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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作者：刘俊勇

考古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所谓实物可以概括为遗迹和遗物两类，因其大多沉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出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西隔渤海与华北远邻，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遥相对峙，北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广阔腹地，从很早的古代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地区就成为南北交流的枢纽。     一般认为，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而大连地区近代考古学则出现在19世纪末。1895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受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来到辽东半岛，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调查。     从1895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已经历了110年。认真总结这一段考古学史，对于我们现今从事的考古学研究必会大有裨益。     笔者赞同安志敏对辽东史前考古学的分期，并把它引入本文的大连考古学分期，即萌芽期（1895—1927）、形成期（1928—1945）、成熟期（1946—1963）、发展期（1964至今） 。     一、大连地区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7）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城、盖平（今盖州）、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大连地区仅在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采集到个别的石器。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再次占领旅顺、大连，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1909年，鸟居龙藏第三次来到辽东半岛，调查和发掘旅顺双岛湾、老铁山、郭家屯，普兰店台子山等遗址和墓葬。     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     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再次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并同立花政一郎等人，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的三处积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顺老铁山发现石器，并在其附近发现汉代贝墓、砖室墓。     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发掘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东洋学报》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满铁岛村孝三郎等调查旅顺老铁山积石冢，并在大连滨町（今黑嘴子）发现彩绘陶。     1923年，八木奘三郎奉满铁调查课之命，先后到旅顺南山里、双岛湾、营城子，大连市内，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调查，发现史前时代贝丘遗址和积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和教员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门外发现“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发掘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史前时代遗址。     同年，清野谦次调查旅顺羊头洼遗址。     鸟居龙藏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因而当时的工作规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找遗物，而对遗迹和层位关系则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规的记录和实测。滨田耕作发掘的老铁山积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实测，仅简略地报道了出土的陶器。 鸟居龙藏将他的三次考察成果，于1910年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鸟居龙藏作为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受过专门训练。因此，他根据亲身考察而写成的这本书，从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几个方面入手，对从史前到高丽时代的遗迹进行分类研究和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安志敏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佟柱臣先生认为“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 。滨田耕作对老铁山积石冢的发掘和报道，是其从事考古学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后来对日本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却是以此为开端。     这一时期是小规模的个人考古活动，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往往把一大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当作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辨别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进行的考古工作仅限于史前和汉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只是初步的，但不可否认其作为近代考古学的启蒙，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形成（1928—1945）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发掘貔子窝遗址。貔子窝包括位于今普兰店市皮口碧流河边相邻的单砣子和高丽寨两个遗址。在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的主持下，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及黑砂质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物，并对单砣子墓中人骨进行了考古测量和推测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以下简称《貔子窝》）。这是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较科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1928年10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旅顺牧羊城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中国北京大学庄严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于10月1日开始发掘，同月25日结束。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调查，从10月9日开始发掘刁家屯、于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同月23 日结束。1931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以下简称《牧羊城》）。     1929年9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和贝墓。京都大学清野谦次、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田泽金吾，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共发掘7座砖室墓。1933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以下简称《南山里》）。报告日文部分由岛田贞彦、滨田耕作执笔，英文概要由滨田耕作担当，同时收录了与南山里砖室墓有密切关系的刁家屯和营城子牧城驿砖室墓，作为附录。并说明，上述材料虽是滨田耕作前几年调查、发掘，也曾一度发表过，但此次为便于彼此参考，将原稿修改后的概要加以附录。清野谦次及金关丈夫、三宅宗悦担任南山里砖室墓发现的人骨研究。     1931年7月，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发掘营城子沙岗子汉代壁画墓。1934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四册《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以下简称《营城子》）。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1942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史前遗迹》（以下简称《羊头洼》）。     1939年9月22日—10月3日，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遗址。报告《望海埚——关东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埚史前遗迹》作为附录，收入《羊头洼》。     1941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为题，分别发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人间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旅顺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东京大学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老铁山与四平山”为题，发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1979年）第4辑。     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东京大学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文家屯遗址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文家屯遗迹”为题，于1972年发表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期。     此外，三宅俊成等还进行了许多调查和发掘：     1927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以及进行烽火台考古调查（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29年，三宅俊成调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史前时代遗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等，还调查了望海埚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0年，三宅俊成调查普兰店市杨树房黄家亮子遗址及汉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龙头、夹心子南山头、东老滩，碧流河塔寺屯等遗址，在唐家房小于屯、西孙屯等地发现战国方足布，调查了赞子河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还发掘了金州西南大连湾大拉树房汉墓（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黄家亮子城址》，《乡土》1932年第2期；《关东州史迹图》，1935年）；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调查营城子双台子山（双砣子）遗址，采集有陶片等，在发表的报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采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出自山顶的积石冢的遗物，久原市次的采集品是出自遗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旅顺双台子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人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发掘甘井子海茂屯遗址、营城子文家屯遗址、双砣子遗址，调查了四平山积石冢和旅顺于大山、大台山遗址，并在大台山遗址发现了彩陶，还调查了牧城驿明代城址、旅顺城山（伯母山）城址、信台子烽火台、旅顺大孤山积石冢、天后宫、明代旅顺城址和唐代鸿胪井刻石地点等，对旅顺将军山积石冢、牧羊城址、南山里和柏岚子的汉墓进行了试掘（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岛田好、三宅俊成等，对金州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     同年6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调查，试掘了广鹿岛朱家屯、吴家屯遗址和朱家屯汉代城址、獐子岛沙泡子遗址、海洋岛、小长山岛姚家屯遗址、大长山岛高丽城山遗址，还调查了南太山高丽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铢钱出土地点和毛文龙衙门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庙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掘了广鹿岛吴家屯和朱家屯遗址（三宅俊成；《朱家屯城址》，《乡土》1931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前时代的小调查》，《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三上次男：《关东州董家沟汉墓》，《人类学杂志》1933年第11期）。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对金州正明寺城儿山进行调查，在大吴家屯南大岭屯城附近发现石器、陶器和汉代瓦片（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剑、纺轮等）、陶器（夹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当等）、铜制品（镞、钏、带钩、燕国刀币残片、货泉等）、铁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断为汉代沓氏县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发掘了大长山岛上马石、清化宫、高丽城山，小长山岛姚家沟、旗杆山、唐家沟、英砣子，广鹿岛洪子东、东水口、柳条沟等遗址，同时在格仙岛、塞里岛、瓜皮岛、哈仙岛进行考古调查（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1934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四次调查，发掘了獐子岛沙泡子、李墙屯和海洋岛南玉屯遗址。     1935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北方史前时代遗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复州城和长兴岛进行考古调查，在长兴岛发现北大山、大古山、悬心山等史前时代遗址和蚊子嘴汉代砖室墓、塔山塔基等，并根据横山上发现的石堆，推测可能有积石冢（三宅俊成：《复州城及长兴岛史迹调查略记》，《满洲史学》1937年第3期）。     同年4月12日，旅顺博物馆调查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铜短剑（岛田贞彦：《南满洲老铁山麓郭家屯附近发现的铜剑》，《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11期）。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凤鸣岛及附近的小岛调查发掘史前时代遗址，还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石器（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华铜矿发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发现了人骨，出土有夹砂褐陶壶、罐和环状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岭发现石棚，发掘庄河尖山大张屯遗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关东州董家沟古墓调查报告》，《满洲学报》1942年第7期）。     同年秋，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到长山列岛进行考古调查（岛田贞彦：《大长山岛贝冢发掘记》，《考古随笔——鸡冠壶》，1944年）。     三宅俊成是以个人之力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因而规模一般都较小。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权力。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190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大连地区，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版了《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五部大型报告，发表了数百篇报告、简报和论文。《貔子窝》等五部大型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文物，一部分被运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出土的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鬶、盆及小冥器豆、壶等文物，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发掘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的出土文物，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四平山积石冢的出土文物，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的出土文物，现藏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学。被运往日本国内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单把杯、黑陶双耳盂、黑陶壶、黑陶豆、猪形陶鬶、袋足陶鬶，文家屯遗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马石遗址出土的压印纹陶罐、三环足盘、角剑，羊头洼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铜片等。     1908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将旅顺黄金山北麓的唐代鸿胪井刻石运往日本，现存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前院。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于1905年7月专程来旅顺实地调查鸿胪井刻石，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将刻石盗往日本的契机。1906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在调查的基础上，还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旧唐书 》，并征求了奉天中国官员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鸿胪井刻石“于史有益”。“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通石碑，与渤海有关”；“第二，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经过内藤湖南的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价值，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往日本，献给皇宫。把鸿胪井刻石和石亭“作为战利品献给皇室的”是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可以说斋藤实是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谋。具体执行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无疑是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 。     上述行为，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这种侵犯和掠夺直到1945年大连回到祖国怀抱才告结束。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相对比较科学。在遗址发掘方面，采用了探沟法，据《貔子窝》，在发掘单砣子、高丽寨两处遗址时，是按水平层位来划分文化层的，而不是像今天严格地按自然形成的地层来划分，因此，不同时代的遗物容易混在一起。作者认为单砣子遗址“在包含遗物的层里，根据上下层位之不同的遗物性质，看不出代表了哪种文化。……也就是说，这处遗址是单一的文化，而不是有别的文化”  。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当年确实是把不同时代的遗物混在一起了。这种单调的探沟布局，难以解决遗迹的性质，以后的羊头洼、望海埚等遗址的发掘也是如此。像羊头洼遗址的发掘，探沟中发现房址，也不向外扩，根本不能完整地揭露。即使如此，在近80年前采用这种按水平层位划分文化层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对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所做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许多调查、考古报告和论文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参考价值。安志敏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对中国采取军事、经济等攻势，即使文化事业方面亦不遗余力，而其中之较显著者，则当推于中国之考古事业。迄今已逾五十余年，且皆有正式之报告，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 安志敏又说：“东北之考古工作，迄于我国抗战胜利，日人已作之调查工作，已五十年之久，今后之东北考古工作，虽已能由我国学者执行，然对日人研究之成果，也断不可弃置。” 佟柱臣指出“外国学者大多是尾随其帝国主义的烽烟炮火之后来中国的……，如果说作历史结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掠夺。但作为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同志来说，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材料，乃是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祖先遗留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尽管对外国的一些观点，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就考古资料的意义来讲，我们还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因为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就一律摒弃。这种摒弃的简单做法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这正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大连地区考古学的成熟（1946—1963）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1948年11月成立了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旅顺博物馆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就以旅顺博物馆为中心展开。     我国学者在大连最早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汉墓的发掘。20世纪50年代，于临祥、许明纲先后调查、发掘了一批汉墓，如1954年营城子汉代贝墓和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大连营城子发现贝冢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1955年双台沟贝墓的发掘（《大连市郊营城子发现贝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旅顺尹家村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旅顺市三涧区韩家村、土城子河东汉代贝墓、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旅顺老铁山对庄沟汉代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老铁山区发现古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大连劳动公园东门前东汉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大劳动公园东门前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旅顺牧羊城汉井和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牧羊城发现古井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等。     上述汉墓大多比较零散，基本上是随时发现随时清理。     较大规模的汉墓发掘是1954年8月中旬——10月上旬的营城子汉墓发掘。当时在旅大市郊营城子新建铁路、公路两侧发现大批古墓，于是组成由李雅、于临祥、张世明、陈钟远、于鸿志、王慕侠、苏君会、李海亭、孙传凤、衣燕春、陈兰柱、于翠娥、任淑香等人参加的“营城子古墓葬清理发掘工作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共发掘贝墓41座、砖室墓9座、石板墓2座和辽金时期土圹墓2座。其中的41座贝墓有考古报告发表（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于临祥认为，贝墓与贝石墓、贝砖墓虽结构不同，但均属于贝墓的葬制。根据墓葬形制，具体分为单人葬的单室贝墓（11座）、夫妻分室合葬的双室贝墓（9座）、夫妻合葬的单室贝墓（11座）、贝石墓（4座）、贝砖墓（6座）五种形制，并推定贝墓的年代可能早到汉初，下限约至西汉末期；贝石墓的年代亦应是西汉末期；贝砖墓的年代属于西汉中叶至汉末。     此次营城子汉墓发掘，是大连地区最早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有计划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营城子贝墓》是大连地区第一篇发表于《考古学报》的报告。表明大连地区的考古学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墓发掘，还有旅顺北海李家沟第20号贝墓（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1965年第3期）。这座贝墓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前、后两室。后室葬死者，为夫妻合葬，除“宋郯信印”铜印和铜带钩、石剑璏出于男性死者腰部外，其他随葬品分置两处，一处在后室东部，另一处在前室南部。两处陶器器形相同，只不过是前室陶器都绘彩，多出铜洗和2套鎏金车马具模型。     1957年10月5日——11日，许明纲发掘营城子1座石板墓，并收入1954年发掘的2座石板墓，发表有考古报告（许明纲：《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推定石板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下限为魏晋时期。     许明纲还对贝墓进行了综合研究（许明纲：《旅大的汉代贝墓》，《辽宁日报》1963年7月13日）。     这一时期的史前考古主要是进行了一些调查。如1987年发掘的大嘴子遗址就是1959年发现的（许明纲：《旅大市金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还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庄河县（今庄河市）发现史前时代遗址（《新金县华岩寺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光明日报》1954年1月14日；许明纲：《庄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10期）。     1957、 1959、1960年，许明纲、于临祥、陈钟远等人三次在长海县进行调查，发现1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许明纲：《长海县调查发现十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光明日报》1961年4月18日；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7期）。许明纲、于临祥提出“上马石的压印篦纹平底筒形罐为主的一种文化，早于龙山文化”。此前，佟柱臣明确指出：“大长山岛上马石、广鹿岛吴家村、獐子岛沙泡子、貔子窝、塔寺屯的列点纹、横弧纹、纵弧纹和篦纹陶等，已见于西喇木伦河流域和嫩江流域等细石器文化地带。” 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被以后大连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1961年8月，安志敏利用休假期间，调查了小磨盘山遗址，并结合烈士山1948——1949年调查情况和发掘资料，提出旅顺老铁山和四平山积石冢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陶器和玉器，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遗存，在旅大地区代表着较早的一个阶段。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更确切地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第7期）。     1960年5月，许明纲清理了营城子后牧城驿楼上墓地暴露出的3座墓葬，出土了曲刃青铜短剑等遗物（旅顺博物馆（许明纲）：《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这篇报告同当年发表的《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一起，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还在过去的资料基础上，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进行探讨，对某些遗存重新评价，如指出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适于直接作龙山文化处理，单砣子、高丽寨地层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等。     1957年——1962年，金县三十里堡马圈子和山后村、得胜金家沟北大壕、金州镇南、亮甲店都家村、大魏家东田村，甘井子营城子对面沟、后革镇堡，旅顺尹家村等地，分别出土了一批金元文物（许明纲：《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考古》1966年第2期）。 其中，重要的有大魏家东田村出土的铜范，包括铧、犁镜、鋿头等。后革镇堡出土的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上盖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碟。     四、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发展（1964至今）     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东北考古工作队在大连地区的一系列发掘为开端。1976——1992年，是以旅顺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进行发掘；1994年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进行的。其特点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建立起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较为深入地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和历史考古文化，全面地认识大连地区考古学。     参加大连地区考古发掘的是东北考古工作队一组（以下简称东北队一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队长兼一组组长）、郑乃武、陈存洗、丁六龙、张国柱、汪义亮，中国历史博物馆任常泰，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贾洲杰等。从1964年5月16日——10月29日，发掘了营城子后牧城驿双砣子遗址、楼上墓地、岗上墓地，金县董家沟卧龙泉墓地，旅顺将军山积石冢和尹家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双砣子与岗上》）。     1964年6月20——24日和同年8月23日——10月29日，东北队一组历时三个月，两次发掘了双砣子遗址，共开探方11个，揭露面积350余平方米，发现房址17座，窖穴10个，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分别以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代表双砣子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发展顺序。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发现3座，均为双室半地穴式。陶器皆手制，有的口沿经轮修，绝大部分为细砂黑褐陶，常见器形有罐、壶、碗、豆、杯等。陶器表面磨光，纹饰以弦纹为主（有的还附加乳点纹），彩绘陶占有一定比例，以红、白、黄三色构成几何图案。石器中以长身的厚石斧较突出，刀、有孔斧、锛、矛、镞、环状器等，均与二、三期文化有共同之处。F16的碳14断代为公元前2 060±9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2 465±145年）。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发现房址，陶器主要为轮制，以泥质或含细砂黑陶、黑灰陶占绝大多数。陶器中以鼎、深腹盂和大量的器盖为双砣子二期文化所特有，开始出现甗形器。陶器表面以磨光为主，常有弦纹或刻划纹，突出的特点是，往往在颈、腹部饰以带棱角的凸弦纹。石斧不同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多短身扁薄作长方形，典型的半月形石刀和扁平石镞都比较普遍，其他石器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雷同。双砣子二期文化是新的发现，与山东的岳石文化非常类似。双砣子二期文化叠压在双砣子一期文化之上，虽然缺乏直接的年代证据，不过参照岳石文化的5个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600—前1 48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890—前1 750年）之间，则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双砣子三期文化发现18座长方形半地穴单室房址，都砌有石墙，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制。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仅有个别为轮制。陶质以细砂灰褐陶为主，大型陶罐的数量显著增多，典型的器形有鼓腹小底罐、高领罐、细柄矮足豆、圈足簋 、敛口曲腹盆等，还有三足或五足的多足器以及有的圈足削成三个缺口，均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特有器物。陶器的表面也以磨光为主，刻划纹的数量较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显著增多，并有许多刺点纹，还出现竖行排列的附加堆纹。石器中长方形扁平石斧相当普遍，半月形石刀和扁平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还有本期所特有的长身弧背石凿。据碳14断代，F4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     除这三期文化外，报告还收录了1964年5月间当地居民在遗址西部山腰采石时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1件、陶罐1件、石纺轮1件、环状石器1件。据发现人介绍，这批遗物同出于一处，还曾见到零散人骨，显然是一处墓葬。人骨和遗物均未见火烧。作者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7世纪，与岗上墓地相当。     双砣子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学者在大连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遗址发掘，无论是发掘方法还是研究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双砣子遗址三叠层的发现与研究，为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分期树立起了标杆。     1964年10月5——15日，东北队一组选择旅顺将军山东部山脊上一处较小的积石冢进行发掘。这处积石冢和大多数积石冢一样被盗掘过，其西北部表土下面发现有日本“宽永通宝”。虽曾被盗，但冢内结构的基本轮廓尚存，共9个墓室，分南、中、北三排，南排四室，均南北向；中排三室，东西向二，南北向一；北排二室，均东西向。由于被盗，除南排4个墓室内发现被盗后剩余的器物外，其余墓室仅有少量陶片，或根本不见任何遗物。陶器多为小冥器，完整复原的共20余件。其他陶片可以分为泥质黑陶、泥质白陶、泥质红褐陶、细砂红褐陶以及泥质灰陶等几种，还发现几片磨光蛋壳黑陶片。器形有杯、盆、罐、豆、环足盘、三足器、鬶和器盖等。还有石矛1件、玉璧1件。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连地区发掘的积石冢，第一次对墓室进行了实测。虽然1909年鸟居龙藏发掘了6处积石冢，但并未对墓室作过实测，仅有两幅平面示意图和一幅想象的剖面图。《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以将军山积石冢为代表的遗存，虽接受山东龙山文化的浓厚影响，仍属于辽东土著的史前遗存，并不能同山东龙山文化混为一谈。至于当时居住的聚落遗址，可能与郭家村上层有更密切的联系”。     1964年5月25日——8月底，东北队一组对岗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28、南北宽20米，叠压在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之上。整个墓地顶部以黑土夹杂砾石封筑。以石灰岩石块筑墙，以中央大墓为中心，共筑有23座墓。这23座墓可分为石板底墓、石棺墓、烧土墓、砾石墓和土坑墓五种。除2、12、23号墓未被火烧外，其余20座墓中的人骨均经火烧。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等。陶器为夹砂褐陶，均手制，器形有罐、壶、碗、豆等，有平底和圈足两种，有的圈足较高。器耳发达。青铜器多被火烧变形，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矛、镞等。石器有棍棒头、镞、纺轮、砥石和滑石铸范等。装饰品有铜钏、铜簪、铜带钩和各种质料的珠饰。     岗上墓地叠压在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之上。墓地下部遗址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335±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665±135年），同时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墓地的年代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岗上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七八世纪。     岗上墓地的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氏族共同墓地，同时还对辽东曲刃青铜短剑墓的葬制、葬俗、文化性质和年代分期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成为有关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1964年5月17日——6月17日，东北队一组对楼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椭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34、南北宽24.2米，高出周围地面约6.8米。经过修整后的土丘中央形成方形圆角高台，高台四周以石灰岩石块砌就，共有墓葬10座（包括旅顺博物馆1960年5月清理的3座），可分为石椁墓、石板底墓和砾石墓三种。位于墓地中心的3座石椁墓规模较大。10座墓均为火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以及被当地村民掘出的火烧过的明刀钱和铁器等。陶器有罐、壶等。青铜器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剑镖和石加重器）、斧、凿、刀、锥、马具等。石器有球、镞、纺轮、磨石等。装饰品有石珠、骨珠、贝饰、滑石饰、玛瑙坠等。     楼上墓地破坏情况比较严重，1960年清理的3座墓室已遭到不同程度扰乱，以致M1和M3的出土遗物混杂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了时代较晚的遗物，如明刀钱、铁镰等。由于当时仅清理了残存部分，没有能够明确墓地的结构及其葬式。通过此次全面揭露，了解到它同岗上墓地基本一致，代表同一时代的氏族共同墓地。在楼上墓地，典型式、过渡式、衰退式三种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共见，《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其年代应在春秋中、晚期。     1964年5月28日——6月6日，东北队一组对金州董家沟卧龙泉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呈椭圆形，南北直径22米，东西直径14米，以石块和黑土为封，封土高20——50厘米。墓地有5座墓室，其中1——3号墓发掘前已被挖毁，据介绍，这3座墓墓底都有大石板，为东西向，被火烧过。每个墓室中均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还出土铜T字形剑柄1件、磨石2件、石纺轮1件等。经发掘的4号墓出土23枚石珠。5号墓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T字形铜剑柄1件、石加重器（枕状器）1件、小铜斧1件、铜车马具2件、铜泡2件。     卧龙泉墓地出土的4件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全部属于过渡式，即曲刃趋于消失，又有T字形铜柄共存，《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年代当与楼上墓地的年代相当或稍晚。     1964年9月11日——10月12日，东北队一组对旅顺尹家村遗址进行发掘。此前，东北队一组于1963年10月在尹家村南河一带调查时，清理了暴露在河边的4座墓葬。根据地层堆积，尹家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即尹家村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和汉代三种遗存。     尹家村一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8个和墓葬5座。墓葬多被水冲毁，都是长方形土坑火葬墓，坑底和坑壁均有火烧痕迹，《牧羊城》报告称为“堲周墓”。《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堲周墓”一词应废弃不用。尹家村一期文化可复原陶器器形有杯、碗、罐、豆、甗等，基本上承袭了双砣子三期文化。另外，尹家村火葬墓所出土的过渡式曲刃青铜短剑 ，也可以同楼上墓地相对比。《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一期文化的年代与楼上墓地相当或稍晚，即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并认为辽东一带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定居的农业聚落，与游牧活动无关。     尹家村二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2个和石椁墓、瓮棺墓各1座。石椁墓为长方形土圹墓，在墓底四周有扁平石块垒砌成石椁，墓圹中心有7块石块，可能是盖在木棺上；石板下面压有人骨和朽木痕迹，证明当时先将木棺放入土坑中，然后在木棺与土圹间砌石块。死者头向东，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青铜短剑1件，放在死者腰部右侧，石棍棒头1件，放在死者胸部右侧。陶器有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类，皆手制。夹砂褐陶器有叠唇平底深腹筒形罐1件、陶壶2件、陶豆2件；泥制灰陶器有豆1件，呈浅盘、喇叭状足，竹节状细柄，此豆与战国时期的遗物比较接近。《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二期文化的年代当接近战国早期。     汉代遗存包括窖穴5个，土坑墓5座和瓮棺墓5座。土坑墓形制与中原地区汉墓一致，但在木棺周围铺有砾石却罕见。儿童瓮棺墓以瓮、罐、盆为葬具，M6刻有“平乡□彀何陵” 六字铭文，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此铭文可作为墓志的先声。推定窖穴、土坑墓和瓮棺墓的年代为西汉初期。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立了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至西汉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还为大连地区培养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许明纲就是在这次发掘之后，成为日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年沉寂之后，许明纲带领旅顺博物馆的同事和弟子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大连地区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史前考古方面，主要有旅顺郭家村、于家村，长海小珠山、上马石，大连大嘴子，庄河北吴屯，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等遗址的重要发掘。     1973年6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许明纲、刘俊勇、陈连旭等发掘了旅顺将军山（将军山与老铁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统称老铁山）积石冢（M1）。M1属于单排积石冢，平面呈长方形，共六个墓室，东西排列，大小不一，除（3）、（6）两室保存部分随葬品外，其他墓室均被扰乱。随葬陶器有黑陶圆筒形把杯、喇叭状螺旋纹杯、敞口折盘圈足豆、三环足盘、盆、器盖等，还有杯、罐、壶、三足器等小型陶冥器。石器有锛、矛。认为老铁山积石冢可能是郭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旅顺博物馆（陈连旭）：《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976年3月，为配合碧流河水库工程，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苏小幸，新金县文化馆戴廷德，庄河县文化馆白元祥等组成考古队，发掘了位于新金县安波刘屯西山和东山、双塔乔屯的11座大石盖墓（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辽宁大连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考古》1984年第8期）。大石盖墓一般是自地表向下挖一土坑，或不挖土坑只在地面上垫几块石头，然后盖上一块大石板作为上盖，有的一端筑有小石箱。墓内人骨经过火烧。随葬品有扁平大玉（石）斧、滑石铸铜斧范、侈口长颈壶、叠唇深腹罐等。碧流河大石盖墓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石棚、石棺墓、积石墓，是一种新发现的墓葬形制。推断其年代当为西周至春秋。     1973年11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等试掘旅顺郭家村遗址，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遗存。     1976年10月——11月、1977年3——7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大学联合发掘郭家村遗址。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孙守道、金殿士、孙力、高青山、方殿春、张克举、李红军，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许正雄、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辽宁大学何贤武、解恒谦和历史系75届同学参加了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址和灰坑，出土各类遗物近2 000件（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许玉林、苏小幸）：《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发现房址11座，均被上层文化房址和灰坑打破，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米左右。石、玉器共341件，其中磨制石器266件、打制石器64件。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红陶。绝大多数陶器为手制，只有泥质灰黑陶上使用了轮制技术。从陶器分析，既有地方的显著特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点。最有地方显著特点的是各种刻划纹筒形罐；具有大汶口文化特点的是红陶实足鬹、红陶罐形鼎、红地红彩陶片、红地黑彩陶片、红地复彩陶片和釜形鼎等。特别是红陶实足鬹流与口平，腹如罐，下接三个实心锥状足，与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鬹十分接近。其他生产工具还有陶刀、蚌刀、蚌镰、蚌镞、牙镞、陶拍、骨针、骨锥、骨梭、角锥、陶纺轮等。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065±100年。     上层文化房址多保存不好，能看出形状的仅4座，半地穴式建筑，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直径在5——6米左右。灰坑48个，大多是废弃的窖穴。石器以磨制为最多，种类有斧、铲、刀、杵、磨盘、磨棒、矛、镞、网坠、锛、凿、纺轮、锥等，尤以有段锛和巨型网坠最富特征。陶器既有本地特点，更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而且特点越来越明显。这些陶器有两类，一类为夹砂褐陶，另一类是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厚仅1——3毫米的蛋壳黑陶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器形主要有折沿罐、叠唇罐、鼎、豆、盂、杯、器盖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针、骨锥和陶猪、陶兽、陶人头像等雕刻艺术品。骨针磨制得十分纤细精巧，针孔仅可容蜡光线穿过。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 280±100年、公元前2 230±90年、公元前2 160±90年、公元前2 130±70年、公元前2 070±90年。 上层文化席篓里盛装的炭化谷物，发表报告时认为是粟，后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杨守仁等教授共同鉴定为黍的籽粒 。这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标本。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包括家猪、狗、斑鹿、獐、獾、野猫、麝、狍、马鹿、豹、熊，以及飞禽、鱼类的遗骸和海产软体动物介壳等。     郭家村遗址是大连地区重要的遗址。随着20世纪70年代该遗址的发掘和以后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遗址的发掘，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编年逐步建立起来。     1977年4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旅顺于家村遗址，揭露出房址7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器物260余件（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期。上层文化揭露房址6座，其中F3至F7互相叠压，时间不会相差太远。F5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呈不规则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坚硬，四周现存10个柱洞，南面埋有利用大陶壶口部制成的灶圈。遗物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有陶壶、陶罐、陶碗、陶杯、陶豆、石斧、石锛、石矛等。下层文化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网坠、镞、环刃器、矛等。除个别网坠为打制外，其余都是磨制。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较厚，以黑褐陶为主，黑皮陶次之。多为手制，壶和罐的口部有的经慢轮修整。绝大部分陶器表面磨光，个别纹饰为弦纹、弦纹乳点、刻划纹和镂孔等。器形有罐、壶、豆、杯、盆、钵、碗、灶圈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锥、骨铲、骨凿、骨针、骨鱼卡等。     上层文化仅揭露出F1，已被修梯田时破坏掉一半。墙壁是泥土堆筑，地穴上部西侧有一排不规则石块，可能是石墙。残存房址周围有柱洞23个，基本上是按内外两排排列。灶坑在西北，是两个深浅不一相连的火塘，用3块扁平石板铺就，中间有一保存火种的矮圈足豆。上层文化石器有斧、锛、刀、网坠、纺轮、棍棒头、矛、镞等。陶器可复原的很少，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很少，陶胎较薄，以黑褐陶为主。多为手制，个别有轮修。素面居多，表面磨光。纹饰有刻划纹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矮足镂孔豆、簋、杯、壶、罐、钵等。大多数器物为圈足器，有的圈足有三个缺口。其他器物有骨锥、骨针、骨鱼卡等。     于家村遗址下、上层文化都属青铜时代，分别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相对应，属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于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275±150年、公元前2 135±100年、公元前1 705年、公元前1 680年；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330±85年、公元前1 280±90年。     1977年4月——6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墓地从外表看，是用小海卵石封顶且隆起的小土丘，残存面积约960平方米，有58座墓（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大连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文物》1983年第9期）。这些墓是多次筑成的，先筑出中间部分，其他则是后来傍筑的。每座墓都是用在附近海岸取来的石块，于地面筑成的，以长方形为最多，其次是椭圆形。     砣头积石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颠倒交错叠压在一起。墓室东西向，则头骨有东有西；墓室南北向，则头骨有南有北。各墓内人骨多少不一，最多的达21具。每座墓内的人骨都不是一次埋入的，人骨之间仅以一层小海卵石隔开。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迁葬仅见一例。     砣头积石墓地随葬品以陶冥器为主，多放在墓的两端，有形状多样的罐、壶、杯和豆、钵、盆、舟形器、镂孔尊形器等。陶冥器特点明显，都是夹砂黑褐陶，纹饰主要有凸棱纹、刺点、弦纹和刻划纹，尤以凸棱纹与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编织纹最富特征。石器数量不多，种类有斧、锛、刀、矛、环刃器、纺轮等。青铜器只有6件，有镞、圆形泡饰、环、鱼钩等。装饰品种类较为丰富，有石珠12串、陶珠9串，还有绿松石坠、玛瑙坠、白玉坠、莹石坠和骨贝。砣头积石墓地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尚不明显。一些大墓随葬品很少，甚至一无所有，相反一些小墓中随葬品却较为丰厚。     砣头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在质地、器形、纹饰诸方面都与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相同，墓壁里夹杂的陶片也属于于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应是于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330±85年和公元前1 280±90年，另从24号墓出土的青铜镞具有的商末周初特点分析，砣头积石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已进入青铜时代后期阶段。后来公布的墓地人骨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25年±110年，显然过晚，故不采用。     1978年10——11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对长海县广鹿岛柳条沟东山、小珠山、吴家村、蛎碴岗、南窑和大长山岛上马石、高丽城山等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于临祥、苏小幸、刘俊勇、周家花、许正雄，长海县文化馆王璀瑛、傅清君等。发现有房址、灰坑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许明纲、许玉林、苏小幸、刘俊勇、王璀瑛）：《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该遗址分为一、二、三期。小珠山一期文化（下层）生产工具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球和磨制的岫玉斧、磨盘、磨棒等；生活用具陶器以羼滑石粉末的黑褐陶直口筒形平底罐为主，纹饰以压印之字纹和压印之字纹与编织纹组成的复合纹为主。     小珠山二期文化（中层）发现有房屋遗迹，因扰乱严重，结构不明。生产工具石器以磨制的斧、铲、刀为主；生活用具陶器以羼云母粉末的夹砂红褐筒形罐为主，同时出现了壶、钵、鼎、器盖、三足觚形器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并出现红地黑彩彩陶片。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940±150年、公元前3 860±100年、公元前3 670±110年、公元前3 320±100年。     小珠山三期文化（上层）生产工具石器几乎都是磨制，有斧、锛、刀、杵、磨棒、网坠、砥石等；生活用具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口沿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折沿鼓腹罐、壶、钵、豆、三环足盘等，纹饰以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     上马石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分为下、中、上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战国五期，下层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中层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即上马石上层类型。个别地段还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瓮棺墓地，以及曲刃青铜短剑墓地等 。     上马石遗址下层文化房址面积较小，室内还发现有驯养的狗。既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石器，陶器与小珠山一期文化相同。     上马石遗址中层文化石器多是磨制，陶器具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特点，三环足盘比较多见。总体看来与小珠山三期相近。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450±110年、公元前2 095±100年。     上马石遗址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石器几乎都是磨制，镞、矛、棍棒头等兵器较多。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220年±150年、公元前1 180年±100年。     瓮棺墓共发掘了17座，均为小孩和未成年人的墓，以单个大壶作为葬具，瓮口向上者盖有石板，瓮口向下者则有意打掉底部。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陶冥器，与邻近的普兰店市单砣子第一、二号墓随葬陶器相同 。       曲刃青铜短剑墓地与瓮棺墓地毗邻，共发掘10座墓，出土随葬品的仅有3座墓。墓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件，由T字形柄、剑身、加重器和包护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柄与剑首空隙处塞满麻布。年代约为战国早期 。     吴家村遗址文化内涵单纯。F1保存最为完整，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挖在生土层中。东西长4.97米、南北宽4.76米。门位于东北角，门道向房外伸出，呈半圆形，有一步台阶。房内四周有里外两排柱洞，外面一排靠近墙边，柱子一般较粗。有的是主柱和傍柱并排支撑。从房内堆积分析，房子四壁是用树枝或草围好后抹泥。房顶以檩、椽为骨架铺草抹泥。由于意外失火，生活用具陶器和生产工具石器、骨器，以及一头小猪均被压在房内。遗址中出土打制石器有刀、镞、网坠、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锛、铲、网坠、镞、杵、砥石、磨石、磨盘、磨棒等。需要指出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包括玉斧、玉锛、玉凿、玉牙璧、玉环等。陶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红褐和红陶，另一类是泥质红陶。夹砂陶器器形多为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泥质红陶器壁较薄，鬶、盉、壶、盂、钵、碗、豆等器表磨光，深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遗址中还出土有陶猪等陶塑艺术品。陶猪形态丰腴，是家猪的造型。出土的动物遗骨以家猪为最多，鹿、獐次之。海产软体动物贝壳有牡蛎、锈凹螺、疣荔枝螺、红螺、毛蚶、青蛤、沙海螂、紫石房蛤、伊豆布目蛤、鬘螺、单齿螺、帽贝、笋螺、福氏玉螺等。     吴家村遗址属小珠山二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880±100年。     柳条沟东山遗址文化内涵单纯，陶器通体饰压印之字纹。年代应稍早于小珠山遗址下层。     蛎碴岗、南窑遗址均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的发现，是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考古分期、编年的重要标尺，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小珠山遗存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列为新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因此，可以说1973——1977年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1980年4月——1982年6月，在大连地区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史前时代遗址322处、墓葬51处、积石墓地70处、石棚14座、石棺墓69处、青铜短剑墓11处；战国遗址9处、墓葬14处、城址2处、汉代遗址4处、城址8处、墓葬84处；魏晋墓葬8处、高句丽山城10处；辽金元遗址88处、墓葬49处、窑址2处、石塔2座、摩崖造像1处；明清城址20处、墓葬52处、庙宇21处、烽火台80座。其中，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遗址、普兰店望海寺摩崖造像是三年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许明纲、刘俊勇：《大连市文物普查主要收获》，《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     1987年3——7月初，由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旅顺博物馆、各区市县文物干部组成的考古队，首次对位于大连市大连湾镇政府所在地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海北岸半岛尖端的大嘴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1987年大嘴子遗址发掘的有许明纲（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队长，刘俊勇（旅顺博物馆）、吴青云（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副队长。队员有于鸿志、王瑽、张波、葛显斌、于礁、孔明、任乐元、赵静雪（旅顺博物馆）、张本义、张清濂、王家忠、王立昱（金州博物馆）、赵云积（瓦房店市博物馆）、姜福德（新金县文化馆）、孙德源（庄河县文化馆）、刘华堂（旅顺口区文化馆）、刘文越（甘井子区文化馆）等。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出房址50余座，石墙数条，出土各类器物近2 000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大连出版社，200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辽宁大连市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2期）。大嘴子遗址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分别与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相对应，尤以第三期遗存最为丰富。由于大嘴子遗址绝大部分探方未掘到生土，故第一、二期文化遗物发现较少。不过，大嘴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铜戈残段，是重要发现之一。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建筑遗迹分为房址和石墙两部分。房址有石筑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以半地穴式为最多。石筑地面式房址以石块筑墙，都是废弃建筑。半地穴式房址有方形圆角、圆形和椭圆形三种，这类房址往往是因失火而倒塌，室内都有陶器、石器等出土。石墙是同类遗存的首次发现。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陶器以夹细砂灰褐陶为主，还有少量的黑皮陶和泥质灰黑陶。房址中的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个别的为轮制。陶胎一般较薄，大型陶壶数量多，从断碴观察，陶胎系几次相套接而成。器形除壶外，还有罐、碗、豆、簋、盆、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数量较大。陶器素面多，纹饰多在壶的颈、肩、腹部和簋的肩、腹部。刻划纹数量显著增加，种类也繁多，并有刺点纹、凸棱纹和附加堆纹等。此期仍有彩绘陶。彩绘颜料和绘制图案同第一期文化，并有在刻划纹上绘彩之例。F35出土的两方石砚是首次发现，证明这些彩绘陶器的图案是本地居民自己绘制的。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出土最多。石斧已由棒形弧刃发展到扁平斜刃；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繁多；长身弧背石锛特点明显；石戈、石矛、石剑、石 等兵器大量出现。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铜器仅出土一件形体硕大的铜镞，很有地方特点。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F3中发现有6个装有谷物的陶罐，经专家鉴定为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大嘴子粳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属于首次发现，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发现的意义更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条传播路线应当是从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这五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四站过去都有稻谷（米）标本发现，这次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石墙，在辽东半岛是首次发现，在社会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石墙和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发达的兵器的出现与使用，表明当时战争已很频繁，并有相当规模。就其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1990年4——8月，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庄河北吴屯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许玉林、曲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小幸、王嗣洲、张翠敏（旅顺博物馆）、孙德源（庄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揭露房址8座、灰坑2个、围栅基址2道，出土生产工具500余件，复原陶器60多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许玉林、苏小幸、王嗣洲、孙德源）：《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北吴屯遗址分为下层文化遗存和上层文化遗存两期。     下层文化遗存发现5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5米，大者直径达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向南，门道较短。房内有石砌方形灶址，有的旁边还附砌小灶。房址分布密集，但排列有序。在居住区边缘有木围栅基址。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多羼有滑石颗粒和粉末。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编织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斜线纹、波浪纹，以及由两种组成的复合纹，也有少量刻划纹，特点是以单一纹饰为主，施纹均不到底。器形以筒形罐为最多，其次是鼓腹罐、矮领壶及钵、碗、杯和无底筒形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磨盘、磨棒、网坠，还有玉凿；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尖状器、锄、球等。其他器物有骨针、骨锥、陶片网坠、陶片纺轮等。下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 470±185年（树轮校正值）。     上层文化遗存发现3座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一般长约4米，大者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朝南，门道较短且开在西南角，房内有圆形土灶址。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黑陶，羼滑石较少。纹饰以各种刻划纹为主，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编织纹、网格纹、点纹和乳钉，出现了刻划“弓”字纹。器形以侈口筒形罐为主，其次是鼓腹罐、小平沿罐、高领壶、折腹碗及杯等。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出土了玉鸟、玉凿等。打制石器和其他器物与下层文化遗存相同。上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 140±120年（树轮校正值）。报告编写者认为此数据偏晚。北吴屯上层文化遗存代表了小珠山二期文化的前段，填补了小珠山二期文化前段的空白。     1990年4月1——25日，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联合发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京、杨柏林，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陈全家、陈国庆，旅顺博物馆刘俊勇、王嗣洲，瓦房店市博物馆刘作富、杨允宽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86级部分同学。揭露房址6座、灰坑17个、沟4条、墓葬2座，出土遗物200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陈全家、陈国庆、刘俊勇、梁振京）：《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三堂村遗址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有圆形、方形圆角和椭圆形三种。灰坑内有大量贝壳和烧骨、陶片，并发现有两座小孩墓。石器有斧、刀、网坠、矛和玉牙璧等；骨、角、蚌、牙器有锥、鱼卡、梭等；陶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叠唇筒形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这种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在器表经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类有壶、钵、碗、盂，但数量很少。     第二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石器种类有斧、锛、凿、刀、剑、杵、网坠、磨盘、磨棒等；骨、角、牙器有锥、鱼卡、鱼镖、矛、刮削器等；陶器多夹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以折沿鼓腹罐为最多，还有壶、碗、钵、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环足盘和环梁器盖等。     三堂村第一期文化遗存是新确认的文化，它与新民偏堡、东高台山和沈阳肇工街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相同，年代大体在距今5 000——4 500年之间。三堂村第二期文化遗存与小珠山三期文化、郭家村遗址上层出土器物相同，年代应与郭家村遗址上层大致相若。 1996年10月6——19日和1998年3月30日——4月4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旅顺北海大砣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张翠敏，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孙波等。两次发掘揭露房址8座、灰坑4个，出土遗物2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俊勇、张翠敏）：《辽宁大连大砣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大砣子遗址已发掘地段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个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未发现房址，仅发现灰坑3个。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杵、研磨器、有刃器、磨石、球、纺轮等，多为磨制。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匕、牙饰件等。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多为轮制，器表磨光，陶色较纯正；夹砂黑灰陶和黑褐陶多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罐、盂、碗、器盖、豆、杯等。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和折棱，底部下接三个弧形矮足，是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与双砣子二期文化相同，年代也与之相符。     第二期文化遗存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1个。石器共142件，有斧、锛、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其中，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     1980年8月上旬，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发掘新金县双房墓地。该墓地包括石棚6座、石盖石棺墓3座（许玉林、许明纲：《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2号石棚出土有经火烧过的人骨和夹砂红陶网格纹壶1件、石纺轮1件。6号石盖石棺墓出土随葬品有曲刃宽叶柱脊青铜短剑1件、滑石斧范1套（两扇）、叠唇深腹陶罐2件、钵口有耳圈足陶壶2件。6号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以往发现相比，剑身较短，尖节距尖部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比较原始。所出土的陶壶等器物，在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开原李家台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需要提及的是，前述双房石棚与6号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二者的年代当不会相差太远，6号墓出土的陶器与于家村上层和上马石上层类型有联系，年代也有向前提的可能。     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有1982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发现的药王庙遗存（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12期）。文化特征为石器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钺、双肩石锛为代表性器物，陶器以叠唇深腹罐为代表。年代为距今3 000年左右。     1992年3——4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大连旅顺大潘家村遗址，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旅顺博物馆许明纲、苏小幸、刘俊勇、王瑽、王嗣洲、郭永军、王梅、殷红，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普兰店市博物馆付文才等。揭露房址7座、灰坑7个、儿童墓葬1座、西汉墓葬3座，出土器物5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年第10期）。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中、上层之间。     历史考古方面，主要有汉魏墓葬的发掘，以及辽金元明遗迹和文物的发现。     1972年5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对营城子石板墓进行清理。该墓平面呈“品”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罐、鼎、盆、盒、碟、案、灶、井、房、楼和铁镞1件、五铢钱1枚。陶楼通高54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正中有一长方形门，在第一和第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各设一长方形窗，底部各留一长方形孔，以备各层之间连接。2层顶部均出檐，由筒瓦铺成，前面有圆形几何纹瓦当。楼之四角和门、窗四周以及斗拱均绘红彩。第二层的底部阴刻隶书“高楼”二字。年代约在魏晋之际。     1975——1978年，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先后对新金县花儿山陈茔、乔家屯、姜家屯、西北山等处20多座贝墓进行发掘。其中陈茔、乔家屯7座贝墓的材料已发表（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刘俊勇）：《辽宁新金县花儿山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余材料尚待发表。已发表的7座贝墓，分为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晚期两期。西汉前期以花儿山M1为例，随葬陶器中有鼎、盆各4件（红、灰各二），盒、壶各2件。除各2件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施绿彩为地，其上再以红、白、赭石等彩绘蟠螭纹、几何纹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组合与中原地区鼎、盒、壶组合如出一辙，其年代为西汉前期无疑。西汉中晚期以花儿山M7为例，墓室长4.8、宽4.4、深1.8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有鎏金铜柿蒂泡钉的皮质饰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5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两棺之间和女性死者脚下置有大量的随葬品，有彩绘盖壶、盒、洗、盆、魁、灶、耳杯，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铜带钩，漆樽、案、钫，石板砚，以及五铢钱等。陶器组合除具有前期鼎、盒、壶、盆外，新出现了熏炉、灶、耳杯等新器类。花儿山M7陶灶呈圆形，是同类器中较早者；墓中所出的100枚五铢皆为满城汉墓Ⅱ型五铢，但从随葬器物分析，其年代当在宣帝至成帝时期。     1989年5月30日——6月14日，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瓦房店市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瓦房店市老虎屯马圈子村东北的4座石板墓，出土随葬器物70件（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许明纲、刘俊勇、吴青云）：《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1993年第1期）。年代当在东汉末期至魏晋。     2003——2004年，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配合基本建设组成“营城子汉墓考古队”，对营城子发现的180余座汉墓进行了发掘 ，其中大部分是贝墓。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贝墓中，有一批只出新莽货泉的墓。这是明确的新莽时期的墓葬，可以据此作为标杆，确定一批新莽时期墓。近年来在大连营城子发掘的一些砖室墓和石砖贝合筑墓，可以视为贝墓的孑遗。     砖室墓是1999年发掘的沙岗子农科院墓(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金有、阎永生):《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记略》，《大连文物》，1999年)和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沙岗子农科院墓为单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5、东西宽6.1米。四壁均以长30—32、宽14—16、厚6厘米的素面灰砖筑成，筑法随意，并无规律，或卧、或立、或纵、或横。从残存墓壁可以看出，墓是先筑出高3.2、厚0.5米的四壁，在四壁上、下8个角预留对称的16个方槽，南、北壁中部还各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大方槽，表面以立砖封堵，南、北两壁之上顺外沿再筑单层立砖直至墓顶，共12层，并无起券痕迹。所有方槽中均有大量木炭，表明曾安插过大型木方。墓壁和墓底也发现大面积火烧过的木灰痕迹，而从墓顶塌落的灰砖极少。综合以上迹象分析，该墓当为砖木合筑，即四壁以灰砖筑砌，墓顶似为硬山式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底铺有15—20厘米厚的贝壳。这显然是贝墓的孑遗。沙岗子农科院墓的筑法并无规律，是砖室墓的初始筑法，故带有贝墓的遗风。随葬陶器有陶节颈壶、罐、“二千石”洗、盆、灯、博山炉、井、灶、器座，铜器有昭明镜、日光镜、博局镜、鎏金车马具模型、鎏金漆器附饰朱雀、熊足，以及铁剑、铁锸，石板砚等。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筑法与沙岗子农科院墓大略相同，四壁多是由一摞一摞灰砖摆放，四壁多贴有一层贝壳，墓顶也有一层贝壳。既是砖室墓的初始阶段，又是贝墓的孑遗。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石砖贝合筑墓，也属贝墓的孑遗。该墓四壁由卵石和碎砖筑成，内有贝壳壁，底部也铺有一层贝壳。该墓共出土4件青铜器，计有鼎、樽、承旋和洗各 1 件。鼎为常见的西汉典型式样。器身呈椭圆形，腹为圜底，盖为圜顶，两者以子母口相扣合。腹下为三蹄足。器口两侧各有环耳，腹上部有一道突起棱线。盖顶是三枚环状柱头钮。樽为筩形，口沿与底部有突起纹带，腹部两侧各有兽面衔环铺首，腹下为三蹄足。承旋是与筩形樽相配使用的器物。该承旋为圆案状，案面有繁缛的线雕花纹，似为龙纹。下有三个蹲坐人足。人作深目、高鼻、大嘴状，以头部顶起圆案。这种造型极为罕见。因出土时与樽放置在一起，故定名为承旋。洗为折沿，腹壁较直，两侧各有铺首，平底。与上述4件青铜器共出的其他器物还有龙纹金带扣、铜印（因锈蚀严重，已不见印面文字，仅可辨出兽钮）、玉剑璏等。可以断定，墓主人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该墓出土的这批器物，堪称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汉墓之最。 辽代考古发现较少。1973年庄河市高岭刁家沟发现的一批辽代晚期文物当出自墓葬，有铁马镫、衔、釜、刀、镞和铜盘、钵、匙、带卡、环、包银圆形泡饰、包银心形泡饰等（刘俊勇：《庄河市发现的辽金元文物》，《大连文物》1997年第1期）。     金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0年5月15日于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新金县望海寺摩崖造像（许明纲：《大连市新金县发现金代摩崖造像》，《考古》1988年第1期）、1978年9月发现的复县（今瓦房店市）谭家屯窖藏（刘俊勇：《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6年发现的瓦房店市台后村刻字铜钹（赵云积、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铜钹窖藏及有关问题》，《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金代铜官印（许明纲：《大连市出土金代官印》，《考古》1983年第8期）、官府验记铜镜（许明纲：《辽宁大连出土官府验记官印》，《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窖藏铜钱（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等。     元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73年6月发掘的旅顺寺沟砖室墓（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1989年黄海海域（旅顺口老铁山东南）出水瓷器（刘俊勇：《黄海黄海海域出水元代瓷器》，《大连文物》1992年第1期）、1980年11月发现的复县舒店瓷器窖藏（王嗣洲：《复县发现一处元代瓷器窖藏》，《辽宁文物》1983年第4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元代铜、铁权（许明纲：《大连地区出土元代铜铁权》，《考古》1987年第11期）等。     明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5年3月31日发掘的金州萧金山明墓，出土的白瓷注壶、白瓷大碗胎体甚薄，做工精细，堪称精品（吴青云：《大连金县萧金山明墓》，《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其他重要的发现还有1976年3月发掘的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明墓（刘俊勇：《大连碧流河水库淹没区的明墓清理》，《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1983年6月和1987年3月旅顺小黑石海域和瓦房店市长兴岛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刘俊勇：《大连小黑石出水铜火铳》，《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以及1967年10月金县牟家供销社院内、1975年10月庄河薛家屯、1981年11月22日旅顺水师营东沟村、1983年3月瓦房店刘屯等地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许明纲：《大连市发现的明代窖藏青花瓷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等。     这一时期，在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学研究方面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史前考古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周信学、孙玉峰、王志彦、王辉《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中国大连考古研究》（崔茂藏译，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论文主要有综述1973——1980年间的考古新发现（刘俊勇：《综述旅大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1945——1980年和1945——1985年考古主要收获（许明纲：《建国以来大连考古的主要收获》，《学习与研究》总29期，1981年；《大连解放四十年来考古主要收获》，《大连文物》1986年第1、2期）、1895年至20世纪末考古发现与研究（刘俊勇：《百年来大连考古发现与研究》，《白云论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等。     史前考古研究大多侧重在分期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双砣子三叠层以来，主要有三期文化说，以双砣子下、中、上层为代表，划分为一、二、三期文化，一、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类似，但地域性突出，故另行命名；至于三期文化则与当地的青铜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证实过去的一些发现，也与上述的三期文化有关（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七个类型说，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四个类型 ：以小珠山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于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三个类型：以于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曲刃青铜短剑墓代表的类型（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三个阶段说，以小珠山遗址的层位为根据，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较为接近，中层受大汶口文化影响强烈，上层约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王承礼、张忠培、林沄、方起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四种文化说，以小珠山下层类型、郭家村下层类型、郭家村上层类型和于家村下层类型为代表（郭大顺、马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期）。八种文化（类型）说，小珠山下层文化、郭家村下层文化、郭家村上层文化、长兴岛北洼（三堂村遗存）、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上马石上层类型、药王庙类型（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问题》，《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大连青铜时代文化概述》，《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三种文化说，以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文化（包括小珠山下、中、上层，上马石下、中层，郭家村下、上层），青铜时代的双砣子文化（包括双砣子下、中、上层，于家村下、上层、高丽城山）和上马石文化（上马石上层）（许明纲：《试论旅大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八种文化遗存说，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尹家村一期文化、尹家村二期文化。以上八期文化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谱系，即以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包括郭家村一、二期）为一群，而双砣子一、二、三期（包括于家村一、二期）和尹家村一、二期文化为另一群，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自己的渊源和承袭关系。此外，在长兴岛以及大连营城子文家屯等地的若干遗存，又与沈阳偏堡遗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可能代表由北而南发展的另一文化谱系（安志敏：《辽东史前文化的序列和源流》，《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新石器时代文化九期说，其中一至三期为压印纹文化谱系，五至九期为刻划纹文化谱系，四期为过渡期（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笔者近年提出大连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分期为新石器文化即小珠山一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小珠山二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铜石并用文化即三堂村一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早期青铜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刘俊勇：《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待刊稿）。学者们还就大连地区羊头洼类型和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分期研究（陈光：《羊头洼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徐光辉：《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史前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十分踊跃，成果尤伙（王嗣洲：《试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初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王嗣洲、苏小幸：《大连地区史前开发史初探》，《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在农业、渔业和环境、动物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刘俊勇：《辽宁大连大嘴子稻谷、高粱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于临祥、王宇：《从考古发现看大连远古渔业》，《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渔业生产初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大连北吴屯遗址出土兽骨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尤玉柱等：《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张翠敏：《试论大连地区原始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活》，《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由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考古发掘资料渐多，学者们开始对两个半岛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俊勇：《史前时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随着史前玉器在我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大连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也受到关注（刘俊勇：《大连出土的岫玉器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大连出土玉器初探兼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大连文物》1991年第1、2期合刊；《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研究》，《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辽东半岛玉牙璧初步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周晓晶：《辽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小川（大贯）静夫、岗村秀典、宫本一夫等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进行多方面研究（小川（大贯）静夫：《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史前陶器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岗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宫本一夫：《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及相互影响》，《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东新石器时代陶器编年的再探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马石上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王巍：《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一直是东北亚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自孙守道、徐秉琨首先开始研究起（《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和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几十年来始终是方兴未艾。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较早对包括大连地区在内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进行研究（《中国东北地方早期金属文化的概貌》，《考古学杂志》第53卷第4期，第54卷第1、4期，1968年、1969年）。我国学者林沄、靳枫毅对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综合研究（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最为引人注目。研究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文章不多，刘俊勇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把大连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春秋时期；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前期；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12号石椁墓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后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韩国学者对楼上3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进行研究，认为M3应为比M1早几个世纪的墓，从而得出楼上M3与岗上墓地属同一时期，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的结论（李亨求：《旅顺后牧城驿楼上3号墓出土的琵琶形青铜短剑的年代商榷》，《考古》2002年第10期）。     历史考古方面以汉墓的分期与研究的成果较多（刘俊勇：《辽宁汉墓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辽宁汉代贝墓类型与分期探讨》，《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大连汉墓初论》，《大连文物》1996年第1、2期合刊）。根据以往资料，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206－前141），以花儿山M1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以营城子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48－24），以花儿山M7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器形；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以前牧城驿砖室墓为代表，随葬陶器有鼎、仓、樽、瓮、盒、罐、壶、盆、盘、房、灶、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106－220），为花纹砖室墓，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新出现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等器类，铜镜出现“位至三公”铭文。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     汉魏以降考古学研究，还有对高句丽山城的考证（许明纲：《大连地区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自1964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相信今后的大连地区考古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作者：刘俊勇

考古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所谓实物可以概括为遗迹和遗物两类，因其大多沉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出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西隔渤海与华北远邻，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遥相对峙，北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广阔腹地，从很早的古代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地区就成为南北交流的枢纽。     一般认为，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而大连地区近代考古学则出现在19世纪末。1895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受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来到辽东半岛，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调查。     从1895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已经历了110年。认真总结这一段考古学史，对于我们现今从事的考古学研究必会大有裨益。     笔者赞同安志敏对辽东史前考古学的分期，并把它引入本文的大连考古学分期，即萌芽期（1895—1927）、形成期（1928—1945）、成熟期（1946—1963）、发展期（1964至今） 。     一、大连地区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7）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城、盖平（今盖州）、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大连地区仅在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采集到个别的石器。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再次占领旅顺、大连，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1909年，鸟居龙藏第三次来到辽东半岛，调查和发掘旅顺双岛湾、老铁山、郭家屯，普兰店台子山等遗址和墓葬。     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     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再次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并同立花政一郎等人，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的三处积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顺老铁山发现石器，并在其附近发现汉代贝墓、砖室墓。     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发掘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东洋学报》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满铁岛村孝三郎等调查旅顺老铁山积石冢，并在大连滨町（今黑嘴子）发现彩绘陶。     1923年，八木奘三郎奉满铁调查课之命，先后到旅顺南山里、双岛湾、营城子，大连市内，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调查，发现史前时代贝丘遗址和积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和教员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门外发现“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发掘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史前时代遗址。     同年，清野谦次调查旅顺羊头洼遗址。     鸟居龙藏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因而当时的工作规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找遗物，而对遗迹和层位关系则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规的记录和实测。滨田耕作发掘的老铁山积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实测，仅简略地报道了出土的陶器。 鸟居龙藏将他的三次考察成果，于1910年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鸟居龙藏作为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受过专门训练。因此，他根据亲身考察而写成的这本书，从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几个方面入手，对从史前到高丽时代的遗迹进行分类研究和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安志敏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佟柱臣先生认为“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 。滨田耕作对老铁山积石冢的发掘和报道，是其从事考古学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后来对日本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却是以此为开端。     这一时期是小规模的个人考古活动，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往往把一大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当作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辨别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进行的考古工作仅限于史前和汉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只是初步的，但不可否认其作为近代考古学的启蒙，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形成（1928—1945）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发掘貔子窝遗址。貔子窝包括位于今普兰店市皮口碧流河边相邻的单砣子和高丽寨两个遗址。在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的主持下，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及黑砂质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物，并对单砣子墓中人骨进行了考古测量和推测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以下简称《貔子窝》）。这是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较科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1928年10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旅顺牧羊城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中国北京大学庄严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于10月1日开始发掘，同月25日结束。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调查，从10月9日开始发掘刁家屯、于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同月23 日结束。1931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以下简称《牧羊城》）。     1929年9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和贝墓。京都大学清野谦次、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田泽金吾，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共发掘7座砖室墓。1933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以下简称《南山里》）。报告日文部分由岛田贞彦、滨田耕作执笔，英文概要由滨田耕作担当，同时收录了与南山里砖室墓有密切关系的刁家屯和营城子牧城驿砖室墓，作为附录。并说明，上述材料虽是滨田耕作前几年调查、发掘，也曾一度发表过，但此次为便于彼此参考，将原稿修改后的概要加以附录。清野谦次及金关丈夫、三宅宗悦担任南山里砖室墓发现的人骨研究。     1931年7月，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发掘营城子沙岗子汉代壁画墓。1934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四册《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以下简称《营城子》）。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1942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史前遗迹》（以下简称《羊头洼》）。     1939年9月22日—10月3日，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遗址。报告《望海埚——关东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埚史前遗迹》作为附录，收入《羊头洼》。     1941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为题，分别发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人间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旅顺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东京大学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老铁山与四平山”为题，发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1979年）第4辑。     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东京大学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文家屯遗址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文家屯遗迹”为题，于1972年发表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期。     此外，三宅俊成等还进行了许多调查和发掘：     1927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以及进行烽火台考古调查（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29年，三宅俊成调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史前时代遗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等，还调查了望海埚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0年，三宅俊成调查普兰店市杨树房黄家亮子遗址及汉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龙头、夹心子南山头、东老滩，碧流河塔寺屯等遗址，在唐家房小于屯、西孙屯等地发现战国方足布，调查了赞子河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还发掘了金州西南大连湾大拉树房汉墓（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黄家亮子城址》，《乡土》1932年第2期；《关东州史迹图》，1935年）；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调查营城子双台子山（双砣子）遗址，采集有陶片等，在发表的报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采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出自山顶的积石冢的遗物，久原市次的采集品是出自遗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旅顺双台子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人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发掘甘井子海茂屯遗址、营城子文家屯遗址、双砣子遗址，调查了四平山积石冢和旅顺于大山、大台山遗址，并在大台山遗址发现了彩陶，还调查了牧城驿明代城址、旅顺城山（伯母山）城址、信台子烽火台、旅顺大孤山积石冢、天后宫、明代旅顺城址和唐代鸿胪井刻石地点等，对旅顺将军山积石冢、牧羊城址、南山里和柏岚子的汉墓进行了试掘（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岛田好、三宅俊成等，对金州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     同年6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调查，试掘了广鹿岛朱家屯、吴家屯遗址和朱家屯汉代城址、獐子岛沙泡子遗址、海洋岛、小长山岛姚家屯遗址、大长山岛高丽城山遗址，还调查了南太山高丽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铢钱出土地点和毛文龙衙门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庙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掘了广鹿岛吴家屯和朱家屯遗址（三宅俊成；《朱家屯城址》，《乡土》1931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前时代的小调查》，《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三上次男：《关东州董家沟汉墓》，《人类学杂志》1933年第11期）。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对金州正明寺城儿山进行调查，在大吴家屯南大岭屯城附近发现石器、陶器和汉代瓦片（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剑、纺轮等）、陶器（夹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当等）、铜制品（镞、钏、带钩、燕国刀币残片、货泉等）、铁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断为汉代沓氏县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发掘了大长山岛上马石、清化宫、高丽城山，小长山岛姚家沟、旗杆山、唐家沟、英砣子，广鹿岛洪子东、东水口、柳条沟等遗址，同时在格仙岛、塞里岛、瓜皮岛、哈仙岛进行考古调查（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1934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四次调查，发掘了獐子岛沙泡子、李墙屯和海洋岛南玉屯遗址。     1935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北方史前时代遗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复州城和长兴岛进行考古调查，在长兴岛发现北大山、大古山、悬心山等史前时代遗址和蚊子嘴汉代砖室墓、塔山塔基等，并根据横山上发现的石堆，推测可能有积石冢（三宅俊成：《复州城及长兴岛史迹调查略记》，《满洲史学》1937年第3期）。     同年4月12日，旅顺博物馆调查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铜短剑（岛田贞彦：《南满洲老铁山麓郭家屯附近发现的铜剑》，《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11期）。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凤鸣岛及附近的小岛调查发掘史前时代遗址，还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石器（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华铜矿发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发现了人骨，出土有夹砂褐陶壶、罐和环状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岭发现石棚，发掘庄河尖山大张屯遗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关东州董家沟古墓调查报告》，《满洲学报》1942年第7期）。     同年秋，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到长山列岛进行考古调查（岛田贞彦：《大长山岛贝冢发掘记》，《考古随笔——鸡冠壶》，1944年）。     三宅俊成是以个人之力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因而规模一般都较小。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权力。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190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大连地区，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版了《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五部大型报告，发表了数百篇报告、简报和论文。《貔子窝》等五部大型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文物，一部分被运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出土的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鬶、盆及小冥器豆、壶等文物，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发掘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的出土文物，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四平山积石冢的出土文物，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的出土文物，现藏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学。被运往日本国内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单把杯、黑陶双耳盂、黑陶壶、黑陶豆、猪形陶鬶、袋足陶鬶，文家屯遗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马石遗址出土的压印纹陶罐、三环足盘、角剑，羊头洼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铜片等。     1908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将旅顺黄金山北麓的唐代鸿胪井刻石运往日本，现存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前院。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于1905年7月专程来旅顺实地调查鸿胪井刻石，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将刻石盗往日本的契机。1906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在调查的基础上，还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旧唐书 》，并征求了奉天中国官员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鸿胪井刻石“于史有益”。“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通石碑，与渤海有关”；“第二，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经过内藤湖南的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价值，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往日本，献给皇宫。把鸿胪井刻石和石亭“作为战利品献给皇室的”是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可以说斋藤实是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谋。具体执行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无疑是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 。     上述行为，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这种侵犯和掠夺直到1945年大连回到祖国怀抱才告结束。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相对比较科学。在遗址发掘方面，采用了探沟法，据《貔子窝》，在发掘单砣子、高丽寨两处遗址时，是按水平层位来划分文化层的，而不是像今天严格地按自然形成的地层来划分，因此，不同时代的遗物容易混在一起。作者认为单砣子遗址“在包含遗物的层里，根据上下层位之不同的遗物性质，看不出代表了哪种文化。……也就是说，这处遗址是单一的文化，而不是有别的文化”  。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当年确实是把不同时代的遗物混在一起了。这种单调的探沟布局，难以解决遗迹的性质，以后的羊头洼、望海埚等遗址的发掘也是如此。像羊头洼遗址的发掘，探沟中发现房址，也不向外扩，根本不能完整地揭露。即使如此，在近80年前采用这种按水平层位划分文化层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对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所做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许多调查、考古报告和论文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参考价值。安志敏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对中国采取军事、经济等攻势，即使文化事业方面亦不遗余力，而其中之较显著者，则当推于中国之考古事业。迄今已逾五十余年，且皆有正式之报告，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 安志敏又说：“东北之考古工作，迄于我国抗战胜利，日人已作之调查工作，已五十年之久，今后之东北考古工作，虽已能由我国学者执行，然对日人研究之成果，也断不可弃置。” 佟柱臣指出“外国学者大多是尾随其帝国主义的烽烟炮火之后来中国的……，如果说作历史结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掠夺。但作为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同志来说，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材料，乃是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祖先遗留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尽管对外国的一些观点，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就考古资料的意义来讲，我们还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因为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就一律摒弃。这种摒弃的简单做法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这正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大连地区考古学的成熟（1946—1963）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1948年11月成立了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旅顺博物馆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就以旅顺博物馆为中心展开。     我国学者在大连最早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汉墓的发掘。20世纪50年代，于临祥、许明纲先后调查、发掘了一批汉墓，如1954年营城子汉代贝墓和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大连营城子发现贝冢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1955年双台沟贝墓的发掘（《大连市郊营城子发现贝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旅顺尹家村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旅顺市三涧区韩家村、土城子河东汉代贝墓、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旅顺老铁山对庄沟汉代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老铁山区发现古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大连劳动公园东门前东汉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大劳动公园东门前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旅顺牧羊城汉井和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牧羊城发现古井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等。     上述汉墓大多比较零散，基本上是随时发现随时清理。     较大规模的汉墓发掘是1954年8月中旬——10月上旬的营城子汉墓发掘。当时在旅大市郊营城子新建铁路、公路两侧发现大批古墓，于是组成由李雅、于临祥、张世明、陈钟远、于鸿志、王慕侠、苏君会、李海亭、孙传凤、衣燕春、陈兰柱、于翠娥、任淑香等人参加的“营城子古墓葬清理发掘工作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共发掘贝墓41座、砖室墓9座、石板墓2座和辽金时期土圹墓2座。其中的41座贝墓有考古报告发表（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于临祥认为，贝墓与贝石墓、贝砖墓虽结构不同，但均属于贝墓的葬制。根据墓葬形制，具体分为单人葬的单室贝墓（11座）、夫妻分室合葬的双室贝墓（9座）、夫妻合葬的单室贝墓（11座）、贝石墓（4座）、贝砖墓（6座）五种形制，并推定贝墓的年代可能早到汉初，下限约至西汉末期；贝石墓的年代亦应是西汉末期；贝砖墓的年代属于西汉中叶至汉末。     此次营城子汉墓发掘，是大连地区最早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有计划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营城子贝墓》是大连地区第一篇发表于《考古学报》的报告。表明大连地区的考古学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墓发掘，还有旅顺北海李家沟第20号贝墓（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1965年第3期）。这座贝墓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前、后两室。后室葬死者，为夫妻合葬，除“宋郯信印”铜印和铜带钩、石剑璏出于男性死者腰部外，其他随葬品分置两处，一处在后室东部，另一处在前室南部。两处陶器器形相同，只不过是前室陶器都绘彩，多出铜洗和2套鎏金车马具模型。     1957年10月5日——11日，许明纲发掘营城子1座石板墓，并收入1954年发掘的2座石板墓，发表有考古报告（许明纲：《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推定石板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下限为魏晋时期。     许明纲还对贝墓进行了综合研究（许明纲：《旅大的汉代贝墓》，《辽宁日报》1963年7月13日）。     这一时期的史前考古主要是进行了一些调查。如1987年发掘的大嘴子遗址就是1959年发现的（许明纲：《旅大市金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还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庄河县（今庄河市）发现史前时代遗址（《新金县华岩寺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光明日报》1954年1月14日；许明纲：《庄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10期）。     1957、 1959、1960年，许明纲、于临祥、陈钟远等人三次在长海县进行调查，发现1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许明纲：《长海县调查发现十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光明日报》1961年4月18日；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7期）。许明纲、于临祥提出“上马石的压印篦纹平底筒形罐为主的一种文化，早于龙山文化”。此前，佟柱臣明确指出：“大长山岛上马石、广鹿岛吴家村、獐子岛沙泡子、貔子窝、塔寺屯的列点纹、横弧纹、纵弧纹和篦纹陶等，已见于西喇木伦河流域和嫩江流域等细石器文化地带。” 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被以后大连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1961年8月，安志敏利用休假期间，调查了小磨盘山遗址，并结合烈士山1948——1949年调查情况和发掘资料，提出旅顺老铁山和四平山积石冢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陶器和玉器，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遗存，在旅大地区代表着较早的一个阶段。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更确切地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第7期）。     1960年5月，许明纲清理了营城子后牧城驿楼上墓地暴露出的3座墓葬，出土了曲刃青铜短剑等遗物（旅顺博物馆（许明纲）：《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这篇报告同当年发表的《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一起，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还在过去的资料基础上，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进行探讨，对某些遗存重新评价，如指出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适于直接作龙山文化处理，单砣子、高丽寨地层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等。     1957年——1962年，金县三十里堡马圈子和山后村、得胜金家沟北大壕、金州镇南、亮甲店都家村、大魏家东田村，甘井子营城子对面沟、后革镇堡，旅顺尹家村等地，分别出土了一批金元文物（许明纲：《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考古》1966年第2期）。 其中，重要的有大魏家东田村出土的铜范，包括铧、犁镜、鋿头等。后革镇堡出土的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上盖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碟。     四、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发展（1964至今）     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东北考古工作队在大连地区的一系列发掘为开端。1976——1992年，是以旅顺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进行发掘；1994年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进行的。其特点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建立起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较为深入地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和历史考古文化，全面地认识大连地区考古学。     参加大连地区考古发掘的是东北考古工作队一组（以下简称东北队一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队长兼一组组长）、郑乃武、陈存洗、丁六龙、张国柱、汪义亮，中国历史博物馆任常泰，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贾洲杰等。从1964年5月16日——10月29日，发掘了营城子后牧城驿双砣子遗址、楼上墓地、岗上墓地，金县董家沟卧龙泉墓地，旅顺将军山积石冢和尹家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双砣子与岗上》）。     1964年6月20——24日和同年8月23日——10月29日，东北队一组历时三个月，两次发掘了双砣子遗址，共开探方11个，揭露面积350余平方米，发现房址17座，窖穴10个，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分别以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代表双砣子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发展顺序。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发现3座，均为双室半地穴式。陶器皆手制，有的口沿经轮修，绝大部分为细砂黑褐陶，常见器形有罐、壶、碗、豆、杯等。陶器表面磨光，纹饰以弦纹为主（有的还附加乳点纹），彩绘陶占有一定比例，以红、白、黄三色构成几何图案。石器中以长身的厚石斧较突出，刀、有孔斧、锛、矛、镞、环状器等，均与二、三期文化有共同之处。F16的碳14断代为公元前2 060±9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2 465±145年）。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发现房址，陶器主要为轮制，以泥质或含细砂黑陶、黑灰陶占绝大多数。陶器中以鼎、深腹盂和大量的器盖为双砣子二期文化所特有，开始出现甗形器。陶器表面以磨光为主，常有弦纹或刻划纹，突出的特点是，往往在颈、腹部饰以带棱角的凸弦纹。石斧不同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多短身扁薄作长方形，典型的半月形石刀和扁平石镞都比较普遍，其他石器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雷同。双砣子二期文化是新的发现，与山东的岳石文化非常类似。双砣子二期文化叠压在双砣子一期文化之上，虽然缺乏直接的年代证据，不过参照岳石文化的5个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600—前1 48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890—前1 750年）之间，则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双砣子三期文化发现18座长方形半地穴单室房址，都砌有石墙，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制。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仅有个别为轮制。陶质以细砂灰褐陶为主，大型陶罐的数量显著增多，典型的器形有鼓腹小底罐、高领罐、细柄矮足豆、圈足簋 、敛口曲腹盆等，还有三足或五足的多足器以及有的圈足削成三个缺口，均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特有器物。陶器的表面也以磨光为主，刻划纹的数量较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显著增多，并有许多刺点纹，还出现竖行排列的附加堆纹。石器中长方形扁平石斧相当普遍，半月形石刀和扁平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还有本期所特有的长身弧背石凿。据碳14断代，F4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     除这三期文化外，报告还收录了1964年5月间当地居民在遗址西部山腰采石时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1件、陶罐1件、石纺轮1件、环状石器1件。据发现人介绍，这批遗物同出于一处，还曾见到零散人骨，显然是一处墓葬。人骨和遗物均未见火烧。作者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7世纪，与岗上墓地相当。     双砣子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学者在大连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遗址发掘，无论是发掘方法还是研究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双砣子遗址三叠层的发现与研究，为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分期树立起了标杆。     1964年10月5——15日，东北队一组选择旅顺将军山东部山脊上一处较小的积石冢进行发掘。这处积石冢和大多数积石冢一样被盗掘过，其西北部表土下面发现有日本“宽永通宝”。虽曾被盗，但冢内结构的基本轮廓尚存，共9个墓室，分南、中、北三排，南排四室，均南北向；中排三室，东西向二，南北向一；北排二室，均东西向。由于被盗，除南排4个墓室内发现被盗后剩余的器物外，其余墓室仅有少量陶片，或根本不见任何遗物。陶器多为小冥器，完整复原的共20余件。其他陶片可以分为泥质黑陶、泥质白陶、泥质红褐陶、细砂红褐陶以及泥质灰陶等几种，还发现几片磨光蛋壳黑陶片。器形有杯、盆、罐、豆、环足盘、三足器、鬶和器盖等。还有石矛1件、玉璧1件。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连地区发掘的积石冢，第一次对墓室进行了实测。虽然1909年鸟居龙藏发掘了6处积石冢，但并未对墓室作过实测，仅有两幅平面示意图和一幅想象的剖面图。《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以将军山积石冢为代表的遗存，虽接受山东龙山文化的浓厚影响，仍属于辽东土著的史前遗存，并不能同山东龙山文化混为一谈。至于当时居住的聚落遗址，可能与郭家村上层有更密切的联系”。     1964年5月25日——8月底，东北队一组对岗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28、南北宽20米，叠压在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之上。整个墓地顶部以黑土夹杂砾石封筑。以石灰岩石块筑墙，以中央大墓为中心，共筑有23座墓。这23座墓可分为石板底墓、石棺墓、烧土墓、砾石墓和土坑墓五种。除2、12、23号墓未被火烧外，其余20座墓中的人骨均经火烧。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等。陶器为夹砂褐陶，均手制，器形有罐、壶、碗、豆等，有平底和圈足两种，有的圈足较高。器耳发达。青铜器多被火烧变形，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矛、镞等。石器有棍棒头、镞、纺轮、砥石和滑石铸范等。装饰品有铜钏、铜簪、铜带钩和各种质料的珠饰。     岗上墓地叠压在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之上。墓地下部遗址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335±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665±135年），同时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墓地的年代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岗上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七八世纪。     岗上墓地的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氏族共同墓地，同时还对辽东曲刃青铜短剑墓的葬制、葬俗、文化性质和年代分期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成为有关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1964年5月17日——6月17日，东北队一组对楼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椭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34、南北宽24.2米，高出周围地面约6.8米。经过修整后的土丘中央形成方形圆角高台，高台四周以石灰岩石块砌就，共有墓葬10座（包括旅顺博物馆1960年5月清理的3座），可分为石椁墓、石板底墓和砾石墓三种。位于墓地中心的3座石椁墓规模较大。10座墓均为火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以及被当地村民掘出的火烧过的明刀钱和铁器等。陶器有罐、壶等。青铜器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剑镖和石加重器）、斧、凿、刀、锥、马具等。石器有球、镞、纺轮、磨石等。装饰品有石珠、骨珠、贝饰、滑石饰、玛瑙坠等。     楼上墓地破坏情况比较严重，1960年清理的3座墓室已遭到不同程度扰乱，以致M1和M3的出土遗物混杂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了时代较晚的遗物，如明刀钱、铁镰等。由于当时仅清理了残存部分，没有能够明确墓地的结构及其葬式。通过此次全面揭露，了解到它同岗上墓地基本一致，代表同一时代的氏族共同墓地。在楼上墓地，典型式、过渡式、衰退式三种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共见，《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其年代应在春秋中、晚期。     1964年5月28日——6月6日，东北队一组对金州董家沟卧龙泉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呈椭圆形，南北直径22米，东西直径14米，以石块和黑土为封，封土高20——50厘米。墓地有5座墓室，其中1——3号墓发掘前已被挖毁，据介绍，这3座墓墓底都有大石板，为东西向，被火烧过。每个墓室中均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还出土铜T字形剑柄1件、磨石2件、石纺轮1件等。经发掘的4号墓出土23枚石珠。5号墓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T字形铜剑柄1件、石加重器（枕状器）1件、小铜斧1件、铜车马具2件、铜泡2件。     卧龙泉墓地出土的4件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全部属于过渡式，即曲刃趋于消失，又有T字形铜柄共存，《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年代当与楼上墓地的年代相当或稍晚。     1964年9月11日——10月12日，东北队一组对旅顺尹家村遗址进行发掘。此前，东北队一组于1963年10月在尹家村南河一带调查时，清理了暴露在河边的4座墓葬。根据地层堆积，尹家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即尹家村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和汉代三种遗存。     尹家村一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8个和墓葬5座。墓葬多被水冲毁，都是长方形土坑火葬墓，坑底和坑壁均有火烧痕迹，《牧羊城》报告称为“堲周墓”。《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堲周墓”一词应废弃不用。尹家村一期文化可复原陶器器形有杯、碗、罐、豆、甗等，基本上承袭了双砣子三期文化。另外，尹家村火葬墓所出土的过渡式曲刃青铜短剑 ，也可以同楼上墓地相对比。《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一期文化的年代与楼上墓地相当或稍晚，即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并认为辽东一带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定居的农业聚落，与游牧活动无关。     尹家村二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2个和石椁墓、瓮棺墓各1座。石椁墓为长方形土圹墓，在墓底四周有扁平石块垒砌成石椁，墓圹中心有7块石块，可能是盖在木棺上；石板下面压有人骨和朽木痕迹，证明当时先将木棺放入土坑中，然后在木棺与土圹间砌石块。死者头向东，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青铜短剑1件，放在死者腰部右侧，石棍棒头1件，放在死者胸部右侧。陶器有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类，皆手制。夹砂褐陶器有叠唇平底深腹筒形罐1件、陶壶2件、陶豆2件；泥制灰陶器有豆1件，呈浅盘、喇叭状足，竹节状细柄，此豆与战国时期的遗物比较接近。《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二期文化的年代当接近战国早期。     汉代遗存包括窖穴5个，土坑墓5座和瓮棺墓5座。土坑墓形制与中原地区汉墓一致，但在木棺周围铺有砾石却罕见。儿童瓮棺墓以瓮、罐、盆为葬具，M6刻有“平乡□彀何陵” 六字铭文，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此铭文可作为墓志的先声。推定窖穴、土坑墓和瓮棺墓的年代为西汉初期。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立了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至西汉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还为大连地区培养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许明纲就是在这次发掘之后，成为日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年沉寂之后，许明纲带领旅顺博物馆的同事和弟子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大连地区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史前考古方面，主要有旅顺郭家村、于家村，长海小珠山、上马石，大连大嘴子，庄河北吴屯，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等遗址的重要发掘。     1973年6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许明纲、刘俊勇、陈连旭等发掘了旅顺将军山（将军山与老铁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统称老铁山）积石冢（M1）。M1属于单排积石冢，平面呈长方形，共六个墓室，东西排列，大小不一，除（3）、（6）两室保存部分随葬品外，其他墓室均被扰乱。随葬陶器有黑陶圆筒形把杯、喇叭状螺旋纹杯、敞口折盘圈足豆、三环足盘、盆、器盖等，还有杯、罐、壶、三足器等小型陶冥器。石器有锛、矛。认为老铁山积石冢可能是郭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旅顺博物馆（陈连旭）：《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976年3月，为配合碧流河水库工程，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苏小幸，新金县文化馆戴廷德，庄河县文化馆白元祥等组成考古队，发掘了位于新金县安波刘屯西山和东山、双塔乔屯的11座大石盖墓（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辽宁大连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考古》1984年第8期）。大石盖墓一般是自地表向下挖一土坑，或不挖土坑只在地面上垫几块石头，然后盖上一块大石板作为上盖，有的一端筑有小石箱。墓内人骨经过火烧。随葬品有扁平大玉（石）斧、滑石铸铜斧范、侈口长颈壶、叠唇深腹罐等。碧流河大石盖墓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石棚、石棺墓、积石墓，是一种新发现的墓葬形制。推断其年代当为西周至春秋。     1973年11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等试掘旅顺郭家村遗址，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遗存。     1976年10月——11月、1977年3——7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大学联合发掘郭家村遗址。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孙守道、金殿士、孙力、高青山、方殿春、张克举、李红军，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许正雄、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辽宁大学何贤武、解恒谦和历史系75届同学参加了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址和灰坑，出土各类遗物近2 000件（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许玉林、苏小幸）：《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发现房址11座，均被上层文化房址和灰坑打破，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米左右。石、玉器共341件，其中磨制石器266件、打制石器64件。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红陶。绝大多数陶器为手制，只有泥质灰黑陶上使用了轮制技术。从陶器分析，既有地方的显著特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点。最有地方显著特点的是各种刻划纹筒形罐；具有大汶口文化特点的是红陶实足鬹、红陶罐形鼎、红地红彩陶片、红地黑彩陶片、红地复彩陶片和釜形鼎等。特别是红陶实足鬹流与口平，腹如罐，下接三个实心锥状足，与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鬹十分接近。其他生产工具还有陶刀、蚌刀、蚌镰、蚌镞、牙镞、陶拍、骨针、骨锥、骨梭、角锥、陶纺轮等。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065±100年。     上层文化房址多保存不好，能看出形状的仅4座，半地穴式建筑，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直径在5——6米左右。灰坑48个，大多是废弃的窖穴。石器以磨制为最多，种类有斧、铲、刀、杵、磨盘、磨棒、矛、镞、网坠、锛、凿、纺轮、锥等，尤以有段锛和巨型网坠最富特征。陶器既有本地特点，更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而且特点越来越明显。这些陶器有两类，一类为夹砂褐陶，另一类是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厚仅1——3毫米的蛋壳黑陶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器形主要有折沿罐、叠唇罐、鼎、豆、盂、杯、器盖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针、骨锥和陶猪、陶兽、陶人头像等雕刻艺术品。骨针磨制得十分纤细精巧，针孔仅可容蜡光线穿过。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 280±100年、公元前2 230±90年、公元前2 160±90年、公元前2 130±70年、公元前2 070±90年。 上层文化席篓里盛装的炭化谷物，发表报告时认为是粟，后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杨守仁等教授共同鉴定为黍的籽粒 。这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标本。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包括家猪、狗、斑鹿、獐、獾、野猫、麝、狍、马鹿、豹、熊，以及飞禽、鱼类的遗骸和海产软体动物介壳等。     郭家村遗址是大连地区重要的遗址。随着20世纪70年代该遗址的发掘和以后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遗址的发掘，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编年逐步建立起来。     1977年4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旅顺于家村遗址，揭露出房址7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器物260余件（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期。上层文化揭露房址6座，其中F3至F7互相叠压，时间不会相差太远。F5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呈不规则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坚硬，四周现存10个柱洞，南面埋有利用大陶壶口部制成的灶圈。遗物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有陶壶、陶罐、陶碗、陶杯、陶豆、石斧、石锛、石矛等。下层文化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网坠、镞、环刃器、矛等。除个别网坠为打制外，其余都是磨制。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较厚，以黑褐陶为主，黑皮陶次之。多为手制，壶和罐的口部有的经慢轮修整。绝大部分陶器表面磨光，个别纹饰为弦纹、弦纹乳点、刻划纹和镂孔等。器形有罐、壶、豆、杯、盆、钵、碗、灶圈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锥、骨铲、骨凿、骨针、骨鱼卡等。     上层文化仅揭露出F1，已被修梯田时破坏掉一半。墙壁是泥土堆筑，地穴上部西侧有一排不规则石块，可能是石墙。残存房址周围有柱洞23个，基本上是按内外两排排列。灶坑在西北，是两个深浅不一相连的火塘，用3块扁平石板铺就，中间有一保存火种的矮圈足豆。上层文化石器有斧、锛、刀、网坠、纺轮、棍棒头、矛、镞等。陶器可复原的很少，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很少，陶胎较薄，以黑褐陶为主。多为手制，个别有轮修。素面居多，表面磨光。纹饰有刻划纹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矮足镂孔豆、簋、杯、壶、罐、钵等。大多数器物为圈足器，有的圈足有三个缺口。其他器物有骨锥、骨针、骨鱼卡等。     于家村遗址下、上层文化都属青铜时代，分别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相对应，属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于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275±150年、公元前2 135±100年、公元前1 705年、公元前1 680年；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330±85年、公元前1 280±90年。     1977年4月——6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墓地从外表看，是用小海卵石封顶且隆起的小土丘，残存面积约960平方米，有58座墓（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大连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文物》1983年第9期）。这些墓是多次筑成的，先筑出中间部分，其他则是后来傍筑的。每座墓都是用在附近海岸取来的石块，于地面筑成的，以长方形为最多，其次是椭圆形。     砣头积石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颠倒交错叠压在一起。墓室东西向，则头骨有东有西；墓室南北向，则头骨有南有北。各墓内人骨多少不一，最多的达21具。每座墓内的人骨都不是一次埋入的，人骨之间仅以一层小海卵石隔开。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迁葬仅见一例。     砣头积石墓地随葬品以陶冥器为主，多放在墓的两端，有形状多样的罐、壶、杯和豆、钵、盆、舟形器、镂孔尊形器等。陶冥器特点明显，都是夹砂黑褐陶，纹饰主要有凸棱纹、刺点、弦纹和刻划纹，尤以凸棱纹与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编织纹最富特征。石器数量不多，种类有斧、锛、刀、矛、环刃器、纺轮等。青铜器只有6件，有镞、圆形泡饰、环、鱼钩等。装饰品种类较为丰富，有石珠12串、陶珠9串，还有绿松石坠、玛瑙坠、白玉坠、莹石坠和骨贝。砣头积石墓地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尚不明显。一些大墓随葬品很少，甚至一无所有，相反一些小墓中随葬品却较为丰厚。     砣头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在质地、器形、纹饰诸方面都与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相同，墓壁里夹杂的陶片也属于于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应是于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330±85年和公元前1 280±90年，另从24号墓出土的青铜镞具有的商末周初特点分析，砣头积石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已进入青铜时代后期阶段。后来公布的墓地人骨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25年±110年，显然过晚，故不采用。     1978年10——11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对长海县广鹿岛柳条沟东山、小珠山、吴家村、蛎碴岗、南窑和大长山岛上马石、高丽城山等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于临祥、苏小幸、刘俊勇、周家花、许正雄，长海县文化馆王璀瑛、傅清君等。发现有房址、灰坑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许明纲、许玉林、苏小幸、刘俊勇、王璀瑛）：《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该遗址分为一、二、三期。小珠山一期文化（下层）生产工具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球和磨制的岫玉斧、磨盘、磨棒等；生活用具陶器以羼滑石粉末的黑褐陶直口筒形平底罐为主，纹饰以压印之字纹和压印之字纹与编织纹组成的复合纹为主。     小珠山二期文化（中层）发现有房屋遗迹，因扰乱严重，结构不明。生产工具石器以磨制的斧、铲、刀为主；生活用具陶器以羼云母粉末的夹砂红褐筒形罐为主，同时出现了壶、钵、鼎、器盖、三足觚形器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并出现红地黑彩彩陶片。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940±150年、公元前3 860±100年、公元前3 670±110年、公元前3 320±100年。     小珠山三期文化（上层）生产工具石器几乎都是磨制，有斧、锛、刀、杵、磨棒、网坠、砥石等；生活用具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口沿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折沿鼓腹罐、壶、钵、豆、三环足盘等，纹饰以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     上马石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分为下、中、上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战国五期，下层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中层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即上马石上层类型。个别地段还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瓮棺墓地，以及曲刃青铜短剑墓地等 。     上马石遗址下层文化房址面积较小，室内还发现有驯养的狗。既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石器，陶器与小珠山一期文化相同。     上马石遗址中层文化石器多是磨制，陶器具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特点，三环足盘比较多见。总体看来与小珠山三期相近。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450±110年、公元前2 095±100年。     上马石遗址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石器几乎都是磨制，镞、矛、棍棒头等兵器较多。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220年±150年、公元前1 180年±100年。     瓮棺墓共发掘了17座，均为小孩和未成年人的墓，以单个大壶作为葬具，瓮口向上者盖有石板，瓮口向下者则有意打掉底部。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陶冥器，与邻近的普兰店市单砣子第一、二号墓随葬陶器相同 。       曲刃青铜短剑墓地与瓮棺墓地毗邻，共发掘10座墓，出土随葬品的仅有3座墓。墓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件，由T字形柄、剑身、加重器和包护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柄与剑首空隙处塞满麻布。年代约为战国早期 。     吴家村遗址文化内涵单纯。F1保存最为完整，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挖在生土层中。东西长4.97米、南北宽4.76米。门位于东北角，门道向房外伸出，呈半圆形，有一步台阶。房内四周有里外两排柱洞，外面一排靠近墙边，柱子一般较粗。有的是主柱和傍柱并排支撑。从房内堆积分析，房子四壁是用树枝或草围好后抹泥。房顶以檩、椽为骨架铺草抹泥。由于意外失火，生活用具陶器和生产工具石器、骨器，以及一头小猪均被压在房内。遗址中出土打制石器有刀、镞、网坠、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锛、铲、网坠、镞、杵、砥石、磨石、磨盘、磨棒等。需要指出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包括玉斧、玉锛、玉凿、玉牙璧、玉环等。陶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红褐和红陶，另一类是泥质红陶。夹砂陶器器形多为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泥质红陶器壁较薄，鬶、盉、壶、盂、钵、碗、豆等器表磨光，深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遗址中还出土有陶猪等陶塑艺术品。陶猪形态丰腴，是家猪的造型。出土的动物遗骨以家猪为最多，鹿、獐次之。海产软体动物贝壳有牡蛎、锈凹螺、疣荔枝螺、红螺、毛蚶、青蛤、沙海螂、紫石房蛤、伊豆布目蛤、鬘螺、单齿螺、帽贝、笋螺、福氏玉螺等。     吴家村遗址属小珠山二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880±100年。     柳条沟东山遗址文化内涵单纯，陶器通体饰压印之字纹。年代应稍早于小珠山遗址下层。     蛎碴岗、南窑遗址均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的发现，是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考古分期、编年的重要标尺，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小珠山遗存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列为新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因此，可以说1973——1977年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1980年4月——1982年6月，在大连地区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史前时代遗址322处、墓葬51处、积石墓地70处、石棚14座、石棺墓69处、青铜短剑墓11处；战国遗址9处、墓葬14处、城址2处、汉代遗址4处、城址8处、墓葬84处；魏晋墓葬8处、高句丽山城10处；辽金元遗址88处、墓葬49处、窑址2处、石塔2座、摩崖造像1处；明清城址20处、墓葬52处、庙宇21处、烽火台80座。其中，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遗址、普兰店望海寺摩崖造像是三年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许明纲、刘俊勇：《大连市文物普查主要收获》，《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     1987年3——7月初，由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旅顺博物馆、各区市县文物干部组成的考古队，首次对位于大连市大连湾镇政府所在地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海北岸半岛尖端的大嘴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1987年大嘴子遗址发掘的有许明纲（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队长，刘俊勇（旅顺博物馆）、吴青云（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副队长。队员有于鸿志、王瑽、张波、葛显斌、于礁、孔明、任乐元、赵静雪（旅顺博物馆）、张本义、张清濂、王家忠、王立昱（金州博物馆）、赵云积（瓦房店市博物馆）、姜福德（新金县文化馆）、孙德源（庄河县文化馆）、刘华堂（旅顺口区文化馆）、刘文越（甘井子区文化馆）等。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出房址50余座，石墙数条，出土各类器物近2 000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大连出版社，200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辽宁大连市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2期）。大嘴子遗址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分别与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相对应，尤以第三期遗存最为丰富。由于大嘴子遗址绝大部分探方未掘到生土，故第一、二期文化遗物发现较少。不过，大嘴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铜戈残段，是重要发现之一。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建筑遗迹分为房址和石墙两部分。房址有石筑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以半地穴式为最多。石筑地面式房址以石块筑墙，都是废弃建筑。半地穴式房址有方形圆角、圆形和椭圆形三种，这类房址往往是因失火而倒塌，室内都有陶器、石器等出土。石墙是同类遗存的首次发现。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陶器以夹细砂灰褐陶为主，还有少量的黑皮陶和泥质灰黑陶。房址中的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个别的为轮制。陶胎一般较薄，大型陶壶数量多，从断碴观察，陶胎系几次相套接而成。器形除壶外，还有罐、碗、豆、簋、盆、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数量较大。陶器素面多，纹饰多在壶的颈、肩、腹部和簋的肩、腹部。刻划纹数量显著增加，种类也繁多，并有刺点纹、凸棱纹和附加堆纹等。此期仍有彩绘陶。彩绘颜料和绘制图案同第一期文化，并有在刻划纹上绘彩之例。F35出土的两方石砚是首次发现，证明这些彩绘陶器的图案是本地居民自己绘制的。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出土最多。石斧已由棒形弧刃发展到扁平斜刃；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繁多；长身弧背石锛特点明显；石戈、石矛、石剑、石 等兵器大量出现。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铜器仅出土一件形体硕大的铜镞，很有地方特点。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F3中发现有6个装有谷物的陶罐，经专家鉴定为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大嘴子粳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属于首次发现，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发现的意义更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条传播路线应当是从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这五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四站过去都有稻谷（米）标本发现，这次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石墙，在辽东半岛是首次发现，在社会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石墙和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发达的兵器的出现与使用，表明当时战争已很频繁，并有相当规模。就其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1990年4——8月，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庄河北吴屯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许玉林、曲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小幸、王嗣洲、张翠敏（旅顺博物馆）、孙德源（庄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揭露房址8座、灰坑2个、围栅基址2道，出土生产工具500余件，复原陶器60多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许玉林、苏小幸、王嗣洲、孙德源）：《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北吴屯遗址分为下层文化遗存和上层文化遗存两期。     下层文化遗存发现5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5米，大者直径达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向南，门道较短。房内有石砌方形灶址，有的旁边还附砌小灶。房址分布密集，但排列有序。在居住区边缘有木围栅基址。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多羼有滑石颗粒和粉末。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编织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斜线纹、波浪纹，以及由两种组成的复合纹，也有少量刻划纹，特点是以单一纹饰为主，施纹均不到底。器形以筒形罐为最多，其次是鼓腹罐、矮领壶及钵、碗、杯和无底筒形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磨盘、磨棒、网坠，还有玉凿；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尖状器、锄、球等。其他器物有骨针、骨锥、陶片网坠、陶片纺轮等。下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 470±185年（树轮校正值）。     上层文化遗存发现3座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一般长约4米，大者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朝南，门道较短且开在西南角，房内有圆形土灶址。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黑陶，羼滑石较少。纹饰以各种刻划纹为主，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编织纹、网格纹、点纹和乳钉，出现了刻划“弓”字纹。器形以侈口筒形罐为主，其次是鼓腹罐、小平沿罐、高领壶、折腹碗及杯等。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出土了玉鸟、玉凿等。打制石器和其他器物与下层文化遗存相同。上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 140±120年（树轮校正值）。报告编写者认为此数据偏晚。北吴屯上层文化遗存代表了小珠山二期文化的前段，填补了小珠山二期文化前段的空白。     1990年4月1——25日，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联合发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京、杨柏林，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陈全家、陈国庆，旅顺博物馆刘俊勇、王嗣洲，瓦房店市博物馆刘作富、杨允宽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86级部分同学。揭露房址6座、灰坑17个、沟4条、墓葬2座，出土遗物200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陈全家、陈国庆、刘俊勇、梁振京）：《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三堂村遗址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有圆形、方形圆角和椭圆形三种。灰坑内有大量贝壳和烧骨、陶片，并发现有两座小孩墓。石器有斧、刀、网坠、矛和玉牙璧等；骨、角、蚌、牙器有锥、鱼卡、梭等；陶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叠唇筒形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这种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在器表经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类有壶、钵、碗、盂，但数量很少。     第二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石器种类有斧、锛、凿、刀、剑、杵、网坠、磨盘、磨棒等；骨、角、牙器有锥、鱼卡、鱼镖、矛、刮削器等；陶器多夹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以折沿鼓腹罐为最多，还有壶、碗、钵、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环足盘和环梁器盖等。     三堂村第一期文化遗存是新确认的文化，它与新民偏堡、东高台山和沈阳肇工街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相同，年代大体在距今5 000——4 500年之间。三堂村第二期文化遗存与小珠山三期文化、郭家村遗址上层出土器物相同，年代应与郭家村遗址上层大致相若。 1996年10月6——19日和1998年3月30日——4月4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旅顺北海大砣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张翠敏，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孙波等。两次发掘揭露房址8座、灰坑4个，出土遗物2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俊勇、张翠敏）：《辽宁大连大砣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大砣子遗址已发掘地段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个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未发现房址，仅发现灰坑3个。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杵、研磨器、有刃器、磨石、球、纺轮等，多为磨制。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匕、牙饰件等。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多为轮制，器表磨光，陶色较纯正；夹砂黑灰陶和黑褐陶多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罐、盂、碗、器盖、豆、杯等。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和折棱，底部下接三个弧形矮足，是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与双砣子二期文化相同，年代也与之相符。     第二期文化遗存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1个。石器共142件，有斧、锛、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其中，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     1980年8月上旬，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发掘新金县双房墓地。该墓地包括石棚6座、石盖石棺墓3座（许玉林、许明纲：《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2号石棚出土有经火烧过的人骨和夹砂红陶网格纹壶1件、石纺轮1件。6号石盖石棺墓出土随葬品有曲刃宽叶柱脊青铜短剑1件、滑石斧范1套（两扇）、叠唇深腹陶罐2件、钵口有耳圈足陶壶2件。6号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以往发现相比，剑身较短，尖节距尖部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比较原始。所出土的陶壶等器物，在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开原李家台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需要提及的是，前述双房石棚与6号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二者的年代当不会相差太远，6号墓出土的陶器与于家村上层和上马石上层类型有联系，年代也有向前提的可能。     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有1982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发现的药王庙遗存（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12期）。文化特征为石器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钺、双肩石锛为代表性器物，陶器以叠唇深腹罐为代表。年代为距今3 000年左右。     1992年3——4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大连旅顺大潘家村遗址，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旅顺博物馆许明纲、苏小幸、刘俊勇、王瑽、王嗣洲、郭永军、王梅、殷红，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普兰店市博物馆付文才等。揭露房址7座、灰坑7个、儿童墓葬1座、西汉墓葬3座，出土器物5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年第10期）。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中、上层之间。     历史考古方面，主要有汉魏墓葬的发掘，以及辽金元明遗迹和文物的发现。     1972年5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对营城子石板墓进行清理。该墓平面呈“品”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罐、鼎、盆、盒、碟、案、灶、井、房、楼和铁镞1件、五铢钱1枚。陶楼通高54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正中有一长方形门，在第一和第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各设一长方形窗，底部各留一长方形孔，以备各层之间连接。2层顶部均出檐，由筒瓦铺成，前面有圆形几何纹瓦当。楼之四角和门、窗四周以及斗拱均绘红彩。第二层的底部阴刻隶书“高楼”二字。年代约在魏晋之际。     1975——1978年，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先后对新金县花儿山陈茔、乔家屯、姜家屯、西北山等处20多座贝墓进行发掘。其中陈茔、乔家屯7座贝墓的材料已发表（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刘俊勇）：《辽宁新金县花儿山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余材料尚待发表。已发表的7座贝墓，分为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晚期两期。西汉前期以花儿山M1为例，随葬陶器中有鼎、盆各4件（红、灰各二），盒、壶各2件。除各2件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施绿彩为地，其上再以红、白、赭石等彩绘蟠螭纹、几何纹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组合与中原地区鼎、盒、壶组合如出一辙，其年代为西汉前期无疑。西汉中晚期以花儿山M7为例，墓室长4.8、宽4.4、深1.8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有鎏金铜柿蒂泡钉的皮质饰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5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两棺之间和女性死者脚下置有大量的随葬品，有彩绘盖壶、盒、洗、盆、魁、灶、耳杯，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铜带钩，漆樽、案、钫，石板砚，以及五铢钱等。陶器组合除具有前期鼎、盒、壶、盆外，新出现了熏炉、灶、耳杯等新器类。花儿山M7陶灶呈圆形，是同类器中较早者；墓中所出的100枚五铢皆为满城汉墓Ⅱ型五铢，但从随葬器物分析，其年代当在宣帝至成帝时期。     1989年5月30日——6月14日，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瓦房店市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瓦房店市老虎屯马圈子村东北的4座石板墓，出土随葬器物70件（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许明纲、刘俊勇、吴青云）：《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1993年第1期）。年代当在东汉末期至魏晋。     2003——2004年，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配合基本建设组成“营城子汉墓考古队”，对营城子发现的180余座汉墓进行了发掘 ，其中大部分是贝墓。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贝墓中，有一批只出新莽货泉的墓。这是明确的新莽时期的墓葬，可以据此作为标杆，确定一批新莽时期墓。近年来在大连营城子发掘的一些砖室墓和石砖贝合筑墓，可以视为贝墓的孑遗。     砖室墓是1999年发掘的沙岗子农科院墓(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金有、阎永生):《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记略》，《大连文物》，1999年)和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沙岗子农科院墓为单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5、东西宽6.1米。四壁均以长30—32、宽14—16、厚6厘米的素面灰砖筑成，筑法随意，并无规律，或卧、或立、或纵、或横。从残存墓壁可以看出，墓是先筑出高3.2、厚0.5米的四壁，在四壁上、下8个角预留对称的16个方槽，南、北壁中部还各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大方槽，表面以立砖封堵，南、北两壁之上顺外沿再筑单层立砖直至墓顶，共12层，并无起券痕迹。所有方槽中均有大量木炭，表明曾安插过大型木方。墓壁和墓底也发现大面积火烧过的木灰痕迹，而从墓顶塌落的灰砖极少。综合以上迹象分析，该墓当为砖木合筑，即四壁以灰砖筑砌，墓顶似为硬山式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底铺有15—20厘米厚的贝壳。这显然是贝墓的孑遗。沙岗子农科院墓的筑法并无规律，是砖室墓的初始筑法，故带有贝墓的遗风。随葬陶器有陶节颈壶、罐、“二千石”洗、盆、灯、博山炉、井、灶、器座，铜器有昭明镜、日光镜、博局镜、鎏金车马具模型、鎏金漆器附饰朱雀、熊足，以及铁剑、铁锸，石板砚等。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筑法与沙岗子农科院墓大略相同，四壁多是由一摞一摞灰砖摆放，四壁多贴有一层贝壳，墓顶也有一层贝壳。既是砖室墓的初始阶段，又是贝墓的孑遗。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石砖贝合筑墓，也属贝墓的孑遗。该墓四壁由卵石和碎砖筑成，内有贝壳壁，底部也铺有一层贝壳。该墓共出土4件青铜器，计有鼎、樽、承旋和洗各 1 件。鼎为常见的西汉典型式样。器身呈椭圆形，腹为圜底，盖为圜顶，两者以子母口相扣合。腹下为三蹄足。器口两侧各有环耳，腹上部有一道突起棱线。盖顶是三枚环状柱头钮。樽为筩形，口沿与底部有突起纹带，腹部两侧各有兽面衔环铺首，腹下为三蹄足。承旋是与筩形樽相配使用的器物。该承旋为圆案状，案面有繁缛的线雕花纹，似为龙纹。下有三个蹲坐人足。人作深目、高鼻、大嘴状，以头部顶起圆案。这种造型极为罕见。因出土时与樽放置在一起，故定名为承旋。洗为折沿，腹壁较直，两侧各有铺首，平底。与上述4件青铜器共出的其他器物还有龙纹金带扣、铜印（因锈蚀严重，已不见印面文字，仅可辨出兽钮）、玉剑璏等。可以断定，墓主人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该墓出土的这批器物，堪称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汉墓之最。 辽代考古发现较少。1973年庄河市高岭刁家沟发现的一批辽代晚期文物当出自墓葬，有铁马镫、衔、釜、刀、镞和铜盘、钵、匙、带卡、环、包银圆形泡饰、包银心形泡饰等（刘俊勇：《庄河市发现的辽金元文物》，《大连文物》1997年第1期）。     金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0年5月15日于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新金县望海寺摩崖造像（许明纲：《大连市新金县发现金代摩崖造像》，《考古》1988年第1期）、1978年9月发现的复县（今瓦房店市）谭家屯窖藏（刘俊勇：《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6年发现的瓦房店市台后村刻字铜钹（赵云积、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铜钹窖藏及有关问题》，《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金代铜官印（许明纲：《大连市出土金代官印》，《考古》1983年第8期）、官府验记铜镜（许明纲：《辽宁大连出土官府验记官印》，《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窖藏铜钱（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等。     元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73年6月发掘的旅顺寺沟砖室墓（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1989年黄海海域（旅顺口老铁山东南）出水瓷器（刘俊勇：《黄海黄海海域出水元代瓷器》，《大连文物》1992年第1期）、1980年11月发现的复县舒店瓷器窖藏（王嗣洲：《复县发现一处元代瓷器窖藏》，《辽宁文物》1983年第4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元代铜、铁权（许明纲：《大连地区出土元代铜铁权》，《考古》1987年第11期）等。     明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5年3月31日发掘的金州萧金山明墓，出土的白瓷注壶、白瓷大碗胎体甚薄，做工精细，堪称精品（吴青云：《大连金县萧金山明墓》，《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其他重要的发现还有1976年3月发掘的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明墓（刘俊勇：《大连碧流河水库淹没区的明墓清理》，《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1983年6月和1987年3月旅顺小黑石海域和瓦房店市长兴岛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刘俊勇：《大连小黑石出水铜火铳》，《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以及1967年10月金县牟家供销社院内、1975年10月庄河薛家屯、1981年11月22日旅顺水师营东沟村、1983年3月瓦房店刘屯等地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许明纲：《大连市发现的明代窖藏青花瓷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等。     这一时期，在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学研究方面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史前考古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周信学、孙玉峰、王志彦、王辉《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中国大连考古研究》（崔茂藏译，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论文主要有综述1973——1980年间的考古新发现（刘俊勇：《综述旅大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1945——1980年和1945——1985年考古主要收获（许明纲：《建国以来大连考古的主要收获》，《学习与研究》总29期，1981年；《大连解放四十年来考古主要收获》，《大连文物》1986年第1、2期）、1895年至20世纪末考古发现与研究（刘俊勇：《百年来大连考古发现与研究》，《白云论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等。     史前考古研究大多侧重在分期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双砣子三叠层以来，主要有三期文化说，以双砣子下、中、上层为代表，划分为一、二、三期文化，一、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类似，但地域性突出，故另行命名；至于三期文化则与当地的青铜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证实过去的一些发现，也与上述的三期文化有关（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七个类型说，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四个类型 ：以小珠山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于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三个类型：以于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曲刃青铜短剑墓代表的类型（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三个阶段说，以小珠山遗址的层位为根据，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较为接近，中层受大汶口文化影响强烈，上层约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王承礼、张忠培、林沄、方起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四种文化说，以小珠山下层类型、郭家村下层类型、郭家村上层类型和于家村下层类型为代表（郭大顺、马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期）。八种文化（类型）说，小珠山下层文化、郭家村下层文化、郭家村上层文化、长兴岛北洼（三堂村遗存）、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上马石上层类型、药王庙类型（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问题》，《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大连青铜时代文化概述》，《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三种文化说，以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文化（包括小珠山下、中、上层，上马石下、中层，郭家村下、上层），青铜时代的双砣子文化（包括双砣子下、中、上层，于家村下、上层、高丽城山）和上马石文化（上马石上层）（许明纲：《试论旅大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八种文化遗存说，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尹家村一期文化、尹家村二期文化。以上八期文化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谱系，即以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包括郭家村一、二期）为一群，而双砣子一、二、三期（包括于家村一、二期）和尹家村一、二期文化为另一群，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自己的渊源和承袭关系。此外，在长兴岛以及大连营城子文家屯等地的若干遗存，又与沈阳偏堡遗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可能代表由北而南发展的另一文化谱系（安志敏：《辽东史前文化的序列和源流》，《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新石器时代文化九期说，其中一至三期为压印纹文化谱系，五至九期为刻划纹文化谱系，四期为过渡期（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笔者近年提出大连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分期为新石器文化即小珠山一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小珠山二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铜石并用文化即三堂村一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早期青铜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刘俊勇：《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待刊稿）。学者们还就大连地区羊头洼类型和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分期研究（陈光：《羊头洼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徐光辉：《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史前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十分踊跃，成果尤伙（王嗣洲：《试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初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王嗣洲、苏小幸：《大连地区史前开发史初探》，《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在农业、渔业和环境、动物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刘俊勇：《辽宁大连大嘴子稻谷、高粱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于临祥、王宇：《从考古发现看大连远古渔业》，《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渔业生产初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大连北吴屯遗址出土兽骨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尤玉柱等：《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张翠敏：《试论大连地区原始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活》，《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由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考古发掘资料渐多，学者们开始对两个半岛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俊勇：《史前时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随着史前玉器在我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大连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也受到关注（刘俊勇：《大连出土的岫玉器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大连出土玉器初探兼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大连文物》1991年第1、2期合刊；《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研究》，《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辽东半岛玉牙璧初步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周晓晶：《辽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小川（大贯）静夫、岗村秀典、宫本一夫等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进行多方面研究（小川（大贯）静夫：《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史前陶器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岗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宫本一夫：《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及相互影响》，《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东新石器时代陶器编年的再探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马石上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王巍：《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一直是东北亚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自孙守道、徐秉琨首先开始研究起（《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和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几十年来始终是方兴未艾。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较早对包括大连地区在内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进行研究（《中国东北地方早期金属文化的概貌》，《考古学杂志》第53卷第4期，第54卷第1、4期，1968年、1969年）。我国学者林沄、靳枫毅对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综合研究（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最为引人注目。研究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文章不多，刘俊勇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把大连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春秋时期；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前期；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12号石椁墓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后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韩国学者对楼上3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进行研究，认为M3应为比M1早几个世纪的墓，从而得出楼上M3与岗上墓地属同一时期，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的结论（李亨求：《旅顺后牧城驿楼上3号墓出土的琵琶形青铜短剑的年代商榷》，《考古》2002年第10期）。     历史考古方面以汉墓的分期与研究的成果较多（刘俊勇：《辽宁汉墓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辽宁汉代贝墓类型与分期探讨》，《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大连汉墓初论》，《大连文物》1996年第1、2期合刊）。根据以往资料，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206－前141），以花儿山M1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以营城子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48－24），以花儿山M7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器形；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以前牧城驿砖室墓为代表，随葬陶器有鼎、仓、樽、瓮、盒、罐、壶、盆、盘、房、灶、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106－220），为花纹砖室墓，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新出现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等器类，铜镜出现“位至三公”铭文。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     汉魏以降考古学研究，还有对高句丽山城的考证（许明纲：《大连地区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自1964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相信今后的大连地区考古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作者：刘俊勇

考古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所谓实物可以概括为遗迹和遗物两类，因其大多沉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出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西隔渤海与华北远邻，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遥相对峙，北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广阔腹地，从很早的古代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地区就成为南北交流的枢纽。     一般认为，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而大连地区近代考古学则出现在19世纪末。1895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受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来到辽东半岛，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调查。     从1895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已经历了110年。认真总结这一段考古学史，对于我们现今从事的考古学研究必会大有裨益。     笔者赞同安志敏对辽东史前考古学的分期，并把它引入本文的大连考古学分期，即萌芽期（1895—1927）、形成期（1928—1945）、成熟期（1946—1963）、发展期（1964至今） 。     一、大连地区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7）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城、盖平（今盖州）、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大连地区仅在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采集到个别的石器。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再次占领旅顺、大连，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1909年，鸟居龙藏第三次来到辽东半岛，调查和发掘旅顺双岛湾、老铁山、郭家屯，普兰店台子山等遗址和墓葬。     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     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再次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并同立花政一郎等人，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的三处积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顺老铁山发现石器，并在其附近发现汉代贝墓、砖室墓。     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发掘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东洋学报》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满铁岛村孝三郎等调查旅顺老铁山积石冢，并在大连滨町（今黑嘴子）发现彩绘陶。     1923年，八木奘三郎奉满铁调查课之命，先后到旅顺南山里、双岛湾、营城子，大连市内，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调查，发现史前时代贝丘遗址和积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和教员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门外发现“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发掘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史前时代遗址。     同年，清野谦次调查旅顺羊头洼遗址。     鸟居龙藏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因而当时的工作规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找遗物，而对遗迹和层位关系则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规的记录和实测。滨田耕作发掘的老铁山积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实测，仅简略地报道了出土的陶器。 鸟居龙藏将他的三次考察成果，于1910年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鸟居龙藏作为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受过专门训练。因此，他根据亲身考察而写成的这本书，从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几个方面入手，对从史前到高丽时代的遗迹进行分类研究和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安志敏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佟柱臣先生认为“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 。滨田耕作对老铁山积石冢的发掘和报道，是其从事考古学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后来对日本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却是以此为开端。     这一时期是小规模的个人考古活动，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往往把一大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当作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辨别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进行的考古工作仅限于史前和汉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只是初步的，但不可否认其作为近代考古学的启蒙，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形成（1928—1945）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发掘貔子窝遗址。貔子窝包括位于今普兰店市皮口碧流河边相邻的单砣子和高丽寨两个遗址。在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的主持下，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及黑砂质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物，并对单砣子墓中人骨进行了考古测量和推测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以下简称《貔子窝》）。这是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较科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1928年10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旅顺牧羊城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中国北京大学庄严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于10月1日开始发掘，同月25日结束。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调查，从10月9日开始发掘刁家屯、于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同月23 日结束。1931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以下简称《牧羊城》）。     1929年9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和贝墓。京都大学清野谦次、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田泽金吾，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共发掘7座砖室墓。1933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以下简称《南山里》）。报告日文部分由岛田贞彦、滨田耕作执笔，英文概要由滨田耕作担当，同时收录了与南山里砖室墓有密切关系的刁家屯和营城子牧城驿砖室墓，作为附录。并说明，上述材料虽是滨田耕作前几年调查、发掘，也曾一度发表过，但此次为便于彼此参考，将原稿修改后的概要加以附录。清野谦次及金关丈夫、三宅宗悦担任南山里砖室墓发现的人骨研究。     1931年7月，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发掘营城子沙岗子汉代壁画墓。1934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四册《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以下简称《营城子》）。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1942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史前遗迹》（以下简称《羊头洼》）。     1939年9月22日—10月3日，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遗址。报告《望海埚——关东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埚史前遗迹》作为附录，收入《羊头洼》。     1941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为题，分别发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人间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旅顺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东京大学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老铁山与四平山”为题，发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1979年）第4辑。     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东京大学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文家屯遗址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文家屯遗迹”为题，于1972年发表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期。     此外，三宅俊成等还进行了许多调查和发掘：     1927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以及进行烽火台考古调查（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29年，三宅俊成调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埚史前时代遗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等，还调查了望海埚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0年，三宅俊成调查普兰店市杨树房黄家亮子遗址及汉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龙头、夹心子南山头、东老滩，碧流河塔寺屯等遗址，在唐家房小于屯、西孙屯等地发现战国方足布，调查了赞子河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还发掘了金州西南大连湾大拉树房汉墓（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黄家亮子城址》，《乡土》1932年第2期；《关东州史迹图》，1935年）；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调查营城子双台子山（双砣子）遗址，采集有陶片等，在发表的报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采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出自山顶的积石冢的遗物，久原市次的采集品是出自遗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旅顺双台子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人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发掘甘井子海茂屯遗址、营城子文家屯遗址、双砣子遗址，调查了四平山积石冢和旅顺于大山、大台山遗址，并在大台山遗址发现了彩陶，还调查了牧城驿明代城址、旅顺城山（伯母山）城址、信台子烽火台、旅顺大孤山积石冢、天后宫、明代旅顺城址和唐代鸿胪井刻石地点等，对旅顺将军山积石冢、牧羊城址、南山里和柏岚子的汉墓进行了试掘（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岛田好、三宅俊成等，对金州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     同年6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调查，试掘了广鹿岛朱家屯、吴家屯遗址和朱家屯汉代城址、獐子岛沙泡子遗址、海洋岛、小长山岛姚家屯遗址、大长山岛高丽城山遗址，还调查了南太山高丽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铢钱出土地点和毛文龙衙门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庙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掘了广鹿岛吴家屯和朱家屯遗址（三宅俊成；《朱家屯城址》，《乡土》1931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前时代的小调查》，《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三上次男：《关东州董家沟汉墓》，《人类学杂志》1933年第11期）。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对金州正明寺城儿山进行调查，在大吴家屯南大岭屯城附近发现石器、陶器和汉代瓦片（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剑、纺轮等）、陶器（夹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当等）、铜制品（镞、钏、带钩、燕国刀币残片、货泉等）、铁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断为汉代沓氏县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发掘了大长山岛上马石、清化宫、高丽城山，小长山岛姚家沟、旗杆山、唐家沟、英砣子，广鹿岛洪子东、东水口、柳条沟等遗址，同时在格仙岛、塞里岛、瓜皮岛、哈仙岛进行考古调查（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1934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四次调查，发掘了獐子岛沙泡子、李墙屯和海洋岛南玉屯遗址。     1935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北方史前时代遗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复州城和长兴岛进行考古调查，在长兴岛发现北大山、大古山、悬心山等史前时代遗址和蚊子嘴汉代砖室墓、塔山塔基等，并根据横山上发现的石堆，推测可能有积石冢（三宅俊成：《复州城及长兴岛史迹调查略记》，《满洲史学》1937年第3期）。     同年4月12日，旅顺博物馆调查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铜短剑（岛田贞彦：《南满洲老铁山麓郭家屯附近发现的铜剑》，《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11期）。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凤鸣岛及附近的小岛调查发掘史前时代遗址，还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石器（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华铜矿发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发现了人骨，出土有夹砂褐陶壶、罐和环状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岭发现石棚，发掘庄河尖山大张屯遗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关东州董家沟古墓调查报告》，《满洲学报》1942年第7期）。     同年秋，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到长山列岛进行考古调查（岛田贞彦：《大长山岛贝冢发掘记》，《考古随笔——鸡冠壶》，1944年）。     三宅俊成是以个人之力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因而规模一般都较小。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权力。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190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大连地区，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版了《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五部大型报告，发表了数百篇报告、简报和论文。《貔子窝》等五部大型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文物，一部分被运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出土的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鬶、盆及小冥器豆、壶等文物，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发掘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的出土文物，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四平山积石冢的出土文物，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的出土文物，现藏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学。被运往日本国内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单把杯、黑陶双耳盂、黑陶壶、黑陶豆、猪形陶鬶、袋足陶鬶，文家屯遗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马石遗址出土的压印纹陶罐、三环足盘、角剑，羊头洼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铜片等。     1908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将旅顺黄金山北麓的唐代鸿胪井刻石运往日本，现存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前院。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于1905年7月专程来旅顺实地调查鸿胪井刻石，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将刻石盗往日本的契机。1906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在调查的基础上，还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旧唐书 》，并征求了奉天中国官员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鸿胪井刻石“于史有益”。“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通石碑，与渤海有关”；“第二，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经过内藤湖南的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价值，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往日本，献给皇宫。把鸿胪井刻石和石亭“作为战利品献给皇室的”是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可以说斋藤实是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谋。具体执行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无疑是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 。     上述行为，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这种侵犯和掠夺直到1945年大连回到祖国怀抱才告结束。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相对比较科学。在遗址发掘方面，采用了探沟法，据《貔子窝》，在发掘单砣子、高丽寨两处遗址时，是按水平层位来划分文化层的，而不是像今天严格地按自然形成的地层来划分，因此，不同时代的遗物容易混在一起。作者认为单砣子遗址“在包含遗物的层里，根据上下层位之不同的遗物性质，看不出代表了哪种文化。……也就是说，这处遗址是单一的文化，而不是有别的文化”  。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当年确实是把不同时代的遗物混在一起了。这种单调的探沟布局，难以解决遗迹的性质，以后的羊头洼、望海埚等遗址的发掘也是如此。像羊头洼遗址的发掘，探沟中发现房址，也不向外扩，根本不能完整地揭露。即使如此，在近80年前采用这种按水平层位划分文化层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对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所做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许多调查、考古报告和论文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参考价值。安志敏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对中国采取军事、经济等攻势，即使文化事业方面亦不遗余力，而其中之较显著者，则当推于中国之考古事业。迄今已逾五十余年，且皆有正式之报告，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 安志敏又说：“东北之考古工作，迄于我国抗战胜利，日人已作之调查工作，已五十年之久，今后之东北考古工作，虽已能由我国学者执行，然对日人研究之成果，也断不可弃置。” 佟柱臣指出“外国学者大多是尾随其帝国主义的烽烟炮火之后来中国的……，如果说作历史结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掠夺。但作为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同志来说，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材料，乃是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祖先遗留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尽管对外国的一些观点，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就考古资料的意义来讲，我们还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因为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就一律摒弃。这种摒弃的简单做法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这正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大连地区考古学的成熟（1946—1963）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1948年11月成立了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旅顺博物馆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就以旅顺博物馆为中心展开。     我国学者在大连最早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汉墓的发掘。20世纪50年代，于临祥、许明纲先后调查、发掘了一批汉墓，如1954年营城子汉代贝墓和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大连营城子发现贝冢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1955年双台沟贝墓的发掘（《大连市郊营城子发现贝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旅顺尹家村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旅顺市三涧区韩家村、土城子河东汉代贝墓、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旅顺老铁山对庄沟汉代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老铁山区发现古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大连劳动公园东门前东汉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大劳动公园东门前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旅顺牧羊城汉井和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牧羊城发现古井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等。     上述汉墓大多比较零散，基本上是随时发现随时清理。     较大规模的汉墓发掘是1954年8月中旬——10月上旬的营城子汉墓发掘。当时在旅大市郊营城子新建铁路、公路两侧发现大批古墓，于是组成由李雅、于临祥、张世明、陈钟远、于鸿志、王慕侠、苏君会、李海亭、孙传凤、衣燕春、陈兰柱、于翠娥、任淑香等人参加的“营城子古墓葬清理发掘工作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共发掘贝墓41座、砖室墓9座、石板墓2座和辽金时期土圹墓2座。其中的41座贝墓有考古报告发表（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于临祥认为，贝墓与贝石墓、贝砖墓虽结构不同，但均属于贝墓的葬制。根据墓葬形制，具体分为单人葬的单室贝墓（11座）、夫妻分室合葬的双室贝墓（9座）、夫妻合葬的单室贝墓（11座）、贝石墓（4座）、贝砖墓（6座）五种形制，并推定贝墓的年代可能早到汉初，下限约至西汉末期；贝石墓的年代亦应是西汉末期；贝砖墓的年代属于西汉中叶至汉末。     此次营城子汉墓发掘，是大连地区最早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有计划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营城子贝墓》是大连地区第一篇发表于《考古学报》的报告。表明大连地区的考古学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墓发掘，还有旅顺北海李家沟第20号贝墓（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1965年第3期）。这座贝墓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前、后两室。后室葬死者，为夫妻合葬，除“宋郯信印”铜印和铜带钩、石剑璏出于男性死者腰部外，其他随葬品分置两处，一处在后室东部，另一处在前室南部。两处陶器器形相同，只不过是前室陶器都绘彩，多出铜洗和2套鎏金车马具模型。     1957年10月5日——11日，许明纲发掘营城子1座石板墓，并收入1954年发掘的2座石板墓，发表有考古报告（许明纲：《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推定石板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下限为魏晋时期。     许明纲还对贝墓进行了综合研究（许明纲：《旅大的汉代贝墓》，《辽宁日报》1963年7月13日）。     这一时期的史前考古主要是进行了一些调查。如1987年发掘的大嘴子遗址就是1959年发现的（许明纲：《旅大市金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还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庄河县（今庄河市）发现史前时代遗址（《新金县华岩寺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光明日报》1954年1月14日；许明纲：《庄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10期）。     1957、 1959、1960年，许明纲、于临祥、陈钟远等人三次在长海县进行调查，发现1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许明纲：《长海县调查发现十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光明日报》1961年4月18日；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7期）。许明纲、于临祥提出“上马石的压印篦纹平底筒形罐为主的一种文化，早于龙山文化”。此前，佟柱臣明确指出：“大长山岛上马石、广鹿岛吴家村、獐子岛沙泡子、貔子窝、塔寺屯的列点纹、横弧纹、纵弧纹和篦纹陶等，已见于西喇木伦河流域和嫩江流域等细石器文化地带。” 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被以后大连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1961年8月，安志敏利用休假期间，调查了小磨盘山遗址，并结合烈士山1948——1949年调查情况和发掘资料，提出旅顺老铁山和四平山积石冢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陶器和玉器，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遗存，在旅大地区代表着较早的一个阶段。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更确切地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第7期）。     1960年5月，许明纲清理了营城子后牧城驿楼上墓地暴露出的3座墓葬，出土了曲刃青铜短剑等遗物（旅顺博物馆（许明纲）：《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这篇报告同当年发表的《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一起，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还在过去的资料基础上，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进行探讨，对某些遗存重新评价，如指出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适于直接作龙山文化处理，单砣子、高丽寨地层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等。     1957年——1962年，金县三十里堡马圈子和山后村、得胜金家沟北大壕、金州镇南、亮甲店都家村、大魏家东田村，甘井子营城子对面沟、后革镇堡，旅顺尹家村等地，分别出土了一批金元文物（许明纲：《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考古》1966年第2期）。 其中，重要的有大魏家东田村出土的铜范，包括铧、犁镜、鋿头等。后革镇堡出土的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上盖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碟。     四、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发展（1964至今）     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东北考古工作队在大连地区的一系列发掘为开端。1976——1992年，是以旅顺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进行发掘；1994年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进行的。其特点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建立起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较为深入地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和历史考古文化，全面地认识大连地区考古学。     参加大连地区考古发掘的是东北考古工作队一组（以下简称东北队一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队长兼一组组长）、郑乃武、陈存洗、丁六龙、张国柱、汪义亮，中国历史博物馆任常泰，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贾洲杰等。从1964年5月16日——10月29日，发掘了营城子后牧城驿双砣子遗址、楼上墓地、岗上墓地，金县董家沟卧龙泉墓地，旅顺将军山积石冢和尹家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双砣子与岗上》）。     1964年6月20——24日和同年8月23日——10月29日，东北队一组历时三个月，两次发掘了双砣子遗址，共开探方11个，揭露面积350余平方米，发现房址17座，窖穴10个，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分别以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代表双砣子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发展顺序。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发现3座，均为双室半地穴式。陶器皆手制，有的口沿经轮修，绝大部分为细砂黑褐陶，常见器形有罐、壶、碗、豆、杯等。陶器表面磨光，纹饰以弦纹为主（有的还附加乳点纹），彩绘陶占有一定比例，以红、白、黄三色构成几何图案。石器中以长身的厚石斧较突出，刀、有孔斧、锛、矛、镞、环状器等，均与二、三期文化有共同之处。F16的碳14断代为公元前2 060±9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2 465±145年）。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发现房址，陶器主要为轮制，以泥质或含细砂黑陶、黑灰陶占绝大多数。陶器中以鼎、深腹盂和大量的器盖为双砣子二期文化所特有，开始出现甗形器。陶器表面以磨光为主，常有弦纹或刻划纹，突出的特点是，往往在颈、腹部饰以带棱角的凸弦纹。石斧不同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多短身扁薄作长方形，典型的半月形石刀和扁平石镞都比较普遍，其他石器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雷同。双砣子二期文化是新的发现，与山东的岳石文化非常类似。双砣子二期文化叠压在双砣子一期文化之上，虽然缺乏直接的年代证据，不过参照岳石文化的5个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600—前1 48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890—前1 750年）之间，则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双砣子三期文化发现18座长方形半地穴单室房址，都砌有石墙，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制。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仅有个别为轮制。陶质以细砂灰褐陶为主，大型陶罐的数量显著增多，典型的器形有鼓腹小底罐、高领罐、细柄矮足豆、圈足簋 、敛口曲腹盆等，还有三足或五足的多足器以及有的圈足削成三个缺口，均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特有器物。陶器的表面也以磨光为主，刻划纹的数量较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显著增多，并有许多刺点纹，还出现竖行排列的附加堆纹。石器中长方形扁平石斧相当普遍，半月形石刀和扁平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还有本期所特有的长身弧背石凿。据碳14断代，F4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     除这三期文化外，报告还收录了1964年5月间当地居民在遗址西部山腰采石时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1件、陶罐1件、石纺轮1件、环状石器1件。据发现人介绍，这批遗物同出于一处，还曾见到零散人骨，显然是一处墓葬。人骨和遗物均未见火烧。作者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7世纪，与岗上墓地相当。     双砣子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学者在大连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遗址发掘，无论是发掘方法还是研究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双砣子遗址三叠层的发现与研究，为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分期树立起了标杆。     1964年10月5——15日，东北队一组选择旅顺将军山东部山脊上一处较小的积石冢进行发掘。这处积石冢和大多数积石冢一样被盗掘过，其西北部表土下面发现有日本“宽永通宝”。虽曾被盗，但冢内结构的基本轮廓尚存，共9个墓室，分南、中、北三排，南排四室，均南北向；中排三室，东西向二，南北向一；北排二室，均东西向。由于被盗，除南排4个墓室内发现被盗后剩余的器物外，其余墓室仅有少量陶片，或根本不见任何遗物。陶器多为小冥器，完整复原的共20余件。其他陶片可以分为泥质黑陶、泥质白陶、泥质红褐陶、细砂红褐陶以及泥质灰陶等几种，还发现几片磨光蛋壳黑陶片。器形有杯、盆、罐、豆、环足盘、三足器、鬶和器盖等。还有石矛1件、玉璧1件。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连地区发掘的积石冢，第一次对墓室进行了实测。虽然1909年鸟居龙藏发掘了6处积石冢，但并未对墓室作过实测，仅有两幅平面示意图和一幅想象的剖面图。《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以将军山积石冢为代表的遗存，虽接受山东龙山文化的浓厚影响，仍属于辽东土著的史前遗存，并不能同山东龙山文化混为一谈。至于当时居住的聚落遗址，可能与郭家村上层有更密切的联系”。     1964年5月25日——8月底，东北队一组对岗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28、南北宽20米，叠压在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之上。整个墓地顶部以黑土夹杂砾石封筑。以石灰岩石块筑墙，以中央大墓为中心，共筑有23座墓。这23座墓可分为石板底墓、石棺墓、烧土墓、砾石墓和土坑墓五种。除2、12、23号墓未被火烧外，其余20座墓中的人骨均经火烧。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等。陶器为夹砂褐陶，均手制，器形有罐、壶、碗、豆等，有平底和圈足两种，有的圈足较高。器耳发达。青铜器多被火烧变形，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矛、镞等。石器有棍棒头、镞、纺轮、砥石和滑石铸范等。装饰品有铜钏、铜簪、铜带钩和各种质料的珠饰。     岗上墓地叠压在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之上。墓地下部遗址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335±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665±135年），同时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 170±90年（树轮校正：公元前1 360±155年），墓地的年代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岗上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七八世纪。     岗上墓地的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氏族共同墓地，同时还对辽东曲刃青铜短剑墓的葬制、葬俗、文化性质和年代分期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成为有关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1964年5月17日——6月17日，东北队一组对楼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椭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34、南北宽24.2米，高出周围地面约6.8米。经过修整后的土丘中央形成方形圆角高台，高台四周以石灰岩石块砌就，共有墓葬10座（包括旅顺博物馆1960年5月清理的3座），可分为石椁墓、石板底墓和砾石墓三种。位于墓地中心的3座石椁墓规模较大。10座墓均为火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以及被当地村民掘出的火烧过的明刀钱和铁器等。陶器有罐、壶等。青铜器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剑镖和石加重器）、斧、凿、刀、锥、马具等。石器有球、镞、纺轮、磨石等。装饰品有石珠、骨珠、贝饰、滑石饰、玛瑙坠等。     楼上墓地破坏情况比较严重，1960年清理的3座墓室已遭到不同程度扰乱，以致M1和M3的出土遗物混杂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了时代较晚的遗物，如明刀钱、铁镰等。由于当时仅清理了残存部分，没有能够明确墓地的结构及其葬式。通过此次全面揭露，了解到它同岗上墓地基本一致，代表同一时代的氏族共同墓地。在楼上墓地，典型式、过渡式、衰退式三种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共见，《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其年代应在春秋中、晚期。     1964年5月28日——6月6日，东北队一组对金州董家沟卧龙泉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呈椭圆形，南北直径22米，东西直径14米，以石块和黑土为封，封土高20——50厘米。墓地有5座墓室，其中1——3号墓发掘前已被挖毁，据介绍，这3座墓墓底都有大石板，为东西向，被火烧过。每个墓室中均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还出土铜T字形剑柄1件、磨石2件、石纺轮1件等。经发掘的4号墓出土23枚石珠。5号墓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T字形铜剑柄1件、石加重器（枕状器）1件、小铜斧1件、铜车马具2件、铜泡2件。     卧龙泉墓地出土的4件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全部属于过渡式，即曲刃趋于消失，又有T字形铜柄共存，《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年代当与楼上墓地的年代相当或稍晚。     1964年9月11日——10月12日，东北队一组对旅顺尹家村遗址进行发掘。此前，东北队一组于1963年10月在尹家村南河一带调查时，清理了暴露在河边的4座墓葬。根据地层堆积，尹家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即尹家村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和汉代三种遗存。     尹家村一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8个和墓葬5座。墓葬多被水冲毁，都是长方形土坑火葬墓，坑底和坑壁均有火烧痕迹，《牧羊城》报告称为“堲周墓”。《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堲周墓”一词应废弃不用。尹家村一期文化可复原陶器器形有杯、碗、罐、豆、甗等，基本上承袭了双砣子三期文化。另外，尹家村火葬墓所出土的过渡式曲刃青铜短剑 ，也可以同楼上墓地相对比。《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一期文化的年代与楼上墓地相当或稍晚，即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并认为辽东一带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定居的农业聚落，与游牧活动无关。     尹家村二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2个和石椁墓、瓮棺墓各1座。石椁墓为长方形土圹墓，在墓底四周有扁平石块垒砌成石椁，墓圹中心有7块石块，可能是盖在木棺上；石板下面压有人骨和朽木痕迹，证明当时先将木棺放入土坑中，然后在木棺与土圹间砌石块。死者头向东，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青铜短剑1件，放在死者腰部右侧，石棍棒头1件，放在死者胸部右侧。陶器有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类，皆手制。夹砂褐陶器有叠唇平底深腹筒形罐1件、陶壶2件、陶豆2件；泥制灰陶器有豆1件，呈浅盘、喇叭状足，竹节状细柄，此豆与战国时期的遗物比较接近。《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二期文化的年代当接近战国早期。     汉代遗存包括窖穴5个，土坑墓5座和瓮棺墓5座。土坑墓形制与中原地区汉墓一致，但在木棺周围铺有砾石却罕见。儿童瓮棺墓以瓮、罐、盆为葬具，M6刻有“平乡□彀何陵” 六字铭文，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此铭文可作为墓志的先声。推定窖穴、土坑墓和瓮棺墓的年代为西汉初期。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立了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至西汉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1964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还为大连地区培养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许明纲就是在这次发掘之后，成为日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年沉寂之后，许明纲带领旅顺博物馆的同事和弟子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大连地区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史前考古方面，主要有旅顺郭家村、于家村，长海小珠山、上马石，大连大嘴子，庄河北吴屯，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等遗址的重要发掘。     1973年6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许明纲、刘俊勇、陈连旭等发掘了旅顺将军山（将军山与老铁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统称老铁山）积石冢（M1）。M1属于单排积石冢，平面呈长方形，共六个墓室，东西排列，大小不一，除（3）、（6）两室保存部分随葬品外，其他墓室均被扰乱。随葬陶器有黑陶圆筒形把杯、喇叭状螺旋纹杯、敞口折盘圈足豆、三环足盘、盆、器盖等，还有杯、罐、壶、三足器等小型陶冥器。石器有锛、矛。认为老铁山积石冢可能是郭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旅顺博物馆（陈连旭）：《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976年3月，为配合碧流河水库工程，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苏小幸，新金县文化馆戴廷德，庄河县文化馆白元祥等组成考古队，发掘了位于新金县安波刘屯西山和东山、双塔乔屯的11座大石盖墓（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辽宁大连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考古》1984年第8期）。大石盖墓一般是自地表向下挖一土坑，或不挖土坑只在地面上垫几块石头，然后盖上一块大石板作为上盖，有的一端筑有小石箱。墓内人骨经过火烧。随葬品有扁平大玉（石）斧、滑石铸铜斧范、侈口长颈壶、叠唇深腹罐等。碧流河大石盖墓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石棚、石棺墓、积石墓，是一种新发现的墓葬形制。推断其年代当为西周至春秋。     1973年11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等试掘旅顺郭家村遗址，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遗存。     1976年10月——11月、1977年3——7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大学联合发掘郭家村遗址。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孙守道、金殿士、孙力、高青山、方殿春、张克举、李红军，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许正雄、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辽宁大学何贤武、解恒谦和历史系75届同学参加了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址和灰坑，出土各类遗物近2 000件（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许玉林、苏小幸）：《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发现房址11座，均被上层文化房址和灰坑打破，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米左右。石、玉器共341件，其中磨制石器266件、打制石器64件。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红陶。绝大多数陶器为手制，只有泥质灰黑陶上使用了轮制技术。从陶器分析，既有地方的显著特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点。最有地方显著特点的是各种刻划纹筒形罐；具有大汶口文化特点的是红陶实足鬹、红陶罐形鼎、红地红彩陶片、红地黑彩陶片、红地复彩陶片和釜形鼎等。特别是红陶实足鬹流与口平，腹如罐，下接三个实心锥状足，与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鬹十分接近。其他生产工具还有陶刀、蚌刀、蚌镰、蚌镞、牙镞、陶拍、骨针、骨锥、骨梭、角锥、陶纺轮等。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065±100年。     上层文化房址多保存不好，能看出形状的仅4座，半地穴式建筑，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直径在5——6米左右。灰坑48个，大多是废弃的窖穴。石器以磨制为最多，种类有斧、铲、刀、杵、磨盘、磨棒、矛、镞、网坠、锛、凿、纺轮、锥等，尤以有段锛和巨型网坠最富特征。陶器既有本地特点，更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而且特点越来越明显。这些陶器有两类，一类为夹砂褐陶，另一类是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厚仅1——3毫米的蛋壳黑陶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器形主要有折沿罐、叠唇罐、鼎、豆、盂、杯、器盖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针、骨锥和陶猪、陶兽、陶人头像等雕刻艺术品。骨针磨制得十分纤细精巧，针孔仅可容蜡光线穿过。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 280±100年、公元前2 230±90年、公元前2 160±90年、公元前2 130±70年、公元前2 070±90年。 上层文化席篓里盛装的炭化谷物，发表报告时认为是粟，后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杨守仁等教授共同鉴定为黍的籽粒 。这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标本。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包括家猪、狗、斑鹿、獐、獾、野猫、麝、狍、马鹿、豹、熊，以及飞禽、鱼类的遗骸和海产软体动物介壳等。     郭家村遗址是大连地区重要的遗址。随着20世纪70年代该遗址的发掘和以后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遗址的发掘，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编年逐步建立起来。     1977年4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旅顺于家村遗址，揭露出房址7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器物260余件（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期。上层文化揭露房址6座，其中F3至F7互相叠压，时间不会相差太远。F5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呈不规则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坚硬，四周现存10个柱洞，南面埋有利用大陶壶口部制成的灶圈。遗物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有陶壶、陶罐、陶碗、陶杯、陶豆、石斧、石锛、石矛等。下层文化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网坠、镞、环刃器、矛等。除个别网坠为打制外，其余都是磨制。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较厚，以黑褐陶为主，黑皮陶次之。多为手制，壶和罐的口部有的经慢轮修整。绝大部分陶器表面磨光，个别纹饰为弦纹、弦纹乳点、刻划纹和镂孔等。器形有罐、壶、豆、杯、盆、钵、碗、灶圈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锥、骨铲、骨凿、骨针、骨鱼卡等。     上层文化仅揭露出F1，已被修梯田时破坏掉一半。墙壁是泥土堆筑，地穴上部西侧有一排不规则石块，可能是石墙。残存房址周围有柱洞23个，基本上是按内外两排排列。灶坑在西北，是两个深浅不一相连的火塘，用3块扁平石板铺就，中间有一保存火种的矮圈足豆。上层文化石器有斧、锛、刀、网坠、纺轮、棍棒头、矛、镞等。陶器可复原的很少，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很少，陶胎较薄，以黑褐陶为主。多为手制，个别有轮修。素面居多，表面磨光。纹饰有刻划纹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矮足镂孔豆、簋、杯、壶、罐、钵等。大多数器物为圈足器，有的圈足有三个缺口。其他器物有骨锥、骨针、骨鱼卡等。     于家村遗址下、上层文化都属青铜时代，分别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相对应，属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于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275±150年、公元前2 135±100年、公元前1 705年、公元前1 680年；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330±85年、公元前1 280±90年。     1977年4月——6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墓地从外表看，是用小海卵石封顶且隆起的小土丘，残存面积约960平方米，有58座墓（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大连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文物》1983年第9期）。这些墓是多次筑成的，先筑出中间部分，其他则是后来傍筑的。每座墓都是用在附近海岸取来的石块，于地面筑成的，以长方形为最多，其次是椭圆形。     砣头积石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颠倒交错叠压在一起。墓室东西向，则头骨有东有西；墓室南北向，则头骨有南有北。各墓内人骨多少不一，最多的达21具。每座墓内的人骨都不是一次埋入的，人骨之间仅以一层小海卵石隔开。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迁葬仅见一例。     砣头积石墓地随葬品以陶冥器为主，多放在墓的两端，有形状多样的罐、壶、杯和豆、钵、盆、舟形器、镂孔尊形器等。陶冥器特点明显，都是夹砂黑褐陶，纹饰主要有凸棱纹、刺点、弦纹和刻划纹，尤以凸棱纹与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编织纹最富特征。石器数量不多，种类有斧、锛、刀、矛、环刃器、纺轮等。青铜器只有6件，有镞、圆形泡饰、环、鱼钩等。装饰品种类较为丰富，有石珠12串、陶珠9串，还有绿松石坠、玛瑙坠、白玉坠、莹石坠和骨贝。砣头积石墓地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尚不明显。一些大墓随葬品很少，甚至一无所有，相反一些小墓中随葬品却较为丰厚。     砣头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在质地、器形、纹饰诸方面都与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相同，墓壁里夹杂的陶片也属于于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应是于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330±85年和公元前1 280±90年，另从24号墓出土的青铜镞具有的商末周初特点分析，砣头积石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已进入青铜时代后期阶段。后来公布的墓地人骨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25年±110年，显然过晚，故不采用。     1978年10——11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对长海县广鹿岛柳条沟东山、小珠山、吴家村、蛎碴岗、南窑和大长山岛上马石、高丽城山等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于临祥、苏小幸、刘俊勇、周家花、许正雄，长海县文化馆王璀瑛、傅清君等。发现有房址、灰坑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许明纲、许玉林、苏小幸、刘俊勇、王璀瑛）：《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该遗址分为一、二、三期。小珠山一期文化（下层）生产工具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球和磨制的岫玉斧、磨盘、磨棒等；生活用具陶器以羼滑石粉末的黑褐陶直口筒形平底罐为主，纹饰以压印之字纹和压印之字纹与编织纹组成的复合纹为主。     小珠山二期文化（中层）发现有房屋遗迹，因扰乱严重，结构不明。生产工具石器以磨制的斧、铲、刀为主；生活用具陶器以羼云母粉末的夹砂红褐筒形罐为主，同时出现了壶、钵、鼎、器盖、三足觚形器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并出现红地黑彩彩陶片。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 940±150年、公元前3 860±100年、公元前3 670±110年、公元前3 320±100年。     小珠山三期文化（上层）生产工具石器几乎都是磨制，有斧、锛、刀、杵、磨棒、网坠、砥石等；生活用具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口沿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折沿鼓腹罐、壶、钵、豆、三环足盘等，纹饰以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     上马石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分为下、中、上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战国五期，下层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中层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即上马石上层类型。个别地段还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瓮棺墓地，以及曲刃青铜短剑墓地等 。     上马石遗址下层文化房址面积较小，室内还发现有驯养的狗。既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石器，陶器与小珠山一期文化相同。     上马石遗址中层文化石器多是磨制，陶器具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特点，三环足盘比较多见。总体看来与小珠山三期相近。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450±110年、公元前2 095±100年。     上马石遗址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石器几乎都是磨制，镞、矛、棍棒头等兵器较多。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 220年±150年、公元前1 180年±100年。     瓮棺墓共发掘了17座，均为小孩和未成年人的墓，以单个大壶作为葬具，瓮口向上者盖有石板，瓮口向下者则有意打掉底部。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陶冥器，与邻近的普兰店市单砣子第一、二号墓随葬陶器相同 。       曲刃青铜短剑墓地与瓮棺墓地毗邻，共发掘10座墓，出土随葬品的仅有3座墓。墓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件，由T字形柄、剑身、加重器和包护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柄与剑首空隙处塞满麻布。年代约为战国早期 。     吴家村遗址文化内涵单纯。F1保存最为完整，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挖在生土层中。东西长4.97米、南北宽4.76米。门位于东北角，门道向房外伸出，呈半圆形，有一步台阶。房内四周有里外两排柱洞，外面一排靠近墙边，柱子一般较粗。有的是主柱和傍柱并排支撑。从房内堆积分析，房子四壁是用树枝或草围好后抹泥。房顶以檩、椽为骨架铺草抹泥。由于意外失火，生活用具陶器和生产工具石器、骨器，以及一头小猪均被压在房内。遗址中出土打制石器有刀、镞、网坠、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锛、铲、网坠、镞、杵、砥石、磨石、磨盘、磨棒等。需要指出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包括玉斧、玉锛、玉凿、玉牙璧、玉环等。陶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红褐和红陶，另一类是泥质红陶。夹砂陶器器形多为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泥质红陶器壁较薄，鬶、盉、壶、盂、钵、碗、豆等器表磨光，深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遗址中还出土有陶猪等陶塑艺术品。陶猪形态丰腴，是家猪的造型。出土的动物遗骨以家猪为最多，鹿、獐次之。海产软体动物贝壳有牡蛎、锈凹螺、疣荔枝螺、红螺、毛蚶、青蛤、沙海螂、紫石房蛤、伊豆布目蛤、鬘螺、单齿螺、帽贝、笋螺、福氏玉螺等。     吴家村遗址属小珠山二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 880±100年。     柳条沟东山遗址文化内涵单纯，陶器通体饰压印之字纹。年代应稍早于小珠山遗址下层。     蛎碴岗、南窑遗址均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的发现，是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考古分期、编年的重要标尺，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小珠山遗存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列为新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因此，可以说1973——1977年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1980年4月——1982年6月，在大连地区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史前时代遗址322处、墓葬51处、积石墓地70处、石棚14座、石棺墓69处、青铜短剑墓11处；战国遗址9处、墓葬14处、城址2处、汉代遗址4处、城址8处、墓葬84处；魏晋墓葬8处、高句丽山城10处；辽金元遗址88处、墓葬49处、窑址2处、石塔2座、摩崖造像1处；明清城址20处、墓葬52处、庙宇21处、烽火台80座。其中，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遗址、普兰店望海寺摩崖造像是三年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许明纲、刘俊勇：《大连市文物普查主要收获》，《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     1987年3——7月初，由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旅顺博物馆、各区市县文物干部组成的考古队，首次对位于大连市大连湾镇政府所在地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海北岸半岛尖端的大嘴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1987年大嘴子遗址发掘的有许明纲（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队长，刘俊勇（旅顺博物馆）、吴青云（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副队长。队员有于鸿志、王瑽、张波、葛显斌、于礁、孔明、任乐元、赵静雪（旅顺博物馆）、张本义、张清濂、王家忠、王立昱（金州博物馆）、赵云积（瓦房店市博物馆）、姜福德（新金县文化馆）、孙德源（庄河县文化馆）、刘华堂（旅顺口区文化馆）、刘文越（甘井子区文化馆）等。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出房址50余座，石墙数条，出土各类器物近2 000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大连出版社，200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辽宁大连市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2期）。大嘴子遗址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分别与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相对应，尤以第三期遗存最为丰富。由于大嘴子遗址绝大部分探方未掘到生土，故第一、二期文化遗物发现较少。不过，大嘴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铜戈残段，是重要发现之一。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建筑遗迹分为房址和石墙两部分。房址有石筑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以半地穴式为最多。石筑地面式房址以石块筑墙，都是废弃建筑。半地穴式房址有方形圆角、圆形和椭圆形三种，这类房址往往是因失火而倒塌，室内都有陶器、石器等出土。石墙是同类遗存的首次发现。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陶器以夹细砂灰褐陶为主，还有少量的黑皮陶和泥质灰黑陶。房址中的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个别的为轮制。陶胎一般较薄，大型陶壶数量多，从断碴观察，陶胎系几次相套接而成。器形除壶外，还有罐、碗、豆、簋、盆、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数量较大。陶器素面多，纹饰多在壶的颈、肩、腹部和簋的肩、腹部。刻划纹数量显著增加，种类也繁多，并有刺点纹、凸棱纹和附加堆纹等。此期仍有彩绘陶。彩绘颜料和绘制图案同第一期文化，并有在刻划纹上绘彩之例。F35出土的两方石砚是首次发现，证明这些彩绘陶器的图案是本地居民自己绘制的。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出土最多。石斧已由棒形弧刃发展到扁平斜刃；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繁多；长身弧背石锛特点明显；石戈、石矛、石剑、石 等兵器大量出现。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铜器仅出土一件形体硕大的铜镞，很有地方特点。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F3中发现有6个装有谷物的陶罐，经专家鉴定为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大嘴子粳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属于首次发现，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发现的意义更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条传播路线应当是从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这五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四站过去都有稻谷（米）标本发现，这次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石墙，在辽东半岛是首次发现，在社会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石墙和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发达的兵器的出现与使用，表明当时战争已很频繁，并有相当规模。就其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1990年4——8月，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庄河北吴屯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许玉林、曲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小幸、王嗣洲、张翠敏（旅顺博物馆）、孙德源（庄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揭露房址8座、灰坑2个、围栅基址2道，出土生产工具500余件，复原陶器60多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许玉林、苏小幸、王嗣洲、孙德源）：《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北吴屯遗址分为下层文化遗存和上层文化遗存两期。     下层文化遗存发现5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5米，大者直径达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向南，门道较短。房内有石砌方形灶址，有的旁边还附砌小灶。房址分布密集，但排列有序。在居住区边缘有木围栅基址。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多羼有滑石颗粒和粉末。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编织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斜线纹、波浪纹，以及由两种组成的复合纹，也有少量刻划纹，特点是以单一纹饰为主，施纹均不到底。器形以筒形罐为最多，其次是鼓腹罐、矮领壶及钵、碗、杯和无底筒形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磨盘、磨棒、网坠，还有玉凿；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尖状器、锄、球等。其他器物有骨针、骨锥、陶片网坠、陶片纺轮等。下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 470±185年（树轮校正值）。     上层文化遗存发现3座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一般长约4米，大者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朝南，门道较短且开在西南角，房内有圆形土灶址。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黑陶，羼滑石较少。纹饰以各种刻划纹为主，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编织纹、网格纹、点纹和乳钉，出现了刻划“弓”字纹。器形以侈口筒形罐为主，其次是鼓腹罐、小平沿罐、高领壶、折腹碗及杯等。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出土了玉鸟、玉凿等。打制石器和其他器物与下层文化遗存相同。上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 140±120年（树轮校正值）。报告编写者认为此数据偏晚。北吴屯上层文化遗存代表了小珠山二期文化的前段，填补了小珠山二期文化前段的空白。     1990年4月1——25日，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联合发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京、杨柏林，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陈全家、陈国庆，旅顺博物馆刘俊勇、王嗣洲，瓦房店市博物馆刘作富、杨允宽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86级部分同学。揭露房址6座、灰坑17个、沟4条、墓葬2座，出土遗物200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陈全家、陈国庆、刘俊勇、梁振京）：《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三堂村遗址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有圆形、方形圆角和椭圆形三种。灰坑内有大量贝壳和烧骨、陶片，并发现有两座小孩墓。石器有斧、刀、网坠、矛和玉牙璧等；骨、角、蚌、牙器有锥、鱼卡、梭等；陶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叠唇筒形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这种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在器表经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类有壶、钵、碗、盂，但数量很少。     第二期文化遗存房址3座，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石器种类有斧、锛、凿、刀、剑、杵、网坠、磨盘、磨棒等；骨、角、牙器有锥、鱼卡、鱼镖、矛、刮削器等；陶器多夹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以折沿鼓腹罐为最多，还有壶、碗、钵、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环足盘和环梁器盖等。     三堂村第一期文化遗存是新确认的文化，它与新民偏堡、东高台山和沈阳肇工街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相同，年代大体在距今5 000——4 500年之间。三堂村第二期文化遗存与小珠山三期文化、郭家村遗址上层出土器物相同，年代应与郭家村遗址上层大致相若。 1996年10月6——19日和1998年3月30日——4月4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旅顺北海大砣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张翠敏，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孙波等。两次发掘揭露房址8座、灰坑4个，出土遗物2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俊勇、张翠敏）：《辽宁大连大砣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大砣子遗址已发掘地段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个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未发现房址，仅发现灰坑3个。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杵、研磨器、有刃器、磨石、球、纺轮等，多为磨制。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匕、牙饰件等。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多为轮制，器表磨光，陶色较纯正；夹砂黑灰陶和黑褐陶多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罐、盂、碗、器盖、豆、杯等。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和折棱，底部下接三个弧形矮足，是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与双砣子二期文化相同，年代也与之相符。     第二期文化遗存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1个。石器共142件，有斧、锛、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其中，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     1980年8月上旬，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发掘新金县双房墓地。该墓地包括石棚6座、石盖石棺墓3座（许玉林、许明纲：《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2号石棚出土有经火烧过的人骨和夹砂红陶网格纹壶1件、石纺轮1件。6号石盖石棺墓出土随葬品有曲刃宽叶柱脊青铜短剑1件、滑石斧范1套（两扇）、叠唇深腹陶罐2件、钵口有耳圈足陶壶2件。6号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以往发现相比，剑身较短，尖节距尖部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比较原始。所出土的陶壶等器物，在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开原李家台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需要提及的是，前述双房石棚与6号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二者的年代当不会相差太远，6号墓出土的陶器与于家村上层和上马石上层类型有联系，年代也有向前提的可能。     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有1982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发现的药王庙遗存（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12期）。文化特征为石器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钺、双肩石锛为代表性器物，陶器以叠唇深腹罐为代表。年代为距今3 000年左右。     1992年3——4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大连旅顺大潘家村遗址，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旅顺博物馆许明纲、苏小幸、刘俊勇、王瑽、王嗣洲、郭永军、王梅、殷红，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普兰店市博物馆付文才等。揭露房址7座、灰坑7个、儿童墓葬1座、西汉墓葬3座，出土器物5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年第10期）。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中、上层之间。     历史考古方面，主要有汉魏墓葬的发掘，以及辽金元明遗迹和文物的发现。     1972年5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对营城子石板墓进行清理。该墓平面呈“品”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罐、鼎、盆、盒、碟、案、灶、井、房、楼和铁镞1件、五铢钱1枚。陶楼通高54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正中有一长方形门，在第一和第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各设一长方形窗，底部各留一长方形孔，以备各层之间连接。2层顶部均出檐，由筒瓦铺成，前面有圆形几何纹瓦当。楼之四角和门、窗四周以及斗拱均绘红彩。第二层的底部阴刻隶书“高楼”二字。年代约在魏晋之际。     1975——1978年，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先后对新金县花儿山陈茔、乔家屯、姜家屯、西北山等处20多座贝墓进行发掘。其中陈茔、乔家屯7座贝墓的材料已发表（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刘俊勇）：《辽宁新金县花儿山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余材料尚待发表。已发表的7座贝墓，分为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晚期两期。西汉前期以花儿山M1为例，随葬陶器中有鼎、盆各4件（红、灰各二），盒、壶各2件。除各2件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施绿彩为地，其上再以红、白、赭石等彩绘蟠螭纹、几何纹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组合与中原地区鼎、盒、壶组合如出一辙，其年代为西汉前期无疑。西汉中晚期以花儿山M7为例，墓室长4.8、宽4.4、深1.8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有鎏金铜柿蒂泡钉的皮质饰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5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两棺之间和女性死者脚下置有大量的随葬品，有彩绘盖壶、盒、洗、盆、魁、灶、耳杯，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铜带钩，漆樽、案、钫，石板砚，以及五铢钱等。陶器组合除具有前期鼎、盒、壶、盆外，新出现了熏炉、灶、耳杯等新器类。花儿山M7陶灶呈圆形，是同类器中较早者；墓中所出的100枚五铢皆为满城汉墓Ⅱ型五铢，但从随葬器物分析，其年代当在宣帝至成帝时期。     1989年5月30日——6月14日，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瓦房店市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瓦房店市老虎屯马圈子村东北的4座石板墓，出土随葬器物70件（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许明纲、刘俊勇、吴青云）：《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1993年第1期）。年代当在东汉末期至魏晋。     2003——2004年，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配合基本建设组成“营城子汉墓考古队”，对营城子发现的180余座汉墓进行了发掘 ，其中大部分是贝墓。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贝墓中，有一批只出新莽货泉的墓。这是明确的新莽时期的墓葬，可以据此作为标杆，确定一批新莽时期墓。近年来在大连营城子发掘的一些砖室墓和石砖贝合筑墓，可以视为贝墓的孑遗。     砖室墓是1999年发掘的沙岗子农科院墓(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金有、阎永生):《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记略》，《大连文物》，1999年)和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沙岗子农科院墓为单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5、东西宽6.1米。四壁均以长30—32、宽14—16、厚6厘米的素面灰砖筑成，筑法随意，并无规律，或卧、或立、或纵、或横。从残存墓壁可以看出，墓是先筑出高3.2、厚0.5米的四壁，在四壁上、下8个角预留对称的16个方槽，南、北壁中部还各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大方槽，表面以立砖封堵，南、北两壁之上顺外沿再筑单层立砖直至墓顶，共12层，并无起券痕迹。所有方槽中均有大量木炭，表明曾安插过大型木方。墓壁和墓底也发现大面积火烧过的木灰痕迹，而从墓顶塌落的灰砖极少。综合以上迹象分析，该墓当为砖木合筑，即四壁以灰砖筑砌，墓顶似为硬山式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底铺有15—20厘米厚的贝壳。这显然是贝墓的孑遗。沙岗子农科院墓的筑法并无规律，是砖室墓的初始筑法，故带有贝墓的遗风。随葬陶器有陶节颈壶、罐、“二千石”洗、盆、灯、博山炉、井、灶、器座，铜器有昭明镜、日光镜、博局镜、鎏金车马具模型、鎏金漆器附饰朱雀、熊足，以及铁剑、铁锸，石板砚等。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筑法与沙岗子农科院墓大略相同，四壁多是由一摞一摞灰砖摆放，四壁多贴有一层贝壳，墓顶也有一层贝壳。既是砖室墓的初始阶段，又是贝墓的孑遗。     2003——2004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石砖贝合筑墓，也属贝墓的孑遗。该墓四壁由卵石和碎砖筑成，内有贝壳壁，底部也铺有一层贝壳。该墓共出土4件青铜器，计有鼎、樽、承旋和洗各 1 件。鼎为常见的西汉典型式样。器身呈椭圆形，腹为圜底，盖为圜顶，两者以子母口相扣合。腹下为三蹄足。器口两侧各有环耳，腹上部有一道突起棱线。盖顶是三枚环状柱头钮。樽为筩形，口沿与底部有突起纹带，腹部两侧各有兽面衔环铺首，腹下为三蹄足。承旋是与筩形樽相配使用的器物。该承旋为圆案状，案面有繁缛的线雕花纹，似为龙纹。下有三个蹲坐人足。人作深目、高鼻、大嘴状，以头部顶起圆案。这种造型极为罕见。因出土时与樽放置在一起，故定名为承旋。洗为折沿，腹壁较直，两侧各有铺首，平底。与上述4件青铜器共出的其他器物还有龙纹金带扣、铜印（因锈蚀严重，已不见印面文字，仅可辨出兽钮）、玉剑璏等。可以断定，墓主人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该墓出土的这批器物，堪称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汉墓之最。 辽代考古发现较少。1973年庄河市高岭刁家沟发现的一批辽代晚期文物当出自墓葬，有铁马镫、衔、釜、刀、镞和铜盘、钵、匙、带卡、环、包银圆形泡饰、包银心形泡饰等（刘俊勇：《庄河市发现的辽金元文物》，《大连文物》1997年第1期）。     金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0年5月15日于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新金县望海寺摩崖造像（许明纲：《大连市新金县发现金代摩崖造像》，《考古》1988年第1期）、1978年9月发现的复县（今瓦房店市）谭家屯窖藏（刘俊勇：《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6年发现的瓦房店市台后村刻字铜钹（赵云积、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铜钹窖藏及有关问题》，《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金代铜官印（许明纲：《大连市出土金代官印》，《考古》1983年第8期）、官府验记铜镜（许明纲：《辽宁大连出土官府验记官印》，《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窖藏铜钱（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等。     元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73年6月发掘的旅顺寺沟砖室墓（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1989年黄海海域（旅顺口老铁山东南）出水瓷器（刘俊勇：《黄海黄海海域出水元代瓷器》，《大连文物》1992年第1期）、1980年11月发现的复县舒店瓷器窖藏（王嗣洲：《复县发现一处元代瓷器窖藏》，《辽宁文物》1983年第4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元代铜、铁权（许明纲：《大连地区出土元代铜铁权》，《考古》1987年第11期）等。     明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5年3月31日发掘的金州萧金山明墓，出土的白瓷注壶、白瓷大碗胎体甚薄，做工精细，堪称精品（吴青云：《大连金县萧金山明墓》，《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其他重要的发现还有1976年3月发掘的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明墓（刘俊勇：《大连碧流河水库淹没区的明墓清理》，《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1983年6月和1987年3月旅顺小黑石海域和瓦房店市长兴岛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刘俊勇：《大连小黑石出水铜火铳》，《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以及1967年10月金县牟家供销社院内、1975年10月庄河薛家屯、1981年11月22日旅顺水师营东沟村、1983年3月瓦房店刘屯等地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许明纲：《大连市发现的明代窖藏青花瓷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等。     这一时期，在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学研究方面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史前考古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周信学、孙玉峰、王志彦、王辉《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中国大连考古研究》（崔茂藏译，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论文主要有综述1973——1980年间的考古新发现（刘俊勇：《综述旅大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1945——1980年和1945——1985年考古主要收获（许明纲：《建国以来大连考古的主要收获》，《学习与研究》总29期，1981年；《大连解放四十年来考古主要收获》，《大连文物》1986年第1、2期）、1895年至20世纪末考古发现与研究（刘俊勇：《百年来大连考古发现与研究》，《白云论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等。     史前考古研究大多侧重在分期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双砣子三叠层以来，主要有三期文化说，以双砣子下、中、上层为代表，划分为一、二、三期文化，一、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类似，但地域性突出，故另行命名；至于三期文化则与当地的青铜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证实过去的一些发现，也与上述的三期文化有关（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七个类型说，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四个类型 ：以小珠山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于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三个类型：以于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曲刃青铜短剑墓代表的类型（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三个阶段说，以小珠山遗址的层位为根据，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较为接近，中层受大汶口文化影响强烈，上层约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王承礼、张忠培、林沄、方起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四种文化说，以小珠山下层类型、郭家村下层类型、郭家村上层类型和于家村下层类型为代表（郭大顺、马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期）。八种文化（类型）说，小珠山下层文化、郭家村下层文化、郭家村上层文化、长兴岛北洼（三堂村遗存）、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上马石上层类型、药王庙类型（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问题》，《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大连青铜时代文化概述》，《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三种文化说，以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文化（包括小珠山下、中、上层，上马石下、中层，郭家村下、上层），青铜时代的双砣子文化（包括双砣子下、中、上层，于家村下、上层、高丽城山）和上马石文化（上马石上层）（许明纲：《试论旅大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八种文化遗存说，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尹家村一期文化、尹家村二期文化。以上八期文化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谱系，即以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包括郭家村一、二期）为一群，而双砣子一、二、三期（包括于家村一、二期）和尹家村一、二期文化为另一群，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自己的渊源和承袭关系。此外，在长兴岛以及大连营城子文家屯等地的若干遗存，又与沈阳偏堡遗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可能代表由北而南发展的另一文化谱系（安志敏：《辽东史前文化的序列和源流》，《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新石器时代文化九期说，其中一至三期为压印纹文化谱系，五至九期为刻划纹文化谱系，四期为过渡期（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笔者近年提出大连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分期为新石器文化即小珠山一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小珠山二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铜石并用文化即三堂村一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早期青铜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刘俊勇：《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待刊稿）。学者们还就大连地区羊头洼类型和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分期研究（陈光：《羊头洼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徐光辉：《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史前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十分踊跃，成果尤伙（王嗣洲：《试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初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王嗣洲、苏小幸：《大连地区史前开发史初探》，《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在农业、渔业和环境、动物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刘俊勇：《辽宁大连大嘴子稻谷、高粱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于临祥、王宇：《从考古发现看大连远古渔业》，《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渔业生产初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大连北吴屯遗址出土兽骨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尤玉柱等：《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张翠敏：《试论大连地区原始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活》，《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由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考古发掘资料渐多，学者们开始对两个半岛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俊勇：《史前时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随着史前玉器在我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大连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也受到关注（刘俊勇：《大连出土的岫玉器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大连出土玉器初探兼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大连文物》1991年第1、2期合刊；《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研究》，《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辽东半岛玉牙璧初步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周晓晶：《辽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小川（大贯）静夫、岗村秀典、宫本一夫等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进行多方面研究（小川（大贯）静夫：《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史前陶器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岗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宫本一夫：《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及相互影响》，《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东新石器时代陶器编年的再探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马石上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王巍：《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一直是东北亚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自孙守道、徐秉琨首先开始研究起（《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和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几十年来始终是方兴未艾。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较早对包括大连地区在内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进行研究（《中国东北地方早期金属文化的概貌》，《考古学杂志》第53卷第4期，第54卷第1、4期，1968年、1969年）。我国学者林沄、靳枫毅对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综合研究（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最为引人注目。研究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文章不多，刘俊勇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把大连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春秋时期；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前期；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12号石椁墓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后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韩国学者对楼上3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进行研究，认为M3应为比M1早几个世纪的墓，从而得出楼上M3与岗上墓地属同一时期，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的结论（李亨求：《旅顺后牧城驿楼上3号墓出土的琵琶形青铜短剑的年代商榷》，《考古》2002年第10期）。     历史考古方面以汉墓的分期与研究的成果较多（刘俊勇：《辽宁汉墓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辽宁汉代贝墓类型与分期探讨》，《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大连汉墓初论》，《大连文物》1996年第1、2期合刊）。根据以往资料，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206－前141），以花儿山M1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以营城子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48－24），以花儿山M7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器形；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以前牧城驿砖室墓为代表，随葬陶器有鼎、仓、樽、瓮、盒、罐、壶、盆、盘、房、灶、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106－220），为花纹砖室墓，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新出现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等器类，铜镜出现“位至三公”铭文。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     汉魏以降考古学研究，还有对高句丽山城的考证（许明纲：《大连地区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自1964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相信今后的大连地区考古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