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为华国锋最后终于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则时间不过三年左右。而作为毛泽东晚年同政治局的传声筒的毛远新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变相的接班人，特别是李讷病重之后，毛远新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口含天宪、炙手可热的新贵。在这期党史专刊中，我们将对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给予一定的介绍，旨在通过他们剖析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走向。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曾经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详见《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页）当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的是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的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可见，华国锋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共产风”之时，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客观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也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 治局。当然，这也是后来张平化一蹶不振的主因。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 押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和华国锋的关系是不错，可以说是那种交心的同志关系。王延春就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 家 乱 了，军 队 乱 了，群众也乱了，天 下大 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 政队了。王延春的下场可想而知。如果从组织原则来说，华国锋的告密不见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普通群众都可以揭发任何攻击党和党的领袖的言语、行动，何况还是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呢？但是，从人情、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光彩的。虽然后来在揭批华国锋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的说了很多话，然而，唯独这件事却不能摆在桌面上，因为华国锋的政治理由太充分了，作为受害者的王延春、王晓光父子当然是没齿难忘了。作为另一个难忘的则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可谓消息异常灵通，随便哪一个地区的事件，他几乎都是了如指掌，以往那种所谓被蒙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大 权独 揽、乾纲独断，所以，华国锋的表现自然不会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外。当四十七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 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就这样，华国锋再度出掌湖南的大权，并且很快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林彪垮台之后，华国锋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公安、政法工作，此后在十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再以后，逐渐成为毛泽东须臾不可或缺的宠臣、重臣。 

   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窜红。华国锋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和在湖南做省委书记一样对四人帮毕恭毕敬，特别是对江青，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周恩来以下，除了小平还敢软顶一下江青，剩下的都是唯唯诺诺、不知所云。然而，华国锋和李先念、叶剑英，甚至包括纪登奎、吴德这些人绝大的不同是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这被毛泽东视作可靠、单纯。毛泽东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凡事很少主张或者基本没有主张。以致于当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交待张姚说：以后中央要注意宣传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国锋同志。 

    华国锋真正被毛泽东简在帝心的事情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众所周知，华国锋在四五事件中的作用，但是，那件事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举手通过决定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的，而且，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抛弃邓小平而选定华国锋了。所以，还不能作为说明华国锋真正意义上的得宠的证据。 

    早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张春桥厉声责问赵紫阳、万里阳奉阴违的同时，华国锋就陈永贵的发言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毛主席经常 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对我们的疯狂攻击，这是非常英明、伟大的。”（见《英明领袖华主席讲话学习要点》1977年红旗编辑部内部版）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引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汪东兴著，1995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页）而后，江青在省市领导打招呼会上，说：“这次化国锋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错误认识，难得啊，主席表扬了他，希望你们能够向国锋同志看齐。”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后来给毛泽东所吹的风，其实也是和华国锋的这次讲话异曲同工。 

    四 五 事 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换马，把年轻“有为”的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根据毛远新以后的交待显示，毛泽东当时对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个综合的意见和评定，毛泽东讲了三点： 

    第一：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 第二：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 第三：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以后可以考虑把军队管起来。 

    华国锋的地位就此奠定，一跃而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成为所谓的仅次于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华国锋在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上始终是比较被动的，抓捕四人帮的决心更是叶剑英和汪东兴共同帮助华国锋下定的，只是因为汪东兴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目前公开的史料是很难得提到此人的功劳了，尽管他的目的和叶剑英不同，但是，他们的主张基本相同，而且，不论是叶剑英也好，华国锋也罢，如果没有汪东兴的鼎力襄助，怀仁堂事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具体的关于汪东兴的要在后面的文章中谈及，此不赘。 

   华国锋上台之后，因为深感自己羽翼单薄，所以，拼命拉近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关系，基于对军队的控制考虑，他不得不暂时疏远叶剑英极力反对的陈锡联，转而对苏振华、许世友、耿飙进行拉拢，特别是对徐向前、许世友，华国锋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致于薄一波在复出之前一度让人给徐向前带话，请他为自己在华主席面前美言几句。叶剑英空出的位置，如国防部长这一至关重要的缺分也是华国锋力主交给徐向前的。对于耿飙，华国锋曾经考虑让他出任总参谋长，但是，被耿飙本人谢绝了。因为耿飙发现局势并不是一边倒的那么简单，这也给耿飙后来的结局比较良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没有像吴忠那样被废掉。华国锋对苏振华的拉拢也是非常用功的，许诺给苏振华指挥的全权，进而考虑苏振华接替老帅们异常反感的陈锡联。但是，在南海事件之后，苏振华触怒小平，一蹶不振，特别是华国锋插 手军 队试图控 制 军 队的举动被小平识破，毅然启用罗瑞卿、杨成武、杨勇等人先后控制了总参、总政和北京军区，从而使得华国锋无法达到毛泽东所提到的把军队管起来的意思。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

（《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 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 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诚然是幸运的。虽然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这么认为。

中南海管家汪东兴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1.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感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附I：汪东兴的儿子汪振凯简介 

 汪振凯，男，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 

 附II：汪东兴的女婿康永年简介 

 康永年，男，汉族，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思想家”张春桥

　毛泽东虽然自己从没有说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内心一定不会否认这点，而这点也不会有人来否认。然而，毛长期以来并不认为党内可以荣膺这种头衔的人很多，他说：“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并不多，以致于让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多年。”这句话在１９６６年说的时候，指的是刘少奇，在１９７１年说的时候，则指的是陈伯达。可是，无论是１９６６年还是１９７１年毛泽东说起张春桥时，他都要说：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而长年随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过是理论家。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了。

　　张春桥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建国之后的想法开始做系统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完《西行漫记》就决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干革命了。”张春桥本人从来不吃辣椒，但是，因为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张春桥居然练习吃辣椒，连上海滩的徐老三徐景贤都对张春桥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后来，中央负责徐景贤专案的人员之一的张挺透露：张春桥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经常大段大段的背诵毛泽东讲话，在毛泽东两次莅临上海时，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近期上海和华东资产阶级思想动态报告之时，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印象非常深刻。事后，毛泽东对大区书记包括柯庆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说：上海有一个秀才，叫张春桥，文章写的好，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

　　第一次庐山会议过后，毛泽东曾经对柯庆施说：秘书要选对，也不容易，这点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锐都反对我，张春桥就支持你。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看法出现新的转变。认定这位山东秀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中坚力量了。

　　安亭事件处理结束后，毛泽东对左右说过：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而陶铸总是把老爷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党内也要各领风骚几百年嘛，这次春桥就领了风骚嘛。而后，陶铸下台，江青奉命传达毛泽东的这部分讲话，党内高层终于看出了张春桥的份量。

　　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张春桥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个陪衬，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别是和谭震林、李先念的争执，虽然张本人体现了足够的领导经济的外行，但是，却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就谭震林和张春桥的意见对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资格，但是，也有经验主义，现在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桥的意见值得国务院考虑，为什幺喜欢当官做老爷而不愿意下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呢？”李先念随后向张春桥道歉，取得了张的谅解，而谭震林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宠眷未衰，断然拒绝了张向他投来的橄榄枝，于是，终于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张的足够报复。毛泽东曾经愤怒的指责谭震林：“你已经入党了几十年嘛，怎幺办？你已经活了六十六岁了吗？怎幺办？。”（这话是针对谭震林说自己不应该入党几十年，和活了六十多岁的说法）接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春桥提醒你，你为什幺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碰头会议上的讲话）老一辈的三老四帅就此彻底的明白了毛泽东对于张春桥的态度，但是，有些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请假检讨了。

　　然而，林彪集团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又一轮的打击就此重新展开。

　　林彪最初看重的是关锋，刘志坚、萧华倒了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幺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它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总理的话他也不听。关锋同志一直是穿了军装的秀才是红秀才。”所以，在关锋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赞同关出任副主任乃至将来出任主任。总政并不是林彪的地盘，而且，是林彪一直准备拿下的领地，多位总政主任并不是和林彪相处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讲过：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军事，但是，总政总是和我唱对台戏，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总政的印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交给林彪。关锋的下场更是说明了这点，王关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关锋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中直接致命关锋的就是张春桥。

联络员毛远新

如果说到毛泽东晚年的亲信－－联络员毛远新，就不能不提一下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也就是毛远新的父亲之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经济专才，他的实践能力在陈云之上，和林伯渠、吴亮平并称瑞金时代的我党的经济领域中的“三杰”。毛泽民管国家银行和国民经济部以及开采钨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暗渡陈仓保证苏区的供给在党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只是因为毛泽民牺牲较早，所以，一直以来他的某些事迹还不为人知，特别是后来他化名周彬，和陈潭秋一起主持新疆我党的统战工作，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仅仅花了三年的时间使得新疆的财政走向平稳，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对这位神秘的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表示了足够的兴趣。陈云晚年专门提到毛泽民，他说：“毛泽民同志是一名非常优秀、务实的经济专家，他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财政经济领域中的人才。” 

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是毛泽东很少能够听进去不同意见的人。根据毛泽民的亲属回忆，毛泽东在发脾气的时候，只有毛泽民能够让他息怒，而当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罢黜之后，兄弟二人后来曾经做过一夜的长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只是后来毛泽东自己和毛远志、毛远新说过：“你们的父亲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毛泽东很少对他人谈及自己的亲属以及自己对这些亲属的观感，就是杨开慧也不例外。特别是毛泽东江西下台之后，毛泽民本人没有消极怠工，反而加倍的工作，为在野的毛泽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晚年几次谈及他第一次去长沙求学的时候，是毛泽民卖了家里的猪供他路费，而且，不辞辛苦的挑扁担送毛泽东上路，因为为了给毛泽东、毛泽覃上学，毛泽*****动辍学，成为毛氏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位，毛泽民的任劳任怨、俯首甘为的精神一直是毛泽东极为称道的。1966年，毛泽东在听取李讷、毛远新的关于北京、哈尔滨红卫兵动向报告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像你  （指的是毛远新）父亲那样以大局为重的人不多了，都是一心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发号司令。” 

毛泽民之被派往新疆其实是毛泽东延安定下的“西进方针”的一个重要步骤，联络盛世才借以争取苏联斯大林的谅解，同时为延安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具有友好态度的合作伙伴。而派遣毛泽民前去除了发挥毛泽民的经济才干以外（盛世才提出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这一层渊源，毛泽东在众多的子侄中对毛远新历来是另眼看待，规格在李敏之上，而作为一向刻薄的江青也深知毛泽东的脾性，所以，在公开场合下，江青对毛远新总是青眼有加。外界多次有人撰文说江青在后来如何拉拢毛远新，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有资料显示，自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17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1970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而陈锡联此举遭到来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不满和申斥。 

一般意义上说，如果毛泽东坚持的意见，江青是不敢反对的，虽则江青在一些时候甚至在相当时候可以左右毛泽东的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认同的人或者事，江青只有服从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汪东兴等人并非是江青的座上客，反而一直身居显赫的位置的原因所在。所以，毛远新之得宠和毛泽东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1975年9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 

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1976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1976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680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2145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双面狐狸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附：吴德之子吴正伦简介 

 吴正伦，男，汉族，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委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

鹰犬谢富治

谢富治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上的谜一样的人物之一，因为死的比较早，所以，有些活动还是没有展开，但是，由于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艺，使得我们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到这位军功泛泛但是却异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泽东晚年的少有的宠臣身上来了。

　　（１）谢富治和张国焘。

　　谢富治和吴德峰、黄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从红军时代肃反过来的，都是有名的整人专家，但是，谢富治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吴德峰虽然整人狠毒，但是，后来解放后大义灭亲，因为执法杀了自己亲弟弟；戴季英是一门忠烈，而且，解放以后他已经多次检讨有关错误，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黄志勇只是一个疯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慑力。唯独谢富治不仅胸有城府，而且，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即使是康生这样的老谋深算的人对谢富治也是畏惧三分。然而，最早发现谢的才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谢富治在四方面军的位置后来十分显赫，做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的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在四方面军的多次肃反中始终没有看到谢富治的身影，那幺，他的功劳来自于何处呢？

　　根据现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和《公安部关于内调谢富治历史问题卷宗》以及《确认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报》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不得力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和名单。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指出：“谢富治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分别就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张国焘对待一切敢于对抗所谓中央意图的措施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其中，他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此外，谢富治伙同黄超、李特对大批师长以上的指挥员进行监视、跟踪。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张国焘的赞许，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尖锐的锥子’。”（该书１５２页）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组织内部的，所以，这和黄超等人的穷凶极恶又有所区别。因而，在后来清算张国焘问题时，谢本人除了卖身投靠之外，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邝继勋等人，所以，相对没有血债。得以轻松过关，而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谢富治只不过暂时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贬斥。随后，抗日军兴，谢富治再度还阳。

　　至于谢富治在清算张国焘的罪行的过程的表演，下面还要详细介绍。

　　２．谢富治和毛泽东。

　　谢富治之被毛泽东激赏，正是在于他得力的揭发了张国焘的罪行。虽然，四方面军揭发张国焘的大将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组织机密和人事核心的还只有谢富治，假如黄超、李特能有谢富治一半的聪明，后来也不至于死于新疆。

　　关于谢富治的功劳，在很多文献中不再被提及，并不是避讳张国焘的事情，而是因为谢富治已经遗臭万年了，没有必要为他评功摆好，一度，在教科书中，连陈谢兵团的字样都被取消。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实在无法避免的提到谢富治这样异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十分罕见的提到这样一段话：“张国焘同志背着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实行军阀统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谢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可见，谢富治在揭露张国焘的罪责方面确实具有足够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朱德、刘伯承关于揭发张国焘的组织军事路线错误的时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谢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说：“谢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最具有权威的则是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帮助教育挽救张国焘工作会议上发言：“一段时期以来，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影响了很多的同志，干部战士。前方后方，以致于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谢富治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无疑，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对张国焘的致命的打击。　　

时隔多年以后，在延安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及谢富治，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的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它好同志。”这段话更加可以说明谢富治在整顿张国焘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正是由于谢富治顽强的表现，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他走向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

　　３．谢富治的“功勋卓著”。

　　而谢富治真正表现出他巨大的杀伤力和足够的城府以及手腕则是在于１９５９年之后。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提名入选公安部长的人选除了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外，还有张宗逊。但是，毛泽东直接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这样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实等于告诉刘少奇等人，谢富治是合适的人选。谢富治当选之后，毛泽东还对其它常委做过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幺问题可以来找我嘛。”（《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７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页）

　　而谢富治上任之后，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不仅给毛泽东留下了坚定的印象，而且，保护了康生，联络了林彪，从而使他的位置日益巩固起来。

　　康生在上海时期有一段历史是始终说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赵容被捕而后居然很快释放的事件，这件事，舒同、饶漱石分别和毛泽东谈起过，特别是饶漱石主政华东之时，专门为此作过调查，并且把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批示却在１９６０年，非常奇怪，而且，还是直接批给谢富治的。谢富治衔命南下，历时一段时间后，作出新的结论，新的结论在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把它交给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过江青传话给毛泽东：“主席说什幺，我就做什幺，我永远是主席的一个老兵。”而后在接见红卫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团时，康生当着谢富治的面说了这样一番意义含蓄的话：“富治同志经验丰富，目光敏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他才是我们党的肃反战线的杰出代表呢。”出自党内著名肃反专家之口的评价显然非常重要。而同时让康生胆寒的是，谢富治显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为人，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的。而谢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势力，康生显然更清楚。

　　陆定一是刘少奇或者说是１９５９年之前毛泽东在宣传战线的代言人，当时，他一身兼任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文化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数一数二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严慰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来了麻烦。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谢富治手中侦破的，其实，这并不是什幺难的事情，关键是谢富治把这个人情做给了江青，成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湾联络的开机。从此，江青就不再把谢富治看作一般的战友，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的战士”了。至于林彪无疑更加对谢富治的表现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九大预备会上，林彪提议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当然，她知道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处理王光美专案问题上，江青名义是顾问，其实是灵魂，而直接决定把处理大权交给江青的正是谢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敬礼”的时候，江青说出了真话：“没有富治同志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我个人是非常渺小的。”骄横一时的江青说出这番话也不是偶然的。

　　４．谢富治的为人

　　谢富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曾志曾经回忆毛泽东之于陶铸，她以一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战友的眼光观察毛泽东之后，她说：“主席其实不喜欢陶铸，因为陶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话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谢富治显然是因为所谓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两次较大的历史漩涡中获得“新生”。

　　在毛家湾最为鼎盛的时候，谢富治是林彪夫妇的座上客，吴法宪空运来的螃蟹，叶群总不忘给谢富治、刘湘屏夫妇送去，而获得了副统帅的馈赠以后，谢富治也要连忙过府道谢，一来一往，关系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泽东命令谢富治调查黄永胜的时候，谢富治不仅十分卖力，而且，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多次和人说起一首诗，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谈及的对象包括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其中许世友、韩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释。毛泽东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南巡著名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黄永胜的这首诗，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１９７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在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让黄永胜在总参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黄永胜在念报告时辞不达意、三度说错，极为狼狈。毛泽东听说之后，说到，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谢富治已经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部署毛泽东的指示，给林彪、黄永胜以最后的一击。特别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执勤人员分布在指定地点，虽则没有起到什幺具体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所肯定。连周恩来都承认，谢富治同志心思缜密，能力突出。由于谢富治的病重，毛泽东不得不启用吴忠、李德生、吴德等人作为后备，但是，他们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决并告总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谢富治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后，用江青的话说，主席赞赏富治同志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

　　谢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于毛泽东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阵营出现麻烦，谢富治总是第一个露面，不遗余力的办理，比如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叛徒事件、张春桥妻子李文静叛变事件等，谢富治都是第一时间出动，紧急平息异议，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尽管谢富治独邀天宠，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来自江青阵营的冷箭。谢富治虽然不能和周恩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他却一直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江青不同方向的认同。

　　可以这样说，如果谢富治不死的话，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谢富治的。

　　谢富治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扩大于文革，但是，却形成于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杀手一类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宠，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机的发展取向了。

 康生

康生在我党建国之后举行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居然有两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十大之前的中央副主席中，除王洪文之外，康生既不同于朱德、叶剑英、李德生、林彪那样具备显赫的军功，也不同于周恩来、陈云那样具备治理国家的综合才干，更不具备刘少奇那样历史的背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既无尺寸之功的长期处在幕后的康生在死后赢得了三顶桂冠，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成立被称作是“后文革小组”的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竟然也是康生，他担任了这个变异了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之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势力的打击，反而在稍后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登上了他的政治顶峰－－中共中央副主席。 

我们再来看看康生在解放之前的任职情况就会发现，这个人在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由来已久的，他是王明离开国内之后指定的六人政治局成员，也是中共中央主管组织人事大权和职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当王明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他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继续高升，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时，康生走到他前半生的荣耀极点，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还兼任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所谓的“肃反专家”就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毛泽东叫党内诸人为老的比如董老、谢老、徐老、何老、林老，这些人资格确实很老，而且也是为人师表的典范，然而，另外两个老，柯老和康老就显得比较幽默了，特别是康老，由于柯老早死，还来不及作恶，所以，所有的事情就都由这位康老包办了。研究康生及其现象应该说有助于我们反思党的历史上一些事情，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之后，曾经提及对康生的印象，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相貌干瘦的老头是什么头号理论家，相反，他则认为康生更像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著名刽子手叶若夫。叶若夫是苏联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中大清洗高潮时令人胆战心寒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他在一九三零年还默默无闻，然则到了一九三五年就进入当时只有三个成员的苏共中央书记处（另两位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叶若夫在臭名昭著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亲手批准杀害三万多人，他的最高政治职务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可是，即令是这样，叶若夫也不可能和文革时期的响当当的反修战士“康老”相提并论。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罕见的，他之所以被称作康老也是由于他的党内资格之老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叶若夫一共才迫害了三万多人，康生在文革中制造的“内人党”惨案直接迫害无辜群众以及党员干部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致死的多达16222人。叶若夫和此公比起简直是不值一提。

康生看不起陈伯达，他对这个毛泽东一度很欣赏的大秀才嗤之以鼻，称他是“鸟龙院院长”（陈伯达做过马列学院的负责人），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康生有什么传世的理论大作，唯一经手花费大力气编辑的林彪文选后来也因为九一·三事件而流产。康生之于党内的一些理论家而言，更多的是停留于口头而非笔头，而且，他的口头的理论之丰富、之狠毒、之决绝远要比那些笔头上的厉害起很多倍。一位曾经和康生共同工作十三年的前辈说过这样一番评价康生的话：“此人文不能提笔，武不能弄枪，却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哪一次整人几乎都没有被他错过，每一次党内斗争他都是胜利者的同道，连五代十国的'长乐老’冯道也比他不得。”现在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还能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面容和蔼、谦逊的康生在一起探讨问题的痕迹，这位深通中国金石之学的“学究”一旦翻云覆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灾难的临头之际。

康生自己说过：“在中国搞政治有两条捷径，一个是给人家做媒人，因为做了媒人人家就要感谢你一辈子；一个是做老师，收门生，这样羽翼就扩大了。”康生素以城府很深著称，这种肺腑之言的吐露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李锐回忆中就有康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和田家英等人大吐苦水的经过描述。但是，康生的所谓这些心里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都没有什么主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把柄落在听者的手里，相反，听者此时的唱和却经常被说者抓住，而且到了说者认为关键的时候就会立刻毫无犹豫的抛出来，作为听者的罪状之一。康生上述谈话的对象毛泽东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师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把师哲、田家英、邓拓这三位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喜爱的对象和康生的关系做一个必要的交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康生的很多侧面。

师哲一度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好到两个人茶余饭后大聊各自的家世，毛泽东与师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早年都是各自母亲的支持者和父亲的反对者，所以，当师哲大谈他的母亲善良、勤劳时，毛泽东居然有了很动感情的回应，这在一生盘旋于政治漩涡中的毛泽东并不是多见的。当然，师哲的这个得宠信号没有逃脱康生的法眼，康生想尽一切接触师哲，因为共同在苏联生活的经历，康生和师哲的“共同语言”少不了，此外，康生还送来当时的奢侈品牛奶、面包和师哲共享。作为一介书生的师哲得到这位前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二号人物的照应，深感荣幸，更令师哲感到康生的温暖还在于以后的整风运动后，康生曾经亲手批准把一批被认定是特务的人分别处以枪决、囚禁等刑罚，而被处死的名单上有师哲的弟弟，康生知道之后，立刻又亲手划掉，这种法外施仁在康生则是不多见的。

田家英在最受毛泽东欣赏和赞扬时，康生是田家英府中的常客，二人不时谈论起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气氛十分融洽，田家英称呼康生是“东海圣人”，至于康生怎么样恭维田家英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的回忆资料来看，有些比较肉麻的话也是少不了的。另一个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党内秀才邓拓也曾经是康生考古弄学的同伴，邓拓因为欣赏康生的对金石的学问，经常邀请康生来家里观赏各类古玩，二人就各自的心得大加畅谈，不亦乐乎。 

然而，就是以上这三个人，当他们不再被划进政治的核心圈子之后，康生随即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失宠于毛泽东的师哲后来被康生诬陷以致于关进秦城监狱，多次受到来自康生亲自的“关怀”，三自一包事件遭致毛泽东不满的田家英很快收到康生的冷遇，田家英假如不是自杀，那么也很难逃过康生对他的攻击。邓拓即使自杀也没有逃过康生对他的“清算”，邓拓的古玩收藏其中一部分被康生关照抄家的造反派运到了指定的地点，随后被康生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专用章“大公无私”收为己有。而邓拓尸骨未寒，康生送给邓拓的几顶大帽子早就赶制完成。这三个人中只有师哲完整无缺的记录了康生的翻脸无情的经过，其他二位只能在九泉之下领受了。

五人帮之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