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学有大用

左图：1983年10月，周振鹤（左）、葛剑雄获博士学位，与恩师谭其骧（中）合影。   上图：周振鹤博士文凭。

本报记者  樊丽萍          “83001”和“83002”，这两个数字，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两位博士生导师——周振鹤教授和葛剑雄教授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学位证书上的编号。          乍看无奇？          继1977年11月底举行“文革”后首次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之后，于1983年10月颁发的这两份博士学位证书，标志着我国培养出了首批文科博士。          至此，新中国的学位制度趋于全面完善。          周振鹤和葛剑雄，30年前投师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门下。得到谭先生悉心栽培，1983年秋天，他们双双以优异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经教育部批准后举行的博士生答辩，并于同年10月成为我国首批文科博士——堪称殊荣。          30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          而今，已过“耳顺”之年的周振鹤和葛剑雄，仍然工作在复旦大学史地所。复旦校园里高耸的光华楼21层，他们的办公室还是“贴隔壁”。          如果说30年前同时投名师，后来又同时成为我国首批文科博士，不过是一个巧合；那么透过他们这30年来留在求学之路、治学之路上的扎实脚印，以及他们丰厚的学术成果，可以从一个断面了解人文社会科学30年来的发展脉络。      1978年，“迟来的春天”          1977年10月21日，全国媒体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后一个月举行的那场考试，被很多“中举”的考生称为“改变一生的考试”。          不过这场考试，没有惠及周振鹤和葛剑雄。          这一年，31岁的葛剑雄在上海闸北古田中学任教。由于年龄“超标”了几个月，他不得不与这场注定要写进中国历史的高考擦肩而过。时年36岁的周振鹤，仍在湖南马田煤矿当助理工程师，早在1963年，他已在福州大学矿冶系读完了大学本科。          和他俩命运攸关的一条消息，是隔了数月，在1978年初春时才发布的——继恢复高考之后，“文革”后的首次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即将举行。          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时，周振鹤心里起了波澜。按当初规定，凡1942年4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毕业同等学历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但1941年出生的周振鹤，这回也遇到了年龄“超标”的尴尬。          幸运的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为宗旨的研究生考试，最终向周振鹤这群“大龄青年”敞开了门。“有一天我去粮店买米，正好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根据教育部新规定，报考研究生的年龄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周振鹤说，“我立刻就动心了！”          教育部的新规定不仅放宽了年龄，对报考人的学历等要求也放宽了。于是，没有上过大学但已经成为古田中学骨干教师的葛剑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悄悄报了名。“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可以报名，没有中学文凭甚至什么文凭都没有的，也都能报名。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读研究生。”葛剑雄说。          1978年7月，酷暑难耐之时，填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周振鹤和葛剑雄被告知已通过初试，将参加复试。他俩接受最后面试的地点有些特别——是在龙华医院的一间病房。“谭其骧先生此前半年因中风住院，当时还在康复中，所以我们就去了他的病房。”葛剑雄解释。          这一天，周振鹤和葛剑雄第一次见到了他们日后的导师、赫赫有名的谭其骧教授。此前，在小煤矿里工作了15年的周振鹤根本不知谭其骧何许人也；而葛剑雄，1960年曾偶然在南京路的一张光荣榜上看到过谭其骧的照片，并因为“骧”字较为罕见而记着了这个名字。      原来还有“博士”这回事          一个没读过大学，一个是工科出身，葛剑雄和周振鹤却把很多历史地理学本科毕业的报考者甩在了后面，以遥遥领先的高分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          有意思的是，考分极高的他俩，对即将要研读的专业——历史地理学，并没有足够的认知，一度以为“历史地理学，就是历史学加地理学”。他们更不知道，研究生阶段，不久后还将分为硕士和博士。          在谭其骧教授指点下，功底扎实的葛剑雄和周振鹤不仅马上领会了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内涵，治学进阶更是快得惊人。          以政区地理为研究方向的周振鹤，用洋洋洒洒10万字，写成了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解析了西汉200年数十个诸侯王国封域极其繁复的变迁过程。依据论文的难度和意义，当时就有人建议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但其时，国内还没有“文科博士”一说，一切尚在酝酿之中。          谈及这一话题，从1980年起担任谭其骧助手的葛剑雄，对“文科博士”的出台背景倒是十分熟悉。          1980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我国的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次年，谭其骧应邀参加国务院学科委员会第一次学位评议组会议，葛剑雄陪同北上。          “这个会开得很长，主要就是为了落实学位条例。会议确定了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点。当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同时被设定为博士点和硕士点。会议还确定了全国的第一批博导，一共30多人，谭先生是其中一位。”          这时，临近硕士毕业的葛剑雄才知道，除了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这回事。“但博士怎么招考等等，都还没有出台规定。”          不久后，获得硕士学位的师兄弟俩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取了谭其骧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超豪华”的答辩委员会          1982年6月我国培养出首批理科博士后，谭其骧教授便在参加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会议时提出，周振鹤和葛剑雄的论文也很优秀，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但这条意见，当时立刻被否决了。          “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理科有标准，第一批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大多是读数学的；而文科却没有标准，好与不好，无法判定。”葛剑雄回忆，文科博士一事就此被搁置，直到1983年三四月间，校方重新提出，要赶在全国其他高校前，争取培养出第一批文科博士。          1983年7月，经原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批准，周振鹤和葛剑雄终于怀揣着各自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和《西汉人口地理》，参加了我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场文科博士答辩会。          当年“超豪华”的答辩委员阵容，让他们回想起来至今感慨不已。“学校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会委员，都是一流专家，包括史念海、侯仁之、杨向奎和陈桥驿等先生。”1983年10月，复旦大学数学系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文科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我国首批文科博士周振鹤和葛剑雄，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先生手中，接过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证书。          “83001”，谈到博士学位证书上的这个编号，而今已经多次为博士生答辩担当评审委员的周振鹤淡然地说，“这只是个巧合。”但周振鹤明白，如果不是历史的转折，他如今应该是个退休的工程师，不可能完成从工程师到文科博导的角色转换，“可能一辈子做不了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          获得首批文科博士学位后，葛剑雄也跨上了更高的学术台阶。1985至1986年间，葛剑雄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86年，他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文科博士论文。          1987年，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谭其骧先生在它的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位大师，至少对西汉郡国级政区变迁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赶不上这本书。”      超越恩师辈，治学无止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大地，处处洋溢着生机。应和着时代快步向前的节奏，复旦大学史地所里，一边做学问一边承担着教书育人责任的周振鹤和葛剑雄，也迎来了各自学术上的春天。          长于逻辑思维、精于考证的周振鹤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相继出版了《体国经野之道》《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等专著，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论著多次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优秀人文社科论著奖项。学界皆知，周振鹤当年在论文写作中自己定义的一些学术用语，如行政区划等，如今已是这个专业通用的术语。1990年出版的《体国经野之道》，更是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政治地理领域的空白。          同样才思敏捷的葛剑雄，在学术上也是出类拔萃。葛剑雄在出版博士论文后，先后出版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等著作。他主编的《中国移民史》1997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          提到葛剑雄，不能不提他的一个旧身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从1997年到2006年，葛剑雄连任三届所长。谈到史地所最近10多年的发展，他掩饰不住喜悦：“我们所在复旦文科里是领先的，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我们的馆藏十分可观，收集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资料，因此，史地所网站在全美各大高校图书馆有链接，来自国外的访问量已经超过国内……”          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以求的他俩，目标明确：超越先师谭其骧一辈，推动历史地理学科进一步发展。          “谭先生很开通，他那时就告诉我们，他做学问要超过王国维、钱大昕，而我们一定要超过他，否则学术无法进步。”葛剑雄说，各人天赋不同，或许作为个人，超越谭先生是困难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我们已经超越了谭先生一辈！”当年，谭其骧费尽千辛万苦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但由于画的是纸本地图，每个朝代只能选一个年代；而今，复旦大学史地所耗费10年之功建立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已经基本完成。有了这一系统，只要输入一个具体年份，电脑就会自动生成当时的地图和相关信息。          除了专心治学，从1993年起，身为首批文科博士的周振鹤和葛剑雄，也开始招收博士生了。不过，名声在外的他俩，都坦言自己不是严师。          至今，周振鹤已经带教了整整30名博士。他说，他对学生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读书，脚踏实地读书。“我不能手把手地教博士，那是教小学生的做法。博士生，应该和老师共同研究课题。”          葛剑雄带教博士生，也是“外松内紧”。照他的话说，“底线不能突破”。有一次，一位博士生告诉葛剑雄，博士论文写不出来，估计不能毕业，但很怕坏了先生的名声。不料葛剑雄立刻回应，“那不碍事，去办个肄业手续就行了。人各有志，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欣慰的是，带教博士15年来，他俩都收了几位得意门生。“我们的学生，也必将超越我们。”      师兄弟都有一副热心肠          与一些学者深居象牙塔、不问窗外事不同，专攻历史地理学这一“冷僻”专业的他俩，都有一副热心肠：喜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经常撰写时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大媒体，遇见不平事会“振臂一呼”甚至“拂袖走人”，丝毫不留情面，也不怕被人非议……          说来有趣，知识广博的师兄弟两个，早年都曾被一个很普通的问题问得语塞——学历史地理学，究竟有什么用？          当年，周振鹤怀揣20万字的博士论文去北京路上的一家打字店打印，一个打字女工就好奇地问，研究2000多年前的中国行政区划变化，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同样的问题，葛剑雄也经常被问到。看似一门“无用”之学，究竟如何造福于社会？          其实，不需回答，只要看看他俩在参与一些公共事务中的表现，答案就十分明晰了。          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就有媒体记者采访葛剑雄，请他谈谈对于救灾的看法。葛剑雄提到要警惕堰塞湖溃坝。“那时候，记者连‘堰塞’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后来救灾工作中果然遇到了堰塞湖问题，记者又好奇地来问我‘事先如何知道’。我说，历史上发生过啊。”此后，葛剑雄还以撰文和在不同场合发言的方式，讲述自己对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见解。他首先公开建议：为了表达全国人民的哀思，设立全国哀悼日。这一意见最终被国务院采纳并付诸实施。          “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在济民，不在干禄。”周振鹤经常用章太炎的这句名言勉励自己，教导学生。在他看来，历史教人智慧，而把所学的知识服务于人民，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知识分子并不是愤青，但是对于社会上不合适的事，要凭着良知，敢于提出意见。”前些年，周振鹤就大胆披露了自己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反常现象。对于学术圈里的一些问题，周振鹤在批评时从不惧怕“承受压力”。          从2007年起，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除了继续做博士生导师、教书育人外，他出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多重角色集于一身，葛剑雄坦言，尽管很忙，但每个角色他都要力争做到最好。          对于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剑雄有着自己的思考。经常有人问葛剑雄，他到底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到底代表主流还是非主流？葛剑雄的想法是，这些都不是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关键是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所学和积累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坚持停留在体制外，关起门来发声音，不做建设性工作，这样的人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更多的人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耕耘于安静的复旦校园，周振鹤和葛剑雄很明白，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关切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成为社会的良知，必须不断用他们的所学所知，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