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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舟
上海弄堂「红尘坊」有块黑板报，讲述着弄堂里的故事，从一九四九年讲到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起，法国《世界报》连续六个星期刊载上海弄堂的故事，而法国国家电台又及时将其译成中文，在广播中与《世界报》几乎同步播出。这是旅美华裔作家裘小龙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红尘岁月》。一位身处美国的华裔作家的英文作品，经过翻译在法国广受关注和重视，并延烧至德国等其它欧美国家。最近本书的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零八年四月，裘小龙在香港中文大学作驻校作家，这个计划为小说集提供了滋生的沃土。白天，裘小龙用英文创作，夜间便传到法国，翻译为法文，最终整理成书稿，一天天的流水操作，催生了作品的提前完成。
裘小龙其实早在欧美因侦探小说《红英之死》成名。《红尘岁月》则是裘小龙的一次新尝试。「很高兴，这次可以证明我不是只能写侦探小说了」，他笑着说。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先后在弄堂里生活的寻常百姓，但思考没变，那些故事，对于自小生活在弄堂中的他来说，熟悉似自家事，又陌生如隔世愁。
文学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前者更注重的是人，「是个体生命的悲剧或喜剧」，历史书中无足轻重的一笔，也许就足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生命的全部。
「我的父亲当年被划为资本家，很黑。文革时他眼睛不好要开刀，但是在医院也得写检查，只好由我来写。」那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父亲的拐杖，得扶着他，但也想要是真的拐杖就好了，那就没有思想。裘小龙想起那些光景，觉得有些嘲讽。
「悲剧最悲惨的，不是一下子死掉了，而是日常生活中，慢慢的，一点点死去。」裘小龙说，《红尘岁月》里的故事，都是他所见所闻，一点没夸大，没有哭泣也没有叫喊，苦难真实而又悲切。
「好人，坏人，人的价值是被后面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变化决定，人的价值不断在解构中，你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以一下子没有了。」人生的阴差阳错，和政治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特殊的地方。
裘小龙原本不写小说的，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前，他以翻译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的作品闻名。如今，他的作品多以英文写作，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到世界各地。艾略特是裘小龙和他老师卞之琳共同的「偶像」。裘小龙说，身为诗人，卞之琳不是波希米亚的那种留着长发飘逸，他既羞怯又严谨。在学问上，他深受艾略特「非个人化」影响，将人和诗分开来，把诗作为艺术品，不断地加工、雕琢。「他都是在家中授课，没有黑板也没有教材，随口就可以谈他怎么写诗，说他怎么骑着毛驴去延安。」裘小龙说起当年从师的生活，真有点古风「弟子」的感觉。
一九八八年裘小龙获得福特奖学金前往美国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这所由艾略特祖父参与创建的美国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这个艾略特出身的地方，对裘小龙的诱惑可以想象。身为艾略特铁杆「粉丝」的他略带兴奋和自豪地说﹕「我想也没想，就定了要去这个学校。」初到美国，裘小龙就急切地向路人询问艾略特的祖屋，「很伤心，他竟然问我艾略特是谁？」裘小龙又是摇头又是苦笑：「人家一定在想，这个中国人不知道跑这里干吗来了？粉丝碰到非粉丝，真惨！」
「可我真没想过要留下。」他接着说﹕「当时也有人建议我带夫人一起过去，可是我想就一年，让她等我回来吧。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八九后，裘小龙被迫留在了美国，为了生计，只能转去读博士。用英文写作，是既「心中没底」又「无可奈何」。「那时候我也写惯了，发表惯了。」裘小龙很坦白：「一下子就知道没有办法了，你可以继续用中文写，但是没有人看，只能转用英文。」这很难走，但也回不了头。
裘小龙谈自己的写书之路，总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运」。身边很多美国朋友用母语创作，也未必能出版；他送出的第一份书稿就被出版社采纳，并签下了一系列三本的合约。签约时太开心，签完了才知道连写三本不容易，「写完三本我以为可以休息下了，结果第二家出版社找上门，唯一的条件是继续写这个系列」。没想到，陈超的侦探故事就这样竟也停不下来了，裘小龙也被冠上了侦探小说家的美名。
你可能想不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神探的角色已脱去了肥大的外套，步履轻盈；剃干净了胡子，长相英俊；名校出身，说起英文不再频频出错，也不用频频「子曰」，而是在兴致好时还可以张口朗诵艾略特（T.S.Eliot）的诗﹕「我们所有旅程的终点，都是踏上我出发的地点，并且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一地点。」把老外都唬得一愣一愣。这是华裔作家裘小龙笔下的探长陈超，他的出场，距上一位陈姓探长谢幕已过了近七十年，当年陈查理（Charlie Chan）的形象经美国作家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手，成了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人心中「最熟悉的中国人」之一。但这个西方人刻画的角色缺乏男子气概，就像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所说，是对东方人，尤其是东方男性行为的非性化（desexualized）表达，「就是要尽量做到感情上不动人，即emotionally impactless，这样才可以表达你是东方人、中国人」。
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男性）的这种刻板印象，如今经裘小龙之手似乎慢慢转变。写作前就已熟悉东方主义理论的裘小龙，「写作的时候刻意避开了这种形象」。「身在国外，总会对有些问题特别敏感。」裘小龙说﹕「我也不希望他们面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女的是小脚，男的是长辫子。」
出版裘小龙第一本侦探小说《红英之死》的美国SOHO出版社，当时确实有过这样的疑虑，有一部分西方人「下意识里他是正统，你是异端，总是要矮化你才能显示他的正统」。可小说推出后，好评如潮。无论是怎样的角色，最能令钟爱推理小说的读者感到刺激和兴奋的，必定是能发现一些超乎寻常的东西，来真正丰富阅读体验的创作。二零零一年，《红英之死》为裘小龙赢得了安东尼小说奖，这个为纪念「文艺复兴人」安东尼·鲍查设立的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由读者票选年度最佳推理作品，裘小龙是首个问鼎该奖的华人。《红英之死》能够得奖，是全球读者对陈超这个新中国探长形象最好的认同。《芝加哥论坛报》认为裘小龙让西方读者「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了更商业、更现代的中国」。现在该系列已出六版，全球销量达一百万册左右，结果看来，「他们也接受了，好像也没人提出异议」，裘小龙笑着说，毕竟现在中国情况不同了，他们可能心里不大乐意，但至少没说出来。
当各类奖项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开始接受、喜欢这位华裔作家和他笔下探长的形象，裘小龙依然说﹕「这其实蛮难的。」最常遇到的便是语法问题﹕「我书的编辑总告诉我，你的语法看上去太正确了，得改，故意的错一点。」 因为没有美国人说话语法那么正确的，裘小龙笑道。在陈探长系列第四本《红旗袍》中，裘小龙碰到了另一个难题，书中涉及很多旗袍款式的名字，不知道怎么形容，只能找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当救兵。「虽然我的词汇可能比很多美国人都多，但这时候就派不上用场。」语言是一堵无形的墙，而母语的优势，与生俱来。
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海外，有种「没根」的感觉？虽然海外作家成为一个群体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这个群体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都是少数的、孤独的。裘小龙想了想说﹕「也许写东西对我，也是保持根的一种方式。」这些年，裘小龙有空就会回国走走，国内变化太快，虽然没有生活在其中，保持些距离观察，似乎更客观且真实。「但其实我挺想国内的朋友还是像以前那样看我的，可是没办法，他们已经习惯把我标签成美国人，回不去了。」
「但您每每提到女儿，可是很自然地说她是典型的美国人？」我不禁好奇这父女俩的身份。「是哦，」裘小龙想了想：「她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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