的社会，应该鼓励诚实这种道德规范。但在道德教育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体制上，人应该有一点德行，有一点理想。 H
《渴望》
年轻漂亮的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是车间付主任宋大成，一个是来厂劳动的大学毕业生王沪生。
她渴望爱情，但是，前者有恩于她，后者身处困境，需要帮助，这使她左右为难。
王沪生的姐姐王亚茹是个医生，在送别未婚夫罗刚去干校后，发觉已有身孕。她不顾罗刚的劝阻，偷偷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罗丹。罗刚深夜突然返京，王亚茹惊喜中并未察觉他神色有异。罗刚带着女儿悄然离去，留下一封信，告之他被通缉，生还无望，让王亚茹忘掉他。
刘慧芳和王沪生结了婚，刘对捡来的弃婴萌发母爱，王不情愿，只好勉强收留，起名刘小芳。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王东东。 深感失望的宋大成和刘慧芳的好友徐月娟结了婚，但对徐感情不深。
刘慧芳在夜大与教师罗刚相识。偶然间，小芳的身世大白。恰在此时，王亚茹经过几年钻研，终于治愈了小芳相同的病症，生活再一次迫使刘慧芳作出抉择。
《北京人在纽约》
这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东西文化的碰撞引起的不只是疼痛、无助与彷徨。在家庭的分解与重组中，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怀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是第一部全面描写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美国。然而，一切并不完全像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美好。通过奋斗，王启明终于成为一位富翁，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妻子郭燕成为外国商人大卫的妻子，而大卫却是王启明最大的竞争对手。情感在复杂而微妙的冲突中发展，王启明也找到了聪慧美貌的红颜知已阿春，但是矛盾并不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女儿宁宁的到来，又在几个人的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宁宁不能理解父亲王启明与母亲郭燕，更不能接受阿春。处身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她变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纵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纽约》折射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全景式展现北京人在纽约生存状态，早在十年前就引起轰动，成为描写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事业与情感历程的经典之作。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