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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好像都是惫懒寡言的室内动物，能像中学生朝气蓬勃雀跃而行的毕竟是少数，像运动员那样为完善的肌肉力量默默骄傲的，恐怕就更少了。村上春树业余喜欢长跑；他肌体黝黑，穿短裤，身背号码布参加马拉松比赛，在作家中算不算是一个创举？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作翻译之余频繁参加赛事，从马拉松发展到铁人三项，规模越弄越大，感觉发展下去像要报名参加什么奥运会，让人还真有些惊异。
从一九八二年秋天开始跑步，持续跑了将近二十三年，几乎每天都训练，每年至少跑一次全程马拉松，并在世界各地参加无数次长短距离的比赛，这便是村上长跑的一份记录。在新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他用细致的笔墨抒写跑步的体验，态度确是有点像中学生的稚弱喜悦，像运动员保持一份平心静气的活力。
他说一个月跑二百三十公里是“跑的认真”，三百一十公里是“跑的扎实”；在巅峰期到来时，以三个半小时为基准跑马拉松全程。戴秒表，穿水野牌跑鞋，边跑边听MD播放的摇滚乐。哪怕出国在外，时候一到放下行旅捡着路面就开跑，享受跑步的乐趣。大概只有非常执着耐心的人，才能享受这种艰苦的乐趣。他在书中坦言，自己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独自一人跑步也罢，四五个小时伏案写作也罢，都不会觉得难熬无聊。从跑步中，他也不时领略到关于写作的有效隐喻。这个方面他谈了很多；未必谈出什么高深的精神哲学，却是从他自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则，其实值得一读。
作为职业小说家，他认为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好坏，这些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但也算不得是本质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怎么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不应该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
和他人竞争一决雌雄，不是他喜欢的活法。写作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追求不同于他人的东西，选择不同于他人的语句。作家受到误解非难，也正是这种自立性选择支付给世界的代价。对于操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他们是在主动地追求孤绝，尽管程度不同，内在的危害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回护人的心灵，也细微却不间歇地损伤心灵的内壁。”村上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跑步。有必要持续地运动身体，穷尽体力，以排除身体内部的孤独负荷；让肉体多消耗些，也好让自己去体认作为人的有限性的事实，通过长距离赛跑，从最深处对此获得物理性的认识。
他还发明一个短语叫做“文学憔悴”。他认为，年轻时写出力作的作家，到一定年龄会呈现浓烈的疲惫之色，这是由于作家的体力已无法战胜毒素的缘故，亦即在疯狂的想象力与支撑它的体能之间的平衡，业已土崩瓦解。因此必须增强体能训练，尽量避开这种“憔悴方式”，尽管别人会说“那样做的不是艺术家”，他也要坚持跑马拉松。
上述感想，大概只有一心一意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才谈得出来。作者谈“跑步生活”，反复用加引号的两个程度副词———“认真地”、“扎实地”来形容，其实也在审慎地守护自己的人生观。他觉得自己不擅长抽象思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物质结构的人”；只有通过身体现实的负荷，通过“肌肉的呻吟”，才能循序渐进增加理解的深度。他不无幽默地形容说，“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而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勤勉耐劳不惜体力，是自己性格上仅有的可取之处。是故在年近花甲的这个时候，仍慢慢地、不间断地独自赛跑。
村上新作属于自传类随笔，译成中文出版后，销量不如他以前作品，报纸上评论说是换了译者的缘故，失去了故有的语感。我不是村上迷，读他的书太少，不好说什么。这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倒是看了不止一遍，还去书店买来送人。难道是因为人到中年还热衷于励志？确实如此。要向村上春树学习，最好每天也跑上几圈；希望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拯救自己，如果说自己确实需要拯救。
也因为，这部随笔作品的文体细腻出色，作者经心于遣词造句。照片上的作者看上去木讷矜重，是典型的日本人（或北海道渔民）长相，其文体也润泽日本传统“私小说”余韵，涓涓絮谈，平板亲和。木心诗歌《永井荷风的日本国》模仿过那种语气———经常不断地用“什么吧”、“什么吧”之类的疑问句陈述，经过模仿也便显得俏皮。村上春树采取的是一种叙事性抒情作家的鸵鸟政策：将眼前有限之所见，或将一个“平面的地狱”转化为内心风景，并且固执于这种转化所带来的稚弱喜悦。
此外还因为，阅读时冒出来种种感想。例如，确实没有想到村上是如此认真的一个人。他希望通过谈论跑步，将他对人生规划、职业认识以及内心的不安顾虑写出来，以确认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造就。对于尚在写作的作家来说，这种认识其实是困难的。而我感到深为震动的，是他的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简直是全力以赴追求设定的目标；从他对危险的反应和身体的细微顾虑，也可看出投入力量之大。
以前读大江健三郎文章，有一句话印象较深。他说看见别人一副纵欲疲惫的脸色，他会打心底怜悯那个人。这句话跟大江小说充斥的威士忌酒、性器和避孕套连不起来，好像不应该是他说的。看来作品和本人还是有反差的。读村上这本书也是如此；他对如何维护身心健康的思考，是非常专注、细致和积极的。
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一样，刻意抵制日本封建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也就是民主化的欧美现代人文思潮。作品写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择群体”的生活，尽管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不一样。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有时会觉得，这些日本作家一点没有才子气；处事诚正，有一股子谦弱决绝的进取精神。
除了个体性格因素，我以为这里面多少还有政治上的根源。政治性的感觉似乎更成熟；他们对于同类和自己的软弱局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体认，并且从个体存在的自立性之中给予勉励和真实的教益，而不是像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在复旦演讲中声言的，想要将精神空虚、听低级音乐的年轻人送去劳动教养。后者的这种言论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大乖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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