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汉学看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汉学研究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国别汉学史的翻译著作，这本书的出版是中德当代学术史上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从学术上讲，我们从对德汉学的研究中得到哪些启示呢？或者说，我们在从事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二条，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注意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海外汉学。     这里的学术史不是我们研究德国汉学的学术历史，而是德国汉学自身发展的学术历史。国内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看海外汉学时，一般主要是从知识和方法两个方面来着眼。从前者来说，汉学或中国学给国内研究者直接提供他们所不具有的知识如伯希和的敦煌研究，就是直接利用了藏于国外的敦煌文献。当时国内学者不具备这些条件，以至有的汉学家说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又如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无论是对清中前期的入华传教士研究，还是清后期的入华传教士研究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传教士的外文文献在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从后者来说，当国内学术发生学术“范式”的转变时，国外学或中国的研究方法就会极大地启发国内的国学研究者。这方面例子也很多，前有民国时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后有今天的美国费正清和柯文的晚清史研究。这种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海外汉学和中国学当然是可的，也是我们把握海外汉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这种拿来就用的态度和方法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汉学或中国学在本质上是国外学术脉络中的一部分，即它在知识内容上是中国的，但这种知识的传承却有着和中国学术不同的传统。也就是说，汉学或中国学学者虽然把中国为研究的对象，但他们的术语，他们的思路主要是受本国的学术传统影响。如西方汉学和中国学有着很悠久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如果对此一无所知，仅仅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西方汉和中国学，对其结论和方法拿来就用，对这些结论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弄清海外汉学的学术史，将其置于各国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是我们汲取他们结论，学习其方法的前提。这样从国内学术研究来说，不仅要有一批专业的国学研究者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国外汉学或中国学，也同样需要一些人从整体或专业的角度对各个国家的汉学学术传统进行梳理和研究，做汉学史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作为中国人去看外国的汉学，不仅要知道汉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应当研究汉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国际汉学研究也就是汉学史的研究。”今天，《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拉开了对德国汉学研究的新的一幕。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是和西方的学术发展与思想变迁纠缠在一起的。例如书中所提供的德国汉学家和早期的殖民扩张的关系；书中所提供的，屈汉斯（Hans Kühner）在他的《1968年的抗议运动、毛泽东思想和西方汉学》一文中非常精彩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它揭示了汉学的发展和德国本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之间的那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精神关系。所以，我在解读西方汉学时，我们必须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从西方精神史的发展中来寻找汉学发展的思想根源。“因此，对西方汉学的解读仅仅因为你是一位中国本土的学问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也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只有此解读才能更全面些”。     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当前对中国术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那些试图走出旧的中国史叙述模式青年学者来说更是明显。但绝大多数老的研究者在把握西方汉学（中国学）时，主要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的，他们不太关注西方汉学家背后的方法论；而年轻的学者们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关注国外汉学（中国学）的，但他们对其理论的来源也并不是很清楚，对汉学（中国学）与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关系也是模糊不清。美国中国学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但至今没有看到分析这些美国中国学家们和当代西思想之间互动关系的专著。如果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背后理论及其与西方理论的互动没有深入地研究，而直接拿来其结论就用是会产生问题的。  就此而论，《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这本书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特别是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的《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一文很值得反复阅读。在她看来，汉学是站在欧洲的立场来观察中国的，而任何科学的经验都是受到观察者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首先把来自内部联系的经验普遍化”。这样，汉学的研究就绝不是一种纯粹知识的的叙述。她说“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以学者为主体、以中国为客体之间的一种认识过程，而且是‘两种社会转移的研究’。因此，我认为，在学者完全限定的起点文化（即德国）的基础之上时，这种研究可被视为文化之间的转移，是把中国的知识、信息和中国形象介绍到起点文化那里去。这种介绍不是单纯反映中国的特有现象并把他介绍到德国社会的简单行为，而是一个学者所完成的积极过程，一个挑选和评估、分类、构思和归纳的过程。同时，学者的出发点，他所确定的社会观、世界观和由此所决定的知识兴趣，以及他的论点有意无意地所追求的社会作用等等，对他如何研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德国汉学界的汉学家第一次这样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给了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研究海外汉学的基本立场。     第二，注意海外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一个近代的学术专业，西方汉学于1814年就在法国诞生，而中国近代的学术的诞生是随着经学的解体而诞生，清华国学院的成立距今天不过八十年，这就说明，在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时期，西方汉学给了中国决定性的影响。当年伯希和第一次来北京展示其敦煌文献时，中国近代学术的创始人王国维、罗振玉还不知有敦煌文献；当高本汉建立现代中国的古汉语研究系统时，赵元任、李方桂才刚刚开始现代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西方汉学是中国近代学术脱离经学后的最早老师，他们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陈寅恪从欧洲返回后在清华讲的考第的汉学书目，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四裔”研究成为主流，无一不受到西方汉学的影响。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本书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德国的汉学家们与中国学术、与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史料，从中使我们感受到近代中国学术变迁与汉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是我们在做国外汉学史时所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侧面。     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直接参与了山东的高密教案，在青岛他成立了“尊孔文社”并在那里结识了满清的遗老遗少、如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徐世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陕甘总督升允、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刘廷琛等，特别是和劳乃宣关系甚密，正是由于劳乃宣的帮助，卫礼贤才完成了他最有名的汉学译著《易经》。在北京期间他通过蔡元培结识了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罗振玉和沈兼士等人，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他返回德国后，他同这些中国文人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5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成立中国学院时，董事会的两名中国人成员就是蔡元培和当时的中国驻德公使。     1926年他还将胡适请到法兰克福做中国学术报告。     德国老汉学家大部分都在中国工作过，艾锷风先后应聘于厦门大学（1923-1928）、清华大学（1928-1933）和辅仁大学（1935-1948），他也是著名汉学杂志《华裔学志》的创办人之一。《华裔学志》目前是欧洲最有影响的汉学杂志之一，当年圣言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鲍润生（Franz Xaver Biellas，1878-1936）与中国学者陈垣、张星烺、英千里共同创办了这份汉学杂志，这段历史应是德国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史最值得纪念和回忆的一段历史。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 ，1916-2003）1947-1948年在北大教书，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从1933年到1952年先后两次在北大教书，抗战时随北大迁往昆明。福克斯在北大教过德语，卫礼贤也是经蔡元培推荐在北大教德语，这样的名单我们还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如果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德语教育史，来华的德国汉学家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方面。     西方汉学在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关注西方汉学界在知识论范围的成就，对其加以评介和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基本的工作，这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就此而论，萨义德所认为的西方的东方学完全是一种“集体想象”，是一种毫无任何可信度的语言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这样的评价是片面的。他忽视了西方东方学是一种知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的学术，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