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不肯附和当权者的政治人物，李锐先生在当代政坛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很有时效性。在此之前，在毛泽东时代，李锐这样的人不能存在，他也确实被淘汰出局，进了秦城监狱。在此之后，倘若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民主制度确立，李锐这样的人自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为问题。

其实，像李锐这样享受高干待遇、资格颇老、官场辈分甚高，又追求民主、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先生还有许多，李锐先生至少在两位数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可以算入，其中包括去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与当局的意图相距甚远。他们时常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当局不喜欢听的话。这一批人在当代中国政坛的存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广泛影响，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第二重意思，为什么能容忍李锐及其同道。

　　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应该说，不同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力度不同，自信的程度不同，传播的广度不同。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跟彭德怀一起挨整，就表明了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强大，并不坚定，拥护者并不多，打压下去并不困难。

　　我想过一个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堪？周恩来刘少奇以至朱德林彪等打天下的英豪，难道真是贪禄保位之辈吗？考虑到许多人放弃荣华富贵而投身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解释的说服力不够。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对谬误的屈服呢？周恩来劝彭德怀做检查，他给出的理由是：要顾全大局。这句话说服了彭德怀，也点醒了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政党，一种主张，正在向想象中的理想社会高歌猛进，这支队伍的旗手向来有英明伟大之誉。他手中的旗帜，被中国*人看作全世界最辉煌的旗帜，寄托着全人类希望的旗帜。如果这就是那些英豪眼中大局，他们是否应该屈己从人，甚至舍己从人呢？恐怕这就是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的最终选择。

　　如果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当时尚不分明，数年后则不言自明了。进一步说，在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等更大更宏观的问题上，当时的旗手自信，20年后已经荡然无存。谁是谁非，大局已定，历史给出了明白的答案。于是，旧旗落地，前途和大势的代表者也换了位置。这种改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有痛切的陈述。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发生的，在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属于这个转变过程的初始而沉重一步：在维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

　　总之，为什么有李锐？因为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失败了，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得不探索新路，不得不向成功者学习。

　　在这个背景上，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当局容忍李锐及其同道。当局拿不出说服他们的像样理由，手里没有一面人们心悦诚服、甘愿舍身追随的旗帜。这类旗帜如今在李锐及其同道手里。公开打压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会大失人心。

　　更难办的是，李锐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求升迁，不怕处分，对党政体制内的利益无所求，对体制内的威胁亦无所惧。这些官场手段本来很适于解决那些不宜公开的问题，一旦失去效用，官家武库顿显简陋。

　　当然还可以考虑其他手段。不过，李锐他们的动静太大，任何暗箱都装不下。李锐他们又不贪图物质享受，暮年心魂所系，正是年轻时冒死追求的民主，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靠细软并不能收买。至于不讲道理的蛮干硬干，既影响国际国内形象，又吓不住坐牢老手，最后算下账来，恐怕得不偿失。更何况都是政界中人，下手太狠，开了先例，会不会一报还一报？会不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谁敢保证自己在政坛上永不失势呢？

　　总之，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软的不行，硬的还不行。横竖都不行，便拿李锐们没办法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李锐先生身上集中了诸多优势，自然是很难得的。实际上，这些优势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们身上。只要占据了一两种优势，尤其占住不在乎仕途得失、对体制内的利害无求无惧这一条，当事人享有的公民自由权利就可能大出一圈。失去这些权利，一部分原因是被强行剥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主动出售了。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即互联网无法阻拦的普及，放大了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影响力。此外，被推上市场的各种媒体，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出于生存的压力，都需要用顺民意得人心的东西为自己招财添誉。这是无所不在的名利的诱惑，伴随着随时可能袭来的良心的骚动，李锐及其同道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上。

　　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实为中国之幸。

　　实际上，他们说话，发表意见，不过是表达他们对中国前途的真实看法，表达他们认为正确的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都是有根据的。不让他们作声，并不能消灭这些主张所依据的现实力量。形势仍在发展，危机继续酝酿，只是不出声地发展和酝酿而已。譬如庐山会议，假如没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独大格局，假如可以商量，可以讨论，可以反对，那么，不必付出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就可能建立1962年退守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更乐观地说，甚至不用绕将近30年的大圈子，就可以建立1983年尽收失地的大包干制度。不让彭德怀说话，不容邓子恢分辨，撤他们的职，并不意味着真能跳进共产主义，只是要绕一个大圈子，平白死掉数千万人，然后再回到起点上。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价值，这就是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抵得上数千万条人命的价值。

　　李锐和他的同道们，凭借自身的胆略和实力，在大一统格局中撑开了一道缺口。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在他88岁的肩头，承担着我们这些患得患失的壮年人承担不起的分量。衷心祝愿李锐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