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的祭日。之所以说四十年，是从一九六八年算起。又因为我是九月二十二号下去的，所以拿这一天算祭日。

　　为什么说上山下乡是个运动？因为这是一项带有明显政治目的活动，对施者和受者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条很明显的思想轨迹，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说，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换句话说，一九六八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决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联想到文革前毛泽东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联想到在这之后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或插队落户，或新建农场，或屯边垦荒。在我上中学的郑州市，第一批分配的初中毕业生，六六、六七两届，按照“三分之一下乡、三分之一进工厂、三分之一升学”的分配原则，还有不少同学喜气洋洋成了工人阶级，拿工资去了。等到那年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留在学校为分配吵得一塌糊涂的六八届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就一锅端，一个不剩的统统踹到农村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加上高中，一共六届。全国大概有三百万人。

　　谁能说清楚，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究竟是毁掉了一代青年？还是为中国储备了一批人才？

　　作家王兆军在《是谁杀死了林彪》一书中，写到知青时说，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造就了一片树林。

　　是这样吗？还是歪打歪着，造成一片荒芜？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提出来的。当农村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口粮时，当城市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时，政府就动员、组织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家，或者到边疆垦荒，无论说教的多好听，其实就是种地打粮食，让那些留在城里的人吃。这是一个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毛泽东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但是，我之所以说一九六八年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纪念日，是指这个年代所产生的“知青”有其特殊含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含义。

　　“老三届”知青是作为红卫兵的延续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些知青与红卫兵之间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他们下乡，并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届”，初中学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出生。这批学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产党自己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

　　这三届学生之后，也就是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共产党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养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这批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得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得势于年少气盛和“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杀向社会，杀向机关、学校、居民区、农村，所到之处，天翻地覆，风声鹤唳，闻着莫不股战、色变。

　　红卫兵，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突击队。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工人、干部、大学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

　　但是，因为红卫兵是从文革初期就参与其中的，到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进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渐渐清醒，开始思索文革的实质，思索社会的意义，思索中国的未来；另有一些人则怒火万丈，用“痞子”的办法发泄心中的怨气。

　　我在“八一八祭”的博文里曾经说过，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这支队伍在组织结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没有做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准备。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是没有权力意识，没有夺权、掌权的意识，更没有掌权的准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当一个阶段结束，开始另一个新阶段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

　　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毛泽东大概就想到了“到农村去”的办法。其实，对于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毛泽东都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基层去，尤其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或许，毛泽东对处理这批红卫兵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执行层面，到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老三届”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结局。用的时候，全国都说好，从最高统帅到“五类分子”，人人赞赏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江青们的形喜于色，使这批十几岁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白宫之顶！”一旦被抛弃，原来赞赏者又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那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红卫兵造成的，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抛弃。

　　抛到哪里？农村。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把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劳改），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做法。

　　我下乡那天，当火车缓缓开动时。突然，几乎所有车厢都传出《三套车》的歌声。“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悲怆的歌声低沉、愤怒，又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自己被人家用完了，抛弃了，却又无以言表，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绪。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抛弃。用时甜言蜜语，弃时如同敝徙。这就是政治，就是当时的现实。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首先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法着苍白的时光。这些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秋季分配，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支撑的时间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九个月；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

　　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生活的贫瘠。

　　这对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然而，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

　　当谎言被揭穿，当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最能教育人。现实非常残酷，它把几百万天真、单纯的心灵放在太阳下暴晒，放在贫穷中锤炼，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着我们思考，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当红卫兵才受骗，我们一直在受骗！

　　我以为，这就是一九六八年“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这就是“歪打正着”的意义。大概，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他把“老三届”送到的不是农村，而是送进了炼狱。他希望他们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体力锻炼，而他们却开始了突破思想牢笼的探索；他希望他们认识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光荣”，他们看到的却是愚昧和落后；他希望他们看到真实，他们却用这真实戳穿了谎言。当几百万曾经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分化、裂变，开始新生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啊！只不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是发生在风雪弥漫的漫漫长夜，发生在风雨凄迷的泥泞路途，经历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着自己内心的煎熬、挣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虽然大多数知青都看到了农村的现实，也都感受到这个现实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大队的知青从农村回城探亲时，看到城市普遍使用的票证，再与农村的贫穷相比较，才真正理解国家经济的现状），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把现实作为自己前进（其实，用“挣扎”这个词倒比较确切）的动力。认识的变化，并不一定能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变化。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为了别人的理想，为了别人的主义，为了别人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思维方式的因循和突破，造成知青队伍的分化。尤其在知青回城以后，一些“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人，努力寻找个人道路上的起点、路途和突破口。还有一些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交给了党和国家，自己或者等待，或者任劳任怨，或者安于现状。

　　这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悲剧所在，不是在下乡时，而是在回城后。当不该为别人的时候，他们全心全意为别人；当该为自己的时候，他们却不会为自己了。只有当悲剧一幕幕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或许能从正面理解毛泽东“上山下乡”的考虑，或许能理解他告诉王海容，叫她的同学“九点到学校还早点，可以十点再去”的意义。

　　当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也不无不可。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虽然现在城市就业难普遍存在，可是，有那一个领导，有那一届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乡”来解决就业难题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来人，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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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的上山下乡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如董加耕、侯隽、邢燕子们，他们还多是回乡务农。六十年代初即有小批量的纯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充实所谓的军垦农场，以及逐渐大批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到所谓的社办农、林、牧场。这些六十年代初的上山下乡青年却是什么要落实“阶级路线”、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被剥夺了继续升学深造权力的牺牲品，几乎都是所谓“家庭出生”有问题的品学兼优的高、初中毕业生。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国家再也不分青红皂白，管他“老三届”“新三届”都得去到边远、贫穷、落后的“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除了所谓的解决就业、到基层锻炼、接受再教育等堂皇的宣传外，还以毛的浓厚的农民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毛一辈子就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他熟悉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农民思想的根深蒂固，懂得封建帝王统一和治理这个国家的真谛，一旦待拿枪的农民进了城，就再也不让没拿枪的农民进来了。而对待城里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与他一起打江山的有识之士却是胆颤心惊，生怕危及到他的权力和地位，千方百计要把这些人改造成“农民”、“顺民”。于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变成了教育为他的政权服务，不让青年们掌握更多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让他们接触现代的民主思想，从共和国建立开始，就根本没有把培养现代公民当成共和国的目标，而是把国人培养成服从于封建帝王统治的农民作为他立国立权的大计。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到“五七”干校，就成为那段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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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知青们真正梦醒的时候,是当他们看到当兵、招工、入党、提干都需要走后门的时候....当然，后来是否能反思到人权、体制的深度，得看他们的道德素养、思维能力和知识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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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革”中，除了“黑五类”子女外，没有哪个初中以上的学生不参加红卫兵。在那非敌即友的氛围中，敢不参加红卫兵么？后来这些中学生全作为知青下放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知青就是红卫兵。
2、知青在农村，接触的是贫穷落后。尽管他们由此知道了当局过去宣传的虚假，从而不会再相信诸如此类的宣传。但他们无论如何“独立思考”，也思考不出自由民主人权来。如果没有真正先进思想的输入，让他们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的话，他们仍免不了在相当长时期内充当权力的奴隶。
3、确实是歪打歪着。不过主要后果是让这一代青年浪费了青春，使国家产生了十年的人才断档。这些知识青年回城后自己谋生更加艰难，而在他们离去后的农村若没有后来的体制变革，可能更加贫穷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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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专制“杰作”，暴君绝品，可叹一代青年命运，他们的人权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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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民只不过是农奴而已，何来提高地位之说？假使真的地位那么高，又怎么那么贫穷与愚昧。农民的优点固然应该看到，但是，缺点也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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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民数代人可以在农村待上几十年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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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是对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破坏，不管领导人物当初想的怎样，但是的确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是一种破坏。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的做法提高了农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这和现在的蔑视农民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在中国，农民的地位和创造力是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与之想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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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不同意见：
1、红卫兵不等于知青，只能说2000万知青里有少部分红卫兵。
2、我认为知青的上山下乡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深思熟虑”之举，可能是一种无奈，也可能是一种警惕，总之，毛泽东脑子太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3、他的孩子到农村到基层与知青上山下乡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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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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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我们，而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封建、外敌入侵和专制独裁、以及最近60年……。我们的中华母亲呵，灾难何时到头？
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让我们再次唱响当年的歌：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
一位下乡10年的老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