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中，尽管宣传起来，有问题的人，事一大堆，认真估量一下，在城市居民中还是较少一部分，更不用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中。网上好象老田的文章说，文革中被折腾的大都是各方面的精英层（尤其是新起的造反派骨干），相对而言，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多少损失，甚至受益更多，我在监狱时听一位从内蒙来的女技术人员谈她的经历时说得好，……在前面带头闹事的都抓起来了，我们跟在后面的人都得到了好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调了一次工资却只调低工资的，不调高工资的。就基层单位而言，干部的特权少了，老百姓的变相福利多了。除了文革初一、二年大家都忙了一阵子，其它大多数年头，文革前的业余政治学习没有了，普通工人有更多闲暇时间搞个人的兴趣。七十年代初，上海就时兴“先立业，后成家（也影响了人口的负增长）”，什么“36条腿的基本建设”。内地青工也打造沙发这些在五、六十年代“奢移”的家具，在大读《红楼梦》中，北京提出“宁要薛寳钗，不要林黛玉”的实惠口号，一些人还掀起一阵阵“吃鸭不吃鸡”、“吸雪茄不要纸烟”等防癌风潮，各地更是自发地大规模地推广“饮水疗法”、“红茶菌”等。1968年春夏，我“突然”发现我厂食堂老工人王兰成在食堂前的广场上带起了徒子徒孔几百人在练武术，自称“锻炼身体”。69年底，厂里好几十个青工把自行车装上内燃机，一下班一溜烟，似乎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前面所谈那位“现反”徐贞祥出狱后仍在到处演讲他的哲学，郑州水工厂一位木工搞出“冷涨理论”，比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那位美国人早了十多年，郑州郊区一农民的“土火箭”试验接二连三地发射，还有他自己的流体力学理论，上海来的几位知青在河南郸城搞起来一个新生学校和一整套教育理论。在江青推荐《红与黑》、《简?爱》、《红字》、《安娜?卡列琳娜》、《格列佛游记》等10部翻译小说后，青年人读《简》成风，也同时流行着《爱情故事》、《多雪的冬天》等美苏小说和日苏“内部”电影，下面还有一些人又唱起《好花不常开》，《疯狂世界》、《香格里拉》等老流行歌，街上也时时掠过打扮够刺激的女孩子……，这一切，除了有时间，恐怕还需要“衣食无忧”，至于是什么消费水平、另当另论。他们至少不需要发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今日老工人说，“那个时候，一个家5、6个孩子，也不发愁养不起”，这也叫“经济基础”吗？
——所以比较起来，文革中的什么“浩劫”、“折腾”，应该是官僚、精英们感受较深。不过“走资派”们受过批判后，或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大都身体好了，精神多了，和群众相处也融洽了。文革后期，群众反而更重视他们的资历和经验，又同情起他们有过的遭遇，知识分子被“折腾”后，原有的优越感、酸气都少了，很受群众欢迎。记得文革前，近视眼是谈对象的一个障碍，七十年代初，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也成了“热门货”。
一一从上摘自{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3）也谈文革中的专制
除了报上宣传的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曾经是我在省、市看守所难友的刘长湘——给各大军区司令写信、煽动反林的“66.4”案，杨运凯——名字记忆可能有误，是已经关押了十几年的一位国民党军统特务、“三面间谍”，蒋爱国——仅有偷盗行为的一位单纯的年青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都被处决了，但同期我的难友中还有另一些“现行反革命”、“投敌叛国犯”，如徐贞祥、文保灿、梁和平、李希文、陈远辉等人都处理较轻，或者不了了之，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们今天有些还在郑州生活，回顾自己的命运，他们也从来没“感恩”过，因为他们认为本来就不该抓他们。总结这些熟悉的人，除蒋以外，同是政治犯，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处理，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出身、身份不同。徐贞祥反右时在北京上大学就跳得很高，这次“一打三反”刚掀起恐怖高潮，他就顶风作案，在郑州各繁华中心张贴自己书写的真正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传单（不是观点，是为了出气，挑战恐怖，当时定为“3.11”大案），在看守所关押时，还一直在写什么“一分为三”等不同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为什么处理时不了了之呢，主要是出身好，可以算认识问题。而刘长湘其父解放前是德士古公司的一个买办（“当然”是阶级报复）。我本人在1968年的“反多中心”运动中挨整时，抓我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在办公室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旁随手写了“打倒大少爷”这样的“反标”，而同厂一个女工在“一打三反”一次大会上扯掉一张大标语（为了坐）形成“反动影响”，仅作了检查。
第二，反毛和反林、周的不同。文保灿是粮食学院的学生，写信给陈伯达，全面攻击毛泽东和文革，在号内，刘长湘说文保灿，你是反毛的，我只反林。结果是刘被杀，文被释放。文革期间的专制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因反对领导人被处理的，被杀的大多是反林，被抓的又大多是反周恩来。《王力反思录》说，“据说（据中纪委人说）全国抓了一千万“5.16”，就是因为说人家反对周总理”，不过王力说的“抓”，绝大部分人是进了“学习班”。1974年郑州街上一份《高歌猛进》大字报没点名地影射周恩来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开始和林彪是一致的。（据说邓颖超专程来看了）作者被地方判了5年徒刑，1977年初，为迎合当时的“抬周压毛”，要拿作者的人头奠基，如果不是他“疯”了的话。在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僚那里，他们实际上并不把反毛当成很大的事。只是因为别的原因要整你时，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我这个货真价实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每次挨整都首先被扣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革中，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绝大多数人，恰巧都是最积极的跟着毛主席走的人，整人者正是用这种手段抵制毛泽东的路线的贯彻。
第三，文革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说：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我上面提到的刘、杨、蒋，以及遇罗克（他判死刑是因为手榴弹问题，硬把他文革初期反“血统论”与死刑联在一起，是文人的政治游戏。何况他是明确支持江青反“血统论”的。就像文革后被华国锋处决，并在处决前割去肾的李九莲，文人们也故意回避她的主要罪恶是为江青被抓鸣冤叫屈的。郑州郊区一个姓赵的农民仅说一句“江青不是毛主席老婆吗？就被以三个“恶毒攻击”罪名判15年，出了布告）等人被杀，包括张志新第一次被判都是在“一打三反”中。1970年大年初一传达4、5、6号文件，当天就把一大批造反派抓了起来、关了起来。林彪还提出，要杀一小批、关一小批、管一小批（土改后，仅林和邓分别提出过“要杀一小批”“杀一批”） ，此时的他，不仅要通过“第一个号令”要指挥一切，而且要杀人立威。“一打三反”中所杀第一批，主要是从狱中取一部分历史反革命垫底（例如杨运凯），第二批是以现行刑事为主，蒋爱国仅是一个“小偷”就是被做为典型，被草菅了人命，但也对造反派开了杀戒，有些是以无政府主义，一般流氓习气上纲上线开刀的，例如郑州国棉六厂的郭金保。有些则直接是以反革命集团，例如被称之为第二次信阳事件的赵、马、朱、巴等集团案先“送”走的一些人，准备好的第三批，是更大一批造反派，他们或者已被印上了判死刑的《布告》，只待朱笔，我们厂就有李洪玉、吴庚全二名“首犯”，这是1974年我们去接他们出狱时，法院告诉我们的，而且是还包括有其它人的一大批。例如郑州铁路局的王志祥等人，其家属已准备去收尸……。或者已对他们拟好了判决书，如赵、马案剩余没走的，还有武汉等地近年的新发现。总之，幸好出了林彪的“9.13事件”，这第三批乃至以后还可能有的其它批，才被搁置下来，才少掉了一大批造反派的人头！今天有人说，林彪事件使军队失去了左派，才有了文革的失败，且不说，文革究竟主要依靠群众运动，还是官僚机器内部的“先进力量”，而实际上“一打三反”，甚至从1968年就开始整治造反派的军队干部（例如河南的王、王、杜、李等），大多是1967年曾不同程度先后支持过造反派的。控制地方权力以后的军队，喜欢的是老干部的掌权经验，保守派骨干的听话，而造反派难融体制的天性已和他们格格不入，而且必将成为他们跟随林彪另一条路线的障碍。至于林彪集团如果成功的中国与世界，包括大历史中如何评价林彪，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对内肯定是军事官僚专政。他们的“571工程纪要”为拉拢文革中的反对派，也攻击毛泽东是“秦始皇”，今日对此欣赏的人们是否也要正视一下林彪集团已经普遍实施过的法西斯专政。就像李锐宣传的邓小平和李维汉一起谈毛泽东的“封建”，而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子女还是这些改革派的子女世袭了封建特权？！"
一一一{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
解放初镇反时，我们杀了几十万反革命，那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你死我活的内战，秦始皇坑那几百个“儒”，当然无法与之相比，毛泽东那样讲，是他搞“阳谋”的一贯风格，上世纪八十年代，监狱里关押着五十年代以后最大一批政治犯，胡耀邦、赵紫阳都可以用政客的口吻“负责任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没有关押一个政治犯。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肃反、到文革时的清队，毛泽东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王力反思录》中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反复说，我党七大后犯了三大历史错误，其中第二条就是杀了一个王实味。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原则，连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坏不了。我从报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没一个是枪毙的，全国枪毙了四位烈士，绝不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他还说，即使证据确凿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对斯大林肃反所杀的党内反对派，毛主席还对后来的一个苏共领导人说过： “这些人不但不该杀，而且还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今年正在被粉饰的蒋介石，且不要说对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官，被他处决、暗杀的有多少！社科院一位对国史研究总有独到见解的学者说，毛泽东就是死守“不杀人”这条杠，用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对外宾说的话，就是“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这是斯大林、蒋介石以及党内其它主要领导人如刘、邓、彭，都不能相比的。就是另一个彭德怀——人们为了利用他来反毛，故意掩盖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主要问题是“里通外国——，1957年，一进北大的门，就要把贴大字报的学生统统枪毙”。陈云说，如果毛泽东1956年去世……，或者说如果让上述人替代毛泽东，仅一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能比毛泽东做得好吗？有人这样说，党内高层6个最能整人的人刘、邓、彭、康生、罗瑞卿、周扬文革中被打倒了5个，且不论他们整的人是否是对的。或者换句话说，当时不打倒这5个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来，无非是第二次“反右”。同样有影响的两个天安门事件，1976年的清明节是解放后几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有些人反毛（主要是高干子女，人们总结是贵族造反），并借助了关心政治前来观看的成千上万的群势，而且在这里，打、砸、烧了，最后抓了几十个人。全国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还是反对他们反毛的人。平息、驱赶时，没有带进去一支枪，也没有水龙头、催泪弹，恐怕美国这些“民主国家”也不会做的这样好。1989年的“风波”，是“自由化”的开始，波及全国后，打倒邓、反腐败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到“6·4”，是坦克车、机关枪和整建制的野战军……这个世界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个程度。
如果说，在“五十多天”里，各个工作组，各级干部是听命于中央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镇压群众的话，如果说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许多领导干部对毛泽东是采取阳奉阴违，暗行其事，另搞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套（辟如57年反右，在基层基本上是镇压批评官僚的左派），那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已明显靠边站，又有了向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宪章“十六条”，而各级党政领导几乎是完全一致地公开顶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的明文规定，直接组织领导更大规模地整群众，知识分子、干部，一些地方还直接使用了专政工具，不少还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线。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好象从父母那里得一密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破四旧”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慑整个社会，以“血统论”作杀手锏，目的是压制、镇压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直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破坏正常的法制秩序，就是这群“红后代”们首开先例，大开先例！（据中国百年法制大事纵览：“1966年8月至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市有114000多户被迫自动交出了财物、大批文物字画。据统计，自8月下旬到9月底的近40天里，北京有1700多人被打死，有85000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驱赶出北京”。——对于“高干子女的这些罪行，文革后，专门下了文件，不予追究，因为他们是反对“四人帮的”）。尽管因此必然影响到以后两派斗争中对这些手段的使用，但是除个别地区、个别事件（如道县事件等）以外，都没有这些“自来红”们搞的恶劣，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让你毛泽东收不了场，以保整个官僚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谢富治问毛泽东汇报：“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毛主席说，这是阶级斗争”。毛泽东也从中感受到了他和整个官僚阶级的冲突会到什么程度，据《王力反思录》说，1966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回141贴;""所谓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少奇，用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文革初期，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的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后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除了学生、老师，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大批人遭到残酷斗争，也因为各层当权派在这“50多天里”以及8月后继续执行资反路线中的组织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给文革全面展开后形成两派斗争及其残酷性留下了祸根。据说，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韩爱晶给蒯大富偷递了一个条子说蒯，你组织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是你公民的权利，他们非法关押你，残酷斗争你才是违法的。道理应该是这样。刘整了千百万人后被打倒（用一位秀才的话说，刘是整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么他整的千百万人都是正当的，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传？居然持续了几十年。
回144贴;"文革中，尽管宣传起来，有问题的人，事一大堆，认真估量一下，在城市居民中还是较少一部分，更不用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中。网上好象老田的文章说，文革中被折腾的大都是各方面的精英层（尤其是新起的造反派骨干），相对而言，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多少损失，甚至受益更多，我在监狱时听一位从内蒙来的女技术人员谈她的经历时说得好，……在前面带头闹事的都抓起来了，我们跟在后面的人都得到了好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调了一次工资却只调低工资的，不调高工资的。就基层单位而言，干部的特权少了，老百姓的变相福利多了。除了文革初一、二年大家都忙了一阵子，其它大多数年头，文革前的业余政治学习没有了，普通工人有更多闲暇时间搞个人的兴趣。七十年代初，上海就时兴“先立业，后成家（也影响了人口的负增长）”，什么“36条腿的基本建设”。内地青工也打造沙发这些在五、六十年代“奢移”的家具，在大读《红楼梦》中，北京提出“宁要薛寳钗，不要林黛玉”的实惠口号，一些人还掀起一阵阵“吃鸭不吃鸡”、“吸雪茄不要纸烟”等防癌风潮，各地更是自发地大规模地推广“饮水疗法”、“红茶菌”等。1968年春夏，我“突然”发现我厂食堂老工人王兰成在食堂前的广场上带起了徒子徒孔几百人在练武术，自称“锻炼身体”。69年底，厂里好几十个青工把自行车装上内燃机，一下班一溜烟，似乎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前面所谈那位“现反”徐贞祥出狱后仍在到处演讲他的哲学，郑州水工厂一位木工搞出“冷涨理论”，比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那位美国人早了十多年，郑州郊区一农民的“土火箭”试验接二连三地发射，还有他自己的流体力学理论，上海来的几位知青在河南郸城搞起来一个新生学校和一整套教育理论。在江青推荐《红与黑》、《简?爱》、《红字》、《安娜?卡列琳娜》、《格列佛游记》等10部翻译小说后，青年人读《简》成风，也同时流行着《爱情故事》、《多雪的冬天》等美苏小说和日苏“内部”电影，下面还有一些人又唱起《好花不常开》，《疯狂世界》、《香格里拉》等老流行歌，街上也时时掠过打扮够刺激的女孩子……，这一切，除了有时间，恐怕还需要“衣食无忧”，至于是什么消费水平、另当另论。他们至少不需要发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今日老工人说，“那个时候，一个家5、6个孩子，也不发愁养不起”，这也叫“经济基础”吗？
——所以比较起来，文革中的什么“浩劫”、“折腾”，应该是官僚、精英们感受较深。不过“走资派”们受过批判后，或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大都身体好了，精神多了，和群众相处也融洽了。文革后期，群众反而更重视他们的资历和经验，又同情起他们有过的遭遇，知识分子被“折腾”后，原有的优越感、酸气都少了，很受群众欢迎。记得文革前，近视眼是谈对象的一个障碍，七十年代初，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也成了“热门货”。
"第一，出身、身份不同。徐贞祥反右时在北京上大学就跳得很高，这次“一打三反”刚掀起恐怖高潮，他就顶风作案，在郑州各繁华中心张贴自己书写的真正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传单（不是观点，是为了出气，挑战恐怖，当时定为“3.11”大案），在看守所关押时，还一直在写什么“一分为三”等不同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为什么处理时不了了之呢，主要是出身好，可以算认识问题。而刘长湘其父解放前是德士古公司的一个买办（“当然”是阶级报复）。我本人在1968年的“反多中心”运动中挨整时，抓我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在办公室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旁随手写了“打倒大少爷”这样的“反标”，而同厂一个女工在“一打三反”一次大会上扯掉一张大标语（为了坐）形成“反动影响”，仅作了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