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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散发温暖——犹太人的财富智慧02
双重属性的金钱 钱的“准神圣”地位的确立，为犹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清除了在其他民族中常见的各种非理性的路障，使犹太人得以最为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赚钱才干。 但是，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个人都享受无限制的自由，最终只能导致每个人都由于相互限制而处于完全的不自由中。谋利行为带来社会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完全信奉“唯利是图”意义上的钱的“神圣性”。 钱作为一种人为产物，天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钱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钱又是人类自觉自主行动的产物。谋利行为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约束之下，这在犹太民族和其他一切民族都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约束的着眼点及相关的机制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犹太民族表现出同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的、最符合真正的钱的逻辑的特性。 犹太教没有把现实世界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两大部分的做；犹太民族以一本《圣经》作为民族范本，而《圣经》完全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体；犹太人以遵守上帝律法作为民族身份，而上帝对他们守法的回报，就是始终赐之以福，让他们生养众多、财产丰饶。在这样一种文化安排的背景上，“应不应该谋利”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犹太教典藉《塔木德》上明确写着：“如果人没有恶的冲动，应该会不造房子、不娶妻子、不生孩子、不工作才对。”恶仅仅因为有利于人类，也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利本身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意味着，在犹民族那里，对谋利行为的限定已经从“形而上”的层面转到了操作的层面，证而不明、议而不决的无谓思辨、转化为可以具体探究实证地解决的程序与方法。原先的一个“应该不应该谋利”的问题，现在转化为或者分解为两个具体问题：“应该如何谋利”和“应该如何再分配谋得的利”。 第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谋利”的问题的提出，表明现在有关谋利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只要形式上正当的行为就是正当行为。这一命题可以由犹太人自己的一则笑话而得到极为明晰的证明。 摩西走进纽约市的一个厕所，坐上马桶之后好一会，才发现厕所内没有准备卫生纸。于是，他便隔着墙问邻座用厕者：“请问您那儿有卫生纸吗？” 传来的回答令人失望：“没有，我也正为此犯愁呢。” “请问您手边有报纸、杂志之类的东西吗？” “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用10美元的钞票与您兑换小票好吗？” 钞票在这里做什么用，大家都清楚，用10美元的钞票兑换小票的目的，大家也清楚，但这种明显的转嫁损失的做法，仅仅因为一个“自愿的等值交换”的形式上的正当，也就成为一种不正当而聪明的“谋利行为”。 正是从这则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对谋利行为的“方法论”限定的意义：犹太人在意的不是消极地维护人的秩序，而是通过维护谋利活动的秩序来达到维护人的秩序的效果。打个比方，一味着意于维护人的秩序的人会因担心汽车轧死人而不许汽车上街。犹太人则听任汽车上街而到处设立交通规则，在汽车畅通无阻的同时保证不轧死人（当然偶尔的交通事故也不能排除）。 因此，犹太人不但使经济秩序得到了保证，也使社会上那部 分活力最强的人的谋利积极性得到了保护和调动，而在规定形式的范围内的“唯利是图”，更使犹太人的经商智慧得到了大大的开发。一个经济良性运行模式，就是在所有这一切条件得到满足时共同构成的。在这一个模式中，资本无疑可以得到最为适宜的发展条件。 同样，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再分配谋得的利”的问题的提出 ，更表明现在人的秩序与谋利活动秩序的协调是通过直接的钱的转移而完成的，人理与事理的融合是在钱上面达成一致并完成的。钱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媒介的特性，在这样一种安排下，可以说最充分地发挥了，而这种最符合钱的逻辑的安排，又恰恰与犹太民族古老而且持之以恒的慈善传统是一致的。 在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就已把“捐献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岁月中也从未中断。所谓的“慈善”不是犹太人的说法，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只是一种“公义”：捐献，即一定数量的钱的转移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履行的“公共义务”。其强制性这大，足以构成另一则关于犹太人的笑话： 有一个乞丐去找施主，要求每月一次的施舍。他敲了几次门，才见主人开了门，神情暗淡的。 “出了什么事了？”乞丐问他 “你不知道？我破产了。我欠了10万元的债务，而我的资产才1万元。” “这我知道。” “那你还来问我要什么？” “按照你的资产，每1元给我1角。” 虽然长时期中，犹太人的慈善安排主要服务于犹太人内部，对他们寄居国的社会大环境没有直接的作用，但这种安排可以即时发挥其作用，从而加速这一过程。所有这一切无非说明，犹太民族由于其起源、历史遭遇以及由此而创设的文化机制，而孕育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要素。因此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商业发展和合理性的增强而不断高速和成长，表现出高度的同步甚至超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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