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怨天怨地的国民党中将黄维
作者：woyan
黄维,生于1904年，出身于江西贵溪盛源乡一户普通的农家。父亲在其七岁时早逝，由其伯父将其带大。因家境艰难，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员。在此期间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认识了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方志敏。1924年因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当地乡绅交恶而被迫弃职离乡。经方志敏安排，找到了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依，由他做为介绍人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和大将陈赓成为了同班同学。毕业后曾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以勇敢著称。不过陈赓对这位同学的评价并不高，在围歼黄维兵团前的前委会议上，陈赓就说此人书呆子一个，完全按兵法做战，指挥僵硬死板，教书还成，打仗没什么可怕的。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黄维初步具有的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前提条件，不过黄维最后却投靠在陈诚门下，作为陈诚嫡系中的一员。
黄维为人清廉自守，也踏实肯干，其性格品格和陈诚很是相像，在国民党内部曾有黄维是陈诚影子的说法，陈诚对这个影子自然也是关爱有加，每一年提一级，三十岁时就做到了中将军长，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有名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型的人物。曾被国民党中统元老陈立夫看中，想招为女婿。他又以早以婚配为名拒绝。
何应钦和陈诚素来不合，43年一次查到黄维在任五十四军军长时吃空饷，虽然当时在军队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吃空饷，但何想以此打击陈诚系，便以此为理由罢免了黄维，并试图兼并五十四军。但没想到黄维吃空饷不是为了自己贪污，而是士兵生活太苦，他借多列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一时之间全军哗然，闹事的士兵在军部门口架起机枪，吓的新任军长钟彬不敢上任，下面的军官联名告到了蒋介石那，甚至有人说要实施兵柬。何应钦也不敢怎么样，加上蒋也不想让何系一支独大，最后只好不了了之，黄维改任昆明警备司令和青年军第三十一军军长。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淞沪抗战时的罗店之战，当时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面对日军的进攻，生生守了一个星期，打到最后黄维手下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凑不上，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曾大肆宣传黄师长的忠勇可嘉。不过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维的指挥死板僵硬，”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陈诚可能也心痛自己的部队伤亡太大，此后安排黄维主要在后方训练新兵，抗战结束后黄维任联勤副总司令，主管后勤。
蒋介石曾想学习美国建立一个类似西点军校的新式军校，于48年让黄任校长负责筹备工作并兼陆军训练处处长。
48年九月组建十二兵团，蒋原计划任命胡琏为司令，因白崇禧厌恶胡琏，后改让黄维担任司令。黄维当时办学校正办的热火朝天，原本不想干，但禁不住蒋的再三召见。陈诚又说”如果他不当，十八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没办法才只好应允。任命时还对蒋介石说：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
淮海战役开始后，黄维已经发现解放军有包围他的介图，根据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的建议，命令兵团迅速向固镇靠拢，接触李延年兵团，合力沿津线向北运动。这本是一招妙棋，不料部队刚走了一半，黄维发现后续淄重部队没有跟上，竟命令部队在双堆集宿营，等待跑散了的后续人马，就是这一天的等待，让解放军七个纵队加陕南12旅、豫皖苏独立旅一共二十多万大军把黄维团团的围困在纵横只有15华里的狭小地带，杨伯涛得知黄维的昏招之后气的破口大骂黄维是共党的功臣党国的罪人。
刚刚被围时口子还没收拢，原本还可以突围出去，黄维又错用了廖运周做打头的先锋，没想到廖是地下党员，带领110师搞了个火线起义，在突围前又按照黄维“战车，大炮，一律让110师先挑”的指示，专挑重炮和坦克走，回过头来就把炮弹砸在黄维的头上，成为黄维兵团被歼灭的关键转折点。
特赦后，一次在酒会上黄维和廖运周相见，当时廖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咬着牙不理他。杨伯涛当时在座，也大骂廖运周。文强过去劝他们，黄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没他我还不一定败呢。”文强说：”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12月13日，解放军开始总攻，十二兵团全面崩溃。黄维和胡琏和黄维决定分乘一辆坦克突围逃跑，谁能跑出去就代为照顾对方家属。临走前黄维准备了大量的安眠药，杨伯涛问他作什么用？他说留着为校长和党国成仁，杨伯涛大不以为然，说：军人嘛，照着脑门开上一枪不就完了吗？到时候来的及吃药吗？！
有意思的是杨伯涛在逃跑时看跑不了了，想投河自尽，没想到冬天河水太浅，只没了他半截身子，而且十二月底的河水又太冷，杨伯涛挣扎着从冰冷的河水里爬了出来时，已经冻的混身麻木，动换不得，靠在河岸上束手就擒。
黄维的坦克跑了没多久发动机就坏了，黄维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带着几个人接着往外跑，晚上12点左右快跑出包围圈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口正好遇上一个解放军的营教导员带着两个士兵在村口巡视，黄维身边的几个人都跑掉了，只有黄维年龄大，身体不好跑不动被捉到。黄维说他是三十军的书记员，因为还有零星战斗，那几个解放军顾不上仔细审问，就把黄维关在营部的一间房子里，没再管他。第二天该营行军转战，让黄维跟着，还让他帮忙扛着一个小钢炮的炮架，一直到第三天，营里才派人把黄维和别的俘虏一起送到团里去，到团里关了三天，黄维也没有暴露身份。后来团里又把黄维送到师里，到了师里，有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指认出了黄维，这才露出庐山真面目来。
国民党跑到台湾后，总结淮海战役，曾说，黄维和黄百韬，是淮海战役蒋军中最为善战也最为忠诚的部队，但也就是他们害了国民党。假如黄百韬在碾庄一打就垮，根本邱清泉就不会被粘在徐州，黄维也不会东进钻口袋，最多是壮士断腕。假如黄维在双堆集早早的投降，杜聿明恐怕早早就撤过了淮河，加上李延年，刘汝明，国民党机动作战的主力尚存，保住东南半壁河山还有希望。无奈，这两位黄将军都很顽强，而且很煽情，被围之后拼死抵抗，都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感动的老蒋也不能“弃子”，为了救黄百韬扔进了黄维兵团，为了救黄维，扔进了杜，邱，孙三个兵团！为了救杜，又把李，刘两个兵团打残！国民党就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战略决战能力。两位黄将军的忠心可谓适得其反，这“二黄”唱的是催命曲子阿。
黄维在被俘后，开始时态度还好，只是谈到自己的罪行时往往百般狡辩，辩解说自己只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不懂政治，只知道服从命令，没干过祸害老百姓的事。当说到突围释放毒气的问题时，开始说是南京方面空军放的，与自己无关。当有人证明陆军也参与放毒时，又说他没有正式下过命令放毒，是下面人自己干的，他只命令将防毒面具和器材下发到部队，最后又狡辩说放的是瓦斯，一般毒不死人。
谈到作战经过时，黄维到是能侃侃而谈，一次和审他的人员聊了大半夜，举事实摆例子，其主要内容就是共党胜的侥幸，如果双方拉开了重新再打一次，鹿死谁手还未可知，特别是对廖运周的起义耿耿于怀。
49年底送到功德林，特别是宣布其为重要战犯后，态度大变，成为国民党战犯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刚到监狱时，管理干部宣布为方便管理，晚上睡觉不许关灯。其他人到没说什么，惟独黄维指着鼻子大骂该规定没人性、法西斯、虐待犯人。（美军伊拉克虐俘好象有一项也是睡觉开灯。）
其后黄维就开始留上了胡子，并公开说这胡子是吃蒋家饭的时候长出来的，要留着做个纪念。并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黄维当时身患多种结核病，身体状况很差，特批吃病号灶，每天早上有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战犯回忆说：黄维对共产党的饭到是来者不拒，每天早上喝完牛奶吃完饭，一捋胡子往床上一靠就开始骂共产党。虽然说的有些夸大和调侃，但黄维事事对着干在当时是有出了名的。
每个战犯到了功德林都要写悔过书和交待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黄维则拒绝写任何东西，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被消灭，罪过就是因为打了败仗。在政治学习中更是大放”厥词”，别人学习共产党揭露蒋罪行的文件，他说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抗战胜利的时候共产党也尊称蒋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是他是”独裁者”。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治下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那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的就是叛乱。管理干部介绍镇反成果时，黄说这是秋后算帐，对放下武器的国军人员进行屠杀。当时功德林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受优待，每天不用劳动。黄就大骂共产党，说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1952年的一次学习，当学习组长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嗤之以鼻，说到：”要按你们这么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听到黄维如此狂妄的言论，其他战犯们群情激奋，纷纷斥责黄维的大逆不道和黄维思想的反动，让其马上写出深刻的检查。黄维没说什么，拿出随身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几个大字：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其它战犯一见大怒，军统少将董益三当即冲上去打了黄维一记耳光，黄维也不肯示弱，挥拳打了回去，双方立刻滚在地下打成一团。直到管理人员赶来才被制止。事后黄维认为肯定会受到处罚，没想到狱方在调查后认为董益三先动手打人不对，主要对其进行了批评，并责令其在全体战犯面前宣读检查。此事对黄维影响很大，感到共产党处事还算公允，此后在学习会上不再乱发评论，多数时候改为一言不发。
黄维虽然不说话了，但遇见不中听的，还是有所表示。许多战犯在事后回忆时都很佩服黄维能控制放屁的时间。有时黄维对有些人的发言感到不满时，往往就是大声放一个响屁，似乎在说那人在放屁。但其他人又不好说什么，因为俗话说：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
当时狱方要求战犯们多读一些马列书籍，黄维对这个不感兴趣，但看到书目中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是说什么的，就借了过来，一看没什么兴趣，又赶上当时痔疮发作，就撕了当手纸用。被其它战犯揭发后，还狡辩说：”书看完了就失去了价值，我用它当手纸，是发挥了它新的价值，有什么不对。”
最终促使黄维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关押期间监狱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当时的特效药是链霉素，但中国自己生产不了，苏联的质量不稳定，且副作用大。经周总理办公室批准，特意从香港重金购买，加上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曾给院方写信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1958年开始，战犯开始被批准同亲属见，在黄维同妻儿见面后，思想进行了彻底的转变，不再处处抵制改造，而将全部精力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制造永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