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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军，一位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同时，他又是一位有主见的思想者，他的文字表达的是对社会的审视。这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坛重量级的作家，沉寂１０年之后，又重现文坛。在２００２年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作家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联袂推出他的两本散文随笔《碎玻璃》和《皱纹里的声音》。这两本集子，引起了业界的关注。日前，记者与他的对话就从这两本集子开始。 王兆军：几年来，或者说１０几年来，写了一些随笔。这些随笔，有些是自己有了感觉，记录下来，有些是看了什么书，得到一些启发，就记录下其中的感想。本来想编在一个集子里的，但是放在一起不仅内容有些杂乱，书也太厚，于是，就分成了两类。将其中的文化批评的内容放在一本里，感情方面的放在另一本里，它们几乎是同时编好，所以就同时出来了。 要说这些随笔有什么特点，只能说，都是用心写的，自己觉得书中满是真诚。 我的作品不属于畅销书，但绝对是长销书，因为它的内容是鲜活的，感情是真挚的。就如我在两本集子的序中所说，我的文化批评随笔是不成用的东西，但读者看到的却是依然晶莹透亮的思想，边角锋利。金钱、功名和滋味并不隽永，叫人深刻感念的还是亲情、友情和乡情。亲情像一块美玉，必须不断抚摸不断玩味才能温润光洁；友情则像一首美妙的歌，经常吟唱才能体会个中韵致。乡情则像风，一阵阵撩拨人心。为了找到和这种感情相匹配的风格，我使用了朴实无华简洁的语言。这两本书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表达的是强烈的对父老乡亲的关爱之情以及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鞑。谈到亲情、友情和乡情时，你是那么地动情，而对社会存在的问题，你又是那么地愤怒，这两种情绪在你的心中，是怎样一种情结？换句话说，你是怎么看待作家的人文关怀的？你认为思想在写作中占什么样的地位？ 王兆军：强烈的人文关怀，是创作所必须的。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我在文坛沉寂了１０年。这１０年中，头几年是为写不出更好的东西而苦恼，后来是为生活生计问题忙碌，压力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作。再后来，是反省，是对比，是重新唤起热情，并确定自己的路。我曾经尝试过改变自己的写作方法，包括语言方式，但不成功。后来，一些朋友劝我，还是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写，力臻文字的完美，没必要寻找自己不习惯的形式。于是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在反省中认识自己和素材。一旦这些东西具备了，激情自然就产生了。 我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在理性上比前强多了，这种强大对文学创作不是好事。理性常常伤害文学，伤害感觉的弹性和情绪的流淌。我的作品本来就有理念重的毛病，如不注意克服，不会进步。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我非常谨慎，几乎不敢动笔，我怕伤害了文学，伤害了艺术的本质。后来，因为老想不通，索性文从心便，有啥就说啥算了。我相信，只有真诚，才能感人。《皱纹里的声音》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写成的。我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样的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文字。真情与朴素，让我找到了驾驭激情的办法。 我认为，当代中国散文中存在着躲避思想的风气，所以不够雄健，不够分量。除了客观原因外，也有作家的放弃和委琐的因素。散文，一种可以包涵各种风格各种内容的伟大文体，却躲避着社会重大问题的探讨，躲避着对民族精神的审视，甚至放弃了对传统的敲打，泯灭了渴望新思想的激情，总是玩弄名人的卡片，总是梳洗着自己的羽毛，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出息的。还有些人，装怯作勇，以没有思想自居，像个撒泼的流氓炫耀刁蛮，更是羞耻。在散文的思想性上，我们应当提倡进步、健康和科学。 我提倡新古典主义。所谓新古典主义，就是为文应言之有物，要有真实的感情，为字要精炼、朴素、典雅。我反对空洞，反对矫情，尤其反对无聊的文字游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继承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散文好的传统，反对多年来文学界的浮华之风，苍白之美。 记者：您怎么看待本土创作？ 王兆军：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出去看一看，可以开阔眼界，体验不同，发现长短，感悟新事物。回来的好处是，立足本土，焕发激情，重新认识，获得共鸣。出去而不回来，虽然也有对比，但对比后的情绪往往缺乏阳光和土地，有病态之美而无健壮的依托。 我对不同文化的对比在认识论上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也赞赏距离给人的感情造成的美好体验。一个闯荡过游历过的人，和从来围着父母转的人就是不同，你甚至能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来。在充分肯定距离的同时，我非常强调本土写作。本土，祖国和家乡，亲友和同胞，如同花木所依赖的土地。无土栽培诚然是新兴的园艺，但无土栽培的产品，其味道总让人觉得不那么正。这可能有些偏见，但我认为，写作离不开母语，离开自己心灵关怀的地方，会逐渐瘦弱下去。 出国前，我觉得中国怎么那么多问题，简直不可救药。到了美洲，看到美国当年开发西部时的记载和描述，才知道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交通，美国中西部的几个州当年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到底交通事故应归政府交通部门管还是归警察管，反复多次，有过各种各样的探讨。中国现在也一样，交通部门和警察总在争论这些问题，谁都想多一点权力，多弄些钱，可是谁都想少管事。再比如教育，不亲身经历，不会对中国的教育有这样深切的体会。教育问题看似应试问题，其实还有思想方法上、文化传统上的问题。 感情也是这样，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深切感受到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分量。鸟儿叫得好听，是因为不放在一个笼子里。我的散文《皱纹里的声音》，就是另一个笼子里的鸟叫。没出国时，尤其是年轻那阵子，体会不是这样深切，有时甚至疏离亲情。年轻时，恨不得离开父母远远的，谁都别管我才好呢。对朋友的认识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觉得多几个少几个朋友没什么。现在才知道，朋友不光是帮助你搬家的伙伴，还有更伟大的意义。乡情，就不用说了。在一个地方度过童年，那里的许多东西、许多人，就带上了感情色彩，如同人总是记得小时候的食物最好吃一样。 记者：您是位写实风格的作家，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经历过合作化、文革等等运动，并且在您的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而现在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他们是生活在游戏机、网络之中，您能与他们沟通吗？您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王兆军：不同年龄段的人，经历也不同，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但是，人性的基本方面是差不多的。从年龄和经历的意义上说，人是有命运的。早我和晚我一辈的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同，经历也就不同。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个人对社会和时代，是非常无奈的。人生好像是被什么规定好了似的，这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无奈，常常被看成是命运。想安静地过日子，可能一辈子处于动乱和动荡之中。想在动荡中成为豪杰的，可能一辈子被灯红酒绿和靡靡之音包围着，活生生消磨了英雄气。 人在本性上是可以相通的，也应当相通。谁不是父母养的？谁不需要亲情？谁没有如泣如诉的友情和乡情？只是多少不同，轻重不同而已。至于思想，更是人人都有的权利，也是人人都有的禀赋。问题是，有些人的思想是在小圈子里产生的，说过就完了，自生自来。有些偶然的想法，其实充满着智慧的闪光，发表出来可以照亮很多人的旅途，可惜没有引起注意，平白无故地流逝了。 时代的特点最先发生在青年人身上，也集中表现在青年人身上。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主题，最生动地被青年人的行为所展示。中年人羞羞答答，老年人冷眼静观，都和青年人不同。读书也是这样，中年人喜欢那些不一定要一口气看完但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籍，青年人很可能更喜欢当时看完很有意思，看完了就可以随手扔掉的杂志。不过，我觉得，文化传统这东西，不容易截然分开。总的说，我认为现代青年人，依然是相当传统的。他们的喊叫，有时只是故意的挣扎，是渴望摆脱，渴望自由的伸展。现实就是这样，青年人也是人，即需要传统来养活，又需要变革来发展。 我和我的前辈和后辈，有不同，也有相同。我和我父母有相同之处，都很积极，都很勤劳，都主张依靠踏踏实实的劳动挣饭吃，都与人为善，对家庭负责任。但是我和父母那辈人也有不同。他们始终认为土地是命根子。他们强调中庸，注重随俗，我渴望激情，渴望不同。我和现在的青年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好好想一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成功还是失败，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上辈人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后辈人也可能对上辈人有些误解。 记者：读您的作品，我感觉你是位很现实又很理想化的作家，您对父亲、姥爷的描写，让我觉得现实和超脱都是您所追求的，而您对母亲、邓肯的看法，让我觉得传统和现代女性都是您所欣赏的；您的作品中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以当代文明的伦理规范，严厉地批判了了各种形式的特权，同时批评了民众中存在的恶习。从文学创作的审美角度讲，您认为理想的人格和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王兆军：一切美好的人和事都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的人格首先是做一个和善的人，但要有执著的人生追求。他的处事为人是平和的，但他的思想应该是锋利的，有振撼力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即使在自由的社会里，如果作者没有定力，他们随波逐流的自由也只能是对自由的浪费，对美感的放任和对自身价值的放弃。自由的心灵渴望美好，而美，往往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刻意为之的媚俗之举，不是哗众取宠的把戏，不是生怕落伍、生怕寂寞的恐惧，而是精神汁液的自然流露。人们永远在追求不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东方人注重的是自然的、整体的、随意的生活方式，而西方人更注重的是理性的、科学的和严谨的方法论，东西方融合的文化是完美的。而完美的社会需要的是自然、文化和心理三位一体的美好，偏颇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是误会。
关于王兆军 王兆军，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十几年前，他曾以《拂晓前的葬礼》和《原野在呼唤》两部作品，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奖，成为当时文坛上最有刺激性的人物。 过去的十几年里，王兆军曾当过出版社的总编辑。后来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拿大的博洛克大学（ＢＲＯＣＫＵＮＴＶＥＲＳＩＴＹ）教书４年。１９９６年回国后，相继出版了他的《乡下人》三部曲，即《白蜡烛》、《青桐树》和《红地毯》。不久，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绿帽子》和《蓝羽毛》。其中《乡下人》三部曲正在被译成英文和法文。 王兆军的生活跨度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来自农村，在都市生活；出身寒微，经历了官场、文场和商场；既喝过中国的米粥，也吃过洋面包看过西洋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也使他的作品饱含着城乡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比与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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