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陪审员 - 少数派 - 法天下法律博客

少数派

我在美国当陪审员

2008-11-30

作者：利　安


2000年7月，我接到美国法院的传票，还着实吓了一跳。我没有犯法呀，法院为什么传我?打开信封一看，原来通知我去当陪审员。能不能不去?我连忙联系自己的律师，向周围的美国朋友打听，并到图书馆查了些关于陪审制度的书，从而经历了一场由怕到不怕、由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过了一次当陪审员的瘾。

案子的由来

直到我以陪审员身份进入法庭，才被告知案情。法院此前严守秘密，既不对外讲谁将担任陪审员，也不对陪审员泄露一点案情，以免受到控辩双方的干扰。我是带着零感觉来听双方律师各执其词的。

这是一桩民事案件。原告是一名叫麦克的黑人男子，他自称某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把汽车停在教堂前路边，两个小时后出来，汽车不见了，他立即报警。警方经过数周搜寻，终于在一处黑人居住区找到这辆被遗弃的汽车，车里的重要部件均被卸掉。车子报废了。

麦克办了汽车防盗保险，他向汽车保险公司索赔，不知什么原因，事情拖了一年，保险公司没向他支付任何赔偿。麦克认为，保险公司违背合同，于是将它告上法庭。

被告的律师辩解说，他所代表的汽车保险公司，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严守合同条款，在这方面一直享有良好的信誉。对于合同之外的不合理要求，保险公司没有义务偿付费用。具体到这一事件，他们发现有很多疑点。首先，一位黑人拥有一辆价值5万多美元的奔驰汽车，在客户中十分罕见。其次，麦克在一家超级市场当职员，他的职业和拥有的汽车很不相配。第三，麦克在教堂时的两个钟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自己把车开走，然后谎称汽车被盗。第四，曾经有人这样做过，把汽车值钱的部件卸下卖掉，然后谎称汽车被盗，又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偿，拿双份钱，再换一辆新车。基于以上分析，保险公司认为麦克想骗取保费，因此，拒绝支付这笔达5万美元的索赔。

陪审员的挑选

我是怎样被法院选中的呢?原来选民的信息都输入本州陪审团管理办公室的计算机里，每次以抽签方式抽出陪审团候选人名单，推荐给邻近的法院。陪审团候选人无论出庭与否，都以“值勤”一次记录在案，并在今后三年里轮空。一般讲，候选人必须是18岁以上的当地选民，无重罪前科，精神正常。对于这些，计算机尚可胜任。有些方面，要靠人的智慧来挑选，因为，它需要很强的技巧性。陪审员是人，不是机器，当他们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时，会受其种族、性别、职业、年龄、血缘关系、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当控辩双方互不相让、论据相当的时候，上述因素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的司法理念是“无罪推论”，作为陪审员，对被告都有“他(她)是无罪的”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直到原告一方以铁的事实、无可怀疑的证据说服陪审员相信被告是有罪的，陪审员才会改变这一印象，在此期间，任何来自原告方的漏洞，甚至原告在操作程序上的闪失，都可能功亏一篑，无法打动陪审员的心。此外，做出被告“有罪”的判决，在美国大多数州必须得到陪审员的一致同意才有效，个别州也需要三分之二的陪审员同意才行。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有了确凿的证据，并不一定有把握判决某人有罪，因为，生杀大权握在陪审员手里。

事情越来越清楚，事实和证据必不可缺，但是，谁当陪审员更加重要。于是，一些帮助法院挑选陪审员的机构应运而生，从事这项工作的，有的是具备多年诉讼经验的律师，有的是心理学家，他们被法院雇用，充当挑选陪审员候选人的高参。有些重大的疑难案件，仅精心挑选陪审员就要进行半年之久，从候选人的家世背景、社会交友，一直到对死刑的看法，不厌其烦，全面掌握，以此判断这名候选人是否合适。如果涉及一宗亚裔案件，挑选时应尽量排除有种族偏见的人。如果候选人是一名白人，高参们一定会设法了解这位候选人有无亚裔邻居或朋友?是否曾和这些亚裔朋友一起外出用餐?以此判断陪审员对亚裔人的态度。

另一方面，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失业者、家庭主妇、残疾人、官员、商人无所不有，无论其地位多高，收入多丰，在投票权上人人平等。有人把参加陪审团工作当成额外负担，欲推又不敢，因为无故缺席除罚款外，还会留下不良记录。也有人乐此不疲，以当陪审员为己任。有一位聋哑人担任陪审员时，请了一位手语翻译，事后，他把收到的5千美金账单转交法院支付，法院拒付。一怒之下，他把法院推上法庭，法院则请负责陪审团经费的当地政府当被告，结果，这位勇敢的聋哑人获得胜诉，并为残疾人免费参加陪审团工作扫清了道路。

所有陪审员候选人必须按照指定时间到法院报到。我于早上8点准时到达，环顾四周，同行者约一百五十人。8点半，法院给候选人放了30分钟的录相，进行职责和纪律教育。放完录相，这一百多人被分成8个组，我被分到第4组，组里有15位候选人。9点半，我和同组人员被带入一间法庭，一字排开后，举手宣誓。法官特别强调，候选人与控辩双方、双方的律师有否亲属关系，是否在同一单位工作，必须如实回答。随后，按照序号，15人中的7个人被传入陪审员席。我手持1号，第一个入席。这是一桩民事案件，免掉了大陪审团这一关。而且，陪审员人数被压缩为7人，而不是传统的12人。

我们这7个人以候选人身份入座后，但见双方律师穿梭于法官之间，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候选人的席位像走马灯一样，被请走一个，又从余下的候选人中叫上来一个。4号位被接连换了三个人。直至双方律师都满意了，法官才宣布，我们这7个幸存者是本案的正式陪审员。这时候，时针已经指向10点整。我向左一望，剩下的除我和一名黑人妇女外，其余的都是白人，留下我，可能为了保持种族上一定的比例，而且，在黑白之争中，亚洲人的观点可能更客观。深临其境，使我越加感受到，双方律师对于谁当陪审员十分重视。有这样一位诉讼律师，他特别聘请一位出租司机当顾问，帮助他分析陪审员的社会背景，每当法官询问陪审员候选人的家庭住处时，凭着对大街小巷的了如指掌，他能立刻判断出这名候选人的收入状况、社会地位、种族背景以及居住区的治安情况，律师再依此进一步分析，推断候选人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对自己一方持敌对态度。

陪审员的工作

从中文字面看，陪审员是陪同审判的人员，似乎无足轻重，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的确，陪审员在庭上一般不发问，属于被动式。可是，当法官和律师忙乎一阵子后，判决权还是握在陪审团手里。只有极特别的案子，当陪审团无法做出决定时，才交由法官代行陪审团的职责。

陪审员受着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出庭时，不得发问和接受提问。休庭时，陪审员之间不得讨论案情，也不得向媒体和外人泄露案情，更不得与控辩双方私下接触。既然如此，我索性静坐观察。法官像个“裁判”，他始终以公允姿态出现，控制着审理时间和进度，对该讲的内容开绿灯，不该讲的下禁令。他时常提醒原告和被告，回答问题时，要用“是”或者“不是”这样的语气，不要用“嗯嗯呀呀”这类不确定词语。他告诉原告和被告，陈述意见时，尽可能用第一人称，如“我看到了什么”，“我是怎么做的”，不要用转述，如“他说……什么、什么……”。每个人都以第一人称描述事件的过程，轮廓自然会出来，陪审团也容易看出谁是谁非。庭审时，法官还不时面向陪审团，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律师提到的法律术语和专业词汇。法官的知识面之广和谈吐反应速度之快，令我十分钦佩。

庭辩结束，陪审团关门讨论。大部分陪审员认为，保险公司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仅凭怀疑难以构成客户诈骗保费的理由。那位黑人陪审员十分激动地表示，保险公司简直在歧视黑人客户。陪审团里只有一人同情保险公司，他是位青年白人，他认为，保险公司不会轻易怀疑一个人，拒绝支付麦克的索赔要求自有它的道理。从保险公司自身看，不能谁提索赔，就给谁索赔，这样，保险公司非破产不可。保险公司找不到麦克自盗自车的证据，不等于麦克没有这么做。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终于说服那位青年人同意以下看法：陪审团的任务不是审理一个公司是否破产，也不是从道德观念上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同情。即使所有人的直觉和心理感应都感觉麦克自盗自车，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判定麦克犯有欺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拒付客户的索赔要求显然站不住脚。最后，陪审员一致同意判决原告麦克胜诉。陪审团私下分析，保险公司起初认为麦克心里有鬼，拒付索赔，麦克也不敢声张，他们没有料到麦克告到法庭，才不得不仓促上阵，论据和取证经不起检验。

法官根据陪审团的判决，量罚如下：被告某汽车保险公司赔偿原告麦克汽车被盗损失费5万美元，赔偿原告麦克精神损失费20万美元，虽然没有提到种族歧视，但从罚款金额可以看出，法院是在警告这家保险公司，今后处理少数民族的保险纠纷，更要依据事实，格外谨慎，不能带任何偏见。

事后我分析，麦克胜诉的原因有三。第一，保险公司拒付索赔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其次，保险公司低估了麦克诉讼法律的能量和勇气，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即使一个庞大的保险公司也可能会败在一位黑人的手下。第三，陪审团所有成员都买了汽车保险，从心理上容易与麦克站在一边。我本人就经历过和麦克类似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那家保险公司没有怀疑我骗保费，如数支付我一笔索赔。这类事也够保险公司头痛的，付谁与不付谁，如何判断?还有一点恐怕更微妙，如果7名陪审员都是白人，结果又会怎样呢?一个星期后，我收到法院寄来一张证明，感谢我参加这次陪审工作，希望3年后再次见到我。

陪审制度的利弊

所谓陪审制，是指法院审案时，吸收选民参加庭审，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陪审制度起源于古希腊，1066年传入英国，17世纪传入美国。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生存1000年，说明它有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之一，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教育诸方面是相适应的。尽管陪审制度不断演变、萎缩，甚至衰败，尽管西方国家内有人强烈主张取消陪审制，但是我认为，中短期内，甚至上百年后，这一制度不会取消，因为它对西方社会的利大于弊，它已经深深地嵌入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并且成为一根重要的支柱。它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这一认识，只有亲历过陪审团的工作才能感悟到。

我过去对陪审团是采取嘲笑态度的，正像我现在仍然嘲笑美国宪法修正案允许公民拥有枪支一样。

陪审制度对西方国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它符合权力制衡理念。说得明白点，把法官手里的权力分一半给平民，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职权，用陪审制来制约法官主导制。第二，有利于司法公正、维护司法独立。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做出判决时，不必考虑政府的态度，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法官一人裁决时，比较容易受政府高官的影响，将司法问题政治化。第三，找那些与案情没有什么瓜葛的人当陪审员，有利于更加客观地做出判决，因为，无论裁决如何，与陪审员的自身利益不挂钩，尽可以减少误判错判。一位美国教授告诉我，经过多年跟踪研究，他们发现美国陪审团的判决90％都是正确而公正的。第四，让全国选民轮流当陪审员，实际是变相的普法教育，对增强全民守法意识大有助益。每个陪审员听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多亏我不是那个被告，让官司缠身的滋味可不好受!反对陪审制度的人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已相当完备，不需要用陪审团来牵制法官，这样反而妨碍法官灵活反应和审判自主。陪审团像个花瓶，是形式主义，既增加审判成本，又浪费审案时间。再有，司法审判是项十分复杂、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案子，如果陪审员根本不懂专业，怎么能判断谁是谁非呢?这就像让一个根本没有学过医的人去诊断病情。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为什么不需要陪医团来牵制医生呢?此外，有些案例并不适合采用陪审团，比如控告美国烟草公司欺骗烟民的案子，让谁当陪审员，都会判处烟草公司败诉，因为大家早就对它恨之入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